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文革较有特色的一点是，该省有位著名的造反干部——王效禹。王在山东的文革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以至有“地方出了个王效禹，军队出了个李再含”之说，他还有“山东小太阳”的别名。
王在 1957 年反右时，为保护四位下属被打成右倾，受到撤职降级处分。曾经右倾的王效禹在文革初期很紧张，他与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曾经关系密切，宣布支持红卫兵造反，所以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
山东的群众组织与王效禹有着密切的关系。王效禹原本在山东的青岛市，当他夺权实际上控制了青岛后，中央文革让他杀到山东的省会济南去夺权。
1966 年 8 月 28 日 ，部分到北京串联的山东大学（ 简 称 “山大”）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宣布成立“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山大主义兵”）。回到济南后，“山大主义兵”迅速扩大，成为济南和山东造反组织的中坚力量。另一所在山东文革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大学是山东师范学院（简称“山师”）。工作组撤离后，对党委和工作组有意见的学生开始串连，成立“山东师范学院文革串连红卫兵指挥部”（简称“山师串连兵”）。
到 12 月，“山大主义兵”和“山师串连兵”团结一致，基本左右了济南的局势。然而在夺权问题上，两个造反组织产生矛盾，分裂了。“主义兵派”成立“山东省红卫兵造反总联络站”（简称“山红联”），“山东省革命工人造反联合会”（简称“山工联”）。“串连兵派”则成立“红卫兵山东指挥部”（简称“红山指”）和“山东省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简称“山工总”）。这样就形成以“山大主义兵”、“山红联”、“山工联”为一方（为方便起见，我们简称为“主义兵派”），以“山师串连兵”、“红山指”、“山工总” 为另一方（为方便起见，我们简称为“串联兵派”）的两派局面。
1967 年 1 月 31 日，省公安厅发生武斗。省公安厅的造反组织参与两派造反组织的武斗，并且关押“主义兵派”的成员。“主义兵派”冲击省公安厅，济南军区、山东省公安厅以冲击专政机关的罪名宣布山大“主义兵”“山工联”等一批造反组织为反革命，并在山东全省展开大抓捕，仅山大学生有2000 余人被捕。王效禹迅速做出调整，决定放弃曾与他并肩作战的“主义兵派”，在中央文革和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的支持下，于 2 月 2 日联合“串联兵派”的组织，在济南成立“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大联合革命委员会”（简称“山东大联委”），并于次日宣布在山东夺权。 2 月 7 日，中央批准承认王效禹在山东省的夺权。
王效禹掌权后，济南军区则打着支左的旗号复活保守组织，王只得让“山红指”（山大“主义兵”原为其主力，后退出）等组织开始“反逆流”，并开始了和杨得志没完没了的斗争。文革初期反对造反派的群众联合起来，在 4 月 22 日召开大会，要求恢复名誉。支持王效禹的群众组织于 4 月 28 日也召开大会。至此，山东分成“四 . 二二派”（“反王派”）和“四 . 二八派”（“支王派”）两大对立的群众派别。
山大“主义兵”对王效禹的“反逆流”是支持并积极参与的，但其为“山工联”翻案的决心则始终不变（其日晨炼带操的口号都是“翻案、翻案，为‘山工联’翻案”），故与不给“山工联”翻案的王效禹矛盾颇大，但王“姿态”很高，一直将山大“主义兵”视为“翻错误的老造反派”予以“正确对待”。
山东省革委会成立于 1967 年 2 月 3 日（正式更名为省革委会是 2月 23 日），王效禹任省革委会主任。“支王派”进入省革委会常委会，其代表有杨保华、鹿田计和孟庆芝等。鹿田计曾当选九届、十届和十一届中央委员。“反王派”也有进入省革委会常委会的。王效禹于 1969 年 5 月就倒台，1971 年 3 月 30 日被正式撤销职务。文革结束后，王效禹被开除党籍，“支王派”的成员均遭审判，孟庆芝被判死刑，杨保华被判死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