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的，看完这篇采访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倒不是觉得智效民老师说的全错，就是这股子“民国校长个个是圣人，现在大学全是行政化害的”的调调，让我这种在高校里混了十几年的人有点憋不住话。先声明我就是个普通老师，不是什么专家，但亲眼见过所谓的“去行政化”改革怎么在基层变味的，也翻过几本民国校长的传记，所以想掰扯几句。 文章里引用蒋梦麟那个“羊和牧羊人”的比喻，说老百姓是羊，统治者是牧羊人，羊肥了就杀而食之，瘦了就放牧行仁政，所以一治一乱循环。然后说教育的目的就是让每个人养成健全人格，打破这个循环。这话听着是漂亮，可问题是蒋梦麟那个年代他面对的是什么？是军阀混战，是外敌入侵，是饭都吃不饱的乱世。他当然可以说教育要培养健全人格，因为那时候能上大学的全中国就那么几千人，这几千人个个都是宝贝，当然可以慢慢陶冶情操。现在呢？每年上千万考生，大学毛入学率百分之五十多，你让这些学校都去培养通才、搞人格教育，经费从哪儿来？师资从哪儿来？学生毕业了喝西北风去？我这不是说人格教育不重要，而是说把民国几个精英校长的理念直接搬到大众化教育时代，就跟拿绣花针去挖地道似的，工具是好工具，场合完全不对。 再说竺可桢那段话，什么“独立思考，不崇拜偶像，不盲从潮流”。这话我教书的时候天天跟学生讲，可我自己心里都打鼓。现在的学生确实不盲从潮流了，他们盲从的是绩点、是保研、是考证。你让他们独立思考，他们问你“老师，思考这个能加综测分吗？”这不是学生的错，是整个评价体系就长这样。竺可桢时代的浙大，学生毕业包分配，国家给高工资，当然可以“运用一己之思想”，思想不能当饭吃的时候，人家好歹有口饭吃。现在的学生一毕业就要面对房租、彩礼、房贷，你让他们“正大精确，独立不阿”，他们倒是想独立，可独立的代价谁承担？智效民老师书里写那八位校长，个个有风骨，可风骨这东西是拿钱堆出来的。梅贻琦当校长的时候，清华经费充足，教授工资是普通工人的几十倍，可以一辈子不愁吃穿搞研究。现在你让一个青年教师拿几千块月薪去“养成健全人格”，这不是搞笑吗？ 还有那个去行政化的提法。文章标题就叫“让教育回归民间才是正道”，正文里也反复强调校长的重要，似乎只要校长有权了，大学就好了。我经历过我们学校搞“教授治学”改革，文件下发那天我们都挺激动，觉得终于能自己说了算。结果呢？教授委员会开三次会，讨论的是怎么分配那点可怜的教学经费，是职称评定名额给谁，是实验室装修用哪家施工队。真正的行政权力人家攥得死死的，人事权、财权一分没放，所谓“去行政化”就是把以前处长干的活儿分给教授干，加量不加价。民国那些校长之所以牛，因为他们上面有蔡元培、有张伯苓这群人在教育部撑着，下面有一批不在乎钱只想做学问的名教授托底。现在呢？处长把校长的权分了，校长把上面的经费要下来就谢天谢地了，教授忙着跑基金、拼论文，谁有闲工夫“沟通文理”？我有个文学院的同事，倒是想跟理工科沟通，结果理工学院说你们文科生连Python都不会，沟通个啥？这能怪行政化吗？是社会分工本身就变复杂了。 我特别想反驳一下梅贻琦那个“通才教育”的说法。文章里引用他说大学要培养通才，不是一批一批限于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级匠人。这话放在三十年代没错，那时候知识总量小，一个人学文通理确实可能。可现在随便一个物理学分支，光论文一年出几万篇，你让学物理的去学点文史没问题，但让他成为文理兼通的“通才”？除非他一天有48小时。胡适让吴健雄学文史，那是因为吴健雄本身物理天赋极佳，文史只是调味。反过来让一个普通学生既搞懂量子力学又搞懂训诂学，最后只能两个都半吊子。我见过太多“通才教育”养出来的学生了，简历上写着“跨学科视野”，实际上就是每门课都浅尝辄止，面试的时候聊什么都能聊两句，但真要上手做项目，连基本的实验记录都写不利索。这锅不该让通才教育背，但硬要拿民国经验套今天，就是刻舟求剑。 还有个更让我不舒服的地方，文章里那几句“大学之魂”“绝唱”“熠熠生辉”，把民国校长捧得太高了。咱不说别的，就说竺可桢，他确实了不起，但他执掌浙大13年，中间也有学生运动被镇压、有教师被开除的事。写历史的人喜欢挑好看的说，把“独立思考”四个字单独摘出来，好像浙大多民主自由一样。实际上民国大学校长哪个不是夹在政府和学生之间两头受气？蒋梦麟自嘲“北大功狗”，那确实是真心话，他就给政府当狗，给校长位子当狗。他自己在《西潮》里写过多少妥协和无奈？现在的人一提到民国教育就想到大师云集，却忘了大师们也有吃不上饭的时候，有被特务盯梢的时候，有眼睁睁看着好友被杀而不敢吭声的时候。把这些苦难背景全剪掉，光剩下几句漂亮话，那当然“熠熠生辉”了。 我觉得教育的问题根本不在行政化不行政化，而在整个社会怎么看待大学。民国时候大学是稀缺资源，是培养精英的地方，校长可以慢慢磨人格。现在大学是大众教育，是就业缓冲池，是科研指标生产线。你让大学回归民间？现在大学本来就够“民间”的了，校长天天跑去跟企业家拉赞助，教授忙着开公司做咨询，学生从大一开始就实习刷简历。这还不叫回归民间？再回归就得把校门拆了直接变成职业培训所了。智效民老师理想中的“民间”可能是那种绅士社会，大家都有闲有钱，坐下来谈人格谈通才。但现在的“民间”是市场的狂欢，是资本的逻辑，是流量为王。大学要是真跟这个“民间”接轨，那就彻底完了。 我倒是觉得，与其怀念民国校长，不如想想近在眼前的事。我自己读研究生的时候，导师跟我说过一句话：“现在培养的是会考试的学生，不是会思考的人。”这句话我记了十年，自己当了老师才发现根本改不了。课程设置是上面定的，教材是拿奖的，考核是统一的，你稍微讲点教材以外的东西，学生就觉得你“超纲”。你让他们独立思考，他们连上课都不敢举手发言，从小被教育要听话，到了大学突然让他们“独立不阿”，这不是为难人吗？这锅得从小学就开始背，不能全甩给大学行政。 文章里说胡适让有志于数理的人学点文史，这话对，但胡适自己也是在美国留学多年的，他深知现代学术的分科体系。他不是让你不学专业，而是让你在专业之外有点人文底子。可现在我们的通识课呢？全是水课，学生刷手机拿学分。我教过一门全校公选课，讲科学史，一个学期下来能有一半人到课就不错了。你问他们为什么选这课，说“听说给分高”“不用考试”。这种通识教育，再好的理念也白搭。说到底，土壤不一样了。 还有那个“教育的目的在于塑造健全的人格”，这话永远正确，可也永远空洞。什么叫健全的人格？民国校长们说了算。现在谁来定义？是你那个抓迟到的辅导员？是给你打思想政治分的班主任？还是发论文要求你挂基金项目的导师？人格要是能靠课程培养出来，那还要监狱干什么？我这话说得有点糙，但理不糙。人格是在真实的生活和选择中长出来的，不是校长喊几句口号就有的。竺可桢强调人格教育，他本人的身体力行确实影响了很多学生，那是因为他天天在校园里，能跟学生一块散步聊天。现在校长一学期都见不到几次学生，开学典礼讲一次话，毕业典礼再讲一次，中间全在开会、出差、跑项目。你让他怎么“塑造人格”？靠朋友圈吗？ 我特别注意到文章里有个细节，智效民说这几个校长“英雄所见略同”，都认为大学要培养通才。可实际上民国校长之间矛盾也多了去了。蒋梦麟治北大跟他前任蔡元培的理念就不完全一样，竺可桢在浙大搞通才，但清华的梅贻琦和北大的蒋梦麟对通才的理解也有差异。更别说傅斯年在台湾大学那是铁腕治校，一点都不“民主”。历史一旦被简化成“八位校长的共同点”，就变成了鸡汤。我这话可能得罪人，但实在看不得把复杂的历史炖成补汤。 再说去行政化这个具体操作。文章标题说这是正道，可你看全世界哪个国家的大学没有行政？美国大学校长年薪百万美元，董事会说了算，欧洲大学国家拨款，行政系统庞大得很。人家一样培养出了很多健全人格的人。行政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行政跟学术的边界怎么划。民国那会校长权力大，那是因为学校小，人少，事少。现在一个综合性大学几万学生，几千教职工，几十个学院，没有强有力的行政部门，光教学安排就得乱套。我有个同学在某985当教务处长，天天加班到晚上十点，就为了排课、调教室、处理各种突发状况。你让他“去行政化”，难道让教授轮流来干这活儿？教授还得忙着发论文呢。 我怀疑有些学者怀念民国，其实是在怀念一种“自己说了算”的文人想象。可民国校长真不是那么浪漫的。看过《八位大学校长》的书评就知道，这些校长最后哪个善终了？病死的病死，被赶走的被赶走，自杀的自杀，流亡的流亡。他们一辈子都在跟政治、金钱、人情世故周旋。他们的“魂”不是天生就有，是那个乱世逼出来的。现在太平年代，知识分子反倒想要“魂”了，可“魂”这玩意儿你越追求越没有，它就藏在你平时做的那些不起眼的事情里。比如说认认真真上一堂课，比如说给你带的硕士生改论文改到半夜，比如说拒绝一个明显有问题的项目。这些事不伟大，但累积起来比喊一百遍“塑造健全人格”都强。 文章里那个“羊和牧羊人”的循环论，我其实有不同看法。蒋梦麟说教育能打破这个循环，可历史上受过教育的羊多了去了，改朝换代的时候照样被宰。德国那么有教养的民族，二战时候干的那些事能叫“健全人格”吗？教育如果只是教人读书明理，那它根本挡不住暴政。真正能挡住的，是制度，是权力制衡，是法治。民国那些校长再牛，也没能挡住后来国家的剧变。把教育抬到“救国”的高度，是知识分子的自恋。教育就是教育，它能让人多知道点东西，多点选择，但别指望它拯救世界。竺可桢说大学生要有清醒头脑，可清醒头脑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抗战的时候，有学生觉得该去延安，有学生觉得该去重庆，都觉得自己清醒。所以独立思考最终导向哪里，谁也说不准。 我还有个更俗气的看法：民国大学为什么能出大师？因为那时候大学是卖方市场，生源少，竞争小，教授的饭碗稳。现在大学是买方市场，学生交钱来上学，觉得教授是服务行业人员，动不动就投诉。学校为了招生率，得让学生满意，让学生满意就得给高分，给宽松考核，这跟学术规律是拧着的。以前是校长挑学生，现在是学生挑学校。这个根本关系变了，什么理念都难玩转。我这不是反对市场化，我是说别拿民国那套来评价今天，语境完全两码事。 当然我也得说点好话，智效民老师挖掘这些民国校长的故事，至少让我们知道中国教育还有过另一条路，有过一些认真思考“大学是什么”的人。这些思想遗产值得反复咀嚼。但咀嚼不等于直接咽下去，更不等于把吐出来的东西当仙丹。我读那篇采访，感觉全文都在暗示“只要去掉行政化，校长有实权，民国那套就能复活”。可现实是，就算学校全听校长的，校长也要听上面的，也要听钱的声音。除非整个社会资源分配方式变了，否则教育肯定还是这个德性。 最后说个我自己的小故事吧。前年我带一个本科生做毕业设计，小伙子特别聪明，就是对专业课没兴趣，整天读哲学书。按民国校长的标准，这是有“通才”潜质的，该表扬。但我得催他做实验、写论文，因为六月要答辩，答辩不过没毕业证。后来他延毕了半年，后来听说去考了哲学系研究生，现在跟着导师读尼采，朋友圈天天发读书笔记。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健全人格”的胜利，但我知道他在我们组的半年过得很痛苦，我也很痛苦。教育制度没法让每个人都同时满足“专业就业”和“人格养成”两个目标，尤其资源有限的时候。民国那几所一流大学，招生那么少，教授待遇那么优，学校能像养花一样慢慢养学生。现在大学是流水线，虽然很残酷，但这流水线养活了比例高得多的人。这账怎么算，我觉得真不是“去行政化”能回答的。 写这么多，不是想替现在的大学辩护，我也天天骂学校傻逼。但骂要骂到点上。把锅全甩给行政化，然后幻想民国校长复活就能解决问题，这是偷懒。真要改革，得从评价体系改起，从经费分配改起，从整个社会对成功的定义改起。这些都不是校长一个人能搞定的。说白了，民国校长背后有民国那个社会的魂，不是校长自己有魂。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魂是什么样的？急功近利，爱走捷径，笑贫不笑娼。这样的社会土壤上，你种再好的种子也长不出民国那棵大树。所以别急着叫“回归民间”，先想清楚民间现在是什么揍性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