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正好在书店翻到这本《大学之魂》，还没掏钱买，回家就刷到这段采访，巧了。说真的，蒋梦麟那个牧羊人的比方我挺喜欢，话糙理不糙，老百姓当羊当久了，连自己长着牙都忘了。可我想说句不太中听的，就是书里那几位校长，现在快被供成神像了，好像民国教育就是个乌托邦，到处都是大师，遍地是风骨。那会儿全国文盲多少？百分之八十多。能上大学的是什么人？地主家的小姐少爷，要不就是大城市里有点家底的。这些人本来就站在塔尖上，校长再民主，再谈人格教育，那也是少数人的事。我这不是要抹黑谁，只是觉得把“民国”两个字加上滤镜，容易盖住今天真正该较劲的地方。 我自己在高校混了小二十年，读大学的时候还碰上过几个好老师。有一个从国外回来的，上课真叫一个漂亮，讲历史跟说书似的，教室里坐得满满当当，连窗台上都趴着人。后来呢？他评职称评不上，因为光顾着上课，论文没凑够数，第二年拍拍屁股走了。你说校长重要吗，当然重要，可光有几个好校长有什么用？底下一帮认真教书的老师，要是连饭都吃不稳，魂儿早散了。现在高校里那些个表格、考核、打分，哪个不是把老师往“老老实实写论文”那条路上逼？我有个同事，教书教了二十年，学生评教年年优秀，结果评副高的时候材料被打回来三次，理由都是“成果不足”。你说这叫什么事。 竺可桢那段话我念了两遍，“不崇拜偶像，不盲从潮流”，说得真好。可你要真按这个办，第一个架不住的就是学校自己。教材要不要？标准答案要不要？考试还考不考？我读书那会儿，近代史课有个地方跟上头文件对不上，老师顿了顿，苦笑一声说“你们自己琢磨吧”，然后接着讲。你说这叫独立思考还是叫甩锅？学生不是傻，你让他今天质疑这个，明天批判那个，到了期末还是按参考书背，他凭什么信你？现在的学生比咱们那会儿精多了，你跟他讲人格，他问你人格能加分吗。这怪学生吗？整个社会都在教他们算账，高考算分，考研算分，考公还算分，你突然让他不算了，他不敢。 还有胡适和吴健雄这个事，书里拿来证明文理沟通多重要。我看了直乐，吴健雄那是什么脑子？物理天才，百年不遇的一个人。这种人搁在哪个制度里都能冒出来，跟胡适当不当校长关系没那么大。你拿一个天才来证明一种教育理念，就像说我爷爷抽了一辈子旱烟活到九十，所以抽烟养生。样本就一个，变量一大堆，这逻辑站不住啊。通才教育这说法我也赞成，可那会儿的知识边界跟今天能比吗？梅贻琦说学问范围宜广不宜狭，搁民国，一个学物理的读点文史不算难。今天你再试试，搞量子力学的人你让他背《史记》，他得有那个时间才行。知识爆炸，学科越分越细，你让一个人文理兼通，听起来很美，实际操作起来，要么是半吊子，要么是天才。可大学是按照天才的标准建的吗？不是啊，大学是为普通人建的啊。 再说回“去行政化”这个词，这口号喊了不少年了吧。依我看，光把校长的“官”字摘了，根本没用。学校现在被啥绑着？不光是行政那一套，还有排行榜，有就业率，有科研成果数，有经费排名，一个比一个要命。这些玩意儿哪个不是紧箍咒？校长今天不是被组织部换掉的，是让排行榜逼疯的。南方科大当年搞去行政化，朱清时老先生多大劲头，后来怎么样？还不是一步一步往回走。你说这是校长不够硬吗？我说不是，是整个山头都压在那，一个人顶不住。 书里写了八位校长，全是名校的。北大、清华、浙大、南开，听着都响亮。可我私心觉得，智效民老师这支笔要是分一点给陶行知就好了。陶行知也当过校长，可他搞的是晓庄师范，是乡村教育，是“教学做合一”。那个才是真“回归民间”吧。可惜大学之魂写的是“大学”，塔基的泥巴没人看。民国那些校长们，能在一个乱世里撑起几所像样的学校，我是佩服的，但他们能这么做，也是因为有那么一点点缝隙，社会动荡，军阀顾不上管你，上头换得勤，反倒给了底下人空间。今天你想复刻那种局面？门儿都没有。 我对智效民这个人没意见，书写得也有意思，资料扒得细，至少让人知道还有这样一段往事。可我又老觉得，把教育的事情讲成几个大校长的故事，太像英雄传了。好校长当然重要，但制度要是烂了，换谁来都不好使。你想想，蒋梦麟胆子再大，大得过校长任命那一纸文书吗？竺可桢再有主见，扛得住上头一句话吗？他们那个年代，校长还能有点挑学生的权力，今天你试试，招生不是招生，是分配任务，生源质量跟你校长有半毛钱关系？你连谁是自己的学生都定不了，你还谈什么人格教育？这就像让你掌勺，可菜是上头硬配的，油盐酱醋也是定量的，你能做出什么席面来？ 还有个事我想念叨念叨。现在一说民国校长，就爱说他们怎么爱护学生，怎么保护知识分子。可那个年代，学生运动一闹，校长照样是两头受气。胡适那么温和一个人，后来不也被骂得狗血淋头？教育这个东西，从来不是校长一个人能扛得住的。它得靠整个社会有共识，得让老师有安全感，得让学生觉得“想问题”不吃亏。今天呢？你家孩子要是天天在学校追着老师问“这个说法对不对”，你高兴不高兴？我猜你嘴上高兴，心里也打鼓——万一考不上好高中呢？是不是这个理儿。 我现在偶尔还给本科生上课，有时候课讲完了，剩十分钟，我就瞎聊几句，聊聊最近的新闻。那十分钟，学生眼睛是亮的。一到正经考试，完了，又傻了，非要我划重点，不给划就一脸不高兴。你说竺可桢要是看见这场景，会不会气得胡子翘起来？可我能怪学生吗？我也是从那时候过来的，知道那种没标准答案让人多慌。一个人从小学一年级就被训练找唯一正确的答案，你突然说孩子你解放了，你自由了，他站都站不直。 所以啊，去行政化这话，我举双手赞成，可我不觉得这是唯一的药。大学的问题，一半在体制，一半在这些年变了味的社会空气。把校长的官帽子摘了，学校还是得排名，还是得抢经费，还是得哄着家长高兴。家长要的是啥？是毕业以后找个好工作。你整天让学生读诗、仰望星空，家长第一个跳脚。这不是说校长们错了，而是说，今天办大学的难处，比民国那帮人想象的复杂多了。他们那时候至少还能关门办学，今天你关一个试试？网上马上把你骂成“象牙塔”。 说到底，民国那几位老校长，值得尊重，但不值得迷信。多读读他们的文章，不是坏事儿，可你要是拿他们的尺子来量今天的大学，量来量去，只能量出个失望。反而该多看看那些还在一线较劲的老师，那些地方小学校长，带着几个老师，连职称都没钱评，还硬撑着把课开齐了。这种人身上才有“魂”。书里那个“魂”，说白了是少数人的运气。今天的魂，没准儿就藏在某个农村中学的晚自习教室里，孤零零的，也没人写书夸他。 说来说去，我就是觉得，校长们的话得听，但别光听他们说话，得看看他们脚底下站的是什么土。蒋梦麟说的那套“平民能力”的理儿，搁到今天，不是靠几个名校长就能办到的。哪天老百姓不用为了孩子上个学挤破头，哪天老师不用为了评职称造假论文，那天再去谈“回归民间”也不迟。这话是不是太丧了？也不是丧，就是觉得，路得一步步走，别老抬头看牌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