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需要一面镜子，否则无从知晓自己的模样。无论是责骂、批判、批评还是规劝，都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反馈——好的、坏的，至少能让你看清自己在镜中的形象，这全都是益处。
今天的话题，实际上涉及左派内部的团结问题。众所周知，只有团结才有力量，可为什么左派到处都四分五裂？我这次来到美国，三月中旬先去了德国、法国，然后到这里，接触了许多左派人士，令人感慨的正是左派的分裂状态。美国如此，国内也一样，到处是小团体林立，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
左派之所以会四分五裂，根本原因在于分裂的成本太低。他们本来就没有多少影响力，分裂与否似乎无所谓，而分裂之后影响力就更弱了，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越分裂越没有影响力，越没有影响力，分裂的成本就越微乎其微。
对比一下三十年代的红军，为什么不能分裂？毛主席特别坚持红军不能分裂，“红军不打红军”是一条原则。同样，工人罢工也不能分裂，一旦分裂，罢工必定失败。因此，凡是真正要革命的左派，就不能搞分裂。毛主席曾提出三项基本原则：要马列主义，不要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就把左派内部批判的方法等问题讲得很清楚了。
那么，妨碍团结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正确划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恐怕正是左派四分五裂的根源所在。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实践起来却非常困难。因为只有团结才有力量，所以当革命者之间在革命运动中出现了尖锐的分歧时，该怎么办？要获得左派内部的团结，就不得不进行非常激烈的斗争。
斗争和团结是一对矛盾。左派内部的斗争，历史上称作路线斗争。从建党到一九四九年，都是路线斗争。路线斗争是生死存亡的斗争，因为路线错了，就会被敌人消灭。但它是生死存亡的斗争，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必须分清楚，生死存亡的路线斗争不等于你死我活的斗争：你死我活是敌我矛盾，生死存亡是革命者内部的矛盾。好好研究一下一九四九年以前党内斗争的性质，就能明白这一点。其激烈程度，关系着生死存亡，一旦路线错了，就会被敌人无情地消灭。
因此，斗争的重点不是赢得一场争论，而是要赢得革命。我们应当区分赢得争论与赢得革命。要赢得革命，就必须团结所有主观上要革命的人，并让他们接受马列毛主义的观点。斗争的目的是改变人，是壮大革命队伍，而不是满足于标新立异、树一面旗帜。很多左派特别喜欢标新立异、树旗帜、逞能。斗争与团结的辩证关系在于：要团结就必须有共识，有了共识才有真正的团结。共识是团结的基础。团结并不是回避分歧的一团和气，一团和气不是团结，而是在共识基础上的齐心协力。大家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就有力量。只有在齐心协力的时候，才能体现出阶级的力量。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处于劣势，唯一的优势就是人数。路线对了，就会有枪、有队伍；路线错了，便一无所有。所以，必须齐心协力，才能形成阶级的力量。
然而，任何群体里都会有争议。每个人都有一个大脑，每个大脑的想法都不一样，即便是同一个大脑，早上和晚上的想法都可能不同，昨天和今天也不一样。人的想法时时刻刻在变，一个浩浩荡荡的大队伍里成千上万人，有不同想法就必然有争议，有争议就有斗争。这看起来很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到底怎样去团结？
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是：无产阶级或者说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是要革命的，是不满足于现状的，是要改造世界的。这就是大方向上的一致性。大家都要改造世界，都要摆脱人压迫人的制度。但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由于几千年阶级社会对人们思想意识的潜移默化，人们往往看不清个人利益与阶级利益的关系。虽然他们很明确自己不要什么——不要压迫，不要被人欺负，但究竟什么才是阶级解放的道路，他们看不清楚。这就需要马列毛主义者在人民群众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使人们认识到，只有阶级解放才是个人解放的道路。只有阶级解放了，个人才能获得解放；个人解放如果以背叛本阶级为代价，那决不可取，因为阶级是不能背叛的。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大多数——劳动人民当中当然也包括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是不满足于现状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
要改造世界，就必须团结所有反抗资本主义的力量。这就不光是团结认同马列毛主义的人，也要团结那些对资本主义多多少少抱有幻想，试图通过改良、改革来改变现状的人。比如在十月革命暴动以前，在能够夺取政权以前，只能进行一些看似改良的运动，像美国的八小时工作制斗争，争取社保、养老保险，或者讨薪等。这些都属于改良性质。群众中各种思潮都有，因此要团结这些人，只要他们不是机会主义的投机分子，不是有意识地破坏革命运动，没有站在群众运动的对立面，就都是可以团结的对象。这仍是阶级内部的团结问题，还不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指的是中等资本家、小老板等，他们对大垄断资本不满，大垄断资本压榨他们。对这些不满大垄断资本的人，可以与之建立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一种权宜之计，是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但在工人阶级内部、无产阶级内部、劳动人民内部，不是统一战线的问题，而是团结的问题，是要团结一切反对资本主义的人。必须把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和分化瓦解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这两者区分开来。
为什么这样讲？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既然是科学，在不同观点的斗争中，就必须用一种科学的态度去对待。什么是科学态度？就像我们对待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领域的不同观点那样。这些科学领域里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假设，在未被证实之前会有激烈的争论，但这种争论必须以科学的态度进行。物理学、化学、数学乃至各种自然科学中，人们持有不同观点，大多是因为尚未得到证实，因此只能用科学的态度去对待。比如生物学里，一种药、一种疗法管不管用，是用实验和结果来证明的，而不是靠主观想象。新冠疫情期间的疫苗管不管用，凭的不是谁嗓门大，大家认的是最终的结果如何。当然，资产阶级为了利润会掩盖一些东西，比如疫苗的副作用究竟有多大；又比如转基因的危害，短期内也许看不出来，长期的影响是什么，这些都必须用科学的态度去对待，而不是凭个人意气，更不是争权夺利。垄断资本当然会争权夺利，但作为科学家、作为老百姓，最终认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还是要靠科学的结果来评判。
马克思主义也一样。我把社会领域的研究称为社会学科，而不轻易称作社会科学，因为社会学科里绝大多数并非科学，常常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自然科学则不同，它要依据实验结果，凭事实说话。社会学科要变成科学，就必须实事求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客观规律的，阶级社会的存在是一个客观规律。有人说这是挑动阶级分裂、鼓动阶级对立，但阶级对立是客观存在的，就像白天黑夜、月亮和太阳的区别一样，是客观存在，何来挑动？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那么，这些斗争的客观规律是什么？它就像物理学、生物学、化学等自然科学规律一样。对待这些客观规律，必须有一种科学的态度，才能认识它们，进而驾驭它们。这就很有意思，从哲学上讲，中国传统哲学讲“一物降一物”，世界本身就是矛盾的，把握了客观规律，就可以利用矛盾为自己服务，驾驭这些客观规律。你改变不了客观规律，但能够驾驭它，用的就是“一物降一物”。中医也讲“是药三分毒”“以毒攻毒”，这也说明掌握了客观规律，就能驾驭世界、改造世界。
马克思主义一旦被人民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这体现在十月革命，体现在中国革命，那是改天换地的巨大力量。就像人们掌握了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现代科学，创造出了前人根本无法想象的物质世界一样。我小时候哪里能想象到手机？记得我九十年代去AT&T上班的时候，有人说将来人们可以戴着手表通话，当时我觉得简直是天方夜谭，今天却已成为现实，小孩都戴着手表和朋友对话。这正说明，掌握了客观规律，就能够驾驭世界。
但是，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群体斗争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因而斗争的方法也有两种。一种是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自己跟人辩论、斗争的资本，是争当人上人的工具。我就发现有些人，在主流社会里混不下去，当不了人上人，就去找一个小群体当人上人；小群体里当不了，就换一个更小的，甚至最后单干。这在托派群体里特别明显。凡是那种高高在上、盛气凌人，抓辫子、扣帽子，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在思想交锋中只争高低、辨胜负，而不是摆事实、讲道理的，起码在方法论上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不要看他口头上说得多么冠冕堂皇，他的这种斗争不是从团结出发的，也不利于团结，他根本不考虑团结，他就是要标新立异，立一面旗帜，显示自己厉害。
相比之下，真正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革命者，是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而奋斗，他才会为了团结而斗争。这就是辩证法，团结与斗争，特别有意思。你看毛主席说“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团结，不是一团和气，是紧张，紧张就是要有一个斗争的空气。团结和紧张是对立统一的，严肃和活泼同样也是对立的。这才是辩证法，毛主席就是能够把这些看似矛盾的东西辩证地处理起来。真正的革命者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一种科学，用科学的态度去进行斗争，斗争的目的是为了达成共识，是为了说服教育，是为了治病救人。
因此，斗争的方法就必须是摆事实、讲道理。然而，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意识形态，对什么是“道理”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强盗有强盗的道理，革命者有革命者的道理。按照特朗普的说法，那就是强盗逻辑——只允许美国有核武器，不允许伊朗有核武器，这就是强盗逻辑。我们说摆事实讲道理，一定要弄清楚，道理是有阶级性的，不同的立场、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道理，资本主义是另一种道理。
可见，两种不同的斗争方法，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我们在跟别人争论、斗争的时候，一定要清醒地反思自己：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是为了团结而斗争，还是为了争当人上人、出人头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毕竟都是人，有情感、有脾气、有性格，有人外向，有人内向，有人滔滔不绝，有人寡言少语，什么样的人都有。我们在跟别人交锋，或者看到别人有缺点错误的时候，不能只顾自己的痛快。批评别人时，心里憋着一口气非要说出来，这不行。我们必须考虑什么样的批评才是最有效的，因为你的目的是为了团结，是要治病救人。看到别人有缺点错误，就必须考虑怎样批评才最有效，对方才最容易接受，以便尽量减少抵触情绪，要考虑后果。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采取高高在上的态度，避免那种“你看我早就说过，不听我的，还是我对，我最厉害”的姿态。真正的革命者应当认真对待那些反对自己的批评，对持不同意见的人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给那些犯错误的人一个台阶下，让他能够承认错误，而不是让他下不来台，增强他的抵触心态。回想一下，四十年代，延安整风运动前后有三年时间，就涉及这样的问题。批评别人是为了治病救人，要给人家一个下台阶的机会。所以我们说，要允许人犯错误，也要允许人改正错误。改正错误，你就不能不依不饶，不依不饶就会把人家推到对立面上去。
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科学家们讨论问题，没有这类情绪纠缠。但在社会学科、社会运动中，人们确实有情感，有脾气，有私心杂念。我们要批判私心杂念，但也要承认它的存在，因为人们的认识有一个过程。所以，在与不同观点进行辩论时，必须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分歧。怎么办呢？就要去追究根源到底是什么。要分析是因为立场不同，方法不同，世界观不同，还是掌握的信息不同？应当抱一种好奇心，去探究究竟是什么使得我们的观点不一样。既然大方向一致——都要反对资本主义，都认同马列毛主义——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不同观点？为什么不能拧成一股绳？为什么不能行动一致？这背后是什么导致了不同？绝不能抱着高高在上、盛气凌人、自以为是、为辩论而辩论的态度，只看谁赢。必须有一种科学的态度，也就是要调查研究，带着好奇心去探索，去理解为什么对方的观点和自己不一样。
我自己也经常犯错误。这次在法国，我问了许多左派人士关于俄乌战争的观点，关于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事情，关于法国共产党在二战中犯的错误，等等。也遇到主张“人民战争”的人，我就很好奇：在发达的工业国家讲人民战争，是什么意思呢？于是带着好奇心跟他们探讨，慢慢就理解了，他们是为了反对议会道路那种修正主义路线，也许由此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这样一来，至少懂得了人家的出发点是什么，人们为什么这样说。这就是一种追究的态度，这样才能去理解。
因此，我们不应该专注于赢得一场辩论，而应当专注于弄清为什么革命队伍中会有那么多不同的观点和思考。要带着好奇心去寻找为什么别人的观点和我们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反对那种传教士式的态度，好像只有自己掌握了真理，别人都愚蠢，都没有领悟到。我们应该用我们所学到的马列主义，去做调查研究。调查研究不光是调查社会现状，也包括调查研究那些跟你同样认同马列毛主义的人——不仅在口头上，也在行动上——但依然与你存在不同观点、不同想法、不同策略的人。我们必须是一个有机整体，每个人从事他所擅长的，有人擅长媒体工作，有人擅长一线工作，各种各样的人都有。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达成共识，看到一个有机体，而不是“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只有自己做得最好、最革命，别人都不行。这就需要调查研究，虚心向别人学习。毛主席就是我们的榜样，他一生都在调查研究，虚心向各种人学习，所以他能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大字报、红卫兵、串联，很多东西都是从群众中来的，又转化为群众自己的东西。你虚心向群众学习，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
在遇到各种分歧时，真正的革命者首先要考虑轻重缓急，看看哪一种分歧是最重要的、关键性的，然后分析这些分歧的根源是什么。是因为我们的奋斗目标不一样，掌握的信息不一样，还是因为有些人在分析现实时，缺乏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不全面？即便我们找出了分歧的关键所在，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有一个过程，有时不可能在短期内说服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这一点在三十年代井冈山斗争时期太明显了，真是有些人“不见南墙不回头”。三次反“围剿”成功了，第四次勉强，第五次就失败了。没有惨痛的现实教育，党内许多高层是不会认同毛主席的路线的。所以，必须要有信心，要相信这些人是要革命的。要革命，就需要用事实、用实践去检验到底哪种观点、哪条路线是对的。
这里就提到一个关键的思路：跟这些有不同观点、不同想法的人斗争时，你必须弄清楚，你对这些人信任不信任。关键就在于你到底相信不相信，跟你观点不一样的人，到底要不要革命。你如果相信他们是要革命的，那就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治病救人、惩前毖后的方法，这就是毛主席所讲的。对比一下列宁和孟什维克的斗争，他们分裂了，为什么？因为其中有一个信任问题。孟什维克最后走向反革命。普列汉诺夫是俄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可以说是列宁的引路人，列宁自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也受到了普列汉诺夫的影响。但后来普列汉诺夫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反对实际革命，支持护国主义，变成了对立面。在这种情况下，分裂就是必然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