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男，祖籍山西，1946年生于太原市。中国当代人文学者，在山西省社科院工作，主要从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研究，著有《心理的单间》《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往事知多少》《八位大学校长》《思想操练》(与人合作)等。
日前，智效民所著《大学之魂：民国老校长》出版上市，引来各界再次关注大学的各种问题。
高等教育的任务到底是什么？大学该如何培育出德才兼备的人才？针对考生和家长关心的话题，广州日报记者采访了智效民。他接受采访时表示，“虽然历经时代变迁，民国那几个校长仿若成为高等教育的绝唱，他们民主治校、培养通才、注重人格教育的光辉思想，在今天看来依然熠熠生辉。”
智效民告诉记者，“之所以将《大学之魂：民国老校长》这本书的书名定为‘大学之魂’，由此可见校长的重要地位。”书中提到的八位大学校长虽然个人经历以及当校长的背景不尽相同，但他们对大学教育目的的理解却是英雄所见略同，那就是塑造健全的人格。蒋梦麟是北京大学历任校长中在职时间最长的一个，他曾自嘲自己是“北大功狗”。
智效民说，蒋梦麟在《和平与教育》一文中曾提到，在专制制度下，老百姓仅仅是一群羊，而统治者则是牧羊人。羊肥了，牧羊人就会杀而食之，于是就出现暴政，时间长了羊会变瘦，于是牧羊人就会继续放牧，推行仁政。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一治一乱的根本原因。蒋梦麟认为，要改变这种恶性循环，就必须增进平民的能力和知识，使每个人都养成健全的人格。而教育是“达此和平目的之方法也”。他说个人的价值在于他的天赋与秉性之中，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尊重这种价值，让每个人的特性发展到极致。
有“浙大保姆”之称的竺可桢的教育理念则是强调独立思考，注重人格修养，培养领袖人才。他在《常识之重要》的演讲中说：“大学教育之目的，在于养成一国之领导人才，一方提倡人格教育，一方研讨专门智识，而尤重于锻炼人之思想，使之正大精确，独立不阿，遇事不为习俗所囿，不崇拜偶像，不盲从潮流，唯其能运用一己之思想，此所以曾受真正大学教育之富于常识也。”智效民说，竺可桢特别强调大学生要有清醒的头脑，有独立思考、明辨是非的能力。大学教育要让学生掌握学习的方法，通过研究学问来培养他们的反省意识和批判精神，只有这样，大学生才有能力对社会和自然进行精细的观察、慎重的考量，才不会盲从迷信，不会被人利用。
民国校长注重沟通文理科
书中提及的几位校长，都非常重视通才教育，尤其重视文史方面的教育。
“这就好比盖房子，基础打得坚持宽厚，房子才能盖得高，盖得牢。”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上任不久就曾告诫学生，学问的范围宜广不宜狭，这样才能形成平衡的世界观和人生观。1943年，他在《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一文中强调，大学教育最大的目的在于培养通才，文、理、法、工、农等学院要培养的是这几个方面，甚至是两个方面以上的综合的通才，而不是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者高级匠人”。
实行通才教育也是竺可桢一贯的主张。他任校长的浙大是由求是学堂、浙江中等工业学堂和中等农业学堂演变而来的，有重视实用教育的传统，无论是大清王朝、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统治时期，都把实用教育放在首位。
为了改变这一传统，竺可桢上任后主持第一次校务会议的时候就提出，要设立中国文学系、史地系、一年级不分系，将通才教育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他曾对学生说，国家每年给你们花很多钱，为的是培养社会的栋梁，时代的砥柱，而不是让你们仅仅学一点技术，为自己谋生找出路。
胡适注重沟通文理学科。为了沟通文理，胡适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校长期间，亲自兼任文理学院院长，让有志于数理的人学点文史知识，让有志于文史的人学点自然科学。智效民说，胡适有个女学生叫吴健雄，是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有“东方居里夫人”之称，她印证了李政道、杨振宁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吴健雄当年是数理系的学生，但是她的文科特别好，作文曾经拿过100分，成为胡适津津乐道的事情。
中国私立大学拓荒者张伯苓
智效民接受采访时，特别提到中国私立大学的拓荒者张伯苓的故事，令人感慨。
著名的南开大学起源于“严氏家馆”，为了教育自己的后代，清末名流严修在家中办了个教馆，即严氏家馆，请张伯苓前来任教。张应聘后，不是灌输四书五经，而是讲授英文、数学和自然科学等教程，并开展体育活动。
1902年，他与严修去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决定把严氏家馆改为中学。在张伯苓主持下，学校于1907年迁入新址，并改名为“私立南开中学堂”。1918年，张伯苓制订创办大学计划。次年9月，南开大学正式成立，成为中国第一所正规的私立大学。
然而，张伯苓晚年却遭遇打击，晚景凄凉。1948年3月，张伯苓回到阔别多年的南开大学，正当他全力以赴重建南开的时候，蒋介石邀请他出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大概是由于时局和身体的双重原因，他在南京待了不到半年，就飞往重庆养病。
1950年5月，张伯苓从重庆返回天津时路过北京，在老朋友傅作义家逗留好几个月。“之所以如此，是周恩来考虑到张伯苓即时返津，可能会遭到激进学生的斗争。”事实果然如此，当张伯苓同年9月中旬返回南开时，南开大学的一些激进师生对他并不欢迎。
这年10月7日是南开46周年校庆，张伯苓很早做好了参加校庆活动的准备，但是到了那一天，“南开中学不允许他进入，而南开大学也只安排他在相关活动中坐一般座席。自此，他变得沉默孤独，常常呆坐在居室，以手击头，精神颓丧，自感平生工作全被否定……”
对话 （广州日报记者：吴波）
校长成网络红人，说明他们会作秀
记者：书中收录了八位民国时期的老校长，既有胡适、张伯苓、竺可桢、蒋梦麟这些在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流人物，也有任鸿隽、胡先啸等不为人们熟知的人物，但我注意到，您独独遗漏了大家熟知的蔡元培先生，为什么？
智效民：有些人大家不熟悉，是因为这段历史曾长期被遮蔽。其实这些人当年都很有名。比如任鸿隽，是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之一，夫人陈衡哲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女作家，还是北京大学的第一位女教授。杨绛年轻时曾经在他们家住过，现在杨绛名气很大，而她的恩师却鲜为人知，这是很荒谬的事。
至于为什么没有写蔡元培，我以为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蔡先生是一个无人可比的开风气的人物。他早年参加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后，他作为第一任教育总长，曾制定了一系列教育法律法规。其中包括废止祀孔读经、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实行男女同校等内容。
1916年出任北大校长后，他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并一扫原有的官僚作风和腐朽气息，为北大奠定了正确的发展方向。我写大学校长的时候，虽然也很想写一写他，但因为手头资料有限，再加上有关他的年谱、传记已经很多，所以就放弃了。这确实是一个遗憾。
记者：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校长走红网络，比如：北大校长周其凤、华中科大李培根、被称为“纪宝宝”的中国人大校长纪宝成等，您如何看待这现象?
智效民：我总觉得一个校长要想为人师表，首先要做到“诚实”二字。如果你连诚实都做不到，其他就不必谈了。这两年，许多大学校长因为在开学典礼或毕业典礼上的讲话而走红网络，受到许多学生的追捧，这一方面说明青年学子的单纯可爱，另一方面也似乎看到大学校长的一点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牢记“听其言观其行”的古训，才能有正确的判断。根据我的经验，越是花里胡哨，哗众取宠的行为，就越不诚实，也越不能轻信。
另外，对于大学校长来说，当前大学的问题不是如何改变自己的形象，而是如何改变办学方向。总而言之，许多大学校长是很“聪明”的。他们的讲话反映了体制的松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虽然有改革的意图，但由于体制的束缚还在，他们也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表达。当然，其中也不排除作秀的成分。
记者：今年，南方科技大学作为高等教育改革试验田正式获得教育部批准建立，并首次自主招生，该校自创办以来，进行了“去行政化”、“教授治校”、“自主招生”等重大改革。您是否看好南科大这块“试验田”？
智效民：南科大的做法对教育改革具有突破性的意义。从历史上看，我国自古就有学在民间的传统；从世界范围来看，一流大学也都是私人或教会所办。因此让教育回归民间，乃是人间正道。我想知道的是，该试验田能维持多久，对现实有多大的影响力。
看了半天，现在大学还是批量产高级匠人，倒是挺稳定。
竺可桢让学生独立思考，现在倒好，送进去四年，出来全是流水线螺丝钉。去行政化？先把校长那套官腔戒了再说。
说实话看这个标题我就不太舒服 啥叫回归民间 好像从前教育就真是民间的似的 古代倒是有私塾书院 可那是谁都能进的么 穷人家孩子放牛都来不及 还人格教育 民国那些校长我承认有几个是真有本事 蒋梦麟说老百姓是羊 牧羊人杀羊吃肉 这话听着挺深刻 可他自己不也是校长 不也是国民政府里的人 他真能让羊说话算话么 我看悬 智效民老先生把民国校长捧成绝唱 这毛病我见多了 一说到现在大学就摇头 一提起民国就眼里放光 但你光看那八个大学校长有啥用 那时候全国一共才几个大学 能进大学的都是什么人 家里没点底子行么 我爷爷那辈人 全村找不出一个念过中学的 你跟他们讲通才教育 讲独立思考 不如给他们一袋粮食实在 再说行政化这事 现在大学确实讨厌 开个会比上课都多 院长天天写报告 教授忙着抢项目 学生跟着当苦力 可你要真把行政去了 学校就能好了 我看未必 你瞅瞅那些民办大学 倒是民间 老板一个人说了算 学费一年好几万 老师合同工 学生就是摇钱树 那叫回归民间 那叫回到丛林 好歹现在还有教育部管着 有个什么幺蛾子还能告一告 真放开了 学校不还得被资本吃得骨头都不剩 梅贻琦说学问范围宜广不宜狭 这话没错 但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现在大学生毕业就要还贷款 要租房 要考研 你让他文理兼修 学点哲学学点历史 他倒想 可他得先找个工作养活自己啊 竺可桢说大学要培养领袖人才 可领袖就那么几个 剩下的大多数人 说白了就是找个饭碗 你非得让他们都成通才 结果啥都会一点 啥都不精 那才是害人 还有那个胡适 让学理工的学点文史 学文史的学点科学 理想挺好 可你看看现在的高考 学生从早到晚刷题 连觉都不够睡 哪还有工夫发展别的兴趣 大学四年看着长 实际上专业课都学不完 你再给他加一堆通识课 最后就成了混学分 上课刷手机 考试背重点 这跟民国那种小班精修能一样么 我不是说现在大学没问题 官僚主义 形式主义 这是真毛病 但拿民国那几个校长当药方 就跟拿祖传秘方治癌症似的 那时候大学是什么规模 现在是什么规模 那时候整个国家才多少读书人 现在每年毕业上千万 你让大学都去搞人格教育 谁来教 怎么教 教室都坐不下 老师一个人管一百多个学生 能记住名字就不错了 还塑造人格 蒋梦麟说教育是和平的方法 让每个人都有健全人格 这话现在听着更像个笑话 你看看现在内卷成啥样了 从幼儿园就开始拼 孩子还没学会独立思考 先学会看老师脸色了 这不是大学的错 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你光改大学有啥用 中小学还是应试那套 高考还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你到了大学突然说 大家要独立 要批判 学生都懵了 高中老师没教过啊 所以要我说 别整天念叨去行政化 也别把民国那几个校长供起来 现在大学最缺的是常识 当官的管理者少添乱 做学问的有点尊严 学生别被就业压垮 就这么点事 搞那么玄乎干嘛 智效民老先生的书我有幸翻过几页 史料功夫是有的 但总觉得他拿旧时代的精英教育对比今天的大众教育 有点东拉西扯 民国校长再牛 也就牛那么几所学校 那会儿的文盲率 他咋不提呢 反正我不信教育回归民间就能正道 民间有好人也有恶霸 有私塾也有骗子 你让教育回到民间 那穷人家的孩子更没戏了 现在虽然大学有各种毛病 但它至少是个梯子 普通孩子还能往上爬 你要真把这梯子拆了 说回到民国那种自由办学 我估计过不了几年 大学就成了有钱人的俱乐部 到时候再出几个魅力校长 照样跟咱们没关系 所以这些话我就搁这 你骂我也好 说我鼠目寸光也好 反正我不觉得过去就比现在强 日子是往前过的 教育也是
@半夏496
你后面那几句我倒是服气，真服了，民国那几个校长确实被捧得跟圣人似的，好像他们一开口就能救中国似的，也不看看底下多少人连饭都吃不上。可你说教育回归民间这个说法不咋地，我寻思你也是有点较真，那标题党不都这样么，不整点大词谁点进来看啊，要是写《大学行政管理乱象的几点观察》，你瞅瞅有几个活的理你。 不过咱就是说，你光说民国那些大学是贵族游戏，说得没错，那时候能坐在课堂里摇头晃脑背通才教育的那帮人，家里头不是地主也是乡绅，穷家孩子做梦都够不着那个门槛。可你要说现在大学就不精英了？也不见得吧，你看我表弟，高考考了个普通二本，农村户口，爹妈在外面工地打工，四年学费全靠助学贷款撑着。他进学校以后嘛，什么通识课、什么人文素养，他自己说就记得大一一门思修补够了学分，后来全在宿舍打游戏了。倒也不是说他不想学那些，是他得先琢磨琢磨毕业以后拿啥还钱，拿啥在这城市落脚。你说这跟民国那帮人也没差多少，穷人家孩子不管搁哪个年代，都是先琢磨活命再说别的。 但你非要揪着“民间”这俩字不放，我倒是有点不同意见。我觉得这词吧，说的还真不是非得让平民百姓去办学，而是说别啥都让行政那帮人拿捏死。我不说别的，就说我认识一个在某省重点大学当辅导员的姐们儿，她天天抱怨，说现在上面布置的任务多得要命，什么心理论文、什么就业率台账、什么宿舍安全大检查，全堆在她这一个小辅导员身上。她天天忙着给领导做PPT、写总结汇报，根本没有正经工夫管学生想着怎么培养学生人格。你说这是大学教授缺本事吗？我看倒不是，是人都被那些表格和指标给耗死了，想有点自己想法都没那个精气神了。 我觉得吧，那些老研究民国校长的人，捧的不是那几个人本身，捧的是那时候学校能做自己主的那种感觉。那时候校长能挂牌子说开除谁就开除谁，能拿着自己理念去挑教授请教授，现在呢？一个学院上个新专业，光是审批流程就够跑断腿，还有各种评估专家来视察，校长点头哈腰陪着笑，活像个拉投资的业务员，哪有半点当年蔡元培那种“老子说了算”的气派。 再说了，你说蒋梦麟那样的人一边说老百姓是羊一边在体制里待着，这事儿我不替你洗，他确实矛盾得很。可你反过来想，现在那些校长不也一样么，开会时候张口闭口立德树人，转头就往自己学术圈子里塞人，或者去给哪个房地产商站台剪彩，就为了拉点赞助盖大楼。真要论起来，哪个不比民国那帮人精啊。 说到底，你说的贫困问题确实是根上，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谈什么教育理想确实矫情。但穷跟行政化也不矛盾啊，你看现在的农村小学，常年缺老师，县教育局招人难得很，编制就三五个，还会被上面有关系的人先占了。老百姓的孩子照样在教室里念课本，可教他们的人自己都愁着调动、愁着评职称，你说这教育能不畸形么。所以我一看到你光说民国贵族化、质疑人吹捧老校长，我就忍不住想多说两句，不是说你那话不对，是现在这教书育人的环境，那不是光骂两句民国精英就能解气的。 反正我是觉得，有些人扯着“民间”这词矫情，确实烦人，可现实里行政那套东西更烦人。当官的改表格，管教务的改格式，当老师的就去搞关系、弄项目、混帽子，真正把心思放在课堂上的那才是稀罕物。你要真说教育得变，我倒觉得趁着现在这个上头在搞什么教育家精神，风向上头还把老师往“懂业务”上推，咱多盯着点下面执行的人别走样，那瞧着还稍微有点戏。不然光对着民国那几张老照片流哈喇子，或者光在那儿念叨乡里头娃都上不起学，那都顶个屁用，问题照样卡在中路上。
说真的，看完这篇采访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倒不是觉得智效民老师说的全错，就是这股子“民国校长个个是圣人，现在大学全是行政化害的”的调调，让我这种在高校里混了十几年的人有点憋不住话。先声明我就是个普通老师，不是什么专家，但亲眼见过所谓的“去行政化”改革怎么在基层变味的，也翻过几本民国校长的传记，所以想掰扯几句。 文章里引用蒋梦麟那个“羊和牧羊人”的比喻，说老百姓是羊，统治者是牧羊人，羊肥了就杀而食之，瘦了就放牧行仁政，所以一治一乱循环。然后说教育的目的就是让每个人养成健全人格，打破这个循环。这话听着是漂亮，可问题是蒋梦麟那个年代他面对的是什么？是军阀混战，是外敌入侵，是饭都吃不饱的乱世。他当然可以说教育要培养健全人格，因为那时候能上大学的全中国就那么几千人，这几千人个个都是宝贝，当然可以慢慢陶冶情操。现在呢？每年上千万考生，大学毛入学率百分之五十多，你让这些学校都去培养通才、搞人格教育，经费从哪儿来？师资从哪儿来？学生毕业了喝西北风去？我这不是说人格教育不重要，而是说把民国几个精英校长的理念直接搬到大众化教育时代，就跟拿绣花针去挖地道似的，工具是好工具，场合完全不对。 再说竺可桢那段话，什么“独立思考，不崇拜偶像，不盲从潮流”。这话我教书的时候天天跟学生讲，可我自己心里都打鼓。现在的学生确实不盲从潮流了，他们盲从的是绩点、是保研、是考证。你让他们独立思考，他们问你“老师，思考这个能加综测分吗？”这不是学生的错，是整个评价体系就长这样。竺可桢时代的浙大，学生毕业包分配，国家给高工资，当然可以“运用一己之思想”，思想不能当饭吃的时候，人家好歹有口饭吃。现在的学生一毕业就要面对房租、彩礼、房贷，你让他们“正大精确，独立不阿”，他们倒是想独立，可独立的代价谁承担？智效民老师书里写那八位校长，个个有风骨，可风骨这东西是拿钱堆出来的。梅贻琦当校长的时候，清华经费充足，教授工资是普通工人的几十倍，可以一辈子不愁吃穿搞研究。现在你让一个青年教师拿几千块月薪去“养成健全人格”，这不是搞笑吗？ 还有那个去行政化的提法。文章标题就叫“让教育回归民间才是正道”，正文里也反复强调校长的重要，似乎只要校长有权了，大学就好了。我经历过我们学校搞“教授治学”改革，文件下发那天我们都挺激动，觉得终于能自己说了算。结果呢？教授委员会开三次会，讨论的是怎么分配那点可怜的教学经费，是职称评定名额给谁，是实验室装修用哪家施工队。真正的行政权力人家攥得死死的，人事权、财权一分没放，所谓“去行政化”就是把以前处长干的活儿分给教授干，加量不加价。民国那些校长之所以牛，因为他们上面有蔡元培、有张伯苓这群人在教育部撑着，下面有一批不在乎钱只想做学问的名教授托底。现在呢？处长把校长的权分了，校长把上面的经费要下来就谢天谢地了，教授忙着跑基金、拼论文，谁有闲工夫“沟通文理”？我有个文学院的同事，倒是想跟理工科沟通，结果理工学院说你们文科生连Python都不会，沟通个啥？这能怪行政化吗？是社会分工本身就变复杂了。 我特别想反驳一下梅贻琦那个“通才教育”的说法。文章里引用他说大学要培养通才，不是一批一批限于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级匠人。这话放在三十年代没错，那时候知识总量小，一个人学文通理确实可能。可现在随便一个物理学分支，光论文一年出几万篇，你让学物理的去学点文史没问题，但让他成为文理兼通的“通才”？除非他一天有48小时。胡适让吴健雄学文史，那是因为吴健雄本身物理天赋极佳，文史只是调味。反过来让一个普通学生既搞懂量子力学又搞懂训诂学，最后只能两个都半吊子。我见过太多“通才教育”养出来的学生了，简历上写着“跨学科视野”，实际上就是每门课都浅尝辄止，面试的时候聊什么都能聊两句，但真要上手做项目，连基本的实验记录都写不利索。这锅不该让通才教育背，但硬要拿民国经验套今天，就是刻舟求剑。 还有个更让我不舒服的地方，文章里那几句“大学之魂”“绝唱”“熠熠生辉”，把民国校长捧得太高了。咱不说别的，就说竺可桢，他确实了不起，但他执掌浙大13年，中间也有学生运动被镇压、有教师被开除的事。写历史的人喜欢挑好看的说，把“独立思考”四个字单独摘出来，好像浙大多民主自由一样。实际上民国大学校长哪个不是夹在政府和学生之间两头受气？蒋梦麟自嘲“北大功狗”，那确实是真心话，他就给政府当狗，给校长位子当狗。他自己在《西潮》里写过多少妥协和无奈？现在的人一提到民国教育就想到大师云集，却忘了大师们也有吃不上饭的时候，有被特务盯梢的时候，有眼睁睁看着好友被杀而不敢吭声的时候。把这些苦难背景全剪掉，光剩下几句漂亮话，那当然“熠熠生辉”了。 我觉得教育的问题根本不在行政化不行政化，而在整个社会怎么看待大学。民国时候大学是稀缺资源，是培养精英的地方，校长可以慢慢磨人格。现在大学是大众教育，是就业缓冲池，是科研指标生产线。你让大学回归民间？现在大学本来就够“民间”的了，校长天天跑去跟企业家拉赞助，教授忙着开公司做咨询，学生从大一开始就实习刷简历。这还不叫回归民间？再回归就得把校门拆了直接变成职业培训所了。智效民老师理想中的“民间”可能是那种绅士社会，大家都有闲有钱，坐下来谈人格谈通才。但现在的“民间”是市场的狂欢，是资本的逻辑，是流量为王。大学要是真跟这个“民间”接轨，那就彻底完了。 我倒是觉得，与其怀念民国校长，不如想想近在眼前的事。我自己读研究生的时候，导师跟我说过一句话：“现在培养的是会考试的学生，不是会思考的人。”这句话我记了十年，自己当了老师才发现根本改不了。课程设置是上面定的，教材是拿奖的，考核是统一的，你稍微讲点教材以外的东西，学生就觉得你“超纲”。你让他们独立思考，他们连上课都不敢举手发言，从小被教育要听话，到了大学突然让他们“独立不阿”，这不是为难人吗？这锅得从小学就开始背，不能全甩给大学行政。 文章里说胡适让有志于数理的人学点文史，这话对，但胡适自己也是在美国留学多年的，他深知现代学术的分科体系。他不是让你不学专业，而是让你在专业之外有点人文底子。可现在我们的通识课呢？全是水课，学生刷手机拿学分。我教过一门全校公选课，讲科学史，一个学期下来能有一半人到课就不错了。你问他们为什么选这课，说“听说给分高”“不用考试”。这种通识教育，再好的理念也白搭。说到底，土壤不一样了。 还有那个“教育的目的在于塑造健全的人格”，这话永远正确，可也永远空洞。什么叫健全的人格？民国校长们说了算。现在谁来定义？是你那个抓迟到的辅导员？是给你打思想政治分的班主任？还是发论文要求你挂基金项目的导师？人格要是能靠课程培养出来，那还要监狱干什么？我这话说得有点糙，但理不糙。人格是在真实的生活和选择中长出来的，不是校长喊几句口号就有的。竺可桢强调人格教育，他本人的身体力行确实影响了很多学生，那是因为他天天在校园里，能跟学生一块散步聊天。现在校长一学期都见不到几次学生，开学典礼讲一次话，毕业典礼再讲一次，中间全在开会、出差、跑项目。你让他怎么“塑造人格”？靠朋友圈吗？ 我特别注意到文章里有个细节，智效民说这几个校长“英雄所见略同”，都认为大学要培养通才。可实际上民国校长之间矛盾也多了去了。蒋梦麟治北大跟他前任蔡元培的理念就不完全一样，竺可桢在浙大搞通才，但清华的梅贻琦和北大的蒋梦麟对通才的理解也有差异。更别说傅斯年在台湾大学那是铁腕治校，一点都不“民主”。历史一旦被简化成“八位校长的共同点”，就变成了鸡汤。我这话可能得罪人，但实在看不得把复杂的历史炖成补汤。 再说去行政化这个具体操作。文章标题说这是正道，可你看全世界哪个国家的大学没有行政？美国大学校长年薪百万美元，董事会说了算，欧洲大学国家拨款，行政系统庞大得很。人家一样培养出了很多健全人格的人。行政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行政跟学术的边界怎么划。民国那会校长权力大，那是因为学校小，人少，事少。现在一个综合性大学几万学生，几千教职工，几十个学院，没有强有力的行政部门，光教学安排就得乱套。我有个同学在某985当教务处长，天天加班到晚上十点，就为了排课、调教室、处理各种突发状况。你让他“去行政化”，难道让教授轮流来干这活儿？教授还得忙着发论文呢。 我怀疑有些学者怀念民国，其实是在怀念一种“自己说了算”的文人想象。可民国校长真不是那么浪漫的。看过《八位大学校长》的书评就知道，这些校长最后哪个善终了？病死的病死，被赶走的被赶走，自杀的自杀，流亡的流亡。他们一辈子都在跟政治、金钱、人情世故周旋。他们的“魂”不是天生就有，是那个乱世逼出来的。现在太平年代，知识分子反倒想要“魂”了，可“魂”这玩意儿你越追求越没有，它就藏在你平时做的那些不起眼的事情里。比如说认认真真上一堂课，比如说给你带的硕士生改论文改到半夜，比如说拒绝一个明显有问题的项目。这些事不伟大，但累积起来比喊一百遍“塑造健全人格”都强。 文章里那个“羊和牧羊人”的循环论，我其实有不同看法。蒋梦麟说教育能打破这个循环，可历史上受过教育的羊多了去了，改朝换代的时候照样被宰。德国那么有教养的民族，二战时候干的那些事能叫“健全人格”吗？教育如果只是教人读书明理，那它根本挡不住暴政。真正能挡住的，是制度，是权力制衡，是法治。民国那些校长再牛，也没能挡住后来国家的剧变。把教育抬到“救国”的高度，是知识分子的自恋。教育就是教育，它能让人多知道点东西，多点选择，但别指望它拯救世界。竺可桢说大学生要有清醒头脑，可清醒头脑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抗战的时候，有学生觉得该去延安，有学生觉得该去重庆，都觉得自己清醒。所以独立思考最终导向哪里，谁也说不准。 我还有个更俗气的看法：民国大学为什么能出大师？因为那时候大学是卖方市场，生源少，竞争小，教授的饭碗稳。现在大学是买方市场，学生交钱来上学，觉得教授是服务行业人员，动不动就投诉。学校为了招生率，得让学生满意，让学生满意就得给高分，给宽松考核，这跟学术规律是拧着的。以前是校长挑学生，现在是学生挑学校。这个根本关系变了，什么理念都难玩转。我这不是反对市场化，我是说别拿民国那套来评价今天，语境完全两码事。 当然我也得说点好话，智效民老师挖掘这些民国校长的故事，至少让我们知道中国教育还有过另一条路，有过一些认真思考“大学是什么”的人。这些思想遗产值得反复咀嚼。但咀嚼不等于直接咽下去，更不等于把吐出来的东西当仙丹。我读那篇采访，感觉全文都在暗示“只要去掉行政化，校长有实权，民国那套就能复活”。可现实是，就算学校全听校长的，校长也要听上面的，也要听钱的声音。除非整个社会资源分配方式变了，否则教育肯定还是这个德性。 最后说个我自己的小故事吧。前年我带一个本科生做毕业设计，小伙子特别聪明，就是对专业课没兴趣，整天读哲学书。按民国校长的标准，这是有“通才”潜质的，该表扬。但我得催他做实验、写论文，因为六月要答辩，答辩不过没毕业证。后来他延毕了半年，后来听说去考了哲学系研究生，现在跟着导师读尼采，朋友圈天天发读书笔记。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健全人格”的胜利，但我知道他在我们组的半年过得很痛苦，我也很痛苦。教育制度没法让每个人都同时满足“专业就业”和“人格养成”两个目标，尤其资源有限的时候。民国那几所一流大学，招生那么少，教授待遇那么优，学校能像养花一样慢慢养学生。现在大学是流水线，虽然很残酷，但这流水线养活了比例高得多的人。这账怎么算，我觉得真不是“去行政化”能回答的。 写这么多，不是想替现在的大学辩护，我也天天骂学校傻逼。但骂要骂到点上。把锅全甩给行政化，然后幻想民国校长复活就能解决问题，这是偷懒。真要改革，得从评价体系改起，从经费分配改起，从整个社会对成功的定义改起。这些都不是校长一个人能搞定的。说白了，民国校长背后有民国那个社会的魂，不是校长自己有魂。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魂是什么样的？急功近利，爱走捷径，笑贫不笑娼。这样的社会土壤上，你种再好的种子也长不出民国那棵大树。所以别急着叫“回归民间”，先想清楚民间现在是什么揍性再说吧。
竺可桢那句“不是让你们仅仅学一点技术，为自己谋生找出路”是真敢说，放今天怕不是要被骂死。现在普通家庭孩子砸锅卖铁上大学，不就是为了找份工作糊口？都去当通才了，谁来画图纸拧螺丝？再说了，那时候大学录取率才多少，全国一年才招几千人，精英当然可以谈人格谈修养。真回到那会儿，大多数人连大学门朝哪开都不知道。站着说话不腰疼。
昨天正好在书店翻到这本《大学之魂》，还没掏钱买，回家就刷到这段采访，巧了。说真的，蒋梦麟那个牧羊人的比方我挺喜欢，话糙理不糙，老百姓当羊当久了，连自己长着牙都忘了。可我想说句不太中听的，就是书里那几位校长，现在快被供成神像了，好像民国教育就是个乌托邦，到处都是大师，遍地是风骨。那会儿全国文盲多少？百分之八十多。能上大学的是什么人？地主家的小姐少爷，要不就是大城市里有点家底的。这些人本来就站在塔尖上，校长再民主，再谈人格教育，那也是少数人的事。我这不是要抹黑谁，只是觉得把“民国”两个字加上滤镜，容易盖住今天真正该较劲的地方。 我自己在高校混了小二十年，读大学的时候还碰上过几个好老师。有一个从国外回来的，上课真叫一个漂亮，讲历史跟说书似的，教室里坐得满满当当，连窗台上都趴着人。后来呢？他评职称评不上，因为光顾着上课，论文没凑够数，第二年拍拍屁股走了。你说校长重要吗，当然重要，可光有几个好校长有什么用？底下一帮认真教书的老师，要是连饭都吃不稳，魂儿早散了。现在高校里那些个表格、考核、打分，哪个不是把老师往“老老实实写论文”那条路上逼？我有个同事，教书教了二十年，学生评教年年优秀，结果评副高的时候材料被打回来三次，理由都是“成果不足”。你说这叫什么事。 竺可桢那段话我念了两遍，“不崇拜偶像，不盲从潮流”，说得真好。可你要真按这个办，第一个架不住的就是学校自己。教材要不要？标准答案要不要？考试还考不考？我读书那会儿，近代史课有个地方跟上头文件对不上，老师顿了顿，苦笑一声说“你们自己琢磨吧”，然后接着讲。你说这叫独立思考还是叫甩锅？学生不是傻，你让他今天质疑这个，明天批判那个，到了期末还是按参考书背，他凭什么信你？现在的学生比咱们那会儿精多了，你跟他讲人格，他问你人格能加分吗。这怪学生吗？整个社会都在教他们算账，高考算分，考研算分，考公还算分，你突然让他不算了，他不敢。 还有胡适和吴健雄这个事，书里拿来证明文理沟通多重要。我看了直乐，吴健雄那是什么脑子？物理天才，百年不遇的一个人。这种人搁在哪个制度里都能冒出来，跟胡适当不当校长关系没那么大。你拿一个天才来证明一种教育理念，就像说我爷爷抽了一辈子旱烟活到九十，所以抽烟养生。样本就一个，变量一大堆，这逻辑站不住啊。通才教育这说法我也赞成，可那会儿的知识边界跟今天能比吗？梅贻琦说学问范围宜广不宜狭，搁民国，一个学物理的读点文史不算难。今天你再试试，搞量子力学的人你让他背《史记》，他得有那个时间才行。知识爆炸，学科越分越细，你让一个人文理兼通，听起来很美，实际操作起来，要么是半吊子，要么是天才。可大学是按照天才的标准建的吗？不是啊，大学是为普通人建的啊。 再说回“去行政化”这个词，这口号喊了不少年了吧。依我看，光把校长的“官”字摘了，根本没用。学校现在被啥绑着？不光是行政那一套，还有排行榜，有就业率，有科研成果数，有经费排名，一个比一个要命。这些玩意儿哪个不是紧箍咒？校长今天不是被组织部换掉的，是让排行榜逼疯的。南方科大当年搞去行政化，朱清时老先生多大劲头，后来怎么样？还不是一步一步往回走。你说这是校长不够硬吗？我说不是，是整个山头都压在那，一个人顶不住。 书里写了八位校长，全是名校的。北大、清华、浙大、南开，听着都响亮。可我私心觉得，智效民老师这支笔要是分一点给陶行知就好了。陶行知也当过校长，可他搞的是晓庄师范，是乡村教育，是“教学做合一”。那个才是真“回归民间”吧。可惜大学之魂写的是“大学”，塔基的泥巴没人看。民国那些校长们，能在一个乱世里撑起几所像样的学校，我是佩服的，但他们能这么做，也是因为有那么一点点缝隙，社会动荡，军阀顾不上管你，上头换得勤，反倒给了底下人空间。今天你想复刻那种局面？门儿都没有。 我对智效民这个人没意见，书写得也有意思，资料扒得细，至少让人知道还有这样一段往事。可我又老觉得，把教育的事情讲成几个大校长的故事，太像英雄传了。好校长当然重要，但制度要是烂了，换谁来都不好使。你想想，蒋梦麟胆子再大，大得过校长任命那一纸文书吗？竺可桢再有主见，扛得住上头一句话吗？他们那个年代，校长还能有点挑学生的权力，今天你试试，招生不是招生，是分配任务，生源质量跟你校长有半毛钱关系？你连谁是自己的学生都定不了，你还谈什么人格教育？这就像让你掌勺，可菜是上头硬配的，油盐酱醋也是定量的，你能做出什么席面来？ 还有个事我想念叨念叨。现在一说民国校长，就爱说他们怎么爱护学生，怎么保护知识分子。可那个年代，学生运动一闹，校长照样是两头受气。胡适那么温和一个人，后来不也被骂得狗血淋头？教育这个东西，从来不是校长一个人能扛得住的。它得靠整个社会有共识，得让老师有安全感，得让学生觉得“想问题”不吃亏。今天呢？你家孩子要是天天在学校追着老师问“这个说法对不对”，你高兴不高兴？我猜你嘴上高兴，心里也打鼓——万一考不上好高中呢？是不是这个理儿。 我现在偶尔还给本科生上课，有时候课讲完了，剩十分钟，我就瞎聊几句，聊聊最近的新闻。那十分钟，学生眼睛是亮的。一到正经考试，完了，又傻了，非要我划重点，不给划就一脸不高兴。你说竺可桢要是看见这场景，会不会气得胡子翘起来？可我能怪学生吗？我也是从那时候过来的，知道那种没标准答案让人多慌。一个人从小学一年级就被训练找唯一正确的答案，你突然说孩子你解放了，你自由了，他站都站不直。 所以啊，去行政化这话，我举双手赞成，可我不觉得这是唯一的药。大学的问题，一半在体制，一半在这些年变了味的社会空气。把校长的官帽子摘了，学校还是得排名，还是得抢经费，还是得哄着家长高兴。家长要的是啥？是毕业以后找个好工作。你整天让学生读诗、仰望星空，家长第一个跳脚。这不是说校长们错了，而是说，今天办大学的难处，比民国那帮人想象的复杂多了。他们那时候至少还能关门办学，今天你关一个试试？网上马上把你骂成“象牙塔”。 说到底，民国那几位老校长，值得尊重，但不值得迷信。多读读他们的文章，不是坏事儿，可你要是拿他们的尺子来量今天的大学，量来量去，只能量出个失望。反而该多看看那些还在一线较劲的老师，那些地方小学校长，带着几个老师，连职称都没钱评，还硬撑着把课开齐了。这种人身上才有“魂”。书里那个“魂”，说白了是少数人的运气。今天的魂，没准儿就藏在某个农村中学的晚自习教室里，孤零零的，也没人写书夸他。 说来说去，我就是觉得，校长们的话得听，但别光听他们说话，得看看他们脚底下站的是什么土。蒋梦麟说的那套“平民能力”的理儿，搁到今天，不是靠几个名校长就能办到的。哪天老百姓不用为了孩子上个学挤破头，哪天老师不用为了评职称造假论文，那天再去谈“回归民间”也不迟。这话是不是太丧了？也不是丧，就是觉得，路得一步步走，别老抬头看牌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