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前爆发的“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是中国食品安全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之一。简光洲正是该事件的吹哨人，也是中国首批调查记者之一。
作者：郑淯心
封图：受访者供图
12月的上海还没有入冬，简光洲穿着西装白衬衫，商务装成了他转行后的标配。在做媒体人时，他常穿的是T恤。相比做记者时，他的身材有些发福，“各种应酬太多了，为了生活”。
17年前爆发的“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是中国食品安全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之一。简光洲正是该事件的吹哨人，也是中国首批调查记者之一。
2008年9月11日，《东方早报》A20版以半版篇幅，刊登了简光洲的调查报道《甘肃14婴儿同患肾病 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由此，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查出三鹿奶粉里含有三聚氰胺，随之也改写了中国奶业的发展进程，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下称《食品安全法》）的提前出台。
报道刊发当年，简光洲被《新周刊》评为年度新锐人物。评委会的颁奖词如是写道：真相因良知而显露，黑幕因勇气而洞开。他打破媒体“某”规则，直接说出了“三鹿”两个字，引发了中国奶制品行业的地震，间接挽救了无数婴幼儿的生命健康。在蝼蚁撼大象的背后，他和他所供职的《东方早报》的诚实和勇气，还原了传媒的公共价值和监督角色。他只是一个记者，但他代言了2008年中国传媒的良心。
然而，这篇稿子见报前那晚，简光洲却把办公桌收拾得干干净净，做好了无法继续当记者的准备，“我以为第二天就会被开除”。
简光洲如今的办公室在一所大学里，很安静。办公室没有任何装饰，书柜最显眼的位置摆放着中国新闻奖的奖杯。奖杯很亮，落了些灰尘。今年8月，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历史上的名篇》点名三鹿奶粉的报道入选。但简光洲自己早已找不到当年的纸质报纸，手里只留存了电子版。
01 一个记者的“911”
2008年8月底，简光洲像往常一样在《东方早报》中国新闻部工位的电脑上刷着新闻。一则行业简讯《同济医院一项医疗技术有效治疗结石娃娃》引起了他的疑惑。简讯写道：“同济医院小儿外科在国内率先开展的一项新技术，已让6名停尿婴儿摆脱了死亡威胁。”
“婴儿肾结石极其罕见，医院却主动宣传能做这种手术，这本身就很反常。”简光洲随即拨通了医院电话。医生告诉他，同样的病例最近收治了三例。他继续追问：“以前这种情况多吗？”医生说非常少，一年碰不到几例。
简光洲心里咯噔一下，一般情况下，医院只有在碰到特殊、罕见的病例时，才会找媒体宣传。他疑惑地问：“这三个病例有什么共同点？”医生回想了一下说：“家长好像都说喝的是三鹿奶粉，但具体病因目前不明。”
简光洲立刻要来了家长的联系方式，逐一进行电话核实。三个家庭分别来自江西、河南、湖北三个省份，互不相识，却给出了同样的答案：孩子喝的是三鹿奶粉，最近因肾结石住院。
9月8日，位于甘肃省兰州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医院泌尿科又接收了一名8个月大、患有双肾多发性结石和输尿管结石病症的婴儿，这是该院过去3个多月接收的第14名患有同样疾病的病例。简光洲觉得，多个城市同期出现同样的罕见病例，绝非巧合。
简光洲找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医院泌尿科首席医生李文辉，对方透露病例还在增加。他追问：“这些孩子喝什么奶粉？”李文辉说，家长们都提到了三鹿。那一刻，简光洲的怀疑变成了初步判断。
简光洲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2004年。那年，他和同事跟进报道阜阳“大头娃娃”事件，正是因为假奶粉导致婴儿营养不良。如今相似的事情再次上演。“婴儿能吃什么？母乳、奶粉、水。如果是水污染，不会武汉和兰州都出现问题。”他迅速在脑子里搭建逻辑链条：事件罕见、地域分散、唯一共同点是三鹿奶粉。
简光洲拨打了甘肃省卫生厅及该省食品药品卫生监督局电话，得知他们已接到相关情况的汇报，正在联合多个部门调查。甘肃省卫生厅办公室主任杨敬科回复说，因为媒体经常询问，所以决定在9月11日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外界说明调查的进展。
在交稿前的最后一刻，简光洲拨通了三鹿集团总部电话，传媒部的工作人员承认“已获悉甘肃有婴儿患病的情况”。但就在当天，对方又给简光洲回电话强调说“已经委托了甘肃当地权威质检部门对三鹿奶粉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质量是合格的”。
简光洲回忆说，他是9月10日下午下班前给三鹿集团打的电话，当天送检不可能立刻出结果。因此他觉得对方的回复本身就有价值，说明三鹿集团也知道可能存在问题，因此提前送检了。
简光洲笃定三鹿奶粉出现了问题，但出于新闻严谨性的考虑，在交稿后回家的路上，他又折返回报社，特意叮嘱编辑要加上副标题“不排除为假冒伪劣奶粉”。
为何要在交稿前最后时刻才采访相关部门及三鹿集团？“我怕被‘灭稿’。”这位习惯“抢新闻”的记者，那次却主动选择慢下来。
当晚，简光洲把自己的工位收拾得一尘不染，带上了全部私人物品。这个报道会引起很大震动，他可能会被问责离职。当天晚上，简光洲辗转反侧，一夜难眠。
9月11日清晨，报道见报，原本2400多字的报道被压缩成1900多字。当天早上，这篇报道迅速成为当时各大门户网站的头条。当天下午，三鹿集团给简光洲打了几十个电话，希望删稿，否则就起诉。
虽然笃定报道没问题，但这一天简光洲过得还是相当煎熬。在这篇新闻报道后面的留言中，不少网友骂他“收黑钱，打击民族企业”。
当天晚上8点多，新华社发文称：卫生部怀疑三鹿牌奶粉受三聚氰胺污染。随后，三鹿公司宣布召回奶粉后，简光洲如释重负。
后来的故事被大家知晓。三聚氰胺，这个原本用于化工生产的化学物质，被不法奶农添加到原奶中以“提高”蛋白质检测指标。报道发出后，国家质检总局紧急对全国婴幼儿奶粉进行抽检，专项检查显示22家婴幼儿奶粉生产企业的69批次产品检出了含量不同的三聚氰胺。
三鹿集团最终资不抵债，于2009年2月破产，原董事长田文华被判无期徒刑，三名直接责任人被执行死刑。
这场风波也推动了2009年《食品安全法》的出台，改变了中国食品安全的监管逻辑——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防。我国也建立起了史上最严格的乳品监管体系。
这篇报道在2009年获得了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黄知晓专门撰文分析称其“严谨、专业”。
02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转身
中文系毕业的简光洲，原本的理想是当个作家。
但师范大学毕业后，简光洲先是在江西省九江市一所高中担任语文教师。他回忆，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大地吹起了深化改革开放的春风，80年代的文学热已慢慢退潮。加上作为文学家的鲁迅曾教育他的孩子“不要再搞文学了”的影响，简光洲放弃当教师，2001年考入了南昌大学新闻系。
“90年代初，解放日报发表系列再次改革开放的评论，影响了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我觉得新闻更有力量。”简光洲说。
事实上，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新闻业也正在发生巨变，一大批提供纯信息尤其是经济信息为主的报纸纷纷创办，南有《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创刊）、北有《经济观察报》（2001年创刊）、东有《第一财经日报》（2004年创刊）等众多新锐媒体涌现出来。
“‘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曾经一纸风行的《南方周末》及每年的新年献词，激励着一代年轻人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新闻行业，他们总是想着用新闻记录并改变世界。那种理想主义让我着迷。”简光洲说他的理想是成为《南方周末》的调查记者。
读研究生期间，每周四，简光洲都会准时出现在校门口的书报摊前。当时的《南方周末》一份卖两元，对学生来说不便宜，但他省下饭钱也要买。学校图书馆的《南方周末》也总是被人撕页，有人会把调查报道剪下来收藏。
“新闻是时代的瞭望者。”美国著名记者普利策的这句名言也被新闻学院的老师们在课堂上反复讲述。简光洲说，它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新闻学子，塑造了他们的新闻理想。他的理想是做“中国的法拉奇”，“能质疑权力，能用新闻改变社会不公，推动社会的进步”。
2003年，简光洲刚毕业就进入了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随后被安排到准备创刊的《东方早报》。这家报纸立志要做“中国《纽约时报》”。那一年，天南地北来的年轻人聚集在上海延安中路839号新民晚报的老大楼，挤在嘎吱作响、时有老鼠四窜的简陋办公室里，为他们的雄心壮志日夜颠倒。
刚入报社，新记者有很多条线可选，选择某个条线意味着稳定的新闻来源和收入。但简光洲却选择做调查记者——这个吃力却不讨好的活。
2004年，简光洲与同事董小恒调查了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小作坊用淀粉冒充奶粉，导致婴儿营养不良变成“大头娃娃”。报道迫使相关部门出手整治。也正是这个报道经历，使得简光洲在4年后，迅速从婴儿做肾结石手术的线索联想到奶粉可能有问题。
三聚氰胺之后，简光洲成为《东方早报》首席记者，他继续做调查报道，但不能发出的报道越来越多。2009年，他耗时3个月深入采写“三千孤儿”——上世纪60年代上海送往内蒙古的孤儿寻亲故事。他采访了上百个家庭，这篇万字长稿却在最后一刻被毙稿。“有些敏感。”简光洲至今不愿详谈。
稿件多次“被毙”让他意识到一个调查记者的天花板：你可以触及行业黑幕，但有些东西碰不得。
2012年8月28日，在女儿一周岁生日之际，干了近10年调查记者的简光洲，从《东方早报》离职。他对外的说辞是想给女儿提供一个有尊严的生活。2003年刚做记者时，简光洲的薪水是每月六七千元，相比当时社会的平均薪资不算少。但10年过去，这份收入并没有上涨多少，贷款过后，更是所剩无几。
简光洲在微博上写道：“东早10年，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所有的悲欢，所有的梦想，所有的忍受都是因为那份纯真的理想。好吧，理想已死，我先撤了，兄弟们珍重！”
2014年7月22日，东方早报创办澎湃新闻。2017年1月1日，简光洲曾供职的《东方早报》出版了最后一期，停刊转型为澎湃新闻。
当年和简光洲同期做调查的记者如今都已不再年轻，有的成了企业公关总监，有的转行做自媒体，还在一线做调查记者的寥寥无几。他羡慕国外的记者，越老越受尊重，中国的记者仿佛是一个青春饭，“身体受不了，收入上不去，领导不放心”。
简光洲的人生轨迹成为中国调查记者群像的一个剪影：在媒体的黄金时代，他们用如椽之笔推动社会进步，也在困顿之际转投他处。在网络上，有关心他的网友问：简光洲死了吗？简光洲在微博上这样回应：理想如同灰烬，看似熄灭，但随时也会重新燃起。
「奖杯很亮，落了些灰尘」——就这一句话，我盯着看了半天。 三鹿那事儿都17年了。我当时读初中，记得贼清楚，学校小卖部的奶粉一夜之间全下架了，班主任还专门开班会讲。那会儿小，不懂，就觉得哇好吓人。长大才明白，要不是有人敢把「三鹿」俩字写出来，这事儿还不知道要捂多久。 简光洲报道前那晚把办公桌收拾干净，以为自己第二天就被开除。你品品这画面，一个记者，做了自己该做的事，第一反应是准备卷铺盖走人。这行得扭曲成啥样才有这种条件反射？ 后来呢，转行了，穿西装打领带，发福了，应酬多，「为了生活」。这四个字看得我心里堵得慌。救了那么多孩子的人，最后被生活推着干别的去了。奖杯搁书柜里落灰，自己连张当年的报纸都找不着，就剩一电子版。你说这不就是个隐喻么。 东方早报后来也没了，17年停的。当年敢直接点名「三鹿」的报纸，自己也没撑住。现在你让哪家媒体再干一回这种事？我反正是想不出来。 我没说简光洲转行不对，人得吃饭养家，没毛病。我就是觉得窝囊。整个社会享受了他带来的那点改变——食品安全法提前出、奶业整顿——然后呢？他一个人扛完所有，转身走人，连个像样的位置都没给他留。 现在还有调查记者吗？有，但基本等于没有。一个个要么转行要么闭嘴。不是不想干，是干不下去。你说这叫什么破事儿。 奖杯落灰就落灰吧，至少还有人记着。但我真心希望下一个简光洲出来的时候，不用提前收拾办公桌。
这记者能从一个医院宣传稿里嗅出不对劲，真不是一般人的直觉。他电话里反复追问那句话，换别人可能就看个热闹划过去了。说句实话，现在有几个记者有这种韧劲，肯为一个线索打十几个电话？
看完这篇报道真有点说不上来的滋味，卡在喉咙里。08年那会儿我还在念初二，家里有个小我十岁的弟弟，刚好是喝奶粉的年纪。我记得晚上我妈在客厅看新闻，突然转头跟我爸说，三鹿出事了。电视上那种医院走廊的镜头，抱着孩子的年轻爸妈，脸都是木的，眼睛红红的，不敢哭。那时候谁也没想到问题出在最贵的奶粉上。我妈说还好咱家娃断奶早，现在想想那种“还好”是一种后怕和侥幸，不是庆幸。 简光洲这个名字我是后头才慢慢知道的。当年念书学的都是课本，哪懂什么调查记者不记者的。后来上了大学才陆陆续续翻到一些旧报道，看到那篇《甘肃14婴儿同患肾病 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标题里直接写了“三鹿”两个字，搁现在看好像不稀奇，可我后来才听说当年媒体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出事都得写“某奶粉”“某企业”，连名字都不敢点。他偏偏把那个“某”给捅破了。评委会说“真相因良知而显露”，这话听着大，可放到一个具体的人身上，那一晚上把办公桌收拾得干干净净，等天亮被开除，这份准备，就不是什么冠冕堂皇的话了，是实实在在掂量过的。他不是不知道后果，他是知道后果，还是干了。 文章里说他如今在大学教书，穿着西装白衬衫，身材发福，各种应酬太多，为了生活。不知道怎么的，看到这几句心里有点酸溜溜的。以前穿着T恤跑新闻的人，现在也要穿上西装去应付饭局，说是为了生活。这没啥不对，人总得吃饭，我也有好多同学毕业的时候信誓旦旦说要做这个做那个，转头进了国企打卡写周报。但简光洲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干过那件大事，他手里那枚中国新闻奖的奖杯摆在那儿，书柜最显眼的位置，落了些灰。奖杯落灰我不觉得是冷落，反而觉得那是一段日子过去的痕迹，他可能很少去摸它，也不太拿出来讲，就搁那儿，自己知道发生过什么就够了。 但说了这么多，我心里其实有个拧巴的地方。文章里写了好多他当年怎么从一条医院通稿里嗅出不对劲的细节，什么“新技术治疗结石娃娃”、几个互不相识的家庭、分散在江西河南湖北，全说喝的是三鹿，他一条条核实，一层层追问，最后找到医生李文辉，家长们都提到了三鹿。那一刻他的怀疑变成了判断。这种做事情的办法，说实在的，现在好多干媒体的人骨子里还是有，只是外面环境不一样了。现在很多记者哪儿有时间去打十几个电话核实啊？出了事直接拿通稿，抄热搜，一会儿一个反转一会儿一个辟谣，自媒体时代谁先张嘴谁赢，认错比道歉快，道歉比反思快。你把简光洲放到今天的报社，他可能还在干，但他那个“把办公桌收拾干净”的结局，可能真就成了真的——不是开除，是被裁掉。 我有时候想，媒体这个圈子和别的圈子不太一样，别的圈子好歹能从前辈身上学门手艺，手艺不会过时，但记者这行，勇气这东西，好像没法传承。你没法教一个实习生“你得敢”，这种敢不是培训出来的，是他骨子里的东西。简光洲转行了，但他那篇报道还在，还在新闻史上躺着，17年了，还有人提，还要让中小学生背。可问题是，我们一边背诵“真相因良知而显露”，一边逐年失去一个有良知的记者的身影，这算什么呢？不知道。 那枚奖杯落了些灰尘，他也不再穿T恤了。但我想，他自己心里应该清楚，那篇报道不是他职业的巅峰，那是他一辈子的刺。有时候活着比报道更难，你看他坐在大学办公室里安安静静，其实他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年在甘肃医院走廊上看到的那些婴儿，和那些家长的眼神。我是做不到的，我只能在这儿隔着屏幕感慨两句，可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人，我这种普通人还有机会感慨，还能在饭桌上骂两句“现在食品安全还是不行啊”。这种权利，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有人拿自己的职业生涯去换的。这话我不能当着他面说，太肉麻，但真就是这么回事。
发福就发福吧，当年敢把三鹿俩字写出来的人，现在能安安稳稳喝口茶就挺好。
说实话看完有点不是滋味。当年的稿子能让整个行业地震，现在呢？他自己都找不到那份报纸了。更操蛋的是，一个敢写三鹿名字的记者，最后还得靠应酬养家糊口，真服了这世道。
当年他敢点名三鹿，现在这帮记者查个预制菜都畏畏缩缩，真他妈一代不如一代。
说真的，我最近老在琢磨一件事：简光洲当年那篇稿子是救了人，但读完总觉得堵得慌。他自己接受采访不也说了嘛，发稿前夜把办公桌收拾干净，等着被开除。一个说出真相的记者，第一反应不是庆幸而是准备滚蛋，这他妈算啥事儿啊。现在他变成西装革履的样子，我也没法说他啥，但每次逛超市看到国产奶粉，我他妈还真得想一下再拿。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