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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困惑的话题。常言道“团结就是力量”，歌曲这样唱；西方也有口号“团结的人民永远不会被击败”（The people united will never be defeated），在游行中反复传颂。然而现实却很骨感：团结为何如此困难？
我认为，团结问题仍需运用唯物主义方法论加以分析。我们当下所处的社会仍是阶级社会，不同阶级之间存在强烈的利害冲突。这种冲突是对抗性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导致你死我活的斗争。在此情形下，根本谈不上团结——狼与羊之间谈团结，岂非笑话？团结必须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不仅不同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是对抗且不可调和的，就连统治阶级内部，无论是封建领主、奴隶主还是资产阶级，其矛盾也往往是对抗性的。这表现在数千年连绵不断的战争之中：历史上的战争，绝大多数是统治阶级之间或部落之间的战争，真正的内战相对较少，当然也有农民起义。改朝换代、三国争雄，乃至两次世界大战，本质上都是统治阶级或压迫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对抗性矛盾。
然而，劳动人民内部同样存在利害冲突，表现为个人利益、小集团利益与全局利益的矛盾。家庭中夫妻之间、同学之间、同事之间、同志之间，以及街坊邻里等各类群体，都难免有磕磕碰碰。在农村，邻居间也会因利益损害产生纠纷。这种利害冲突带来种种矛盾，不可避免，但其性质并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夫妻之间、同学之间、同志之间岂能如此？这些矛盾的根源，说到底在于个人利益、小集团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冲突。问题在于如何处理这些非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多种多样：当今社会普遍存在性别对立、代际矛盾、地域歧视（如一度将河南人视为“二等公民”的地域黑现象）；工厂流水线上熟练工与技术工之间、不同工种之间也有矛盾。但无论人民内部矛盾多么错综复杂，他们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因为他们都是劳动人民。劳动人民从根本上反对人压迫人的制度，追求解放，这是他们的根本利益所在。因此，他们的斗争不能简单等同于改朝换代，尽管有些人对此认识不清。
这些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源，终究是私有观念和私有制。唯有反对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才有可能克服种种错综复杂的内部矛盾。面对利害冲突，是从个人、小集团利益出发，还是从全局利益出发，决定了矛盾的性质。凡坚持个人利益至上、小集团利益至上、宗派利益至上，都违背了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这是根本原则。
那么，要团结，就必须克服个人利益和小集团利益至上的观念。这些观念有时毫不掩饰，有时则较为隐蔽，甚至可能打着革命旗号破坏团结。我曾见到一种荒谬观点：认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民工进城打工是一种“反动”，是反动势力，因为他们破坏了国企工人的岗位，声称统治阶级利用农民工打压国企工人。同理，也有人将发达国家的非法移民视为反动势力，认为他们威胁了当地工人的生存。这种观点把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当成对抗性矛盾，其荒谬之处在于，以工人阶级中一部分人的小集团、宗派利益，取代了工人阶级的整体和全局利益。
无论是国企工人还是农民工，都是工人阶级；无论是当地工人还是所谓非法移民，也都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内部存在不同群体，利益确有差异，但都同属统一的工人阶级。要达到工人阶级的团结，就需要正确看待这一点。如何克服个人利益至上、宗派利益至上和小团体意识？必须是地位相对较高的工人支持地位相对较低的工人的斗争。国企工人地位高于农民工，就应支持农民工的斗争；技术工人支持普通工人；当地工人支持外来工人；主体民族支持少数民族；性取向多数群体支持少数群体；男性支持妇女；工龄长的工人支持年轻工人。要做到这些极其困难，因为它触动每个人的个人利益。团结需要高姿态，从全局利益出发。这便需要有阶级觉悟的劳动者，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去说服教育那些被私有观念束缚、从个人、小集团或宗派利益出发的人，尤其是那些坚持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的人，与他们进行思想斗争。斗争的方法只能是摆事实、讲道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任何试图通过暴力或高压手段解决问题的做法都无济于事，不可能真正克服人民内部矛盾。
那么，如何做？必须参考历史经验。历史是社会科学的实验室，并非唯心主义。例如，1967年春，上海是如何克服造反派内部矛盾的？安亭事件（1966年11月）后，从苏州撤回上海的成员中有一人叫耿金章，成为那批人的领袖。上海工人一月夺权后，他未能进入领导班子，便试图搞第二次夺权，经其他造反派说服教育，他放弃了二次夺权的主张，但一直在工总司内部闹派性，争夺领导地位。当时许多工总司头目主张逮捕耿金章，有人极力反对，指出耿金章手下有群众，他是二兵团的头目（二兵团即从苏州撤回的工人），抓他会激化矛盾。于是，工总司花了数月时间进行宣传教育，克服派性。到五六月间，耿金章仍闹派性，将其逮捕后，群众毫无反应，因为他已丧失群众基础。群众认识到他是为个人利益争权夺利。上海工人对打派仗大多不感兴趣，参与的只是少数。由此可见，必须经过说服教育，走群众路线，才能改变这些人。
相比之下，武汉的工人打派仗打了十年，造反派内部派性斗争经久不息。众所周知，七二〇事件前是“保皇派”和走资派扶持的“百万雄师”与造反派武斗；七二〇事件后造反派翻身，又闹新派、刚派，每次联合后一解放又闹派性。追究根源，是这些造反派头目浓厚的个人主义、小集团意识、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这导致他们无法真正团结，总是“唯我独左”“唯我独革”，要求别人以我为核心来团结，不听我的便是破坏团结。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各自为政、各行其是、随心所欲，不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协调千千万万工人的劳动，不能随心所欲、各自为政。自由散漫的根基正在于此。武汉工人相对缺乏传统，而上海工人拥有更悠久的斗争意识、集体意识和全局意识。因此，要克服小生产意识、自由散漫、各自为政、随心所欲等小资产阶级思想，劳动者群体内部就必须做到：经验丰富者不轻视缺乏经验者，地位高的工人不轻视地位低的工人，体力强者不轻视体力弱者。这是因为，用唯物主义观点看，每个人都是社会化大生产中的一个环节。唯有平等待人、协调努力，才能真正进行社会化大生产，为人民的长远利益服务。判别是非，都要从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工业体系的角度出发，从全局利益出发，才能克服小团体和个人利益至上。
那么，那些被看不起、被歧视的人应当如何对待歧视者？当然要斗争，但不能把那些人当作敌人。必须认识到，歧视者和被歧视者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问题在于如何说服教育那些打压、歧视、看不起自己的人，使其平等待人。
我认为，这里应当学习毛泽东。历史上，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常受打压，这段历史大家应该熟悉。他是如何对待打压自己的人的呢？早期党内许多同志并不认同他的主张。毛泽东采取的是积极态度，尽量说服教育那些犯错误但尚未认识错误的人。从第四次反“围剿”、第五次反“围剿”到长征路上，他始终做到批评与团结相结合，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团结，没有把那些人当作敌人。在井冈山，许多人曾将他选下领导岗位，对他很不认同，甚至几年无人敢与他往来。无论他对执行错误路线者的行为感到多么愤怒，始终未将其视为敌人。党内那时斗争极其激烈。我去年秋天去井冈山一带红色旅游，感触很深。当时斗争复杂，许多人认识不清，参加革命的动机各异，还有客家人与本地人的矛盾，问题错综复杂。毛泽东如何将革命队伍团结起来，极其艰难。设想我们身处当时，没有事后诸葛亮的优势，会采取什么立场？只要立场正确，敢于承认并改正错误就好。毛泽东就是优秀榜样：受打压时不在乎个人恩怨，时刻从全局出发，不搞分裂。我看过电视剧《井冈山》，其中展现当上海中央遭破坏后，许多领导人来到苏区，毛泽东当时完全有可能搞分裂——“既然你们说我这不行那不行，那就你们自己干吧”，但他没有，没有搞宗派主义。遵义会议后，他也没有打击报复，没有得意忘形。他在乎的是赢得革命，而非在小圈子里赢得辩论、让人哑口无言以获得快感。我们在革命队伍或左翼内部斗争时，应当对照毛泽东的做法，反思自己是否受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是否各自为政、各行其是。说到底，这是能否从全局利益出发的问题。
革命事业是一个有机体，每个细胞都影响其运行。它由千千万万有觉悟的劳动者的共同努力推进。因此，团结是所有要革命的工人共同改造世界的任务。对任何矛盾、任何冲突，都要从其与全局利益的关系出发来分析和克服。例如，我们对许多行为看不惯：有人说话方式、办事风格我们看不惯，有人对性取向看不惯，对穿着打扮、言行举止看不惯。这就需要调查研究，才能理解对方为何如此。我刚到美国时，对同性恋也看不惯，了解之后，才明白自己曾是坐井观天，不懂人生的复杂性。最近去欧洲，接触到变性人群，以前不了解，与活生生的人交流沟通后，才理解他们的痛苦和处境。另有一例，有人在国外每次见我总穿着笔挺、打着领带，起初觉得奇怪，后来得知该国打压移民，穿着正式些警察就不太找麻烦，而警察找麻烦的对象主要是穷人。经过调查才明白原委。因此，在人民内部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要自以为是，将自己的行为准则强加于人。要多做调查研究，了解别人为何如此。好为人师、指手画脚，只会令人反感，这些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表现。看不惯他人行为时，应通过调查研究、沟通理解来克服问题。
以上是我今天的一些思考。
“狼和羊谈团结”这比喻确实戳心，但看完后半段我有点坐不住。大道理都懂，可现实里工人内部搞小团体比谁都狠，那会儿厂里老师傅带徒弟还得留一手呢。说地位高的支持低的，听着没错，问题是人性就这样，真让国企工支持农民工，有几个不觉得是抢饭碗？光喊口号克服不了私心，得制度上给底气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