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男，祖籍山西，1946年生于太原市。中国当代人文学者，在山西省社科院工作，主要从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研究，著有《心理的单间》《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往事知多少》《八位大学校长》《思想操练》(与人合作)等。
日前，智效民所著《大学之魂：民国老校长》出版上市，引来各界再次关注大学的各种问题。
高等教育的任务到底是什么？大学该如何培育出德才兼备的人才？针对考生和家长关心的话题，广州日报记者采访了智效民。他接受采访时表示，“虽然历经时代变迁，民国那几个校长仿若成为高等教育的绝唱，他们民主治校、培养通才、注重人格教育的光辉思想，在今天看来依然熠熠生辉。”
智效民告诉记者，“之所以将《大学之魂：民国老校长》这本书的书名定为‘大学之魂’，由此可见校长的重要地位。”书中提到的八位大学校长虽然个人经历以及当校长的背景不尽相同，但他们对大学教育目的的理解却是英雄所见略同，那就是塑造健全的人格。蒋梦麟是北京大学历任校长中在职时间最长的一个，他曾自嘲自己是“北大功狗”。
智效民说，蒋梦麟在《和平与教育》一文中曾提到，在专制制度下，老百姓仅仅是一群羊，而统治者则是牧羊人。羊肥了，牧羊人就会杀而食之，于是就出现暴政，时间长了羊会变瘦，于是牧羊人就会继续放牧，推行仁政。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一治一乱的根本原因。蒋梦麟认为，要改变这种恶性循环，就必须增进平民的能力和知识，使每个人都养成健全的人格。而教育是“达此和平目的之方法也”。他说个人的价值在于他的天赋与秉性之中，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尊重这种价值，让每个人的特性发展到极致。
有“浙大保姆”之称的竺可桢的教育理念则是强调独立思考，注重人格修养，培养领袖人才。他在《常识之重要》的演讲中说：“大学教育之目的，在于养成一国之领导人才，一方提倡人格教育，一方研讨专门智识，而尤重于锻炼人之思想，使之正大精确，独立不阿，遇事不为习俗所囿，不崇拜偶像，不盲从潮流，唯其能运用一己之思想，此所以曾受真正大学教育之富于常识也。”智效民说，竺可桢特别强调大学生要有清醒的头脑，有独立思考、明辨是非的能力。大学教育要让学生掌握学习的方法，通过研究学问来培养他们的反省意识和批判精神，只有这样，大学生才有能力对社会和自然进行精细的观察、慎重的考量，才不会盲从迷信，不会被人利用。
民国校长注重沟通文理科
书中提及的几位校长，都非常重视通才教育，尤其重视文史方面的教育。
“这就好比盖房子，基础打得坚持宽厚，房子才能盖得高，盖得牢。”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上任不久就曾告诫学生，学问的范围宜广不宜狭，这样才能形成平衡的世界观和人生观。1943年，他在《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一文中强调，大学教育最大的目的在于培养通才，文、理、法、工、农等学院要培养的是这几个方面，甚至是两个方面以上的综合的通才，而不是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者高级匠人”。
实行通才教育也是竺可桢一贯的主张。他任校长的浙大是由求是学堂、浙江中等工业学堂和中等农业学堂演变而来的，有重视实用教育的传统，无论是大清王朝、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统治时期，都把实用教育放在首位。
为了改变这一传统，竺可桢上任后主持第一次校务会议的时候就提出，要设立中国文学系、史地系、一年级不分系，将通才教育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他曾对学生说，国家每年给你们花很多钱，为的是培养社会的栋梁，时代的砥柱，而不是让你们仅仅学一点技术，为自己谋生找出路。
胡适注重沟通文理学科。为了沟通文理，胡适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校长期间，亲自兼任文理学院院长，让有志于数理的人学点文史知识，让有志于文史的人学点自然科学。智效民说，胡适有个女学生叫吴健雄，是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有“东方居里夫人”之称，她印证了李政道、杨振宁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吴健雄当年是数理系的学生，但是她的文科特别好，作文曾经拿过100分，成为胡适津津乐道的事情。
中国私立大学拓荒者张伯苓
智效民接受采访时，特别提到中国私立大学的拓荒者张伯苓的故事，令人感慨。
著名的南开大学起源于“严氏家馆”，为了教育自己的后代，清末名流严修在家中办了个教馆，即严氏家馆，请张伯苓前来任教。张应聘后，不是灌输四书五经，而是讲授英文、数学和自然科学等教程，并开展体育活动。
1902年，他与严修去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决定把严氏家馆改为中学。在张伯苓主持下，学校于1907年迁入新址，并改名为“私立南开中学堂”。1918年，张伯苓制订创办大学计划。次年9月，南开大学正式成立，成为中国第一所正规的私立大学。
然而，张伯苓晚年却遭遇打击，晚景凄凉。1948年3月，张伯苓回到阔别多年的南开大学，正当他全力以赴重建南开的时候，蒋介石邀请他出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大概是由于时局和身体的双重原因，他在南京待了不到半年，就飞往重庆养病。
1950年5月，张伯苓从重庆返回天津时路过北京，在老朋友傅作义家逗留好几个月。“之所以如此，是周恩来考虑到张伯苓即时返津，可能会遭到激进学生的斗争。”事实果然如此，当张伯苓同年9月中旬返回南开时，南开大学的一些激进师生对他并不欢迎。
这年10月7日是南开46周年校庆，张伯苓很早做好了参加校庆活动的准备，但是到了那一天，“南开中学不允许他进入，而南开大学也只安排他在相关活动中坐一般座席。自此，他变得沉默孤独，常常呆坐在居室，以手击头，精神颓丧，自感平生工作全被否定……”
对话 （广州日报记者：吴波）
校长成网络红人，说明他们会作秀
记者：书中收录了八位民国时期的老校长，既有胡适、张伯苓、竺可桢、蒋梦麟这些在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流人物，也有任鸿隽、胡先啸等不为人们熟知的人物，但我注意到，您独独遗漏了大家熟知的蔡元培先生，为什么？
智效民：有些人大家不熟悉，是因为这段历史曾长期被遮蔽。其实这些人当年都很有名。比如任鸿隽，是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之一，夫人陈衡哲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女作家，还是北京大学的第一位女教授。杨绛年轻时曾经在他们家住过，现在杨绛名气很大，而她的恩师却鲜为人知，这是很荒谬的事。
至于为什么没有写蔡元培，我以为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蔡先生是一个无人可比的开风气的人物。他早年参加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后，他作为第一任教育总长，曾制定了一系列教育法律法规。其中包括废止祀孔读经、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实行男女同校等内容。
1916年出任北大校长后，他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并一扫原有的官僚作风和腐朽气息，为北大奠定了正确的发展方向。我写大学校长的时候，虽然也很想写一写他，但因为手头资料有限，再加上有关他的年谱、传记已经很多，所以就放弃了。这确实是一个遗憾。
记者：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校长走红网络，比如：北大校长周其凤、华中科大李培根、被称为“纪宝宝”的中国人大校长纪宝成等，您如何看待这现象?
智效民：我总觉得一个校长要想为人师表，首先要做到“诚实”二字。如果你连诚实都做不到，其他就不必谈了。这两年，许多大学校长因为在开学典礼或毕业典礼上的讲话而走红网络，受到许多学生的追捧，这一方面说明青年学子的单纯可爱，另一方面也似乎看到大学校长的一点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牢记“听其言观其行”的古训，才能有正确的判断。根据我的经验，越是花里胡哨，哗众取宠的行为，就越不诚实，也越不能轻信。
另外，对于大学校长来说，当前大学的问题不是如何改变自己的形象，而是如何改变办学方向。总而言之，许多大学校长是很“聪明”的。他们的讲话反映了体制的松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虽然有改革的意图，但由于体制的束缚还在，他们也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表达。当然，其中也不排除作秀的成分。
记者：今年，南方科技大学作为高等教育改革试验田正式获得教育部批准建立，并首次自主招生，该校自创办以来，进行了“去行政化”、“教授治校”、“自主招生”等重大改革。您是否看好南科大这块“试验田”？
智效民：南科大的做法对教育改革具有突破性的意义。从历史上看，我国自古就有学在民间的传统；从世界范围来看，一流大学也都是私人或教会所办。因此让教育回归民间，乃是人间正道。我想知道的是，该试验田能维持多久，对现实有多大的影响力。
昨天正好在书店翻到这本《大学之魂》，还没掏钱买，回家就刷到这段采访，巧了。说真的，蒋梦麟那个牧羊人的比方我挺喜欢，话糙理不糙，老百姓当羊当久了，连自己长着牙都忘了。可我想说句不太中听的，就是书里那几位校长，现在快被供成神像了，好像民国教育就是个乌托邦，到处都是大师，遍地是风骨。那会儿全国文盲多少？百分之八十多。能上大学的是什么人？地主家的小姐少爷，要不就是大城市里有点家底的。这些人本来就站在塔尖上，校长再民主，再谈人格教育，那也是少数人的事。我这不是要抹黑谁，只是觉得把“民国”两个字加上滤镜，容易盖住今天真正该较劲的地方。 我自己在高校混了小二十年，读大学的时候还碰上过几个好老师。有一个从国外回来的，上课真叫一个漂亮，讲历史跟说书似的，教室里坐得满满当当，连窗台上都趴着人。后来呢？他评职称评不上，因为光顾着上课，论文没凑够数，第二年拍拍屁股走了。你说校长重要吗，当然重要，可光有几个好校长有什么用？底下一帮认真教书的老师，要是连饭都吃不稳，魂儿早散了。现在高校里那些个表格、考核、打分，哪个不是把老师往“老老实实写论文”那条路上逼？我有个同事，教书教了二十年，学生评教年年优秀，结果评副高的时候材料被打回来三次，理由都是“成果不足”。你说这叫什么事。 竺可桢那段话我念了两遍，“不崇拜偶像，不盲从潮流”，说得真好。可你要真按这个办，第一个架不住的就是学校自己。教材要不要？标准答案要不要？考试还考不考？我读书那会儿，近代史课有个地方跟上头文件对不上，老师顿了顿，苦笑一声说“你们自己琢磨吧”，然后接着讲。你说这叫独立思考还是叫甩锅？学生不是傻，你让他今天质疑这个，明天批判那个，到了期末还是按参考书背，他凭什么信你？现在的学生比咱们那会儿精多了，你跟他讲人格，他问你人格能加分吗。这怪学生吗？整个社会都在教他们算账，高考算分，考研算分，考公还算分，你突然让他不算了，他不敢。 还有胡适和吴健雄这个事，书里拿来证明文理沟通多重要。我看了直乐，吴健雄那是什么脑子？物理天才，百年不遇的一个人。这种人搁在哪个制度里都能冒出来，跟胡适当不当校长关系没那么大。你拿一个天才来证明一种教育理念，就像说我爷爷抽了一辈子旱烟活到九十，所以抽烟养生。样本就一个，变量一大堆，这逻辑站不住啊。通才教育这说法我也赞成，可那会儿的知识边界跟今天能比吗？梅贻琦说学问范围宜广不宜狭，搁民国，一个学物理的读点文史不算难。今天你再试试，搞量子力学的人你让他背《史记》，他得有那个时间才行。知识爆炸，学科越分越细，你让一个人文理兼通，听起来很美，实际操作起来，要么是半吊子，要么是天才。可大学是按照天才的标准建的吗？不是啊，大学是为普通人建的啊。 再说回“去行政化”这个词，这口号喊了不少年了吧。依我看，光把校长的“官”字摘了，根本没用。学校现在被啥绑着？不光是行政那一套，还有排行榜，有就业率，有科研成果数，有经费排名，一个比一个要命。这些玩意儿哪个不是紧箍咒？校长今天不是被组织部换掉的，是让排行榜逼疯的。南方科大当年搞去行政化，朱清时老先生多大劲头，后来怎么样？还不是一步一步往回走。你说这是校长不够硬吗？我说不是，是整个山头都压在那，一个人顶不住。 书里写了八位校长，全是名校的。北大、清华、浙大、南开，听着都响亮。可我私心觉得，智效民老师这支笔要是分一点给陶行知就好了。陶行知也当过校长，可他搞的是晓庄师范，是乡村教育，是“教学做合一”。那个才是真“回归民间”吧。可惜大学之魂写的是“大学”，塔基的泥巴没人看。民国那些校长们，能在一个乱世里撑起几所像样的学校，我是佩服的，但他们能这么做，也是因为有那么一点点缝隙，社会动荡，军阀顾不上管你，上头换得勤，反倒给了底下人空间。今天你想复刻那种局面？门儿都没有。 我对智效民这个人没意见，书写得也有意思，资料扒得细，至少让人知道还有这样一段往事。可我又老觉得，把教育的事情讲成几个大校长的故事，太像英雄传了。好校长当然重要，但制度要是烂了，换谁来都不好使。你想想，蒋梦麟胆子再大，大得过校长任命那一纸文书吗？竺可桢再有主见，扛得住上头一句话吗？他们那个年代，校长还能有点挑学生的权力，今天你试试，招生不是招生，是分配任务，生源质量跟你校长有半毛钱关系？你连谁是自己的学生都定不了，你还谈什么人格教育？这就像让你掌勺，可菜是上头硬配的，油盐酱醋也是定量的，你能做出什么席面来？ 还有个事我想念叨念叨。现在一说民国校长，就爱说他们怎么爱护学生，怎么保护知识分子。可那个年代，学生运动一闹，校长照样是两头受气。胡适那么温和一个人，后来不也被骂得狗血淋头？教育这个东西，从来不是校长一个人能扛得住的。它得靠整个社会有共识，得让老师有安全感，得让学生觉得“想问题”不吃亏。今天呢？你家孩子要是天天在学校追着老师问“这个说法对不对”，你高兴不高兴？我猜你嘴上高兴，心里也打鼓——万一考不上好高中呢？是不是这个理儿。 我现在偶尔还给本科生上课，有时候课讲完了，剩十分钟，我就瞎聊几句，聊聊最近的新闻。那十分钟，学生眼睛是亮的。一到正经考试，完了，又傻了，非要我划重点，不给划就一脸不高兴。你说竺可桢要是看见这场景，会不会气得胡子翘起来？可我能怪学生吗？我也是从那时候过来的，知道那种没标准答案让人多慌。一个人从小学一年级就被训练找唯一正确的答案，你突然说孩子你解放了，你自由了，他站都站不直。 所以啊，去行政化这话，我举双手赞成，可我不觉得这是唯一的药。大学的问题，一半在体制，一半在这些年变了味的社会空气。把校长的官帽子摘了，学校还是得排名，还是得抢经费，还是得哄着家长高兴。家长要的是啥？是毕业以后找个好工作。你整天让学生读诗、仰望星空，家长第一个跳脚。这不是说校长们错了，而是说，今天办大学的难处，比民国那帮人想象的复杂多了。他们那时候至少还能关门办学，今天你关一个试试？网上马上把你骂成“象牙塔”。 说到底，民国那几位老校长，值得尊重，但不值得迷信。多读读他们的文章，不是坏事儿，可你要是拿他们的尺子来量今天的大学，量来量去，只能量出个失望。反而该多看看那些还在一线较劲的老师，那些地方小学校长，带着几个老师，连职称都没钱评，还硬撑着把课开齐了。这种人身上才有“魂”。书里那个“魂”，说白了是少数人的运气。今天的魂，没准儿就藏在某个农村中学的晚自习教室里，孤零零的，也没人写书夸他。 说来说去，我就是觉得，校长们的话得听，但别光听他们说话，得看看他们脚底下站的是什么土。蒋梦麟说的那套“平民能力”的理儿，搁到今天，不是靠几个名校长就能办到的。哪天老百姓不用为了孩子上个学挤破头，哪天老师不用为了评职称造假论文，那天再去谈“回归民间”也不迟。这话是不是太丧了？也不是丧，就是觉得，路得一步步走，别老抬头看牌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