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这样一个经典的符号学场景——在高考结束之后，同学们兴高采烈，喜极而泣，像某种节日庆典的仪式一般将书本、作业和试卷通通撕成碎片再跑到教学楼顶将纸片飞洒出去，毫不掩饰他们对学习的那种赤裸裸的憎恨，以及对高考结束之后无需再学习的喜悦，在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结论——学习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不用再学习，学生必须努力学习，考出好成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离开高中进入大学，免于在下一年的高四复读中继续接受学习所带来的折磨般的酷刑洗礼。
今天，应试教育必须直面其自身在其存在内部设立的这一根本性的荒诞矛盾——学习不会对主体生产任何肯定性的价值，它已被异化为纯粹的否定性，它的意义不在自己这里，而在考试那里，它永远无法对它自己的存在所展开，仅仅只是作为一种纯粹的折磨来降临，逼迫主体为了逃离它而作出向更高分数运动的趋势，这既暗设了某种多加一分干掉千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意识形态（为了逃离“学习”这个怪物的魔爪我们必须跑得比自己同伴们更快 ），同时也反证了另一荒唐的道理——一个学生考试考得越好就说明这个学生越坏越厌学，学习是令他如此的厌恶和恐惧，以至于他为了不再学习居然考出了这么好的成绩。
同时，既然学习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在纯粹的高考应试之中终结自身对学生的迫害，那么高考之后，学习也必将被废止，无法维系——高考之后无学习，应试教育所生产出来的大学生活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学习之路完全断绝，学生基本拒绝学习，在大学里无积极性也无学习动力的得过且过（看看如今的张锡峰吧），只想混一张文凭出来工作；第二种情况则是学生继续学习，那意味着他们恐怕还需要考研究生、考公务员等，这实际上同样是另一种学习之路断绝的表现，考研考公不是将学习继续了下去，而是将考试继续了下去，随着其通过或放弃，对学习的拒斥终将重临于主体的身体。
综上所述，以考试为至高意义的应试教育恰恰堵死了主体通达于纯粹学习的道路，应试教育未必如一般人批评的那样杀死了所有学生的个性，但它一定通过对应试这一否定性欲望的反向操作彻底杀死了学习本身。
如今，应试教育体制的支持者普遍认为，高考是最公平的社会制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穷人家的孩子只要刻苦学习，将来也就一定能作为人上人去骑在其他人头上压迫别人剥削别人，该意识形态对高考的诠释当然不能被称为公平，而仅仅只是用另一种新的不公平取代了原有的不公平，也许相较于封建社会的王侯将相就是有种，新自由主义确实不那么僵死可以加快社会的运转节奏，但这既和公平无关，它自己也不怎么现实——在更现实主义的银行世家烟草世家面前，新自由主义的叙事倒是更像某种底层专属的聊以自慰的苍白无力的神话了。
这里的问题在于，试图通过呼唤更好的分配制度来达到公平的思想本身就非常荒唐，“分配制度”的存在已经意味着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早就作为绝对的人上人先行凌驾于被安济的对象之上了（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掌握被分配者能够得到多少资源安置的决断权），人们越是渴望更公平的分配制度，对这一统治结构认许的迷信与盲从就越是更深入地渗透到其心灵秩序的深层，将他们更有效率地驯化成主权者面前毫无反抗精神的用一根胡萝卜就能牵走的纯粹的牛马奴隶。
反过来说也是如此，只有将追求公平作为前提，权力机构才能够有正当理由去调用资源、建立制度来宰制与掌控同追求公平相关的一切社会事件、群体和关系，从而让自己的统治权力更深入地将社会的更多方面圈禁为任由其主权施行支配的领地，符号性权力一方面自己就作为大写的不平等在象征层面的最中心最光辉璀璨地“在”着（教导我们这些往茅台礼盒的空位里塞钱的有关“进步”技术的道理），另一方面又将社会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把握为自身权力施行统治、剥削和管理的合法性凭依，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不正是人们越觉得应试教育是最公平的，这个社会就越不公平吗？因为应试教育已经作为最大的公平大写的“在”那里了，你还能有什么怨恨可言呢？这些都是你当年自己不努力学习（或张雪峰的视频看少了没选一个好专业）的后果罢了。
新自由主义要求我们每个人自己成为自己的资本家，自己剥削自己，自己压榨自己，自己为自己的每一个行动负责，这种意识形态首先将主体的整个人生都异化为资本主义投资风险与效益的计算机器，将所有人都解释成权力资源的集合、等级制下的高低分布、永恒向上运动的趋势（人的体内塞满了这些东西，唯独没有装进学习本身），这很“公平”，毕竟每个人都均质化了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所谓的“不公平”能够存在的场域了，就像某种主奴辩证法所示的，奴隶能够能动地屈服于主人，本身就说明了他和主人之间一定平等——奴隶和主人必然先行平等，奴隶主动选择服从于主人才是可能的，主人也才能在这种服从中把握到自己作为主人的强力，是的，从任何角度来说，他们都是“平等”的。
就其所产生的效果而言，这种应试教育已经绝对公平的说辞首先中断了我们对于公平的进一步追索，消解了向更公平的社会前进的可能，更重要的是，追求成为“人上人”的同时坚持应试教育的分配制度是公平的本质是对主奴结构的反向操作，其实既不公平，也不可能让你成为人上人，因为你只是一个驯服的服从者，一个分配制度底下被分配的对象，一个被动的、无声的、无权无势的只能默默等待权力秩序将你分配到何等位置上的纯粹的苦力牛马，你越坚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和“应试教育的分配制度是最公平的”，分配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们也就能从你的吃苦中剥夺更多的剩余快感，并使得他们血脉传承作为潜规则支撑起的分配制度本身更加毋庸置疑地不可动摇。
进一步来说，应试教育的实践本身不恰恰就是一场被剥夺了话语的纯粹牛马奴隶式精神结构的流水线式大生产吗？“你学习是给你自己学的，而不是给我们学的”，但这句话从来都只能由家长来说，学生总是被把握为残缺的、病态的、幼稚的，学生自己没有主体性，没有能力意识到什么是“为我好”，也没有资格决断自己的精神和意志，而需要任何一个父亲或者母亲（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完整的、正常的、成熟的）来代替学生作出决断，后者持续性地长期审查着学生的成绩倒退、上课走神和娱乐活动并为此制造惩戒之符号编码流，学生则需要不断在他的紧张、惶恐和口吃里被强权的他者认识和重新发现自己的耻与罪，体现出一种经典的人下人位置和不平等的关系。
有趣的是，这一结构在我们的社会中本就相当常见，权力机构喜欢让关系在形式上划分角色，将人普遍性地划分成下令者或服从者、指导者或跟随者、讲解者或听命者，学校无非是这一统治力量被更直白地呈现出来的场域，从紧贴身体的伤害膝盖的跑操、每年总要弄死几个人的军训、再到整齐划一的动作与节日里专门呈现给校领导看的学生们身体拼成的大政翼赞的文字，主权者总是可以轻易从学生完全驯服的顺从的生命姿态里感受到它的统治者地位一遍一遍地被明确和证实，另外，即便就学习本身而言，学生也总是没有办法直接理解知识，而是只能以老师的威权式的理解为中介，来围绕知识进行旋转却无法真正切入其中，于此处构成了对学生主体性的压抑和服从性的再生产——
倘若学生本身就可以自发性地理解书本和世界，那么老师存在的意义正在于摧毁这种自发性的生成，以确保学生无法自由运用自己的知性和知识直接建立联系，老师将领导性质的中心位置嵌入到学生与知识的关系里，学生只需要同质化地都来理解老师对知识的理解就行了——“你听明白了吗？你们懂了吗？”老师的所作所为就是不断更深入地渗透进学生思想的一切细枝末节来行使自己知识和理解的特权，学生必须被先在地规定为一个最大的无能者，需要家长和老师替你决断和把握，学生被先验地规定了他们根本不懂得如何言说，如何学习，如何运用自己的知性，这就更需要敬业的老师不断将他的言语更高效地强行塞进学生的口、舌、喉等发声器官里，再由学生带着双引号的“主体性”将这些东西把握为“我在开口说”，一个正常意义上越好的好学生就越是懂得鹦鹉学舌的顺从道理，他们出口的复读上位者的语言与驯服的肉身总是不断地佐证着学校并不是一个培养“新自由主义人上人”的地方，它只能教你如何成为一个更加驯服的更没有反抗精神的更容易一被领导们使用就满嘴“收到”的人下人工具，在此，“三代的穷病想要用一场考试治了”也愈发沦为某种纯粹的妄想和空谈。
如果我们疫情期间许多大学本身就已然是在通过网课来进行线上教育的话，那么关于教育，我们是否还存在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之外的另一种可能？通过视频、网课、印制大学内部教材等方式向社会全面开放教育资源破除大学壁垒的公有制教育，它破解应试教育以厌学加考分的迷思，使得学生的主体性真正得以到场（待他们走上社会之后也为一个更公平的现实提供了可能），让每个人都可以于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在知识公有化的网上自由学习知识，再通过全国统一的“专业技能水平考试”来取代目前明显偏向于北京学子的高考，全国统一的专业技能水平考试考察的是人学习的成果，而不是如高考一般否定大部分人学习的资格，每个人都应该具有同样的学习的资格，就让大家想学什么学什么，爱学什么学什么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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