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叶按语：皇上可以用煽动社会暴力的方式把国家强占为自己一家一姓所有。难道各级官吏就不能通过贪贿的方式分得天下的不义之财？
帝王与贪官都是不义之财的获得者，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帝王是明抢，贪官是暗贪。
当明抢与暗贪联起手来的时候，老百姓的活路就被切断了。凤阳鼙鼓就敲起来了。
下面文章转自今日头条，近现代史论公号
“体制性贪腐逼使卷入其中的每个官员在向上送贿与向下贪赃的两极之间恶性循环，饮鸩止渴而欲壑难填。这种恶性循环的必然结果，就是把不断扩大的送贿负担转嫁给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从而使整个社会的基本秩序彻底崩溃，把广大民众逼上“穷且盗以死”的绝境。”
虞云国，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本文系作者《学史三昧》一书，原题《晚明的体制性贪腐》，标题为编者所拟。）
明代算是农民造反坐龙庭的王朝，但贪贿之风似比其他朝代更为凶猛。
开国之初，明太祖也下决心惩治过贪腐，官吏贪赃六十两以上，不仅一律枭首示众，并处以剥皮楦草之刑。府州县衙左侧的土地庙，就是剥贪官皮的刑场，也叫皮场庙；官衙的公座两旁各挂一个塞满稻草的贪官人皮袋，让官员胆战心惊而清廉守法。如此严刑峻法来反腐惩贪，也许是中国君主政权反贪污斗争最激烈的时期。即便如此，在明太祖治下，贪贿仍未绝迹，“掌钱谷者盗钱谷，掌刑名者出入刑名”，连朱元璋也哀叹：“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
还是明史专家吴晗说得深刻：“这是社会制度所决定的，朱元璋尽管是最有威权的皇帝，他能够杀人，却改变不了社会制度。”总之，明代的贪腐，完全是体制性的不治之症。
吴晗曾统计入《明史·循吏传》的一百二十五人，从嘉靖帝即位到崇祯帝吊死的一百二十三年中，仅有五人；其余一百二十人都出在其前的一百五十三年。这并非说，嘉靖以前政治清明，贪贿绝迹。先看在宣宗、英宗两朝做了二十一年江南巡抚的周忱，曾被吴晗赞为“爱民的好官”，为能干点实事，他馈赠朝中达官，资送来往要员，出手从不吝惜；对手下胥吏中饱私囊，也眼开眼闭。他指望以贿买来抵消做事的阻力，因而“屡招人言”，已折射出体制性贪腐的磁场引力。
循吏的年代分布，也从侧面证明：在专制王朝衰减律的加速度下，这种体制性贪腐，在嘉靖以后犹如癌细胞那样急遽扩散，严重恶化。
张居正在政治上不失为颇有作为的改革家，但贪贿也是不争的事实。南京刑部尚书殷正茂曾贿送他两个金盘，盘中各植高达三尺的珊瑚。
在君主政体下，御史主职就是纠肃贪贿，但在体制性贪腐下，连他们也大索其贿。
尽管武宗朝已有御史胡节贿赂宦官刘瑾案，但受贿现象却未见普遍。及至嘉靖末年，御史也卷入贪贿之风，形成猫鼠共眠的局面，致使在肃贪职责上“无闻以赃吏上闻者”。
隆庆时，淮扬巡盐御史孙以仁“侵匿盐银千余两”，事发，革职审查。殷正茂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广西，“岁受属吏金万计”。当轴正仰仗他平定僮民起事，首辅高拱竟然声称：拨给他百万金，即便“干没者半，然事可立办”。为了稳定统治，居然放纵贪贿，活脱脱自曝体制性贪腐的本质。
及至崇祯朝，御史贪赃纳贿已完全肆行无忌。御史史范尤其“无行”，巡按淮扬，把库中赃罚银十余万两都装入私囊；兼摄巡盐课后，又悉数吞没前任贮库的二十余万赃银。他还为吏部尚书田唯嘉受贿八千金从中居间，自己向富人于承祖勒索万金。事发彻查时，首辅薛国观还为之庇护，但“侵盗有据”，“不能讳者六万金”，无法交待合法来路，最后下狱瘐死。
内阁辅臣是最高行政长官，御史巡按是中央监察大员，也都如此贪赃枉法，嘉靖以后整个官场的体制性腐败也就可想而知。太监自不必说，连宗王、军队与举子都加入了贪腐的行列。
唐宋以后，科举考试向来是王朝选拔后备官员的关键程序，晚明的贪贿也令其公正性荡然无存。仅万历四十年（1612），以贿买考中进士的就有刘琛、朱良材等多人，所出价格“或三千金，或五百金”，买通的对象或为房考行人，或是司经。
上行下效，无孔不入，从来是体制性贪腐的必然结果。
综观晚明官场，行贿者买官，收赃者卖官，已成公开的秘密。在求情通函的背后，就是权钱交易。崇祯朝，尽人皆知“吏部考选行私”，吏部尚书田唯嘉贿收周汝弼八千金，便报以延绥巡抚之职。乃至崇祯帝要亲策诸臣，决定任命。
晚明，不仅升迁求缺等环节，风行买官卖官，其他如朝觐、到任、考绩、访缉、谢荐等场合，也都靠钱财打点，贿赂开道。
明亡前一年，刘宗周以县令为例，也做过一番分析：“上官之诛求，自府而道，自道而司，自司而抚而按，而过客，而乡绅，而在京之权要，递而进焉，肆应不给。而至于营升、谢荐，用诸巡方御史者尤甚。”一个小小的县令，必须满足层层叠叠各级上司的贪心欲壑，还必须向左右其仕途的巡方御史送礼行贿。只要他还在这个体制内，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把向上行贿的巨大成本转嫁给县内的老百姓。这样，“一番差遣，一番敲吸，欲求民生之不穷且盗以死可得乎？”
对此，可以对这种体制性贪腐做一个概括：整个社会创造的财富，已经失去了相对合理的分配机制，而是最大限度地流入了掌控从中央政权到地方权力的各级官员与胥吏们的私囊。
这些官员与胥吏，作为统治阶级的主体，理应负有保护国家利益与社会财富的职责，但体制性贪腐却遵循着按官等分红利的潜规则，把他们中最大多数成员拖入了腐败的磁力场，成为大大小小的实际受益者，欲为君子而已无可能。
与此同时，体制性贪腐逼使卷入其中的每个官员在向上送贿与向下贪赃的两极之间恶性循环，饮鸩止渴而欲壑难填。这种恶性循环的必然结果，就是把不断扩大的送贿负担转嫁给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从而使整个社会的基本秩序彻底崩溃，把广大民众逼上“穷且盗以死”的绝境。这种体制性贪腐的必然结果，最终把明王朝送上不归路。
看把你能的，扯了半天晚明贪腐，整得跟发现新大陆似的。虞教授您这书读得可真“透彻”——明朝贪官该杀，皇帝该骂，老百姓该造反，合着天下乌鸦一般黑，就您站在皮场庙顶上看得最清？朱元璋剥皮楦草都镇不住那帮孙子，您倒好，一篇文儿就给人家下了病危通知书，说王朝必死。呸，这不废话吗？哪个王朝最后不是死翘翘？您这等于算命先生跟绝症病人说“您早晚得咽气”，病人还得谢谢您呗？ 老朱那套剥皮手段，狠是真狠，可您也说了，朝杀而暮犯。为啥？您自己引了吴晗的话，说是社会制度决定的，然后就没了？这就叫分析？合着制度这俩字儿是块砖，哪儿解释不通就往哪儿拍？明朝那帮官儿贪，是因为工资低得离谱啊！您算过没？一个七品知县，一年俸禄折合现在也就几万块钱，要养师爷、轿夫、门子，逢年过节给上峰送礼，上司路过还得伺候周全。不贪？喝西北风去？海瑞那种清官，死后连棺材板都买不起，您倒是夸他清高了，可天底下有几个海瑞？您让大伙儿都当圣人，圣人能管江山啊？ 再说您那套“帝王明抢、贪官暗贪”的歪理，我听着就刺耳。皇上一家一姓占天下这不假，可那会儿谁不是这么想的？陈胜吴广都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了，朱元璋自己不也是要饭花子起家坐的龙椅？您拿现代眼光批判古代皇权，就跟拿导弹打原始人弓箭一样，不讲武德。贪官是该死，可您非得把皇上跟贪官绑一块儿批，说他们联手把老百姓逼上绝路。照您这逻辑，李自成进北京也是替天行道？那他坐了龙庭以后呢？比崇祯强哪儿去了？大顺朝不照样派官收粮，追赃助饷？我看这帮造反的，掌了权，比原来那帮人抢得更狠！您怎么不说说这个？ 张居正收俩珊瑚盘子您记这么清楚，他为国操劳、推行一条鞭法、十年改革攒下的家底儿您是一笔带过。这叫什么？选择性失明啊！要按现在这规矩，看官员贪腐也得看政绩吧？张居正活着的时候，大明国库那是实实在在充盈了，太仓粟可支十年。他死了被抄家，儿子饿死，这账您怎么不算算？您揪着俩珊瑚盘子说事儿，倒是轻松，可您让万历那孩子十年不敢乱花钱的功劳全喂狗了？这位张先生揽权是不假，可人家揽权是为了干活儿，不像后来那帮孙子，光捞钱不办事儿。 还有那御史史范，侵吞赃银六万两，您写的跟听评书似的，唾沫星子横飞。可您就不琢磨琢磨，大明王朝养那帮言官，一天到晚正事儿不干，就盯着同僚咬，今天弹劾这个收礼了，明天举报那个养小老婆了。这帮人手里握着“风闻奏事”的特权，连影子都没有的事儿都能编得活灵活现。您说他们是监察大员，要肃贪，结果他们自己贪——这不废话吗？权力没边儿，监督靠自觉，搁谁谁不飘？朱元璋立了个规矩，御史犯错罪加三等，可执行了吗？到了中后期，言官都成了党争的狗腿子，东林党、阉党来回咬，您怎么不分析分析这套御史制度本身怎么烂掉的？ 您全文最让我恶心的，就是那句“体制性贪腐”的体制二字。虞教授，您说到底啥体制？是皇帝制度？科举制度？还是官僚制度？您倒是给个准话啊！晚明贪腐，根子在财政制度崩了，土地兼并疯了，军费开支垮了，再加上天灾人祸一块儿来。您倒好，一个“体制性”全盖了，显得特有学问，可啥也没说明白。这就好比大夫给人看病，说“你这是体制性病症”，病人问咋治，大夫来一句“等死吧”。您这研究做了几十年，就得出这么个结论糊弄读者呢？ 崇祯那皇帝，您也没放过，说御史贪墨，辅臣庇护，太监更别提了。是，崇祯朝是烂透了，可您别忘了，这哥们儿上台先干掉了魏忠贤，把阉党连根拔了。结果呢？东林党那帮正人君子掌了权，照样贪，照样党争，照样把辽饷截流了发不出军饷。李自成的兵为什么会反？欠饷啊！士兵拿不到钱，不抢老百姓抢谁？您把锅全甩给贪官，那些高喊着“众正盈朝”的清流们，有几个不是嘴上仁义道德、心里男盗女娼？崇祯临死前写“诸臣误我”，您觉得他是推卸责任，可您看看那帮大臣——李建泰自己捐饷守城，结果半路就投降了；大学士魏藻德，城破后求见李自成想当官，被拷打致死。这都什么玩意儿？您倒是替他们辩一辩哪！ 文章结尾还扯什么科举也腐败了，举子都来凑热闹。童生应试，买通关节，这我信。可您知道明末最荒唐的是啥吗？是朝廷连给举子发路费的钱都拿不出来了！会试都要自费进京，穷书生只能靠富户资助，资助了就得替人家说话，这链条谁能逃得掉？您不从经济基础找原因，光在那儿道德批判，跟那帮言官有区别吗？ 说白了吧，明朝亡就亡在没钱了，财政破产了。白银流入少了，铜钱贬值，军饷发不出，文官系统空转，地方治理瘫痪。您偏讲什么“明抢与暗贪联手”，听着像说书段子，实际上呢？老百姓交的税哪儿去了？一部分被地方截留，一部分被京官盘剥，真正到国库的没几个子儿。万历那几十年不上朝，还不是因为上朝就要面对文武百官吵着要钱？他躲起来让太监去收矿税，太监是贪了，可至少钱进了内库啊。等崇祯一上台，文官说太监乱政，把收了十几年的矿税给停了，钱直接没了。这账算谁的？您倒是顺着这条线挖下去啊！ 最后老叶那按语更是放屁，说贪官分的是“不义之财”，老百姓活路就被切断了。可历史上有哪个王朝不是因为土地兼并和财政危机崩的？唐亡于藩镇和均田制瓦解，宋亡于冗费和蒙古铁骑，明亡于财政破产和民变。您非整一出帝王贪官联手大戏，搞得跟阴谋论似的。朱元璋收税，管这叫“明抢”，那您交个税试试？您拿工资不交税？国家机器不要钱运转啊？发军队饷银靠印钞票？您这观点搁现在，那就是无政府主义者，见谁咬谁。 行了，我也不跟您多扯了。您虞大教授的书我读过几页，史料功夫是有的，就是老爱往现代概念上套。今天说“体制性贪腐”，明天就要论证“王朝灭亡规律”，您累不累？历史是复杂的，不是您一个“体制性”就能解释通的。晚明那烂摊子，从万历到崇祯，从上到下没一个好东西，可根子上还是没钱闹的。您非整成道德大片，坏人全在朝廷，好人全在民间，可李自成进北京之后，那帮大顺官员抄家的狠劲儿，比明朝贪官有过之而无不及啊！您咋不写写这个？是怕打自己脸吗？话有点儿多，脾气也冲，但就这么个理儿。您接着写，我接着骂，咱们谁也别惯着谁。
这文章看着看着，心里头泛腻。你说它说的对不对？对。晚明那烂摊子，史料堆得比人都高，哪一页不写着贪字？可我还是觉得哪儿不对劲，说不上来，可能就是“体制性”这三个字让我有点犯嘀咕。你说什么叫体制性？皇上把天下当成自己家产业，官儿们从底下捞油水，这事打从有皇帝那天起就这德行，又不是明朝发明的。可文章里那几个例子是真好，我看了半天，停在周忱那一段就挪不开眼了。 周忱啊，做了二十一年江南巡抚，吴晗都说他是爱民好官。你猜他怎么干事的？给京城达官贵人送礼，出那个手，大方得吓人；手下胥吏揩油，他就当没看见。你要光看这段，这他妈就是个蛀虫。可你反过来想，这人不送礼，他那些水利工程修得成吗？他拿什么给老百姓办实事？你说他是拿公家的钱买路，可他买的不是自己升官发财的路，是干事的空间。我靠，这事儿就恶心在这儿了：在那种局里，你想干点正经事，反而得靠干不正经的事来开路。那还能怪谁是坏人？你换个人坐那个位置，也只能捏着鼻子跟着烂。所以我说，周忱这人我不骂他，我倒是想问问那制度：你为什么非得让人走歪路才能办成事？ 再说朱元璋。这老朱也是狠人，杀贪官杀到什么份上？六十两银子就剥皮，剥下来的皮塞上稻草，挂在大堂两边，天天让你看着。我小时候看明史看到这段，浑身发凉。那会儿我就在想，这要是真管用，明朝后来怎么还烂得这么快？结果老朱自己就说了，“朝杀而暮犯”，早上刚杀一个，晚上又一个顶上来。吴晗那句话说得到位，他说这是社会制度决定的，朱元璋再有权势，他能杀人，却改不了制度。我读到这儿就服了。你说老朱一个开国皇帝，杀伐决断，说杀谁就杀谁，可拿这个贪字一点办法没有。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贪官，这是他那个体系自己长出来的。你割韭菜，根还在土里，割多快它长多快，这还玩个屁。 文章里高拱那段，我看得真服了。殷正茂去广西平定老百姓起事，一年收下属官员的钱收了一万多两金子，高拱怎么说的？给他一百万两军费，就算他贪一半，事情能办成就行。这话拿到现在也够黑色幽默——老板开会说，项目预算是你的，你能扣一半归自己，但指标必须给我完成。你听听，这像话吗？可人家高拱就是这逻辑，你要是站在他的角度想，还真说不出哪儿不对。因为底下人也都知道，你不让这帮人贪一口，他们是真不给你干活。于是贪变成了工资的一部分，变成了绩效奖金。这已经不是道德问题了，是整个系统把贪当成润滑油了。润滑油一停，机器就卡死。你说这叫什么事？ 还有那帮御史，真是笑死人。御史干嘛的？专门纠察贪官的，结果他们自己也跟着贪。武宗那时候胡节给刘瑾送钱被办了，还算是个人行为；到了嘉靖末年，御史收钱成了家常便饭。文章里说得好，“猫鼠共眠”。猫和老鼠睡一张床，那粮仓还能有好？等到了崇祯朝，御史史范那就不是贪了，那是明抢。巡按淮扬的时候，把库里的赃银十几万两全装自己兜里，又兼着管盐政，又把前任存的二十多万两盐课银子也吞了。这还不算，还给吏部尚书田唯嘉当中间人，收人八千两，转头又敲诈当地一个姓于的财主，要一万两。这哪是御史啊，这是土匪穿了官服。事发之后呢？首辅薛国观还护着他。没护住，最后下狱瘐死。你说活该不活该？活该。可你想想，他为什么敢？因为他知道自己头上的天自己也在贪，大家彼此彼此，谁也不会真查谁。这就是一个烂透了的生态，你以为你在骂一只臭虫，其实整张床都是臭虫窝。 张居正这人吧，我以前挺佩服的，一条鞭法搞改革，也算给明朝续了命。可文章里说他收礼，收的是两个金盘，盘子里各栽一棵三尺高的珊瑚。我的天，这玩意儿值多少钱？搁今天就是两棵翡翠盆景加上金底座，没有个几十万下不来。张居正也收啊！所以说晚明不是没能人，是能人他也照样烂。你一个改革家，一边说要整肃吏治，一边家里堆着别人送的珊瑚，你拿什么服人？你治下的官儿们心里门儿清：老大都收，我们有啥不能收的？所以我说，晚明的悲剧不在贪官多，而在稍微有点本事有点理想的官，也全都搅进这摊泥里了。你能指望一锅粥里有一颗米是硬的？那不可能。 后面文章还说，到了晚明，连宗王、军队和举子都开始捞钱了。这就更荒唐了。宗王本来就吃皇粮，还去抢；军队本来就军饷拖欠，还去克扣；举子呢，读书人，十年寒窗为了考功名，结果科举也成了买卖。这说明什么？说明贪已经不只是官场病了，它是全社会的一种生存法则。每个人都在伸手，伸手能捞到就捞，捞不到就骂娘。可这一层层刮下来，最底下是谁？是农民，是老百姓。他们又没有权，又没有势，唯一有的就是几亩地几担粮，你刮完了他们拿什么活？文章里那句“穷且盗以死”用得真狠，穷到只能盗，盗了只能死。人都到了这份上，谁还在乎你朱家不朱家？凤阳一敲鼓，还不是跟着反了。明朝亡，说白了就是这一套系统把自己给转死了，从里烂到外，风一吹，渣都不剩。 说到这儿我忽然想起我外公的事。老头儿以前在厂里当车间主任，大概八十年代那会儿吧，想给车间添一台机器，报告递上去半年没动静。后来有人点拨他，说你去某某科长家里坐坐，别空着手。我外公那人一辈子老实，听这话气得够呛，说我不去，这跟行贿有啥区别？可一个月过去，机器还是没批下来。车间里工人眼巴巴等着呢，他后来没办法，还是提了两瓶酒，一兜水果去了人家里。回来也没多说啥，反正过了一礼拜，批文下来了。他后来跟我提过一嘴，说那两瓶酒花了他半个月工资，可要是不花这半个月工资，那机器猴年马月都到不了。你说这事跟周忱送钱有啥区别？没区别。一个破车间主任想给工人干点事，都得先学会送礼，你说这叫什么？这毛病改了没有？我不敢说。但我想，要是哪天一个老实人按规矩就能把事办成，那才叫真进步。明朝那套东西过去四百多年了，可有些玩意儿它换了个壳子还在爬呢。 文章标题挺吓人的，说什么把民众逼上绝境，王朝灭亡只是时间问题。这个判断我不杠，历史摆在那。但我要说一句，这篇文章也把“体制性”三个字当万能解释使了，好像一贴上这三个字，什么具体问题都不用再问了一样。你倒是说说，那体制是怎么形成的？是天生的还是后来长歪的？要我说，最根本就是权力没人管得住。皇上一人说了算，他又不管别人监督他，那下边的人当然有样学样，谁管得住就捞谁。你不能一边让皇帝说了算，一边骂官儿们贪，这本来就是同一套逻辑的两端。皇帝是最大的那个，官儿们无非是跟着学。你抄大佬作业，被打了手心，你说冤枉吧？也不冤，可问题是出题的人不该是标准答案吗？ 行了，写太多了，收工。这文章我信，就是说来说去，还是那句老话，权力不关进笼子里，贪就永远治不了，杀多少人都是白瞎。明朝那帮人用自己的命给后人画了张地图，可惜地图上标注的都是悬崖。后人看了几百年，照样有人往崖底下跳，这才叫真服了。
这破制度从根上就烂透了，什么剥皮楦草，杀了贪官还有后来人，老百姓能活才有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