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的文革重心在于省会形势的发展。
省会武汉的群众组织分为三大派：“钢派”、“新派”和“百万雄师”。“钢派”指的是以“钢工总”（即“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简称“工总”，后称为“钢工总”。为避免混淆，“钢派”和“新派”的组织在本文中均以后来的名称统一称之）、“钢九·一三”（即“毛泽东思想九·一三兵团”，简称“九·一三”，后称为“钢九·一三”）和“钢二司”（即“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二司”，后称“钢二司”）为主的相关组织。
“新派”指的是“新华工”（即华中工学院的“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司令部”）、“新华农”（即华中农学院的“新华农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和“新湖大”（即湖北大学的“新湖大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为主的相关组织。
“百万雄师”全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百万雄师联络站”，由具有官方背景的保守组织“武汉市革命职工联合总会”（简称“职工联合会”或“联合会”）演变而来，其主要支持者是武汉军区的陈再道和钟汉华。
钢派以“钢工总”为主力，成立于1966年的11月10日。主张打倒湖北省委和本单位的当权派，并逐渐从地下的少数工人组织发展成武汉市最大的工人组织，“百万雄师”及其前身“联合会”出于自身利益，偏重保湖北省委和本单位的当权派。在1967年“一月风暴”运动中，尽管1967年1月26日武汉地区造反派向湖北省委夺权未获中央批准。但官办的保守派组织“联合会”垮了台。其后续组织演变为以基层民兵为主体，受到武汉军区支持的“百万雄师”。
湖北的“一·二六夺权”流产，加深了造反派组织间的矛盾。钢新两派的会议没能就夺权达成一致意见，省、市两级夺权都没搞成。李承弘在他的书中回忆说：
对喊工总头头修了这股暗流，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及西军电三家驻汉联络站保持了清醒头脑，果断要工总停止内部整风，对这种不正常现象展开反击。
在这一背景下，二八声明出笼了。正当武汉地区造反派内部为香花毒草辩得你死我活不可开交时，武汉军区已开始悄悄地向工总动手了。自从军委发了八条后，军区领导胆子就更壮了，因为有了军委八条这护身符，全国部队都先后向造反派开刀，对湖北影响最大的是湖南军队率先镇压了类似工总的湘江风雷。工总头头已有了被捕的思想准备，周光杰、侯良正、余克顺已自动回避离开了总部，同时决定胡崇元为主、沈复礼为副组成第二套班子。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生、二司成员雷志茂，根据2月4日工总、二司、九一三和北航红旗、哈军工红反团的驻汉联络站等7个组织在武昌红楼开会所确定的意见，执笔写成二八声明。二司宣传部长吴恒春（武汉大学学生）后来回忆说：“这篇声明，矛头所向很明显是对新派组织（即三新、工造总司等）的，是说他们在侵占文化革命的胜利成果。”
由于对《二八声明》的评价，造反派分裂为“香花派”和“毒草派”，成为“钢派”与“新派”的对立的前兆，使局面更加恶化的，是武汉部队十天后介入这场大辩论，于2月18日发表了“严正声明”（俗称“二一八声明”），认定二八声明大方向错误，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精心策划、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表示部队将对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该声明用宣传车、直升机在全市和造反派集中的大单位散发。
杨道远回忆说，二八声明的背景是，我们认为武汉出现了一股反对真正造反派工总和二司的逆流。造反派之间发生了公开的分裂，我们对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攻到此为止，此后一段时间的运动就离开了文革的大方向。虽然声明也说要把矛头对准走资派，实际上表现的是打内战。造反派的思想受到各种影响，走资派又在背后挑拨，他们比我们更懂得政治权术。反过来，造反派在政治上很不成熟，学生和工人都是缺乏经验，对政权并不理解，也有山头主义的思想，相互争得一塌糊涂，没有一致对敌，给走资派以分裂挑拨的机会。夺权开始争，夺权失败之后就开始打内战，二司和工总虽然是被动跟进，在二八声明中间也攻击对方，都是打派仗。
1967年3月17日，武汉军区以贯彻《军委八条》为名，宣布“工总”（即后来的“钢工总”）为“反革命组织”，勒令解散。军区出动部队，与公安机关联手逮捕了以朱鸿霞、胡厚民为首的“工总”区分部以上领导人近500人。3月21日，部队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通告》（时称“三·二一通告”），罗列“工总”“十大罪状”，宣布解散“工总”及其所属组织。
被工人总部等组织的二八声明说成是“湖北黑省委的别动队”、“造反奸贼”、“托派”的新派并没有幸灾乐祸，而是认为：二月逆流是否定整个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仅仅对着哪一个、哪一派造反组织来的。3月26日，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公开宣称武汉有一股“反动复辟逆流”，与“钢派”中的“二司”（即后来的“钢二司”）一道，要求为“工总”翻案，抗议武汉军区。
与此同时，武汉军区的做法引起中央文革的不满。武汉军区被迫释放除朱鸿霞、胡厚民等人以外的大多数“工总”头目，但不同意给“工总”平反。6月4日，武汉军区在中央压力下检讨了支左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之后，仍肯定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重申不得为“工总”翻案。
1967年5月到7月间，受军区支持的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多次挑起武斗。影响较大的，有“六·一七血案”、“六·二四血案”和“七·一五惨案”等。湖北文革中的重要事件是全国闻名的武汉“七·二零事件”。
1967年7月，毛和周亲临武汉试图解决湖北的问题。湖北省军区独立师部分官兵（该师整体加入了“百万雄师”）和“百万雄师”的部分群众抵制中央处理问题的精神，冲击武汉军区和武汉东湖宾馆。他们揪斗中央文革的成员王力，在全市武装游行示威，批判中央文革的路线与政策。此次事件被中央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和“反革命政变”。不久“百万雄师”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瞬间瓦解。
“七·二零事件”以后，“百万雄师”垮台。同属造反派的“钢派”与“新派”却产生激烈的矛盾。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转化为“钢新之争”，当时钢新之争的实质，主要是以谁为核心，关键是谁来掌权。“钢派”的多数工人因受压较深，造反更为坚决彻底，行动上显得更为激进。“钢工总”发起人胡国基、丁喆生等，在运动初期都是挨整对象。“新派”成员的出身大多要好于“钢派”，他们在运动初期没有怎么挨整，因此行动上较为温和。如“新派”的领导人之一吴焱金不仅出身好，文革前还是本单位“四清”工作组成员，后来又进入单位文革筹委会。另一位领导人彭勋出身贫农，文革前是校“四清”专案组成员。同时，两派组织与省市委干部的关系各异。在某种程度上，也与这种“相对不同”的社会地位有关。
1967年10月8日周总理陪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到武汉访问，周总理问钢二司勤务组成员柳英发武汉的大联合怎么搞比较好，柳英发说，学生都加入钢二司，工人都加入钢工总。周总理批评柳英发年纪小派性大。周总理说，武汉大联合不要学上海，也不要学北京，要走武汉自己的道路。吴焱金回忆说：周总理10月8日在东湖长天楼接见武汉造反派时，问成立钢派工代会好不好，钢派鼓掌新派不鼓掌；周总理又问成立新派工代会好不好，新派鼓掌钢派不鼓掌。周总理最后说，那就成立革命工代会。他提出武汉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要走武汉的路，尊重山头，承认山头，最后消灭山头。成立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实现大联合。中央还在10月17日发出通知，要求各革命群众组织按行业、按系统、按单位实现革命大联合。
顺带一提的是湖北著名的“北﹑决﹑扬”（即“北斗星学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和“扬子江评论”的简称）。这是1967年11月至1968年下半年，由湖北省造反派中具有异端思潮的，从一个松散群体演变而来的3个组织的名称，其主要成员有鲁礼安、冯天艾、童丹等人。“北﹑决﹑扬”的人员并不多，鼎盛时不过25人，但是其影响却很大。
由于种种原因，“钢派”和“新派”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支持他们的观点。但是因为鲁在“七·二零事件”前曾冒着白色恐怖为“钢工总”翻案，鲁被抓后，“钢工总”的许多基层单位自发组织营救活动。“钢工总”领导人虽然并不支持营救鲁，但仍参与营救行动。这是他们对于对鲁在为“钢工总”翻案时表现的一种回报。
从1967年下半年至1969年上半年，是湖北造反派掌权的时期，这是他们最风光的时期。但是湖北群众组织的风光期并不长，很快像全国其他省市的造反派一样，最终仍难逃厄运。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批林整风”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中，遭到毁灭性打击。“钢派”和“新派”此时才又一次深感唇亡齿寒，走向团结与联合，发动“反复旧”运动。
武汉市委党史办和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编撰的《武汉市志》对“反复旧”有如下记述:
1969年3月25日，武汉锅炉厂“造反派”在厂内贴出第一张鼓吹“反复旧”的大字报。接着，武汉重型机床厂“造反派”头头带领一伙人，在闹市区张贴煽动“反复旧”的标语、口号报。4月5日，在“造反派”头目朱鸿霞、李湘（想）玉、吴焱金等人操纵下，武汉工代会召开常委会，决定在全市发动“反复旧”运动。9日，朱鸿霞、吴焱金等在汉口六渡桥闹市区演讲鼓吹“反复旧”；11日，又联名书写“反复旧”大字报，在各闹市区张贴；27日和5月1日，胡厚民等分别在民生路工艺大楼与中山公园门前，召开“反复旧、反复辟动员大会”。至此，“反复旧”闹剧形成高潮，历时近3个月，使一大批已经站出来工作的干部重新受冲击，社会秩序又一次遭到破坏，工农业生产遭受重大损失。
4月底，中央将湖北武汉省、市革委会常委以上的群众组织代表接到北京京西宾馆，打算用隔离造反派头头与群众联系的方式扑灭反复旧运动。临走前，胡厚民指派郭洪斌、方斌当反复旧的负责人，向他们交代说：中央是想隔离我们，我们去北京以后，不能打电话，也不能写信。你们在武汉闹得越欢，越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5月27日晚上，两派代表第四次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接见，周恩来等正式向我们传达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中发（69）28号文件，即五二七指示。周恩来说：你们来了这长时间了，我们可以说是朋友了。尽管我们对有些问题有不同看法，甚至有分歧，现在我们要在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中央文件上统一起来。我们（指中央首长），他们（指曾思玉、刘丰、方铭、张昭剑），你们（指造反派头头）都一起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个文件，如果说你们以前在反复旧中有错误，那么回去再也不能犯错误了，一定要做好工作，不能再反复了。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中指出：
“武汉市工代会主要负责人和省市革委会的个别同志，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武汉市发动了所谓‘反复旧’运动”。“把工代会凌驾于革委会之上，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向革委会，指向革命干部。这在实际上就背离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利于贯彻执行‘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定性为“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但是，终归是强弩之末。在全国造反派失势的情势下，湖北造反派骨干成员也普遍在“清查五·一六”等运动中遭到打击。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捕。湖北的造反派又成“四人帮”的“爪牙”、“黑干将”、“黑手”等，遭到更为严厉的清算，与全国的造反派一样，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