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聂元梓第一张大字报的影响，1966年6月2日上午，湖南大学土木系道建62级的几个女学生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十一个为什么》，质问校党委为什么按兵不动，把学校搞得冷冷清清。大字报拉开了湖南造反运动的帷幕。不久，大字报、漫画、标语铺天盖地，校党委向省市委告急。6月7日，省委以特急电报通知各地，向大中院校各单位派遣工作组。
6月9日，省委工作组进驻湖南大学，宣布一定要相信省委、相信工作组。省委抛出湖南大学副校长魏东明、历史系副主任林增平等作为替罪羊。文革中湖南的中学生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学运动的风向标，是高干子弟云集、信息渠道畅通、历来对政治敏感的长沙市第一中学（简称“长沙一中”）。1966年6月初，省市委联合工作组进驻长沙一中。学生党员谢若冰（革命干部家庭出身）、黄杏英等人贴出多张大字报，批评工作组为了保护校党支部书记把斗争矛头指向几位知识分子。谢若冰、黄杏英和杨小凯等被工作组定为校内的重点批判对象。教师叶卫东公开支持谢和黄等人的造反行动。叶卫东的这一举动，是他日后成为湖南文革中群众运动领袖之一的第一步。
谢若冰和黄杏英等人于8月初悄悄地绕道上海赴北京告状。8月14日，长沙第12中学的学生在市委大楼墙上公开贴出大字报，坚决打倒“三相信”（即相信省委、市委和工作组），引起巨大轰动。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到北京告状的湖南中学生登上天安门。谢若冰作为外地来京革命学生代表讲了话，并获得毛的签名。这对于湖南造反派是莫大的鼓舞。长沙的高干子弟首先组织以省委领导子女为领导人的保守派组织。他们宣誓：誓死保卫省、市委和共产党红色江山，声言要打击狗崽子和形形色色的“右派”和“黑鬼”。8月19日，湖南大学的学生前往长沙市委，要求进入市委大院贴大字报，与应召前来保卫市委的工人发生冲突。学生受到围攻和殴打，有6名学生受伤，此事件被称为“八.一九事件”。围绕如何看待该事件，人们产生分歧。有不少民众对遭受暴力的学生抱有同情，但是也有民众认为，学生反对省委、市委，是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学生向党进攻。
当天晚上，大街上出现一支由工人组成的游行示威队伍，他们表示支持学生的造反行动。同时不少学生也走上街头，抗议市委挑起工人斗学生。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批评长沙等地挑动工人斗学生，肯定“八.一九事件”。省委立即改组长沙市委。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平化到湖南大学发表讲话，称“一来请罪，二来造反”。连省委书记都要造反，这是从来没有过的。造反学生扬眉吐气，士气大振。然而，湖南省的风向很快又开始转变。
9月24日，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作在全省反“右派”抓“黑鬼”的动员报告（史称“九.二四报告”）。大批同情和支持过造反学生的人士遭到打击，全省范围内抓出的“右派”和“黑鬼”以10万计，湖南的造反运动一度陷入低潮。由于有《十六条》的保护，造反的学生本身没有受到迫害。这批大学生无私地协助工人、市民向中央反映情况，争取平反。他们还帮助工人和农民组建自己的组织。
10月3日，《红旗》杂志社论指出文革的对象是走资派，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简称“批资反路线”）。10月14日，长沙一中的教师叶卫东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简称“湘江风雷”）。“八.一九事件”中造反的湖南大学的学生于10月15日建立“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高司”）。“湘江风雷”和“高司”成为湖南文革中举足轻重的两个群众组织。10月底，几十名“湘江风雷”成员回长沙造反。11月2日，“湘江风雷”在省委礼堂第一次公开举行批斗张平化大会。11月13日，长沙市各群众组织联合召开“批判湖南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行大会”，强烈要求平反并交出黑材料。张平化在这些大会上被迫检讨。批判资反路线，是毛为了克服当时党内外对文革发动的阻力提出的动员口号。对于被打成“右派”和“黑鬼”的人们来说，这是他们脱离困境的机会，他们很自然地站到曾经整肃他们的省委和市委的对立面。这些民众成为以“湘江风雷”为首的造反组织的基本队伍。
1967年1月16日，《红旗》杂志正式点名湖南的保守派组织是走资派的御用工具，周恩来甚至把这一组织与北京的“联动”相提并论。湖南的保守派人员被造反派驱散，物资被查抄。保守派没有人敢反抗，因而瓦解了。在上海“一月革命”的影响下，湖南的夺权提上议事日程。
胜利的造反派逐渐分成两大阵营：一派以“高司”为首，另一派以“湘江风雷”为首。“高司”由长沙8所高校的红卫兵组成，约2万多人。“湘江风雷”全省约有百万之众，主要由工人组成，还有社会各界人士，如教师、居民和下乡知青等。“高司”的红卫兵在文革初期的半年中充当了造反先锋，是他们最先点起湖南省造反的烈火，日益壮大的工人造反组织也是他们帮助建立的。“高司”是当之无愧的造反先锋和功臣，所以“高司”的首领们理所当然地以湖南省造反派的首领自居。
“湘江风雷”的工人造反派们虽然承认“高司”的贡献，但是涉及造反领袖地位时却有不同意见。毛曾说过，“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毛还曾说过，“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有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领导，革命就胜利了。”以毛的教导为依据，“湘江风雷”不承认“高司”在造反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人数众多的工人造反派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领导阶级。湖南省军区在1967年1月15日的大会上明确支持“高司”，是导致“高司”与“湘江风雷”的彻底翻脸的导火索。省军区的立场与两大派成员的阶级成份有关。“湘江风雷”人员复杂，什么样的人都有，几个领导人的来历和家庭出身也有疑点。“高司”却纯洁得多，全是年轻的大学生，非常单纯，几个领导人还是中共党员。省军区偏向“高司”是情理之中的事。
两派的争斗，迅速演化为针对省军区的造反浪潮，局势渐呈白热化。2月4日夜里，湖南省军区按中央文革的批示精神，逮捕了“湘江风雷”支队长以上的全部头头，一夜间摧毁了这个庞大的造反组织。“高司”成为军人的帮凶，支持对工人群众的镇压。反对镇压的工人群众与学生发生冲突。
4月7日，经过一番精心策划，长沙的造反派发起大规模的反攻。以谢若冰为首的中学红卫兵里应外合，封闭了由省军区控制的《湖南日报》。省军区因镇压“湘江风雷”遭到强烈的反弹，此次未敢再出手打击造反派。另一个使省军区怯退的原因，是4月2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社论说，社会出现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这是反对毛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否定前阶段文革的成果。对于这股逆流，必须坚决回击，彻底粉粹。省军区不敢轻举妄动，只好对关闭《湖南日报》一事持静观其变的态度。工人造反派受到鼓舞，于4月中旬成立一个以产业工人为主的群众组织：“长沙市工人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工联”），该组织以各工厂群众组织为成员单位。显然，这是汲取“湘江风雷”的教训。“湘江风雷”完全社会化，成员复杂，易被保守派和省军区攻击为“组织不纯”。“工联”的队伍迅速扩大，成为拥有数十万工人的湖南省内最大的工人群众组织。
“工联”的一号首领是胡勇，他是长沙汽车电器厂的工人。因为文革初期时支持造反的学生，被厂党委打成反革命。他被迫造反，成立“造反有理总队”。“工联”的第二号人物是唐忠富。唐是长沙曙光电子管厂的工人，中共党员。胡勇和唐忠富日后成为湖南家喻户晓的群众运动领袖。“工联”的矛头不仅对准“高司”，而且对准省军区，提出要揪出湖南的赵永夫。“工联”更是大胆地为“湘江风雷”鸣冤叫屈，呼吁为其平反。因为“工联”的群众们清楚，如果“湘江风雷”的问题不解决，“湘江风雷”的昨天就有可能是他们的明天。
6月4日，原“湘江风雷”的成员召开“湖南省‘湘江风雷’恢复战斗誓师大会”，数千名与会者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大会之后，开始游行示威。由于长沙的几十个群众组织一致不懈的努力，尤其是“工联”的强大支持和数万“湘江风雷”成员公开的组织活动，“湘江风雷”的恢复已经是既成事实。以“工联”和“湘江风雷”为一方，以“高司”为另一方的斗争逐渐达到诉诸武力的程度。双方势力以湘江为界：河东是“工联”和“湘江风雷”的天下，河西是“高司”的天下。到了7月，武斗进入白热化阶段。双方不仅装备有步枪、机枪和手榴弹，甚至用上了坦克。省军区和武装部暗中武装“高司”，军事院校的造反派则暗中引导“工联”和“湘江风雷”去抢枪，并派人帮助训练使用抢来的武器。工人们明白，他们没官方背景，只有靠武器的批判。
8月10日，中央发出了关于解决湖南省文革问题的决定：撤销“二.四批示”，为“湘江风雷”平反，承认“湘江风雷”是革命群众组织，支持“工联”为代表的革命造反派组织，批评了省军区，指责“高司”派是保守组织。中央指定第47军长黎原为组长，华国锋、“工联”一号领导人胡勇、“湘江风雷”一号领导人叶卫东等为副组长，组成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简称“省革筹小组”），接管湖南省大权。
“高司”及其盟友倾刻间土崩瓦解，他们的成员纷纷倒戈或者隐退。曾被镇压的造反派们为平反欣喜若狂，“湘江风雷”组织成建制地恢复起来。然而，曾是同盟的“工联”和“湘江风雷”还未来得及举行庆功会，两派立即开始内战。“工联”认为，他们帮助“湘江风雷”平反出了大力。且中央文件上写明，“湘江风雷”是革命群众组织，“工联”是革命造反组织，故自认为是正统的造反派，地位理应高于“湘江风雷”。“湘江风雷”则自认为比“工联”的资格老，是老造反派，理应是湖南省造反派的首领。有人甚至提出，湖南的造反派（包括“工联”在内）应全部统一在“湘江风雷”的组织之下。
8月下旬，也就是在中央表态以后不到半个月，“工联”和“湘江风雷”的基层组织为几辆汽车的归属发生流血事件。两派水火不容的观点和立场，导致残酷的暴力对恃，湖南又陷入武斗。
省革筹小组的成立，标志着文革以来湖南省权力的一次极为重要的再分配。省革筹小组有6名群众组织代表，其中“工联”2人，“湘江风雷”1人。其他3人，1人倾向“工联”，另外2人曾是“湘江风雷”的支持者，此时表示中立。这样，“湘江风雷”处于明显劣势。在这场权力再分配的博弈中，那些曾经坚决支持“湘江风雷”平反，较有影响力的造反组织的代表，被排除在省革筹小组之外。他们的怨气和不满是可想而知的。
省革委会成立后，“清队”、“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相继开始。开始时运动在掌权的造反派的主持下进行，但专案组大多由原保守派组成。这是因为，专案组成员需要由政治上可靠的人员担任。原保守派党团员多，是当然的人选。“清队运动”中，首当其冲的是黑五类。有人把“清队”这段历史称为“造反派的耻辱”。正因为造反派天生有着与黑五类相似的背景，所以造反派从“清队”开始逐步丧失权势，一步一步跌入了牛鬼蛇神的集中营。到了“一打三反”运动时，湖南的造反派遭到几乎全军覆没的厄运（实际上，所有造反派的领导人和骨干分子都成了挨整对象。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后，除了上海的造反派因有张春桥的庇护未受到迫害，全国的造反派均先后遭到整肃而垮台；到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已经陷入苦难有三四年之久。）
湖南的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华国锋调至中央后，湖南省的实际大权由省委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卜占亚掌握。林彪事件中，卜占亚被牵连受到审查，因此湖南的“批林批孔运动”变成“批林、批孔、批卜运动”。长沙市的革委会主任景林与卜占亚是关系密切的上下级。造反派成功地制造舆论，把“批林、批孔、批卜运动”扩展成为“批林、批孔、批卜、批景运动”。造反派把谋求翻身、再次造反的斗争锋芒指向卜占亚和景林。
当时造反派组织已经解散，造反派们通过合法的组织（即“工代会”），把原来的领导人和骨干汇集起来。他们利用大字报影响运动的形势，并向中央传递造反派的信息。“工代会”的全称叫做“革命工人代表大会”。解散造反派组织时，中央试图把工人造反派统一纳入“工代会”，以便将来取代文革前的工会，使“工代会”成为一个纯粹的工会组织。幸运的是，“工代会”历经“清队”、“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保存了下来。此时，“工代会”成了造反派们暗中串联和聚会的场所，成了再次造反活动的司令部。对于造反派的这些行为，省市革委会的当权者不敢随意镇压。这是因为，卜占亚的问题不是造反派揭发出来的，而是中央上层斗争的结果，当权者只能静观其变。
湖南造反派领袖之一的陈益南，公开贴出大字报向当局进言，希望能改变造反派受整的处境。陈益南因为造反，在1970年挨了整。为什么现在他又造反呢？用他自己的话说，与其做一个准四类分子，不如拼一把，以争得应有的人权。陈益南觉得道理在他们一方：造反派响应毛的号召，为什么要把造反派置于死地？陈益南的大字报，使他无形中成为再次造反的负责人，进入省市革委会的造反派领导们暗中支持他。
文革中，湖南造反派一次又一次地分裂。每当造反派获得一个大的胜利，立即分裂，陷入内战，造反派的能量在内战中消耗殆尽。但是在此次的造反中，他们尽弃前嫌，共同对敌。在省革委会中的造反派，曾分为以胡勇和唐忠富为首的的“汽电派”和以叶卫东和周国强为首的“湘瓷派”，两派之间曾有过内讧。胡勇和唐忠富不仅向湘系的造反派作自我批评，还邀请他们出山。原已遭冷落的“湘瓷派”东山再起，恢复在省市革委会中的职务，并进入造反派的决策层，进行造反活动。一些已经入狱的造反派，也被胡勇等人设法保释出狱。湖南出现造反派重组力量后一致行动的独特态势。
新当选的中共副主席王在1974年1月发表一个讲话，大力赞扬“反潮流”的造反精神，并提出要大力提拔造反分子进入领导机构。这一讲话向造反派和湖南的官方领导传递了明确的信息。此时，张平化重新担任省委书记。张对于此前在卜占亚当权时期的“清队”、“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的问题没有任何责任，故顺从造反派的再次造反。许多被关押的造反派，在平反材料尚未准备好的情况下被先行释放。当时，这种做法叫做“先下车，再出票。”原来的保守派人士也采取不对抗、顺从造反派立场的作法，以避免在“清队”、“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受整的造反派对他们进行报复。湖南出现“各派团结、一致造反”的新局面。造反派们不仅能较为顺利地平反、再次烧毁“黑材料”、恢复革委会职务，还能入党、提拔为领导干部。不过，好景不长。以“批林批孔”为契机的文革第二次造反高潮未能维持多久，造反派的回光返照仅持续4个月就停顿下来。
1976年，是10年文革的最后一年，也是湖南造反派做最后搏斗的一年。毛受到压制的造反派又一次利用省、市工会的平台，试图做新一轮的反攻。造反派明白，只有向复旧路线进攻，才能使自己在政治格局中处于不败的地位。他们以为中央与自己是同盟，却并不了解上层所发生的博弈内幕。1976年的形势与1974年“批林、批孔”的形势看起来很相似，但是此时省委和省革委会的当权者却并没有像上次那样顺从，他们采取不理不睬的方法敷衍造反派。
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宣告文革激进派的灭亡。湖南的造反派与全国的造反派一样，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