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午
“傻子瓜子”年广九因三度被点名、经历“三落三起”而闻名全国,号称“中国第一商贩”;上世纪80-9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历程中,“傻子瓜子”年广九的沉浮成了若干重大节点的风向标。然而,年广九在80年代的屡次“落难”真的全是由于那个年代对私营企业的“偏见”吗?
1978年之前,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化,私营经济日渐萎缩,但也谈不上被彻底消灭。以傻子瓜子所在的安徽芜湖为例,1978年的个体户数量比1962年减少了84%,年广九便是仅存的少数个体户中的一员。
1962年,年广九在芜湖设摊经销鲜果,1972年起改营炒货。【按照年广九自己的说法,他在1976年的时候就已经赚了100万。结合当时的瓜子价格以及毛利推算(年广久1980年开始雇工时每斤瓜子卖1.76元、毛利0.2元),个体户年广九即便每天卖出1000斤瓜子(作为没有雇员的个体户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一年也赚不到8万,更不可能在四五年时间里赚到100万。所以,100万之说更可能是年广九后来为了给自己立传的夸大宣传。】
1980年以后,随着政策放宽,年广九在芜湖市中山路口摆设了一口炒锅,雇佣帮手二人,每天炒卖瓜子200斤左右。
1981年,上面发文称,必须着重开辟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的就业渠道,使城镇劳动者、个体经济得到健康发展。嗅到风向的年广九在芜湖郊区租地建起厂房,傻子瓜子厂成为芜湖第一家私营企业。
傻子瓜子很快被当地树立为市场体制改革的典型大力宣传。安徽当地的几家电台和有影响的报纸相继报道夸赞“傻子瓜子”,例如《芜湖日报》刊发报道《货真价实的傻子瓜子》,让“傻子瓜子”销路日增、经营日益扩大。尝到甜头的年广九开始主动“投资”,赞助了芜湖市文联《大江》文学笔会。后来为年广九立传的《小傻子小传》(1987年)、《年广九口述史》(2021年)便是出自《大江》杂志编辑之手。
在媒体“义务”宣传的加持下,傻子瓜子之名逐渐传遍全国,市场很快扩张到上海乃至华东地区。随着市场的扩张,需要的员工也就越多,到1983年,年广久的雇工人数已经达到了103人。
众多媒体对作为市场体制改革典型的傻子瓜子的无限赞叹引起了人民日报的关注。于是派出记者到当地深入了解情况,希望进一步作出深度报道。然而,人民日报记者在深入了解之后 却发现了被当地媒体掩盖的情况:“经我们了解,发现绰号叫‘傻子’的个体户年广九,雇工太多,作风霸道,打骂工人,欺压小贩……”
他们遵循胡乔木关于“新闻是一种新的重要事实的报道”的指示精神,认为“这种人情况特殊,收入过火,一经宣传势必影响企业职工的情绪,所以没有报道这件事。”(见1983年第11期《新闻战线》刊登的《新闻主题既要新又要深》一文)
人民日报记者了解到的这一实际情况很快为年广九带来了麻烦,真正让某些老干部不满的还不止是年广九“雇员太多”的问题,而是他虐待工人、欺行霸市。这在今天看来是习以为常的,但在那些经历过革命年代的老革命看来却是无法容忍的。不过这件事的焦点却在后面演变成了雇员能不能“太多”的争论。
除此之外,人民日报记者的调查还发现年广九在1982年存在严重偷税漏税、缺斤少两、以次充好的问题。这又为傻子瓜子带来了新的麻烦。
1984年的《财政》杂志第2期刊登了一篇题为《“傻子”逃税追查记》的报道。报道指出,1983年上海的税务人员调查发现,傻子瓜子的外销证明写的是外销瓜子一万斤,实际销售却早已超过两万斤。为此他们派人前往安徽芜湖了解情况,但芜湖当地税务部门也很无奈,因为年广九已经是“遐迩闻名的人物,架子很大,请他不动”。他们只好请来年广九的儿子年金宝,但只有21岁的年金宝态度傲慢、盛气凌人,拒不承认问题,把漏税的责任推给了经销处的雇员。在调查年氏父子经营活动情况的时候,税务人员发现年金宝还有借用国营企业银行账户,大量套用国家资金的情况。据了解,仅1983年4月22日至5月24日的33天中,就套用了某经理部的银行存款156万多元。
这一情况很快引起上海市和财政部的重视,上海税务部门对全市与年广九有业务往来的单位全面清查之后发现,年氏父子采用六种发票,有84万营业额没有交税。仅1983年2月至8月,年广九在上海就逃税3.7万元;在芜湖欠税数万元。在大量事实面前,年广九被迫承认偷税事实。1983年和1985年,年广九父子在芜湖市被查出偷漏税19万多元,占应交税额的17%;1984年,上海又查出他们偷税4.3万多元。
有关部门的调查相继发现年广九存在的诸多问题。
例如,80年代初农民的瓜子是由供销社的果品公司收购,农村收购点向农民的收购价为每斤1.05至1.10元,议价收购为每斤1.35元至1.40元。年广九绕开果品公司,直接从农民手上收购。这种行为在今天看起来无可厚非,但在当时却是对国家计划的冲击。供销社的利润在合作化时代要反哺农业,而年广九的差价利润却直接进到了他个人的腰包。
抽样检查发现,年广九销售的瓜子中有40%是包成小包出售的。他论斤出售时足秤,并执行“少两罚斤”的规定,但这些小包却普遍不足秤。有人抽样检查,每包平均重0.435两,他以每包0.1元出售,按此折价,每斤实为2.29元,远高于他标称的1.74元的售价。(1982年第4期《经济学动态》《关于“傻子瓜子”的讨论——涉及个体经济冒尖户的一些问题》)
1983年,因为销售紧俏,年广九以每斤1.62元的价格从国营的“迎春瓜子”套购瓜子10万斤,然后以每斤1.75元的价格在上海销售。(1984年第3期《法学》杂志《从“傻子瓜子”看个体经济的法律问题》)
1985年3月14日,《文汇报》刊登报道称:颇有名气的“傻子瓜子”经营者,在不久前的有奖销售中,以次充好,缺斤短两,损害了顾客的利益。记者调查发现,一斤(10两)装的傻子瓜子实际只有9.4-9.6两,半斤装只有4.7两,1.5两小包装实际分量只有1.3两。他们还在大片瓜子中塞进小片瓜子,却仍以大片瓜子的价格2.1元出售……

有奖销售的套路在今天很少有消费者再回去上当,但放在那个年代却很新颖。1985年傻子瓜子搞的有奖销售,一等奖为上海牌小轿车一辆,在这个噱头下17天卖出瓜子476万斤(当时傻子瓜子的年产量1000万斤),销售额700余万元。不料一个月后,国家出台政策制止有奖销售,导致傻子瓜子库存大量积压,继而又闹出了销售霉变瓜子的丑闻。
1984年7月,年广九以商标权和技术入股,与芜湖国营企业联营成立芜湖市傻子瓜子公司,他担任总经理。1989年5月,芜湖市人民检察院以贪污、挪用公款、流氓罪向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起诉书称,年广九担任傻子瓜子公司经理期间,购买高档家具和家用电器归自己使用,贪污公款43800元;擅自将公司价值23万余元的瓜子给其长子年金保经营,造成5万余元直接经济损失;“以金钱为诱饵、以介绍和解决工作为由、以谈恋爱为幌子”,先后与六名女青年和四名已婚妇女发生性关系。
1991年5月,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年广九贪污罪证据不足,挪用公款罪不成立,以流氓罪判处他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但芜湖市人民检察院提出了抗诉,仍想追究年广九的贪污罪以及挪用公款罪。

1996年第1期《中国律师》杂志刊登了年广九的辩护律师披露的案件细节,指出年广九只承认自己玩弄了六名女性,因此被判三缓三。只能说年广九的运气既好又不好:早十年会被严打,晚十年会成为企业家的“风流美谈”。
1992年,年广九被宣布无罪释放,从此塑成金身,媒体谈及傻子瓜子,再也不会触及其曾经的负面过往。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一年又一年的315曝出那么多的问题,只能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好家伙,这文章我是一口气看完的,心里头翻腾得不行。你说年广九这号人,搁在那个年代,到底是时代把他给顶起来了,还是他自己作出来的?看完子午这篇,我脑子里头那些以前听过的“傻子瓜子”的故事,全他妈给打散了重新拼了一遍。 我最早知道年广九,那还是小时候听我爸讲的,我爸那会儿在厂里当工人,提起年广九就俩字:佩服。他说人家一个卖瓜子的,愣是能把生意做到全国,雇一百多号人,比他们厂长都牛逼。那年头工人一个月工资才几十块,人家就吹自己赚了100万,我爸还真信。现在想想,我爸那种老实巴交的工人,听到这种故事就跟听神话似的。可这篇文章里那个推算给我看愣了,说年广九说自己1976年就赚了100万,但按他那时候的瓜子价格和毛利,就算天天不睡觉炒瓜子,一年也顶多赚个几万块,四五年攒100万根本不可能。这不是明摆着吹牛逼吗?但你不能怪我我爸他们信,那年头信息不透明,一个个体户能活下来就算本事大,赚多少钱谁算得清?年广九自己那张嘴,可真是能把死的说活了。 再说文章里那段《芜湖日报》的报道,说《货真价实的傻子瓜子》,妈的,这标题起得真讽刺。当地媒体把傻子瓜子捧上天,人民日报记者跑去一了解,压根儿不是那么回事。雇工多倒还在其次,顶多是政策上不好说,可打骂工人、欺压小贩,还偷税漏税、缺斤少两、以次充好,这他妈就纯粹是人品问题了。我最烦的就是那种人,以为有了俩钱、有了名声,就可以把别人不当人看。年广九那时候在芜湖横着走,税务部门请他他都不去,让儿子去应付,21岁的小年轻就对税务人员摆架子——你看,这是不是典型的暴发户嘴脸?真的,我见过不少这种人。我有个远房亲戚,早年间做生意发了点财,逢年过节回老家,那叫一个趾高气扬,跟亲戚说话都是鼻孔朝上的。后来生意垮了,欠了一屁股债,立马就蔫了。年广九后来的结局其实也差不多,三起三落,说白了除了时代政策那个大环境,他自己那些不干净的事儿也脱不了干系。我看文章里头引的那句“作风霸道,打骂工人”,这四个字看着轻飘飘的,搁在当时那些工人身上,那就是实打实的日子。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篇文章里头有些东西我还是觉得不太对劲,或者说太轻巧了。大环境确实是那样,1978年之前个体户萎缩到什么程度?文章说芜湖1978年个体户比1962年少了84%,这数字够吓人的。可恰恰是这个背景下,年广九还能一直干着个体户,没有被“割尾巴”割掉,你说是他运气好,还是他真有本事?我觉得两方面都有。但文章好像更想把年广九的“落难”归因于他自己品行不端,而不是时代偏见。这个我倒不太同意。你看人民日报记者那事儿,发现了他这么多问题,最后上报了没有?没有。理由是什么?“势必影响企业职工的情绪”。这话嚼起来有味儿啊。你想想,如果当年人民日报真把年广九那些破事儿给报出来,那傻子瓜子早就臭了,还轮得到后来“中国第一商贩”的名头?可他们没报,为什么?是因为怕影响职工情绪?扯淡。说白了不是怕影响职工情绪,是怕影响改革大局,怕影响上头那些人对私营经济的判断。所以年广九的问题,在那个时候,不是他一个人的人品问题,他已经成了某种象征,好也得是傻子,坏也得是傻子。他自己那些烂事,反倒成了次要的。 还有一点我挺在意的,就是年广九赞助《大江》文学笔会那段。文章里说后来给他立传的两本书,《小傻子小传》和《年广九口述史》,都是《大江》杂志编辑写的。这说明啥?说明年广九这个人特别懂“宣传”的重要性。你细品,当年芜湖当地媒体捧他,他转头就赞助了文艺活动,这关系维护得,那叫一个明白。放到今天来说,这算不算拿钱买口碑?那年头虽然没有“软文”这词儿,但意思已经到位了。可问题是,你说他是投机取巧吧,可人家也是被媒体先捧起来的,属于互相成就。当地媒体要树典型,需要有素材,年广九本身有故事性,两边一拍即合。但年广九也真是,被夸了几句就真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了,连税务都不放在眼里,这就属于典型的把平台当能力、把风头当实力。你看后来他几起几落,每次摔下来,真都是政策把他摁下来的吗?1983年雇工103人,这事儿闹到中央去,但最后也没把他怎么样。反而是那些偷税漏税、缺斤少两的事儿,是实打实的把柄,随时可以收拾他。他不懂这个道理,或者懂,但他觉得有地方政府罩着就没事,太天真了。 不过我也得说句公道话,年广九这人有他混不吝的一面,是我不喜欢的,但那个年代的个体户,有几个是干干净净的?市场刚放开,规则都没有,谁先下手谁赚钱,年广九能成为“中国第一商贩”,不只是因为胆子大,还因为他早就混出来了。你看他1962年就开始做买卖,那时候大多数人还在吃大锅饭呢,他就已经在芜湖街头摆摊了。你说他投机倒把也好,说他头脑灵活也好,但人家就是熬过了最苦的时候。到了80年代政策一松,他第一个跑出来建厂,这就是嗅觉。文章说他“嗅到风向”,我觉得这个词用得好,年广九这种人不光嗅觉好,到了后期他甚至有点飘了,觉得自己是风向本身了。 其实我读这篇文章的时候,老想起前几年网上说的那些“网红”或者“创业明星”,一夜爆红,然后各种黑料被扒出来,人设崩塌。年广九要是搁在今天,估计早就被网友骂成筛子了,还轮得到他吹什么100万?可那时候不一样,媒体不发达,信息渠道窄,当地报纸夸几句,全国就信了。人民日报记者发现了真相,结果还碍于形势没报。这个特别有意思,你说新闻到底该报道什么?是报道“真实”,还是报道“需要”?胡乔木那句话,“新闻是一种新的重要事实的报道”,什么叫“重要”?在那个年代,维护改革氛围比揭露一个暴发户的黑历史更重要,所以“重要”就被重新定义了。这事儿拿到现在,放在一些地方身上,不还是一样的逻辑吗?出了问题先捂盖子,怕影响招商引资,怕影响形象,然后等捂不住了再说要“公开透明”。我他妈只能说,历史从来不会进步,只是换了个包装。 还有一点,文章写年广九在1982年偷税漏税、缺斤少两,被他蒙骗的消费者是那会儿买过傻子瓜子的人。咱们不妨算一笔账,他卖瓜子,每斤毛利两毛钱,要是不缺斤少两、不掺次品,他可能真赚不了那么多。所以他靠那些歪门邪道多出来的钱,本质上是从老百姓嘴里抠出来的。我小时候也吃过傻子瓜子,那会儿觉得香,现在看来,那些瓜子里头有多少是缺秤、有多少是陈年旧货调个味儿再卖的,真不好说。你要是跟我爸说这事儿,他肯定不信,因为在他心里,年广九就是个传奇。可传奇这东西,最容易骗人。 不过这篇文章也有个让我不太服气的地方。它好像把年广九和时代的关系说的有点太清楚了,什么“风向标”啊、“沉浮”啊,感觉像是在给历史做填空题。但真实的人哪有那么标准?年广九就是个粗人,脾气爆,爱吹牛,会来事儿,也胆大妄为。他有那么多次起落,每次落下来,你说是因为偷税漏税也好,因为雇工太多也好,但我觉得他自己未必想得那么明白。他可能就觉得:妈的,老子赚钱怎么了?老子给国家解决就业,你们还查我?这种心态在那个年代特别典型。你看他现在老了,接受采访还是那个样子,觉得当年自己受了委屈,但你要问他当年怎么对待工人,他估计觉得自己没错,在那个条件下谁都那样。你能说他是一个人渣吗?不能这么说。但你要说他是个好人,我也真没法点头。 文章标题叫“述而不评”,但子午其实评论了不少,尤其对年广九那100万说法的质疑,还有他和《大江》杂志编辑那条扯不清的关系,都是在暗示年广九自我造神。我觉得这个角度挺有意思的,但也只能说是“之一”,不是全部。年广九那个年代的生存逻辑,就是弱肉强食,你要是太规矩,可能连第一批下海的人都活不到。年广九能活下来,而且最后还有个好名声(至少在很多人眼里他还是“傻子瓜子”的代名词),说明他确实是个人物。只是这个人物的底色很灰,没那么光鲜。 我琢磨了半天,要我说,我对年广九这人,真是又佩服又看不起。佩服的是他的胆子,那是什么样的年代?1972年他就敢炒瓜子卖,那时候抓投机倒把抓得那么狠,他没被关进去真是命大。看不起的是他后来那些做派,一个人一旦有钱有名,就把自己当大爷,连税务部门都敢怠慢,这不是傻是什么?年广九那个外号叫“傻子”,可我看他精明得很,真正的傻子是那些信了他100万说法的人,是那些以为市场经济就是可以无法无天的人。 最后再说回这篇文章本身。子午的史料功夫我还是服气的,至少把我以前那些模糊的认知给刷新了。但有些地方也给自己留了太多余地,比如开头那句“真的全是由于那个年代对私营企业的偏见吗”,答案明明很复杂,文章却一边倒地把重心放在年广九个人的劣迹上。你要说1983年人民日报记者发现了那些问题之后,年广九后来的“落”不是因为雇工问题,而是因为偷税漏税,这说得通。可你也不能否认,另一个和他同时代的个体户,如果没偷税漏税、没打骂工人,就光靠雇工多,照样可能会被收拾。那个年代对“雇工剥削”的忌讳,不只是年广九一个人碰上了,好多其他私营老板都栽过跟头。所以文章为了标新立异,把“时代偏见”往后拉,把“个人原罪”往前推,我觉得有点矫枉过正了。咱们得承认,那是个大浪淘沙的年代,年广九自己作的死和他被时代裹挟的受的罪,是一块儿来的,分不开。你非要说他纯属活该,我不同意;你要说他纯属冤枉,我也不同意。真服了,这世界上的事儿哪那么多非黑即白。 说到这儿我想起一桩旧事,我们家楼下有个老爷子,当年也做过小买卖,卖过一阵子水果。他说83年那会儿,他雇了两个人帮忙,就十来平米的小摊,结果工商所的人来了好几趟,说他“雇工剥削”,要罚款。他后来把人都辞了,自己干,多赚不了几个钱。他跟我说,那年头,你只要是雇了人,甭管你偷税不偷税,你就是剥削阶级,你就是下一个要被斗争的对象。那年广九雇了一百多号人,那还得了?所以就算他不偷税漏税,那帮老革命看着他能高兴?文章说真正让老干部不满的是他虐待工人、欺行霸市,这话我觉得只能说一半对。另一半,老干部们本来就不爽个体户太有钱、太得意,年广九正好送了个把柄上去,那还不往死里整?你说年广九作恶是一面,时代的眼红是另一面,两片夹在一起,才把他夹成那样。 文章里头提到《财政》杂志那个《“傻子”逃税追查记》,我特意去翻了翻那段,老实说,我那会儿没想到年广九的逃税金额会那么多。外销证明一万斤,实际卖了两万斤,多卖了一倍,这要是搁现在,就是妥妥的阴阳合同,妥妥的偷税罪。可那时候居然只是“追查”,最后好像也没把他怎么样?这又说明了什么?说明他背后是真有人保啊。当地政府要树典型,舍不得把他打下去,所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年广九自己呢?他觉得有保护伞,所以越来越放肆。这不就是最早的“大而不能倒”吗?所以你说他是“傻子”?他可太精了,他知道自己的价值所在,他知道地方上离不开他这个招牌。但他又确实是傻,傻在不知道这招牌有一天也会变成负担,傻在不明白风向变了之后,他那些保护伞也不会再护着他。 我有时候想,要是当年人民日报那篇稿子真发出来,傻子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可能早早就被处理了,那也就没有后面的所谓“三落三起”了。但历史不给假设。年广九这个神话,是当地媒体捧出来的,是时代需要催生出来的,他自己不过是个配合演出的角儿。可这个角儿演着演着,入戏太深,真以为自己是主角了。结果呢?最终还是被时代甩下来,只留下一个“傻子瓜子”的招牌,和一堆说不清道不明的往事。 我这人平时不爱对历史人物评头论足,因为知道的太少。但年广九不一样,他离我们近,他的故事就在我们父辈的记忆里。我爸那辈人,提起他,眼里有光。到我这辈人,再看这些细节,光就灭了。这就是成长吧,或者说,这就是祛魅。年广九还是那个年广九,只是我们看他的眼光变了。他那些脏事儿,不是时代的错,是他自己的错;但他的机会,又是时代给的。这事儿掰扯不清楚,就像一碗馄饨,你非要说汤里的胡椒放多了还是少了,没意义,你只管喝就是了,喝完知道那个味儿就行。 扯了这么多,我其实最想说的是,子午这篇文章虽然有点卖弄资料,但至少让我对年广九的印象立体了一些。以前觉得他就是个牛人,现在觉得他也是个混人。牛人也罢,混人也罢,反正人家在那个年代翻江倒海过,这辈子值了。至于那些被他坑过的工人、小贩、税务员,还有买了他缺斤少两瓜子的人,他们的故事没人写,也没人记得。历史就是这样,记住的永远都是那个最大的“傻子”,而其他人,都成了傻子背后模糊的背景板。这写的到底是啥?这不就是人世间吗。
说真的以前听傻子瓜子故事总觉得是改革英雄被整后来看了这篇才知道偷税漏税打骂工人那事也是真的媒体当年就查出来了结果大家只记住三起三落忘了这些破事历史这东西真会挑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