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地区中，河北省占据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河北地处华北平原，北京和天津两个直辖市在其范围之内，是京城通往外地的门户。河北省与众不同之处是，其省会曾三次变迁。在天津于 1967 年初成为中央直辖市之前，是河北的省会。天津成为直辖市后，保定市成为其省会。然而仅仅过去两年，省会又搬到石家庄市。这一变动，使保定和石家庄都没有成为河北省文革的中心，河北省最终也没有像其他省一样拥有全省性的群众组织。尽管在1967年8月5日，河北全省10个地区的造反派代表曾在保定宣告成立统一的群众组织“河北 八·五风暴”这个组织包括：
保定工总
天津大联筹
石家庄工总司（亦称狂派）
唐山矿总和秦皇岛工总司、革总司（合称唐秦地区造反派）
张家口革司、宣化革司（合称张宣地区造反派）
邯郸地总
承德红卫兵革命造反委员会（亦称坐派）
沧州工总司
邢台革命造反野战军
（衡水造反派代表缺席）
10月27日，陈伯达、谢富治、郑维山接见河北五代表时，谢富治批评石家庄“鲁迅公社”不讲成分。陈伯达在会上宣布：“八五风暴”是“大杂烩”，最后导致八五风暴被迫解散，所以本节着重讨论石家庄和保定两个市。
因为与著名的 38 军有关，在河北的文革中具有特殊的意义。1966 年 9 月，石家庄先后出现许多群众组织，其中“石家庄工人造反联合司令部”（简称“工联司”）较有名。 1967 年 1 月下旬，石家庄市委、市人委主要领导成员被“工联司”关押和批斗。 23 日，石家庄市委、市人委各部门被强行夺权，陷于瘫痪状态。 2 月 1 日，石家庄地区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解放军开始介入文革。群众组织形成两大派，“工联司”被军管会否定受到镇压，成为“反军派”（“反军派”的统一组织名称叫做“石家庄狂人公社总社”，后改名为“鲁迅公社”，因此也叫做“狂派”）。另一派是“拥军派”，受到军队的支持。两大派有各自的势力范围，铁路以西是“拥军派”的天下，铁路以东是“反军派” 的天下。
1967 年 5 月开始，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 10 月 18 日，“拥军派”传达中央文革陈伯达的表态。陈迫达直截了当地说：“‘狂派’是个大杂烩，应该立即解散！”他的表态对“狂派”具有摧毁性打击，同时大大激发了“拥军派”的斗志，“狂派”被武力征服打垮。围剿最激烈的战斗在滹沱河农场。这里的职工很大一部分是劳改出来的，被称为“劳改释放犯”。他们成立造反组织，叫做“滹沱河义和团”，加入“狂派”。在大队人马的包围下，“滹沱河义和团” 只剩下了三四十个人，但就是不投降，退缩到一座砖窑里。最后弹药打尽，全部被歼灭。
石家庄武斗早早平息，形成一派掌权，相对稳定的局面。 12 月20 日，石家庄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1968 年 2 月 3 日，当周边地区武斗正酣时，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在石家庄正式成立，从此，石家庄成为省会城市。省革会主任是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河北省军区第一政委李雪峰，副主任是原河北省第一书记刘子厚等。与其他大多数省份小有不同的是，河北省委机关的两派是所在派别的核心组织之一，省委领导和各级干部不少被卷了进去，派性根深蒂固，盘根错节。文革结束后，李雪峰未受到整肃，得以善终。刘子厚自不待言，即令是1978后刘因搞派性太不象话而调国家计委，接替他的外地调入干部也有一到河北就被拉下水，弄得狼狈不堪的。进入省革会常委会的群众组织代表，文革后被撤职，但未受其他更重的处罚。笔者没有查到未进入省革会的造反派的最后结果，也许因为他们早已退出历史舞台，故知晓者不多。
河北省的另一个重镇是保定。 1966 年 10 月开始，保定陆续出现一些群众组织。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全国各地出现夺权风潮。河北的造反派较之其他省要迟钝得多，直至此时，竟然尚无全省统一的组织，也未能产生全省性的造反领袖人物。 1967 年 1 月 23日，保定的造反派夺了权，但造反派内部为了核心地位争执不休。 2月 6 日，由省军区和 69 军领导人授意，一些非主流造反派组织成立“河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筹备委员会”，并宣布“一·二三夺权”是“非法的假夺权”，“反革命夺权”。2 月 11 日，保定的造反派遭受重大打击，军人取缔了造反派组织。据不完全统计，总共抓捕 1,500 多名造反派。 2 月 16 日，原驻吉林省通化地区第 38 军接到中央军委的换防调令，接替 69 军进驻保定。 2 月 21 日，省军区和换防的 38 军组成的联合支左办公室开始办公。 2 月 22 日，保定终于成立全市性的社会组织“工人革命造反总部”（简称“工总”），起到主导保定文革的作用。 38 军立即表态，承认其合法地位，并派出人员协助其开展工作。这是保定文革史上一个重要事件。虽然“工总派”的群众造反较晚，左中右混杂，但这毕竟标志着保定年轻的产业工人队伍以造反派群众为主体，开始独立地走上政治舞台。 7 月 11 日，保定原有的保守派成立“保定工代会筹委会”（简称“工筹”），标志着保定的保守势力在新的形势之下，从政治思想到组织系统的联合阵线已经形成。
保守的“工筹派”得到省军区的支持，受省军区排斥的较为激进的“工总派”主动对新来乍到的 38 军示好，寻求支持。 38 军与河北原当权势力没有任何牵连，在感情上亦倾向于“工总派”。 38 军与省军区在支持谁的问题上各持己见，水火不相容。北京军区支持省军区，对 38 军颇有微词。保定两派冲突四起，武斗不断。 1968 年 1 月底，省军区与省委为了避开与 38 军的矛盾，采取避其锋芒的策略，经中央同意将省会搬到石家庄。 2 月 3 日，河北省革委会成立，原河北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和政委、 63 军军长担任革委会副主任， 38 军军长仅担任省革委会中的常委。这样的安排，足见省军区和省委对 38军的排挤。 38 军受到同级省军区、上级北京军区及中央文革陈伯达的挤压，举步艰难。两派均有代表进入省革委会常委。
1969 年 2 月，兼任北京军区政委的谢富治宣布：保定问题由 38军全权负责，北京军区，河北省革委会和省军区不得介入。保定成了38 军一家天下后， 38 军对两派都采取严厉的政策。 7 月， 38 军和保定地区革委会联合发出布告，提出了两派制止武斗、上交武器，无条件回厂、回校，按系统、行业、班组搞大联合，坚决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强制性措施， 8 月底，保定地市实现“三结合”。到 10 月，收缴武器工作基本结束，武斗工事全部拆除，武斗人员全部返回原单位，武斗停歇。尽管此后仍有反复，但保定的局势基本稳定下来（尽管部分地区武斗到1976年11月，全国闻名）。值得一提的是，文革中支持造反派的军人结局都不好，唯有 38 军虽然支持造反派，但是因为能坚持“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没有对两派的群众采用暴力手段，而且能够一碗水端平，没有拉偏架，所以能全身而退。在“一打三反”和“清理五 . 一六”运动中，“工筹派”和“工总派”均受到整肃。两派各自的后台， 38 军军长王猛和省军区政委李雪峰，省委的刘子厚，北京军区的郑维山，均得以善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