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笔下的孔乙己竟在“诞生”百年后成为舆论漩涡。
莘莘学子将自己比作孔乙己，自嘲严峻就业形势下自己所处的境地——"少年不懂孔乙己，读懂已是书中人"、"学历是我下不来的高台，更是孔乙己脱不掉的长衫"。个中滋味，满是辛酸。
媒体不失时机地“告诫”、“教育”自嘲的“孔乙己”们——"不要让学历成为束缚手脚的'长衫"。也就是告诫大学生们，要去工厂，当工人，干体力活，不要总想着坐办公室。
没想到，“告诫”翻车了。
1、到底是什么让孔乙己脱不掉自己的长衫呢？
在鲁迅先生的笔下，孔乙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人吃人的旧社会——私有制下的产物，是精英主义的产物。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通过读书来脱离体力劳动做一个不劳而获或者少劳多获的“人上人”。在这种丛林法则驱使下，每个人都要拼命鲤鱼跃龙门成为“人上人”——才能成为国家、社会的主宰——主人。
穿短衫的，在旧社会都是劳苦大众，他们耕地、做工、出卖体力，吃不饱穿不暖，为了生活被迫卖儿卖女，他们饱受歧视，是社会受压迫的最底层，是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这些“人上人”眼中的奴仆、“下等人”。
看看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笔下的长衫“人上人”与短衫“下等人”。
对“下等人”的描写：
- 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一个辛勤劳动、"奉公守法"、于人无犯的诚实的好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这种景象真是令人惨不忍睹。挂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着皱折；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的每一根骨头；他的眼光茫然无神；他即使是个二十岁的青年，行动起来也象个干瘪的老太婆，一步一迈，走不动路。他早已卖了妻鬻了女，那还算是他的运气。他把什么都已卖了——房上的木梁，身上的衣服，有时甚至卖了最后的一块遮羞布。他在烈日下摇摇晃晃，睾丸软软地挂在那里象干瘪的橄榄核儿——这是最后一个严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来曾经是一个人！
- 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一样。
- 女人们躺在角落里等死，屁股上没有肉，瘦骨鳞鳞，乳房干瘪下垂，象空麻袋一样。但是，女人和姑娘毕竟不多，大多数不是死了就是给卖了。
- 我并不想要危言耸听。这些现象都是我亲眼看到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在灾荒中，千百万的人就这样死了，今天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中国这样死去。我在沙拉子街上看到过新尸，在农村里，我看到过万人家里一层层埋着几十个这种灾荒和时疫的受害者。但是这毕竟还不是最叫人吃惊的。
对长衫“人上人”的描写：
- 但是这毕竟还不是最叫人吃惊的。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许多这种城市里，仍有许多有钱人，囤积大米小麦的商人、地主老财，他们有武装警卫保护着他们在大发其财。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城市里，做官的和歌妓舞女跳舞打麻将，那里有的是粮食谷物，而且好几个月一直都有；在北京天津等地，有千千万万吨的麦子小米，那是赈灾委员会收集的（大部分来自国外的捐献），可是却不能运去救济灾民。为什么？因为在西北，有些军阀要扣留他们的全部铁路车皮，一节也不准东驶，而在东部，其他国民党将领也不肯让车皮西去——哪怕去救济灾民——因为怕被对方扣留。在灾情最甚的时候，赈灾委员会决定（用美国经费）修一条大渠灌溉一些缺水的土地。官员们欣然合作——立刻开始以几分钱一亩的低价收购了灌溉区的所有土地。一群贪心的兀鹰飞降这个黑暗的国家，以欠租或几个铜板大批收购饥饿农民手中的土地，然后等待有雨情后出租给佃户。
看过斯诺对旧中国长衫主人与短衫奴仆的描写，谁不愿意做主人而去做奴仆呢？但凡一个正常人，都要尽最大努力做人上人。孔乙己们不愿意脱掉长衫，正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私有制下人吃人的丛林法则使然。
2、新中国前三十年，“孔乙己”争先恐后脱掉长衫
在毛主席领导的党的带领下，人民群众推翻了压在头上几千年的大山，消灭了“人上人”阶级，消灭了剥削压迫，“下等人”——劳苦大众开天辟地地第一次翻身当家作主，成为了国家的主人；消灭了不劳而获，新中国的每个人都要自食其力——不仅仅是穿长衫的知识分子，哪怕是曾经穿龙袍的皇帝——溥仪也要进行劳动，自食其力。
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深刻的变革。
什么是翻身当家做主人呢？——“下等人”劳苦大众有了自己的土地，有了自己参与管理的工厂的权利、在社会生活中有了话语权、领导权，不再生活在“人上人”的奴役下，国家、社会大事都由他们说得算，工农阶级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劳动最光荣深入人心。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几千年来压迫劳苦大众的“人上人”被迫进行思想改造，失去了往日耀武扬威颐指气使的地位，他们第一次被曾经的泥腿子、“下等人”——工农大众来领导。一时间，工农阶级成为昔日的“人上人”羡慕不已的对象，资产阶级、地主、知识分子恨不得自己立刻通过改造，争先恐后想要成为工农阶级的一员。
1955年10月29日下午，毛主席召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他说：
- 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包括地主阶级。地主过了几年之后，就有了选举权，他就不叫地主了，叫农民了。资产阶级，总有一天，大约3个五年计划之内，就不叫资产阶级了，他们成为工人了。农民这个阶级还是有的，但他们也变了，不是个体私有制的农民，而变成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的农民了。这种共同富裕，大家有把握，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那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应该逐步结束。那时，全国只有一种工人、一种农民和一种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工人、农民的知识分子。
- ……对资本家的安排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工作岗位，一个是政治地位，要通统地安排好。政治地位方面，给选举权的问题，无所谓安排了，因为我们早已宣布，对民族资产阶级是不剥夺它的政治权利的，跟对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采取不同的政策。对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要剥夺一个时期。比如地主一般是要5年，有些还要延长，看他表现好，才能改变成份，才给他选票。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合作的政策，他们的政治权利是已经有的，将来阶级成份变了，不是资本家了，变成工人就更好了。因为工人阶级比资产阶级更吃香嘛。过去有钱的人很吃香，现在似乎讲一讲工人阶级才舒服的样子。你们想当工人阶级有没有希望呢，是一定有希望的，我可以开一张支票给你们。这是一个光明的政治地位，光明的前途。把个体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废除了，社会上就剩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整个民族只有到那个时候才更有前途，更有发展希望。
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说：“（新中国）工人是很光荣的。我的儿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个革命学生，后来被分到一个工厂当工人，第一天上班发回一套工服。在我知道之前，他穿上就去照相馆照了个相，回来拿着照片对我说：‘爸爸你看，我是工人啦。’他特别的自豪。照相的师傅对他说，你现在是国家的主人了。”砸碎了人吃人的旧社会的枷锁，工人阶级成为领导阶级，穿短衫的工农阶级成为国家的主人。谁不愿做主人？谁还愿意穿长衫呢？
为了让“孔乙己”们真正从心里脱掉长衫、自食其力，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做了艰苦卓绝的工作，与吃人的旧社会遗留的根深蒂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旧风俗作斗争。通过三大改造、三反五反、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五七指示、七二一指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等一系列的持续的工作（即使毛主席的小女儿李讷也不例外地到农村劳动锻炼），自食其力终于成为了社会的主流，人人以自食其力、劳动为光荣，以不劳而获为耻，产生了时传祥、王进喜、陈永贵、邢燕子等一大批人民英雄、劳动模范。“孔乙己”甩掉长衫，一时间六亿神州皆舜尧。
3、“孔乙己”为什么又重新穿上了长衫？
在毛主席去世后，已经脱掉长衫变为工农阶级的“孔乙己”为什么又穿上长衫了呢？
因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又复辟了。“一切向钱看”思潮泛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旧风俗又回来了。工人成为了“臭工人”，农民成为了“臭农民”；资本家（企业家）、官僚特权阶级、博士硕士学士又成了高端人才，成为了“人上人”、“精英”，高高在上，成为了国家的主人；工人、农民成了低端人口，成为鄙视链的最末端。
甚至在计划生育最严苛的时代，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议高学历者可以多生孩子，“下等人”却不可以多生。
来自湖南的全国人大代表王日新直言：《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应针对一些暴富人群的这种行为做出相应的修改，使之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同时他还建议：应允许高素质高学历者生第二胎。即允许教授、科研（技）人员、企业家、白领阶层、研究生以上学历并有较高收入者生育第二胎。（2006年3月6日《潇湘晨报》）
全国政协委员、孔子第78代嫡孙孔维克也公开提倡穿长衫享有特权，他说：
“计划生育工作当务之急是调整人口结构，调整人口结构比控制人口数量更重要。建议高学历者可以生三胎以调整人口素质。”（2015年3月6日人民网）在弱肉强食丛林法则驱使下、在精英教育的指挥棒下，劳动不再光荣，甚至羞耻，为了做“人上人”，“孔乙己”们被迫、不得不重新穿起了长衫。
1975年《红旗》第11期曾经刊登一篇文章，批判了苏联的教育制度：
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苏修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已成为进入特权阶级的阶梯。苏修总头目勃列日涅夫说：“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
许多材料证明，大学文凭是选拔干部的决定性标准。有此文凭，即使是个白痴，也能捞个一官半职；无此文凭，即使你是“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从战争年代起”就做某项工作，并且“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最后是“被裁掉”！勃列日涅夫的话以及无数事实告诉人们：只要一进了高等学校，或者干脆只要设法捞到一张大学文凭，那就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就有飞黄腾达的时机。要是进不去呢，那就对不起，只能“永远”当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执行者”。许多人为了达到“高升”的目的，当然就只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这样的唯学历论自然要让“孔乙己”捡起扔掉的长衫重新穿上。
4、谁是衣食父母？
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毛主席在接见几内亚教育代表团、总检察长马哈古卜时说：
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给我们饭吃，吃了饭不为人民服务，干什么？
这是毛主席的衣食父母观——人民是衣食父母。18年前的2003年，中左所就说过：我们不能让戴尔生气。
戴尔公司中国总部员工郑杰在加班时突然倒地，50多天后死亡。郑杰家属与戴尔公司在赔偿问题上发生争议，劳动部门作出结论：郑杰之死不属于工伤。有知情者在接受采访时称，在这次裁定中，相关部门被要求“妥善处理，不能让戴尔生气”。
齐都、广陵等地首领直接提出了：企业家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泾原路帅司治所2020发文：
要按照xxx、xxx部署要求，以‘谁跟企业过不去，我们就跟谁过不去’的鲜明态度，……
并州府北郊区知县也表达了：
古语讲了‘富贵险中求’，太不容易了，每一个企业家的背后，都有一片血泪史啊！……谁要是在这个上面犯了我前面所说的那些话，就是我刚才讲的。那我们举起棒子打你们的时候，那就是格杀勿论！对你就不存在心慈手软！
在毛主席时代，工农阶级是衣食父母；谁不愿意做衣食父母呢？
在今天，穿长衫的“精英”、“人上人”是衣食父母。谁不愿意做衣食父母呢？
5、媒体的“告诫”为什么翻车？
一面是“人上人”的“精英”主义教育——自己拼命穿长衫争做“人上人”，一面让“孔乙己”脱去长衫、安于底层做奴仆、做“下等人”，这难道是不是欺骗吗？这难道不是包藏祸心吗？
人人都知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精英”、“人上人”在高处，却提倡“孔乙己”脱长衫去低处，“孔乙己”能脱长衫吗？
下图中的短衫赤膊拉车，旁边的长衫开着法拉利，你怎么教育“孔乙己”脱下长衫呢？
教育人民，不能高高在上、爹味十足。指责大学生不脱掉长衫的媒体，会不会让自己的孩子读完大学进工厂呢？你自己会不会到工厂呢？不为人民着想，不以身作则，只知道哇哩哇啦、颐指气使、忽忽悠悠指点一气，这是官僚主义。怎么能不翻车呢？
不从根本上改变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劝人脱长衫就是骗人的鬼把戏。
6、要提倡“孔乙己”脱去长衫，就必须批判伤痕文学，肯定毛主席时代的与工农相结合的知识分子政策
毛主席早就指出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相结合，脱去长衫，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参与劳动。可是伤痕文学大行其道，控诉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是迫害。以季羡林为首的一些“穿长衫”的人对知识分子政策万般鞭挞，各种宣传机器一起开动痛诉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孔乙己”脱长衫运动，现在又要提倡“孔乙己”脱长衫。按照季羡林等人伤痕文学的逻辑，让现代“孔乙己”脱长衫去干粗活，是不是迫害？这是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
很可惜，伤痕文学的代表作——由路遥所著的小说《人生》重新改编的电视剧《人生之路》已于3月20日在黄金时段播出了。没有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政策，就不可能有“孔乙己”脱长衫；没有工农当家作主的地位，“孔乙己”的长衫就永远脱不下去。归根结底一句话，只要私有制存在，“孔乙己”的长衫就永远脱不掉。
看了这篇文章，心里挺不是滋味的。我知道作者想说什么，私有制，人吃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些词儿一出来，就回到课本里那个万恶的旧社会了。斯诺写的那些饿死的人，那些干瘪的乳房，那些卖儿卖女的惨状，我信，我真信。每次读到那段“睾丸软软地挂在那里象干瘪的橄榄核儿”，我都得缓半天。那确实不是人过的日子。但是啊，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你把现在的大学生比作孔乙己，然后说他们脱不掉长衫是因为私有制，因为人上人的思想毒害，这个话听起来好有道理，可落到实处，总感觉像隔着一层玻璃在看火，看得到烟，摸不着热乎气儿。 我想说说我自己的事儿。老家安徽农村的，我爹妈这辈子最大的成就就是供我念完了大学。我家那地方，到现在还有老人觉得“读书人”不应该下地干活。我爹自己就是，他供我读书，不是指望我当官发财，他就是不想让我像他一样，大夏天四十度弯着腰在田里打农药，打完药汗水和药水混在一起往下淌，晚上回去浑身发痒，挠得血印子一道一道的。我要是现在跟他说，爹，我不做办公室了，我去厂里流水线拧螺丝，或者我回老家承包大棚种菜，他嘴上不说，但我怕他心里那点念想就塌了。那塌掉的东西，长衫吗？我觉得也不是。那是一个农村人憋了大半辈子的一口气，他觉得自己这辈子没活明白，但儿子至少活得不那么苦。你说这是虚荣？是精英主义？我承认里面有，但不全是。 再说那个“学历是下不来的高台”。我那些大学毕业的同学，现在真去送外卖的、开网约车的，有。我大学宿舍老大，就是送外卖的，跑了两年了。他不觉得丢人，为什么？因为他送外卖一个月能挣七八千，比他在老家县城找的那个“办公室文员”强多了，那文员工作一个月三千五，还要天天加班，领导画饼，同事甩锅。可你要是问他，如果有个厂子招他，每天十二小时站桩，一个月给六千，五险一金齐全，他去不去？他八成还是摇头。不是嫌累，是怕被吃掉。厂里那套管理，真的，我去过一个电子厂面试，那HR张口闭口就是“我们这是半军事化管理”，车间里不许说话，上厕所要申请，一天去厕所超过三次要扣绩效。我扭头就走了。你说这是长衫锁着我吗？我觉得是那扇铁门我真的不想进去。 文章里说，孔乙己不愿意脱掉长衫，是因为私有制下人人都想当人上人，不想当人下人。这话说得太满、太绝对了。现在的人不想做体力活，很多不是因为看不起体力活，是体力活这碗饭越来越难吃。你去看建筑工地，年轻人在里面有几个？都是五十岁往上走的老乡。为什么年轻人不去？因为工地上不但累，还危险，还讨薪难，还一天天被包工头骂得跟孙子似的。以前那种“八级工”是让人尊敬的，现在你出去说你是焊工，人家心里先给你打个问号：是不是没文化才去干这个？这是谁的错？是那些年轻人的错吗？是孔乙己的错吗？我觉着吧，我们改开这么多年，把“劳动最光荣”喊了几十年，可实际上呢？环卫工、保洁员、修理工，这些人有社会保障吗？有尊严吗？他们自己孩子要是成绩不好，都恨不得往死里打，说“你不好好读书，以后就跟我一样扫大街”。你听听，这是谁在给劳动分等级？是老百姓自己吗？还是说，这个社会其实一直就没让体力劳动者真正挺起过腰杆？ 还有一点我特别想说，文章好像把“坐办公室”的人都当成那种不劳而获的寄生虫了。可是就拿我来说，我天天坐到电脑前，颈椎病肩周炎都出来了，肠子也搞坏了，一天到晚改方案，甲方半夜两点给你发消息说这个颜色不对你改一下，早上七点又让你交新的PPT，我一个月到手六千多。我这也叫“少劳多获”？我咋觉得我比老家那些种地的邻居们拿命换的还多呢？你说那些搞金融的、搞互联网的，是有很多锦衣玉食的，可他们也是拼出来的啊，我同学在互联网大厂，两年头发白了一半，腰椎间盘突出，他挣得多，但他那个钱，买不回他晚上的睡眠和周末了。我不是说他们就该可怜，我是说，你不能把人简单分成“穿长衫的”和“穿短衫的”，然后说长衫的都想“不劳而获”，这太冤枉人了。有些人穿长衫，是因为那件衣服是他唯一的铠甲，他脱了那件衣服，不是去劳动，是去挨饿。 再说说那个经典的“脱掉长衫去工厂”。这话听着像是一句很接地气的劝告，但我真想问问说出这话的人，你去过现在的工厂吗？我知道有那种特别好的外企工厂，车间干净，管理人性化，福利也好，可是那种厂子门槛也不低啊，一样要学历要技能。那种低端的、招不到人的厂子，环境有多差，你去看过吗？粉尘、噪音、有毒化学品，宿舍八人间铁架床，食堂里白菜炒猪肉能找到三片肥肉就算中奖。这样的工厂，你让那些读了十几年书的大学生“脚踏实地”地进去，然后呢？干个三五年，身体坏了，技能没长，岁数大了，被一脚踢出来？那时候他连脱长衫的资格都没有了，就剩下半条命和一身病，谁来负责？文章写了旧社会的吃人，可新社会要是也存在类似的事儿，是不是也该有人管管？ 所以我总觉得，拿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来套今天的大学生，本身就是一种偷懒。鲁迅写的那个孔乙己，他最大的悲剧是什么？是他自己放不下读书人的架子，但他也确实没有别的本事。他写的一手好字，能帮人家抄书，但他不会营生，好喝懒做，最后偷东西被打断了腿。可今天的大学生呢？他们有本事啊，他们学了数学、物理、工程、医学、法学，他们不是没本事，是本事用不上。就像你学了五年修飞机，结果全县城只有自行车店招人，你去不去？你去了，你修的也不是飞机，你只是把长衫脱了，换成了修车服，可你内心的知识怎么办？你学的那些微积分、电路原理，就变成了脑壳里的废料。我们国家花了那么大成本培养一个大学生，最后的结局是让他在流水线上重复机械动作，你不觉得这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吗？这跟孔乙己脱不脱长衫有什么关系？ 我其实特别理解那种“下不来高台”的感觉。我大学毕业那年，我妈让我去考公务员，考了三次没考上。后来有一个亲戚在深圳开厂，说让我去他那儿干“管理”，其实就是跟单，天天跟工人打交道，晚上还得陪客户喝酒。我那时候真的想过：要不就去吧，别再折腾了。可我每次一想到，我大学四年念的那些书，我毕业论文里写的那些东西，我跟着导师做的那些课题，将来一样都用不上，我心里就堵得慌。我不是觉得坐办公室就高人一等，我是觉得我这辈子还没开始，就要把前二十年学到的东西全删掉，从头再来，凭什么？这不是面子问题，这是“我成了个废物”的恐惧啊。 文章里引了斯诺那段特别惨的描写，那段我承认写得真好，真能把人看哭。但你要说今天的年轻人是因为害怕变成那样才死抓着长衫不放，那我觉得这卖惨卖错地方了。今天的年轻人不是怕饿死，是怕没有出路。你可以看看现在那些小区门口的“天坑”专业毕业生，每天在网上发简历，石沉大海，他们没有一个是在家里躺着等死的，他们是想干，但不知道能干什么。你让他们去干体力活，他们去，但他们去了之后发现，体力活这碗饭也不是那么好吃的，工资低不说，还没保障，随便一个什么风吹草动就裁员。你说他们像孔乙己，孔乙己好歹还能赊账喝碗酒，他们连赊账的地方都没有。 再说句难听的，这篇文章多少有点站在高处往下看的意思。你说私有制让孔乙己脱不掉长衫，可你自己呢？你写这篇文章，是不是也是穿着长衫在写？你引经据典，你谈斯诺，你谈私有制，你谈人吃人，你这些知识是从哪儿来的？还不是从书里看来的？你也靠的是你脑子里的那些东西在吃饭，你也没去工地上搬砖呀。你不能一边自己靠着长衫吃饭，一边告诉那些穿长衫的人说“你们要敢于脱掉它”，这有点像什么呢，就像一个人坐在空调房里说“外面其实也不热，你们出去走走就习惯了”。你当然不热了，你屋子里有空调啊。 我倒是想过一个问题，长衫到底是谁发明的？为什么读书人就一定要穿长衫？你看现在，穿长衫的人少了，大家都穿T恤牛仔裤了，可“长衫”这个东西还是脱不掉。因为它根本不是一件衣服，它是一个系统。你从小到大被教育“读书改变命运”，你父母亲戚邻居都盯着你，说你以后一定有出息，你考上了大学，他们觉得你光宗耀祖了，你毕业后要是去卖菜，他们嘴上说“行行出状元”，背地里觉得你完了。你周围的环境、你爸妈的脸面、你小时候那些奖状，全织成了一件隐形的大袍子，把你罩住了。你脱得掉吗？你脱了，你爹妈先受不了。我有个师妹，学中文的，毕业后去做了房产中介，天天跑楼盘发传单，她自己其实挺开心的，觉得比写方案有意思多了，可她妈逢人就说“她是暂时的，明年就考编”。她听了都不敢回嘴，怕伤她妈的心。你看，这长衫不是长在她身上，是长在整个家族身上啊。 所以我不太认同文章里那个结论，说孔乙己们不愿意脱掉长衫是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私有制下人吃人”。私有制这个是筐，什么都能往里装。但你把现在的就业难、学历贬值、工作环境差、劳动保障缺失这些问题全倒进那个筐里，然后得出一个“要消灭私有制才能解决”的结论，听起来挺宏大的，但对我这种普通人来说，我明天还是要起床，还是要面对那些具体的选择。我关心的不是我穿不穿长衫，是我穿着长衫能不能吃上饭，或者我脱了长衫能不能吃得更好。你要是能告诉我，脱了长衫去当工人，能让我有尊严地活着，有假期，有医疗，老了有保障，孩子能上学，那我脱，我立马脱。可你告诉我这些了吗？你没有。你只告诉我旧社会有多惨，而现在这个社会还是那个底子。可我现在活在这个社会里，我不愿意拿我的下半生去赌一个遥远的未来。 我也不是说文章全是错。它至少点出了一个事儿：我们现在确实把读书这件事给神化了，好像考不上好大学就完蛋，好像学历就代表着一个人的全部价值。这种观念是病态的。我老家有个邻居，初中没毕业就出去学厨师，现在自己开了个小饭馆，一年挣个三十来万，日子过得滋润得很。反观我，研究生毕业，一个月挣那点死工资，还天天焦虑。你说到底谁穿着长衫？谁被长衫捆住了？有时候我也想，如果我没读那么多年书，是不是更能放下身段去干点别的？可是话说回来，我读了那么多年书，也不是为了变得眼高手低，我是真的喜欢我学的那个东西啊。我喜欢那些文字，那些理论，那些想法，它们是我的世界。你现在跟我说“你这东西没用，赶紧脱了长衫”，那不只是在否定我的工作，那是在否定我这二十多年活过的痕迹。 最后我想说一句可能显得特别俗的话：日子是一天一天过的，不是靠一个大道理就能过的。孔乙己最后死了，不是因为他穿长衫，是因为那个社会不给他活路。我们今天的年轻人挣扎，也不是因为放不下架子，是因为确实没看到什么活路，或者说活路太窄了，挤得人喘不过气。你要是真想帮他们，别劝他们脱长衫，你去把那些坑坑洼洼的路修一修，把那些不合理的用工制度改一改，把那些学无所用的专业调一调，让那些工厂不再是鬼见愁，让那些体力劳动者也能挺起胸脯。到时候，不用你劝，长衫自然就挂在衣架上了。可在那之前，你让我光着膀子走进风里，我冷，我真的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