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性别比例失衡与天价彩礼的社会根源
长期以来，由于大规模弃养女婴的陋习，导致当前20至45岁（甚至50岁）年龄段的人群中，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这一结构性矛盾直接催生了“天价彩礼”现象。究其根本，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重男轻女”思想，造成了性别比例失衡的恶果。
然而，值得深思的是，上一代男权主义的罪恶所产生的社会反噬，却主要落在了当今社会底层的男性身上。可以说，今天的年轻人并不应为性别比例失调承担原罪，但其根源依然在于男权思想。反观权贵阶层，他们从不缺乏异性资源，甚至以包养情妇为常，却在舆论上鼓动底层男性将婚恋困境的怨气转嫁给女性，仿佛“天价彩礼”是女性的过错。此种现象，何其可悲。
正如我们常言，许多人抱怨社会不公，却认同不公的规则。归根结底，无论何种形式的压迫，背后都离不开金钱与资本的支持。没有资本支撑的权力，便无法形成真正的压迫。例如，杨丽事件中，朴姓男性看似是对底层男性的鄙视，实则反映了资本对普通劳动者的压迫。有权势的女性之所以轻视底层打工人，也在于其掌控着资本，与男权一样可以仗势欺人。其所倚仗的，正是资本的力量。
在工厂体系中，打工人不敢以下犯上，因为管理者掌握着劳动者的生计，动辄可解雇、开除乃至以其他方式惩处工人。其根本原因在于其掌握了生产资料与生存资源。因此，对女性的压迫——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层面的系统性压迫——归根结底仍是阶级压迫。唯有那些掌握生产资料、充当资本代言人或化身的有权有势者，才有能力实施压迫。若无资本作为后盾，压迫便无从谈起。即便是家庭内部，男性之所以能施行家暴，也往往因为女性缺乏经济独立与出路；若女性拥有稳定收入和独立人格，在婚姻不满时即可选择离开。
二、关于性别议题与群众路线的再思考
当前，许多人指责强调男权问题是挑动性别对立，甚至有人引用蔡畅于1940年代的文章作为论据。但我认为，衡量是否脱离群众的标准，不应仅看男性群众，也应包括女性群众。强调我们身处男权社会，固然会引发部分男性的不快，但却能激发更多女性的觉悟。因此，反对男权思想并非脱离群众——除非我们不将女性视为群众的一部分。
评判标准应当是：在反对男权思想的过程中，我们究竟是使更多人意识到性别压迫背后的阶级压迫，还是仅仅加剧了男女对立。这才是有效的衡量尺度。
三、对资产阶级民主与考茨基思想的辨析
近期，网络上有人阅读列宁著作时，将其与极权主义相联系，进而转向认可考茨基的观点，即主张通过议会斗争和普选实现权力过渡，认为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少数人的独裁，而非真正的民主。他们认为考茨基的主张更符合现代人对自由选择与多元意见表达的期待。对此，我们需作如下分析。
资产阶级的政治民主，其本质必须捍卫私有制。所谓的民意调查与选举结果，实则是垄断资本与金主通过金钱影响民众选择的过程。民众的意见从何而来？主要来自信息渠道。在自媒体时代，虽然信息来源多元化，但“信息茧房”效应显著。马斯克收购推特即是一例，平台可通过算法控制信息推送，引导用户认知。这种机制与希特勒上台时的舆论操控并无本质区别。
事实上，支持希特勒上台的也有大量工人阶级。以英国工党为例，若按考茨基的逻辑，工党代表工人利益，轮流执政，则英国早已是工人当家作主的国家。然而，英国依然是帝国主义国家。由此可见，考茨基并不理解资产阶级民主的真正作用。历史上，当资产阶级无法通过民主游戏和舆论操控维持统治时，会毫不犹豫地转向独裁，德国的希特勒、西班牙的佛朗哥便是例证。西班牙的历史尤为典型：左翼通过选举上台，右翼将其推翻；右翼胡作非为后，民众又选出更左的政府。此时，资产阶级放弃民主游戏，改用铁腕统治，佛朗哥遂上台。此类例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考茨基正是迷信这种民主进程，而忽视了其背后的阶级本质。
四、苏联解体的原因分析：内部矛盾与利益博弈
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根本在于其体制无法有效协调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分配矛盾。我认为，苏联先是“崩溃”，而后“解体”，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崩溃的原因并非如改革后许多人所言，是计划经济本身难以为继，更非军备竞赛所致。事实恰恰相反：苏联崩溃后，俄罗斯经济持续下滑十余年；苏联曾为超级大国，而今俄国经济实力不及中国广东省，只能依赖核武器维持大国地位。若将崩溃归咎于经济失败，则与历史事实相悖。
亦有人认为美国通过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此论同样难以成立。美国越竞赛越强，而苏联在二战期间军费开支占比远高于冷战时期，却未被拖垮，何以和平时期的冷战反而导致崩溃？至于颜色革命、意识形态渗透等解释，亦未能触及本质。真正的根源在于苏联内部的矛盾。
从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来看，赫鲁晓夫上台后，官僚资产阶级（即“走资派”）掌权，其利益冲突日益尖锐。如同今日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之争，苏联崩溃前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同样激烈。随着劳动生产率变化，不同工业品价格比例应按价值规律调整，若价格体系僵化，则导致利益失衡。各行业、各企业的负责人（书记或厂长）作为地方势力，其利益诉求难以通过计划经济手段协调。这正是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计划经济无法战胜市场经济的原因之一——信息不对称问题，如斯蒂格利茨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中所论。
在个人利益驱动下，计划制定者与执行者之间形成博弈，信息不对称使体系日益难以维持。最终，苏联统治阶级决定彻底改变统治方式。军队未变，上层未变，只是领导人更替。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阶级矛盾不尖锐时，往往通过金钱与话语权调节内部矛盾。今天美国面临的强势美元与弱势美元之争，便是典型例证：强势美元符合金融资本利益，却严重损害产业资本；弱势美元则反之。这一争论，连同关税问题，反映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深刻分歧。
解决内部矛盾，或通过内战，或通过资产阶级民主。当面临外部霸权挑战时，则可能走向法西斯道路，如希特勒与日本军国主义。因此，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方能认清国际形势的本质。苏联崩溃并非外部压力所致，而是统治阶级无法继续容忍计划经济的分配框架，转而选择休克疗法与市场经济。
五、计划经济与集体经济的再评价
计划经济之所以难以为继，根源在于信息不对称。计划制定者难以掌握执行者的真实情况，执行者则倾向于夸大困难、隐瞒潜力。例如，企业领导向上级报困难，内行骗外行，易如反掌。科研经费申请中，拨款者不如申请者专业，骗补现象普遍。若从个人与小集团利益出发，计划经济确实不如市场经济灵活。毛泽东时代之所以强调政治挂帅与群众监督，正是为了防止各级领导脱离群众利益，确保社会主义方向。
关于资本条件下建构集体经济组织的问题，需指出的是，在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集体经济依然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因其与外界交换关系受市场规律支配。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以色列的“基布兹”亦属此类，但其仍服务于帝国主义体系。中国如南街村、刘庄等毛泽东时代遗留的集体经济，与当年已有本质不同，甚至不同于西方合作社。这些村庄更像“集体老板”，主要劳动力来自外村，外工与村民待遇有别，实质上是股份公司，村民为股东。将此吹嘘为共产主义社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当然，这些村庄否定包产到户，在一定意义上具有进步性，但官方所鼓励的合作社多按资本主义原则组织，而非毛泽东时代的真正集体经济。
六、经济危机理论之争：利润挤压论与生产过剩论
在西马政治经济学领域，存在两种对立的经济危机理论：利润挤压论与生产过剩论。利润挤压论认为，经济危机源于工人斗争提高工资，挤压了资本利润。此论看似革命，实则反动，因其将危机责任推给工人阶级，主张若工人不贪婪、工资不涨，危机即可避免。这恰是新自由主义的论调，只不过一方视为好事，一方视为坏事。当前面临严重生产过剩危机时，若误判为利润挤压，则会开出削减工资的处方。正确的路径应是提高工资、缩短工时，以缓解危机。因此，那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却将危机归咎于工人斗争者，实则是在为资产阶级进一步压榨工人阶级寻找借口，其毒性极大。
教科书指出，生产的自发增长受到群众有限购买力的制约，产能增速超过消费增速，必然导致生产过剩危机。此理从《共产党宣言》时代便已阐明，危机具有周期性，并最终可能引发战争。毛泽东指出，只有通过革命战争消灭阶级，才能永远消灭战争。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不相信顶层设计，也不依赖理想化的愿望，而是从历史过程中总结经验。历史是社会科学家的实验室，未被历史证明的，我们不作空想。历史表明，只要阶级存在，国家即存在，实力地位便是常态。无产阶级亦不例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则属另一范畴，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两码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