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确实是本好书，不过多数人的关注似乎有点片面，其中不乏明显的误读。普遍的关注是"改革搞不好会引发革命"，托克维尔也俨然成了"改革是找死"的最早倡导人。当然，这个论断确实是这本书最早提出的，但这远不是全部。
托克维尔所要论证的终极命题其实很简单：革命归根结底是集权专制造成的。这个命题的梗概可以用两句话论证完毕——真正的共和民主至多只有个别骚乱，而不会出现大规模暴动。
《旧制度与大革命》只是微言春秋大义，用大革命之前的法国历史相当细致地论证了这个看似常识的命题。
《旧制度与大革命》对中国改革有相当重要的启示。我读这本书还是20年前，自己做学生的时候；现在重新翻开这本经典，并对其远见与洞见产生了新的感悟。因此，对于改革与革命又成为时尚话题的中国当下，系统梳理这本书的论证还其本来面目，或许仍有独到的现实价值。
一、期望值革命
先回到我们一直津津乐道的话题：法国革命爆发的时间点远不是法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而是在改革进行得有板有眼的时候。当人民穷得揭不开锅，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去哪里要饭，而不是冒着杀头的危险闹革命，甚至可能饿得根本没有力气造反。
在专制登峰造极的时候，很可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没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能力越小。只是在专制松动的时候，人民有了一定的自由度，温饱也基本解决，才会有闲情逸致感受到自己周围的不公，也才敢于表达自己的不满。你的不满和我的不满相互激荡，才会产生群情激昂的革命情绪；不仅人民的追求目标随着生活改善水涨船高，而且人民确实看到了实现目标的希望，才会踢开一个在他们看来改良步伐迈得不够快的政权。
总之，1789年发生在法国的大革命是因政府改良未能满足人民的期望值而发生的。作为世界上最早的"期望值革命"，法国革命不像中国历史上的陈胜、吴广那样，因为要吃饭才揭竿而起，也不像刘邦那样面临渎职死罪，走投无路才举起灭秦大旗。法国革命的时候既没有饥荒，也没有暴政，政治专制在不断弱化。
路易十六有点像光绪，是一个温和而进取的"明君"，但革命恰恰在他任内发生了。中国维新失败了，最终导致革命，其间也隔了13年；法国没有慈禧，保守势力似乎相当分散，开明君主推行的改革进行得相当顺畅，但是革命不仅照样发生，似乎还来得更快。托克维尔把这个道理解释得很精辟：
正是在法国改良最成功的地方，大众的不满情绪最高涨。这看上去好像不合逻辑，但是历史上却充满此类似是而非。革命并不总是在事情变得更糟糕的时候发生。恰好相反，往往在人民长期受专制压迫却不能抗议，而突然发生政府放松高压的时候，人民揭竿而起。因此，革命所推翻的社会秩序几乎总是比此前的更好……人民之所以耐心忍受如此之久，是因为社会看起来不可救药；一次苦难看起来忍无可忍，是因为人们觉得有可能消除之……人民遭罪更少，但是他们的感觉加剧了。在其登峰造极的时候，封建统治激发的憎恨还不如在其行将灭亡的前夜更多。和路易十四彻头彻尾的专制独裁相比，路易十六一点芝麻绿豆的任意滥权会产生更多的愤怒。
在这里，托克维尔呈现的是法国革命的发生心理学。如果说马克思是标准的现实主义（realistic）学派，那么托克维尔和韦伯都应该属于理想主义（idealistic）阵营。当然，这样说并不准确，也容易引起误解。这当然不是说托克维尔和韦伯本人有什么理想，或认为理想在价值观意义上很重要，而是说他们都重视理念、信仰、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的社会作用，反对经济或物质决定论。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和《中国的宗教》是这方面的杰作，旨在论证社会进步的因果规律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信仰、制度、习俗等"上层建筑"，或后者仅对前者发生微弱的"反作用"，而是恰好相反——信仰与制度决定了特定社会是否可能发生现代工业文明。在这个意义上，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都属于实证学派，只是对决定社会过程的主要动力变量定位不同。
就和笛卡尔革命将哲学持续引向唯心主义一样，托克维尔对法国革命的分析也独辟蹊径，开启了政治与社会心理分析学派。
没有人否认，人是主要受利益驱动的理性动物，但看似"客观"的利益是通过人的认知才发挥作用的，而认知带有一定的个体性和主观性，并受制于特定社会的历史情境之影响。所谓"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利益只是外因，人所识别的利益及其产生的心理反应才是驱动行为的内因。
在这一点上，心理分析学说确实比一般的现实主义更为精细，对于中国当代改革的警示也远比"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拐点"等语焉不详的经济决定论更有针对性。同样是贫富差距巨大，但是这一现象在中国或在印度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社会心理，进而造成全然不同的社会效果。
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前景，更需要探索的或许不是宏观经济、社会分层等客观走势，而是这些客观因素对人们心理产生的微妙变化，以及主客心理因素相互形成的互动机制。
作为一场"期望值革命"，法国革命恰恰是在改革似乎卓有成效的时间段发生的："人民为前所未有的幸福前景所眩晕，现在却似乎近在咫尺，因而对已经发生的真实改良视而不见，却迫不及待地恶化事态。"这个现象不能不引起中国改革者的警觉。
中国改革是否存在同样的情况？目前中国社会弥漫的悲观和不满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人民的期望值过高，还是社会现实确实不容乐观？这些问题都有待在中国现实语境下进行更仔细的反思和探讨。
二、秀才造反、败事有余
普罗大众的期望值是一个被塑造出来的产物，而制造期望当然是文人或"公知"的特长。中国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可是法国"秀才造反"还真造成了，只是后来的进程完全事与愿违，一场理想主义共和革命很快走向血腥暴力。
在托克维尔看来，这不足为怪："虽然发动革命的是民族中间最文明的阶层，贯彻落实的却是最没有教养和最无法无天的混混们。既然温文尔雅的精英成员早已形成我行我素的习惯，既不能统一行动，也不联系群众，后者从一开始就成为事件的主人。"
换言之，法国革命时期的"公知"们根本不接地气，以致革命很快从他们手里失控；一开始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甚至遭到了迫害，后来走上断头台的孔多塞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
但是法国革命绝非只是一场小人暴动；它首先是一场思想革命，并为法国乃至整个世界打开了一扇心灵的窗户，自由、平等、共和、民主的理念从此留驻人间。在这个意义上，法国革命是世界上第一场意识形态革命。古今中外，起义和暴动早已有之，但是它们都算不上真正意义的"革命"，吹响革命号角的主角不是体制外的贱民，就是体制内的贵族，轮不到知识分子发话。即便伟大如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实际上也就是一场宫廷政变，只不过主导政变的英国贵族"文化素质"较高、宪政意识较强而已。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虽然也有知识分子参与，但他们从来不是主角，甚至不是"主谋"。杰出者如张良、诸葛亮，也只能是主人的"谋士"，作用仅限于帮主子出谋划策，而不可能主导事件的进程或目标。
法国革命则是在知识分子影响下发动的一场大众革命，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奉行"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国，而不再是某个独裁者的家天下。然而，托克维尔却不看好这样的革命，倒未必是因为革命的目标不值得推崇，而是因为秀才们的高谈阔论根本不切法国实际，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不合当时的法国"国情"，以致没有可操作性。
推翻旧体制容易，建立新体制谈何容易，宏伟共和目标的"远水"解不了当下社会治理的"近渴"。革命不经意间发生了，却连一张设计图也没有，好比造房子没有施工图，这样的大厦肯定是支撑不起来的。大革命很快失控，和法国文人的好高骛远不无关系。托克维尔注意到，大革命前的法国文人尤其和社会政治脱节：
和英国知识分子相比，法国知识分子并不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恰好相反，他们对政治舞台敬而远之。但是诸如人类社会起源及其原初形态、公民和政府的天赋权利、人与人之间的自然与人为关系、习俗的正当性乃至法律系统观念等问题，却是贤良文学的日常谈资。
文人的生活方式本身即导致他们纵情于政府性质的抽象理论和概括，并对其盲目寄托信心，因为他们的生活和实际政治无缘，而后者本来或许可为他们的激情降温。因此，他们根本看不到即便是最良性改革中的真实障碍，并权衡即便是最良性革命所蕴含的危险。
托克维尔的这些话是在影射卢梭。作为青睐英国保守改良的自由主义者，他对"民粹派"代表卢梭自然没什么好感，而卢梭被公认为法国革命的精神领袖。当然，只是因为卢梭描绘了民主社会主义的道家式世外桃源而加指责，多少是不公正的；毕竟，在迄今为止的四个要从根本上重构国家的社会契约论者中，有两个（霍布斯与洛克）出自被认为"务实"的英国，《乌托邦》的作者摩尔也是英国人而非法国人。要把革命的过失完全归咎为某种理论显然是困难的，但是当时法国的公知们确实没有任何治国经验。
他们只是自由、民主、反独裁、反腐败的吹鼓手，而这种立场注定了他们是体制外的"异议人士"，而不可能在旧体制内谋个一官半职并获得统治经验。只要既有体制不倒，他们就是永远的反对派，旧体制不会给他们任何机会，而且他们也只合适做反对派；一旦他们真的有机会将自己的理想变成现实，其种种不现实与不成熟便原形毕露。
这种状态和同时发生的美国革命很不一样。美国制宪者几乎人人有思想，但是几乎没有职业思想家。其中的佼佼者如杰佛逊、麦迪逊，都是职业政治家，实际政治经验之丰富自不待言。因此，美国制宪者是脚踏实地的工程师，而绝非天马行空的哲人或作家。
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制定的宪法不是高高在上的原理或宣言，而是经世致用的法律工具。英国有密尔、休谟等以思想为业的知识人，但是英国的情况也和法国大相径庭："在英国，政治理论家和实际统治者相互合作；前者提出新理论，后者再通过实践经验修正并限定之……一个群体形成公共事务的实践之路，另一个群体则形成公共意见。"
这样，无论是务虚派还是务实派都不会太离谱，双方容易产生一种相互依存而彼此牵制的合作关系；执政者不至于过分排斥异己、独断专行，思想者则不至于愤世嫉俗、异想天开，甚至染指革命。虽然知识精英也会批评政府，但是不会颠覆政权。
由于执政者容忍和尊重批评意见，国家统治和公共意见之间不会相差太远；反对派即便言辞激烈，也是"小骂帮大忙"，反而显得体制本身雍容大度、包容性强。这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至少不是过分割裂）的统治方式无疑更有利于社会的渐进改良，而成功的改良足以让革命的泡沫消弭于无形之中。
对于一贯强调"知行合一"的传统中国来说，英国模式有几分似曾相识。传统中国的士绅阶层也是集知识精英与统治精英的双重身份于一身，一方面因统治而享受特权，另一方面也因为承袭儒家伦理而对其特权与统治行为有所约束。虽然对于多数绅士来说，"两袖清风"、"先忧后乐"或许只是一种神话境界，但是只要公权滥用和腐败没有达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统治特权总是可以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之类的教义而获得正当性。这种局面会使统治精英失去思想锋芒和政治想象，培育为功名利禄而读书考试的平庸"公务员"，但是他们毕竟知道日常治理的油盐酱醋。
如果统治精英足够开明，知识精英与统治精英的"二合一"确实有助于社会稳定。在这个前提下，托克维尔描写的英国贵族统治可以享受特权，而不至于引起社会反感：
当贵族既有实权又有特权，当他们统治并管理着，他们的特权可以更大，而并不容易受到攻击……作为对不公平的特权之回报，他们维持秩序、施行正义、执行法律、救助受压迫者，并照顾所有人的利益。这些职能越是脱离贵族之手，他们的特权就越显得不合适。
后面这种情况所描述的正是大革命前的法国。法国贵族享受种种特权，却不干事，因而很容易被当做社会不公的标靶。统治权则由中央行政垄断，和贵族与公知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公知们代表"第三阶级"的公共利益，和第一阶级（国王）与第二阶级（贵族与僧侣）形成截然对立甚至势不两立的社会形态："我们的文人成了公共意见领袖，并一时扮演了在自由国家属于职业政客的角色。任何人都没有资格质疑他们的领导地位。"一旦公共意见和国家统治发生本质分裂或貌合神离，那么政权就很容易失去统治合法性，政权垮台只是时间问题。
执政集团我行我素，公知主导的公共意见则毫不留情，进而引起执政者的反感、恐惧和反弹，官民渐行渐远，失去共同语言。执政者愚顽保守、执迷不悟，反对派则偏执激进而缺乏经验，政府的顽固加剧了社会的绝望和愤激。
这种状况正是值得当代中国警惕的，因为中国知识精英结构虽然和大革命前的法国不同，但是公共意见和国家统治之间的制度性割裂却不无相似。
当代中国知识精英有的被吸纳到体制内部，成为执政集团的一分子，满足于充当贯彻领导意志的"谋士"乃至"秘书"。被体制同化后，他们也没有太大的社会公信力，对于形成和引导公共意见的作用十分有限，因而无力弥合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裂缝。
另一方面，政府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将全部知识精英吸纳到体制内。那些游离于体制外的知识精英虽然人数有限，但是往往掌握巨大的公众话语权和号召力；他们是众望所归的"良心学者"，是名符其实的"意见领袖"。然而和法国革命时期的公知们一样，他们也没有机会参与执政并从中获得日常政治经验，不懂得社会治理的油盐酱醋，提出的主张也很容易成为画饼充饥式的空中楼阁。
三、都是制度惹的祸
虽然托克维尔对法国公知表达了一种鄙夷，这当然不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目的。事实上，缺乏政治经验的公知，只是集权专制的必然现象，法国的体制才是这本书的落脚点。
简言之，《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基本命题就是大革命的根源在于旧制度；托克维尔的雄心在于追根溯源，找到法国革命的制度史起源。他已经提到，法国公知之所以对政治缺乏兴趣和经验，不是因为他们天然革命激进，而是因为体制不允许他们参政，所以才和政治渐行渐远，以至到革命那一刻完全站到体制对立面。至于民众之所以如此轻易为公知所绑架，也是因为体制自己无力争取民心，又不允许其他政治力量形成公共意见：
既然法国不存在任何自由组织，因而也不存在任何有经验、有组织的党派，也就没有这类党派或团体来引领公共意见；一旦公众感觉到情绪萌动，它就完全成了公知们的囊中之物，因而只能期望革命的指令将采取抽象原则、一般理论的形式，而政治现实将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忽视。
政府不让知识分子和人民参与政治，甚至不能自由讨论政治制度选择，人民就不可能在政治上成熟起来。大革命之前，法国就是这样的一个民族："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欧洲国家像法国那样，政治思想受到如此长期、如此彻底的窒息；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私人公民和公共事务如此彻底不沾边，对研究事件进程如此不习惯，以至不仅一般法国人对'人民运动'没有任何经验，而且也几乎不理解'人民'是什么意思。"一个政治不成熟的民族必然是幼稚和轻信的民族，而这样的民族尤其容易为了追求某个伟大幻想而不择手段，抛弃一切：
假如法国人民积极参与政治，或即便是通过省议会关注日常行政事务，他们也不会让自己陶醉于文学家的理念之中。同样的，假如他们像英国人那样成功地渐进修正而非摧毁古制精神，也许他们不会如此轻易地为新秩序欢呼雀跃。然而，每一个法国人都感到自己是旧制度的牺牲品。
在这个意义上，政治自由不仅对老百姓好，对体制本身也好，不仅因为它有助于控制公权腐败，维持政府形象和民意支持，而且因为它会让老百姓成熟起来，不再是一受蛊惑就揭竿而起的"不明真相群众"。在专制体制下生活的民众之所以钟情于乌托邦，正是因为他们看不到政府改良的任何现实希望。相反，一个成熟的民众既不会让政府那么容易滥用公权，也不会动不动就想颠覆政府甚至推翻政体。
更重要的是，政治自由也让统治者及时了解民情并看到拒绝改革的真实危险。集权国家的政府特别"自信"，正是因为人民不能自由表达对政府的评价并罢免他们不认可的领导人，因而政府没有压力去实现民众的期望；人民的不满情绪不断积聚，及至大革命前夕，政府想改也来不及了。因此，"政治自由不仅使老百姓能够捍卫自己的权利，也使统治阶级能够看到自己身临其境的危险。它对两者来说都一样是不可或缺的。"
事实上，在一个没有政治自由传统的国家，人民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形同一盘散沙，"秀才造反"即便成功也很难持续，最后还是要依附中央集权。革命非但没有改变法国中央集权的实质，反而进一步加剧集权。以前是国王，现在是议会，但是最高权力不受约束的本质不仅没有改变，而且议会民主的集权效率或许比王权更高：
在旧秩序下，政府早已剥夺了法国人相互支援的可能性乃至愿望。一旦发生革命，恐怕找不到10个人一起行动来保护他们的共同利益，而不求助于中央权力的帮助。因此，一旦中央权力从皇家行政手里转移到不负责任的主权议会，当君主的仁政为民主的无情政治取代，后者不受任何阻碍，也没有任何力量哪怕能片刻停止它的行动，致使皇权崩溃的同样因素造就了继任者的绝对权力。
在这里，托克维尔澄清了一个认识误区，并第一次从法国革命预见到现代集权主义政体的兴起。一般认为，民主似乎是专制的对立面，但是我们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献中就已经知道，民主制和君主制是同样可以被滥用的；独裁者固然是暴君（tyrant），但是夸夸其谈、蛊惑民意、收买选票上台的"煽情者"（demagogue）又何尝不是。
然而，如果说领导美国革命的精英们对"民主"有一种本能的警惕，发动法国革命的草根们则把"人民"捧上了天；卢梭用"公意"偷梁换柱，让多数人绑架全体，"民主"成为压倒一切的国家理想。托克维尔正确预见到，现代专制甚至集权体制正是以民主或"人民"的面目出现的；这种所谓的"民主"当然只能是假民主，"人民"只不过是独裁者随心所欲、公权私用的面具。据他观察，这种倾向在法国早已有之：
早在革命之前，经济学家（Econo-mists）就在倡导"民主独裁制"（democraticdespotism）……主权在理论上寄生于一个不加区分的"群众"之上，但是它控制或即便是监督自己政府行为的一切手段都被小心翼翼地剥夺了……这个主权不受公共意见控制，因为公共意见没有任何手段让自己得到听取；国家本身就是自己的法律，只有革命才能打破它的暴政。
公权我行我素，不受公共意见约束。公众无可奈何，只能诉诸革命，但是如果"人民"只是一堆"不明真相的群众"，"公意"只是一个被玩弄的概念，那么一次革命无济于事，今后必然还会不断发生"继续革命"……对于一个在集权体制下生活得太久的社会来说，这一切似乎都是上天安排的命运。
四、无所不在的社会分裂
托克维尔告诉我们，集权专制会产生诸多社会后果，其中最致命的是无所不在的社会分裂，这样的国家外表看起来万民同心、一团祥和，实际上内部早已各自为战、四分五裂。在大革命前夕的法国，社会分裂已是无所不在，公知和政府的决裂只是社会分裂的一个方面。
事实上，暴力革命的发生本身即意味着社会共同体的失败。如果一个社会的不同人群之间发展到如此分裂的地步，以至一部分人要革另一部分人的命，首先说明这个社会的成员已经陷入各自为战的原始状态，而没有"共和""共同富裕""和平共处"或任何能够将这个社会重新凝聚在一起的共同体观念。
托克维尔指出，集权专制首先拉大了法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人为造成富人更富、穷人更穷。他注意到："在18世纪，英国穷人享受了免税，在法国则是富人。"因此，贫富阶层之间首先没有共同语言："一旦贫富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共同利益、共同活动、共同苦难，他们的思维之间就形成了不可克服的障碍；他们对于彼此而言都好比一本封闭的书，尽管他们一生都像邻居一样生活在一起。"
在自由民主国家，这种别扭状态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为不公正的制度或法律根本经不起公共意见的检验；甚至可以说，只要有公开自由的讨论，既得利益者压根就没脸提出诸如法国征税体制之类的恶法。
托克维尔分析了法国当时的三大阶级–农民、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并指出他们在大革命前各自为战的状态。首先看看农民："法国农民没有分享那个时代的工业进步。在一个以启蒙文明的社会秩序中，他们却依然落后而未受到任何教育……因此，农民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悲惨状态，就和监狱里的囚徒一样，隔离于外界影响。"当然，法国农民没有中国农民在1959-1961年忍饥挨饿的经历，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农民也不像当年法国农民那么与世隔绝，但两者面目相似。虽然经过了包产到户的致富，中国农民无疑仍处在社会底层；改革开放赋予农民劳动致富的自由，但是同时也剥夺了公社体制对他们的一点有限保护，将他们抛向市场和社会，增加了他们的生活成本与风险——市场风险、上学成本、看病成本、环境污染等因素导致疾病的风险、因征地而失去生计的风险……
18世纪，法国农民享受公民自由，并拥有自己的土地，但是其他阶级蔑视农民。事实上，和任何其他地方或时期的农民相比，18世纪的法国农民都和社群更加孤立……他们不再是庄园主的臣民和受庇护者，而他们也尚未成为公民兄弟。这在历史上确实是一种很特殊的状态。14世纪的农民更受压迫，同时也更受关护。18世纪的法国村民则是一个缺乏教养的破败社群……村民们完全依赖中央政府的温柔同情，而后者主要考虑的是利用他们作为财政收入来源。
如果说贵族天生瞧不起农民，那么刚刚脱离农民身份的新兴资产阶级也好不到哪里："和贵族一样，资产阶级也完全隔绝于人民之外。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处心积虑创造新的不公方式。事实上，他们和贵族一样迫切地为自己保障特殊待遇。他们来自农民，但在他们眼里，农民却成了不可理喻的外星人。"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同为社会精英，照理说说应当携手联合、并肩作战，但是在集权体制下，他们也彼此疏远，看不到合作的必要性或可能性：
法国贵族对其他阶层固执地坚持冷漠，并成功免除自己对社区的绝大多数义务，兴高采烈地幻想他们在逃避义务的同时还能维持崇高的地位……贵族们顽固拒绝把资产阶级视为自己的同盟军或哪怕是公民同胞，不久便被迫将他们当作自己的对手和敌人，最终不得不接受他们作为自己的主人。实际上，贵族是一群孤家寡人，谁也领导不了；在遇到攻击时，唯一的出路就是逃跑。
根据托克维尔的观察，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会把社会"鸟巢化"（compartmentalization）进而造成社会阶层割裂。它喜欢包办公共治理，而不允许不同阶层通过直接交流来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不同阶层之间不交流，甚至同一阶层内部也没有交流，那么阶层之间、个人之间就缺乏基本理解和同情，每个阶层都会满足于自己的"鸟巢"生活，彼此之间漠不关心，遇到困难不相互援助，而只能求助于政府，从而进一步坐实了中央集权：
一旦资产阶级、贵族和农民之间完全隔离，而在三个阶级内部也存在类似的分化，每个阶层都分裂为几个几乎老死不相往来的小群体，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法兰西看起来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的各个部分均已分崩离析。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碍中央政府，但在它衰落的时候也同样没有任何力量能过力挽狂澜。
换言之，这样的民族生活在垂直化管制之下，在水平面上则处于中空游离状态；人民之间的联系已被完全割断，每个人都只能依赖政府对自己的管制和保护。一旦政府垮了这样的社会是不能自立的，因为长期的集权专制彻底摧毁了社会的自治能力，因而只能在经过短期混乱之后回归专制，如此循环往复……这正是法国革命的遭遇–革命推翻了一个温和的专制者（路易十六），不久却又请来了一个强大的专制者（拿破仑）。看似阴差阳错，实际上只是中央集权制为法兰西民族预先确定的命数："我们有时发现，这个民族即便在行使自由的时候也体现出奴隶思维。如果说以前是面对主人桀骜不驯，现在则是无能管理自己。"当社会各阶层不能联手合作，共同参与政府事务，尤其是不同阶层的精英领袖之间不能达成基本共识，那么这个国家就不可能自治，而只能永远依附于高高在上的"他者"的管制。
五、政教分离有利于社会稳定
如果说中央集权只能做到"民免而无耻"，不能给社会带来真正的凝聚力，那么基督教信仰原本可以填补这个空缺。托克维尔早在《美国的民主》中就系统论证了宗教信仰的社会重要性，并断言："专制或许不需要信仰，但自由不行。"《旧制度与大革命》再次强调："文明社群–尤其是享受自由的文明社群–不能没有宗教。事实上，美国人把宗教视为国家稳定和个人安全的最可靠保障。"
这是为什么即便在面临激进改革的国家，对待宗教的态度也十分慎重："在早先绝大多数的政治革命中，我们发现政治体制的颠覆者尊重业已确立的宗教信仰；而在宗教革命中，我们发现国教的攻击者并没有在其纲领中提出全盘改组政府或现行宪法框架的主张。"换言之，法国革命之前至多只有有限革命，或是政治革命，或是宗教革命，制度改革和信仰改造须分两步走。如果左右开弓、同时出击、全盘革命，既革新了旧制度，又摧毁了旧信仰，那么新的制度大厦将无以立足于长期原子化的一盘散沙之上。其实，即便是专制统治也离不开信仰，尤其在专制崩溃的一刹那间，人民失去了对权力的寄托，只有信仰才能带来心灵的安顿。
然而，法国革命恰恰选择了全面攻击："宗教组织和政府系统被一并扔进熔炉，结果是人们思维的彻底混乱；他们既不知道该信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见好就收。"但这并不是一时的策略错误，而是长期的集权专制使然。在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存在真正意义的宗教信仰；不受任何控制的权力会剥夺人民的一切自由，包括信仰的自由。这样的国家即便存在宗教，也必然经过独裁者的洗礼改造，乖乖接受"庇护"并为其统治服务。改造后的教会或者和世俗权力眉来眼去，或者在自己的庇护者面前唯唯诺诺，不仅丧失了承载大众信仰的独立功能，而且很容易被民众当作政府的一丘之貉，从而不得不替政府"背黑锅"："教会和世俗政权合作，常常纵容政府的罪恶。因此，任何人攻击教会都能期待获得大众喝彩。"
果然，革命群众将僧侣当做同属于既得利益群体的"第二阶层"，并不遗余力进行攻击，却全然看不到突然发生的共和与世俗化双重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后果：
在法国，基督教受到几乎狂热的暴力攻击，却从未想到以其他宗教取而代之。热烈而持久的努力让人远离父辈的信仰，但是一旦失去了信仰，却没有提供任何替代来填补内心的空白……对所有宗教信仰的绝对排斥是如此不合人的自然天性，对于心灵的安宁是如此具有杀伤力，却被大众认为是合乎常理。
对于中国来说，法国革命的前车之鉴早已成为历史现实。继1911年的共和革命之后，1919年的"五四运动"全盘清洗儒家文化，为更加剧烈的中国革命做好了思想铺垫。1949年之后，传统文化作为"封建迷信"遭到彻底清算，世俗的共产主义信仰取而代之。托克维尔对当代中国提出的问题是，如果当这套信仰无力控制人民心灵的时候，中国社会是否还有能力承受剧烈的政治变革？换个视角设问：中国改革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社会心理基础与自组织能力？
六、挥之不去的革命阴影
《旧制度与大革命》还提到了触发法国革命的诸多其他原因，其中不少都是当代中国社会十分熟悉的–不尊重私有财产、补偿不公和延迟、不尊重遗嘱、司法不公、超期羁押、刑事程序有名无实……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助长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对触发革命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所有这些原因本身又都是旧制度衍生的结果。
托克维尔洞察到，大革命正是旧制度自身埋下的种子并结出的苦果。两者看似相反–大革命造了旧制度的反，实则是一对兄弟冤家–不仅旧制度成就了大革命，而且大革命延续甚至强化了旧制度。如果真的像革命者想象的那样，革一次命就脱离了旧体制的魔咒，未免太天真了；托克维尔甚至可以说，这种天真烂漫本身就是旧制度的产物，法国革命思想家的"空谈误国"和政府自我封闭式的"求真务实"恰成镜像。
当然，空谈是要误国的；革命折腾一阵之后，还是要回到实干，而由此建立起来的新体制比旧体制更加集权强大–当然，故事并不会就此结束，不过以后发生的事大体上是同一个故事在不同社会情境下的复述。旧制度与大革命如此循环往复，仿佛西西弗斯在推着石头，一次次从山谷走向山顶，但这块石头终究还是要落回原地的……
托克维尔的贡献首先在于诊断法国旧制度的特征"基因"：它不是王权，更不是"封建"–虽然曾经有过封建；它是专制，这才是法国有别于英国的政治基因谱系。一个国家的政治与社会发展真可以说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法国的集权专制不知是从何时如何开始的，托克维尔最后也没有把这个问题彻底交代清楚。也许它是源自一次偶然的征服，也许法兰西民族和英格兰近邻相比过于和平，没有在大小战争中练就足以抵御专制的强悍民风……这些都是不找边际的猜测。或许具体的起因没那么重要，法国的集权体制就这么不知不觉地产生了。
专制产生分裂，社会逐步失去了共同体的认同感，不同阶层的横向联系不断削弱；人民越来越依赖政府管制，并成为没有身份、没有差别、没有组织、没有信仰的清一色"群众"。"群众"仰仗并因此而强化集权管制，不断强化的集权体制将更多的人转化为依赖管制的"群众"……等到这个过程彻底完成的时候，法兰西的黄历已经翻到了路易十四。再等到大独裁者把权力传到孙子辈，专制之木早已成舟，即便国王好心想改也不行；不切实际的公知和政府唱对台戏，民众对改革的期望不断攀升，政府在人民心中威信扫地，以至改革进行了一半就触发革命。
不论如何评价法国革命，一次革命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很难走出革命的阴影。当中央集权的政治基因完全发育成熟并成为制度定式，它已经为自己的持续生存准备了充分的社会土壤；更准确的说，它已经破坏了社会自足自立的基础，使之须臾离不开自己的管控。法国革命之后不仅迎来了拿破仑专制，而且也经历了王朝与共和的一连串更迭。
不靠谱的不只是法国革命时期的激进公知们，还有历朝历代的民粹政客们。
他们或以"公意"自重，或以"民意代表"自诩，为天下苍生执掌至高无上的"选民权力"，个个胸怀远大、目中无人、一贯正确，很难放下身段、委曲求全、相互妥协，结果自然是只开会、不出活（立法），议会成了清议、吹牛、吵架的场所。就连《法国民法典》这样的杰出立法也差点毁在这帮"空谈误国"的政客手里，最后还是在拿破仑的高压专制下才获得通过，也难怪人家把这部法典冠以自己的名字。
当一盘散沙已然成为民族习惯，就很难让它的成员脚踏实地、理性务实地处理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实际治理问题。因此，民主乱秩序，就回归专制；专制失民心，又重返民主……幸好拿破仑专制是开明专制，法国社会自此逐步走上独立于政治的法治之道；否则，这么走马灯似的更换政权乃至体制，哪个民族都受不了。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都没有将这个民族震醒，战后第四共和宪法故态复萌。
直到1958年第五共和国，另一位出身军人的政治强人（戴高乐）执政，在宪法上用行政权制约立法权，才让法国走上稳定的宪政民主之路。
法国革命的教训对其他国家是前车之鉴。但是中国改革要真正做到以法史为鉴，须直面《旧制度与大革命》所揭示的真命题，对造成革命的深层制度原因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否则便无法实质性地规避改革进程中的革命风险。
这书我翻过两回。第一回没看懂，第二回赶上单位改制，看出一身冷汗。你写期望值革命，我认。老家县城修路那会儿就是这样。路没修，大家骂政府不作为。路开始修，要拆到谁家，谁家就闹。修到一半，补偿款没谈拢，一群人堵在乡政府门口。等路修好了，没人念政府好，都说早该修了。你看，人就是这样，饿肚子的时候想吃饱，吃饱了就想吃好，吃好了就想别人碗里为啥比我多。法国大革命那会儿，大概也是这个劲。 你说法国革命不是最糟糕的时候发生的，这个我信。我爸九几年下岗，厂子半死不活，他天天愁，但没力气闹。后来厂里说要改制，买断工龄，给两万块，大家反倒炸了。有人去堵厂门，有人去市里上访。为啥？因为有指望了。没指望的时候，人就是熬。一看到希望，又发现希望不够，那火就上来了。托克维尔说在改良最成功的地方不满最高，这话一点不假。我们那儿也是，工资涨得最快的那两年，骂领导的人最多。涨之前大家都穷，没啥比头。一涨，张三涨五百，李四涨三百，李四就睡不着了。 不过你文章里说法国革命的时候既没有饥荒，也没有暴政。这个我得抬杠。没有全国大饥荒，不等于巴黎人肚子里有食。那几年面包价格涨得吓人，底层老百姓真吃不饱。历史书上写，巴黎人排长队买面包，妇女先闹起来，市场妇女一闹，事情就大了。你说人民穷得揭不开锅首先想到要饭，这话太轻巧。历史上饥民暴动少吗？太平天国、义和团，里头都有饿肚子的人。饿到极点确实没力气造反，但半饿不饿、看着别人吃、自己还得交税，那才最要命。托克维尔不是不看经济，他只是说光看经济不够。你把他讲成完全不吃面包，那就走偏了。 路易十六有点像光绪，这个比喻有点意思。可光绪手里没实权，慈禧一伸手就把他捏死。路易十六不一样，他是真有王权，只是他这个人太软，又不会用人。他搞改革，今天听这个，明天听那个，财政总监换了一茬又一茬。他要是像路易十四那样狠，也许能压住。可他偏偏想当好人，又当不彻底。改革这种事，好人有时候比坏人还坏事。坏人知道要保命，下手狠。好人东想西想，结果两边都得罪。法国贵族恨他，平民也恨他。你说法国没有慈禧，保守势力分散，我看不见得。贵族、教会、高等法院，哪个省油？他们不是一个人，是一堆人。路易十六想动谁的钱，谁就跳脚。后来召三级会议，本来是找大家来商量收税，结果把自己商量没了。 你把“革命归根结底是集权专制造成的”这句话摆出来，我一半同意，一半觉得太满。集权专制确实把社会搞成一盘散沙。地方上没有真正的中间组织，宗族、行会、教会、贵族，都被中央削得差不多了。老百姓有事，只能直接找国家。国家好的时候，大家靠国家。国家一坏，大家就反国家。法国旧制度就是这样，巴黎一乱，全国跟着乱。因为别的地方没有自己的骨头，全看巴黎。可你要说所有革命都是集权专制造成的，那英国革命呢？美国革命呢？英国国王那时候也没法国那么集权。美国是殖民地跟母国翻脸，更不是集权专制。你这句话放在法国还行，放哪儿都套，就成万能膏药了。托克维尔自己都没这么吹。 我倒是觉得，集权不是革命的原因，集权松动才是导火索。你文章里其实也说了这个理，专制登峰造极的时候，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没有反抗。这话狠，但真实。人憋久了，连恨都不敢恨。可一旦上头松了手，大家发现原来可以骂，可以聚，可以上街，那就收不住了。路易十六就是松手松晚了，又想收，收不回来。我们小区换物业也一样。原来物业再烂，大家忍着。后来有人带头要成立业委会，群里一呼百应，天天骂。社区一看不对劲，出来劝，劝不住。再后来几个带头的被叫去喝茶，群就散了。散了以后大家又忍着。你说这是革命吗？不是。可那股气没消，只是埋下去了。 你那句“真正的共和民主至多只有个别骚乱”，我看了直摇头。这话太漂亮，也太假。美国算不算共和民主？国会山被冲击，黑命贵闹遍全国，波特兰天天打砸。法国黄背心，把巴黎烧成那样。印度、巴西、菲律宾，骚乱少吗？你非说那些不是大规模暴动，那看你把暴动定多大。文字游戏没意思。民主不是神仙药，吃了就不闹。民主顶多是把闹的地方变多，把闹的规模变小，让人有个出气口。可出气口也会堵，堵了照样炸。托克维尔夸美国，那是他没看见美国南方的奴隶，也没看见印第安人被赶尽杀绝。他看见的是白人有产者的民主。你别拿他当圣经。 还有，托克维尔本人是贵族。他写这本书，有他的怕。他怕革命，怕暴民，怕旧世界全塌了。他佩服美国，是因为美国没把他这种人送上断头台。你读他的书，得知道他站在哪儿。他说的“集权专制造成革命”，有他对中央集权的恨。他喜欢地方自治，喜欢中间团体，喜欢贵族当缓冲。可法国贵族早就不干活了，光拿钱。中国现在有哪个阶层能当缓冲？没有。大家都是原子。出了事，要么忍，要么找政府。政府管不过来，就出事。这个理比期望值更深。 说到中国改革，你文章里讲对中国有启示。启示当然有。可别张口闭口法国。中国跟法国不一样。法国那时候没互联网，没高铁，没核弹，没全球供应链。中国现在有全世界最大的中产，虽然这两年缩水，但底子还在。大多数人背着房贷，孩子上学，老人看病。你让他革命，他先问你革命了房贷还用还吗？法国人那时候没房贷，可有面包。巴黎人挤在破房子里，咖啡馆里听人骂国王，报纸小册子满天飞。现在微信群比咖啡馆厉害，可监控也比那时候厉害。不满在激荡，但组织不起来。所以中国不太可能像法国那样。但不太可能，不等于不会出别的事。躺平、不生孩子、跑路、资本外流、地方财政崩，这些都不是革命，可比革命慢，比革命阴。 我单位那会儿改制，厂长说为了厂子好，大家要共渡难关。结果难关渡过去了，厂长把厂子买下来了。工人拿了两万块，他拿了几千万。大家骂的不是改制，是改制不公平。法国大革命也是，老百姓不是不能交税，是受不了贵族教士不交税，自己交得比谁都多。托克维尔说农民摆脱领主之后反而更恨领主残留，就是这个意思。以前你是主子，我认了。现在你说人人平等，可你还留着特权，那我就不干了。中国拆迁也是，补偿到位，大多数人搬。补偿不公，钉子户就出来了。钉子户不是天生爱闹，是觉得账没算平。 你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期望值革命，我补充一个。阿拉伯之春也是。突尼斯那个小贩，大学毕业，摆摊被城管收。他不是饿死，他是觉得没尊严，没希望。埃及青年上网，看见别人过得好，自己找不到工作。火就点着了。可点着以后呢？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烂成什么样。革命容易，建设难。托克维尔最怕的就是这个。法国大革命杀了国王，后来杀了罗伯斯庇尔，再后来拿破仑称帝。折腾一圈，中央集权比路易十六还厉害。你说革命是集权造成，可革命之后往往更集权。拿破仑就是。拿破仑三世也是。法国折腾到第三共和国才稳下来。那都过去快一百年了。 你文章节选里没怎么提旧制度中央集权怎么把巴黎变成大脑，外省变成手脚。这个其实特别重要。托克维尔说，巴黎一咳嗽，全国就感冒。因为地方上啥也决定不了，一切等巴黎。中国也有点像。县里等市里，市里等省里，省里等北京。出了事，地方不敢拍板，先压，压不住再报。报上去，上面也不知道底下到底啥样。一层一层，就这样。小事拖大，大事拖炸。你说这是不是集权？是。可你光骂集权没用。集权也有集权的好处，修路、扶贫、抗疫，说干就干。问题在哪儿？问题在底下没气孔。压力太大，没地方泄。 我老家选村长，家族大的当选。不是选贤，是选姓。你说这是民主？是民主，可味道不对。法国旧制度下也有类似，地方上几个家族把持。托克维尔说，中央把地方贵族请到凡尔赛，地方就空了。中国也把人才往大城市抽，县城空了，农村空了。剩下老人孩子。这种社会，你让它革命，它没力气。你让它自治，它也没人。所以现代化把中间组织打碎了，大家都直接面对国家。国家好，大家靠国家。国家难，大家骂国家。骂到最后，还是靠国家。这就是托克维尔说的旧制度，不是新东西。 你标题叫革命是如何发生的，节选看下来，主要在讲期望值。这像营销号。托克维尔书里还有宗教、文人、法律、行政、赋税、农民。你只挑一个点，好读，也好卖。可要真谈革命，不能只看期望值。法国大革命前，财政破产，国王借钱借不到，才召三级会议。三级会议一开，第三等级不干了，国民议会一成立，国王想调军队，巴黎人就上街。这是一连串的事。你把它压成一句“改良没满足期望”，太省事。就像说一个人离婚是因为感情不和。感情不和多了，为啥这一家离了？还有钱、孩子、丈母娘、外遇。你得说全。 我不同意你把革命说得像集权松动的自然结果。人不是草，风一吹就倒。革命要有人组织，有人出钱，有人带头，有人造势。法国有律师、记者、小店主、无套裤汉。中国现在有谁？网上大V被封号，线下活动被劝退。老百姓发牢骚可以，真干没人。所以中国不太会有法国式大革命。但你也不能因此就觉得没事。没有革命，不等于没有危机。日本三十年没革命，年轻人躺平。韩国没革命，生育率全球最低。美国没革命，国会山被冲。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病。托克维尔治不了中国的病。 你得承认托克维尔有句话特别毒。他说，人民长期忍受压迫，是因为觉得社会没救了。一旦觉得有救，就忍不了了。这个用在公司也一样。单位年年亏，大家认命。突然说被收购，要裁人，大家就炸。因为看到钱了，也看到自己拿不到。改革就是这样，你动了利益，就得罪人。你不动利益，就白改。路易十六想动贵族和教会，搞不动。想动平民，平民更炸。中国改革也是，动增量容易，动存量难。改到深水区，谁都不高兴。可你不改，问题就攒着。攒到哪天，一个小事就能点着。 别拿“人民穷得没力气造反”当真理。历史上饿死的人确实没法造反，可饿到半死的人会抢粮仓。法国大革命前，巴黎面包价格顶天，妇女冲进凡尔赛，把国王一家押回巴黎。这是饿出来的。你说没有饥荒，那是全国层面。可城市底层天天饿。托克维尔不是不知道。他只是说，光饿不够，还得有想法。有想法没饿，可能闹。有饿没想法，可能抢。两样都有，就是大革命。你文章把饿那部分砍了，就剩想法，那不全。 我再讲个身边事。我舅舅在县城开小饭馆。以前城管不怎么管，他挣钱不多，但自在。后来县里搞创卫，天天查，门口摆个桌子都不让。他骂得厉害，说政府不给活路。可你要让他去县政府闹，他不去。他说，去了以后更没法干。他骂，是因为还有饭吃。真没饭吃，他可能直接关门去外地。中国现在很多人这样。嘴上骂，脚上跑。跑不了就忍。忍不了就躺。躺平不是革命，可比革命让上面头疼。因为你不生了，不消费了，不接盘了。这个比上街难对付。 你说改革搞不好会引发革命，托克维尔被当成“改革是找死”的祖师爷。这个误读确实常见。可你也别反过来说，改革只要搞好就没事。改革没有搞好这一说。改革就是利益再分配，总有人吃亏。你能做的是让吃亏的人有活路，让占便宜的人别太嚣张。法国没做到，国王想收税，贵族不交，平民交。最后平民不干了，贵族也看戏。中国革命也是，国民党想改革，地主不交租，农民没地，最后共产党把地分了。你说这是革命还是改革？都是。 我有时候想，托克维尔要是活到今天，看见中国互联网，他会怎么写？他大概会说，中央集权加原子化个人，再加一个无处不在的手机，社会看起来稳，其实很脆。一条谣言能引发抢盐，一个核酸能引发群嘲。大家都盯着上面，上面一咳嗽，下面就抢。这不是革命，这是神经质。法国旧制度末期也有这种神经质。谣言满天飞，人人自危。所以革命不是计划出来的，是吓出来的。路易十六要是早点把账本公开，也许还能拖。可他遮遮掩掩，大家就觉得有鬼。改革最怕不透明。 我再说句难听的。你这种读经典的文章，容易变成给改革派递刀子。改革派拿托克维尔说，你看，不改革就革命。保守派拿托克维尔说，你看，改革就革命。两边都能用。托克维尔成了橡皮泥。其实他谁都不帮，他只帮他自己那个阶层说话。他想要的是自由，但不是民主。他怕中央集权，也怕暴民。你把他简化成“革命归根结底是集权专制造成的”，那你就是把他当口号。口号好记，但没营养。 你说“真正的共和民主至多只有个别骚乱”，我再抬一杠。雅典算不算共和民主？城邦内部斗得你死我活。罗马共和国算不算？内战打了多少年。意大利城市共和国，佛罗伦萨、威尼斯，内部也有暴动。民主不是不打架，是把打架变成吵架。可吵架吵急了也动手。美国国会山就是动手。你非说那是个别骚乱，那也行。可法国大革命前，法国也不算完全没吵架。三级会议就是吵架。吵崩了才动手。所以民主和革命之间，没有一条清清楚楚的线。你别把话说太满。 中国现在最像法国旧制度的，不是集权，是大家都往体制里挤。考公、考编、进国企。为什么？因为外面没保障。法国旧制度下，大家也往宫廷挤，买官卖官。托克维尔说，中央把所有人都吸过去，地方就死了。中国也吸。年轻人不去县城创业，去大城市考编。县城只剩老人。这种社会，你让它自治，它没能力。你让它革命，它没胆。它就卡在那儿。卡久了，要么慢慢烂，要么等一个意外。 我不同意把革命说得那么理性。什么期望值、什么改良、什么专制松动。真到革命那天，往往是小事。一个警察打人，一个城管掀摊，一个谣言。法国大革命也不是计划好的。三级会议开着开着，国王调军队，巴黎人以为要镇压，就先动手了。所以革命是意外，是误会，是恐惧。托克维尔写的是事后总结。你事后看，都有道理。事前看，谁也不知道。所以读这本书，别以为自己能预测。你能做的，是别把火柴放在火药桶旁边。 你文章里说，路易十六有点像光绪。我再补一点。光绪搞维新，康有为、梁启超瞎出主意，想拉袁世凯，结果袁世凯告密。路易十六也想拉军队，军队不听话。改革者总以为能控制局面，其实控制不了。你动一点，别人动十点。你退一步，别人进三步。最后不是你主导，是事情主导你。所以改革要有预案，要有底线，要有自己人。路易十六啥都没有。中国改革能走这么久，是因为有强力政府，有经济发展，有老百姓忍耐。可这些不是无限的。忍耐会耗尽，经济会放缓，强力会失灵。到那时候，期望值就成了炸弹。 我讲个拆迁的事。我同学家在老城区，说要改造，给的钱不够买新房。他爸妈不搬，断水断电。他去信访，跑了一年，最后多给了二十万。他跟我说，不是钱的事，是气不顺。凭什么隔壁拿得多？凭什么
以前翻过这本书，印象不深，搁书架吃灰，等于没读。刚才看到文章抓着那句“改革搞好了反而出事”反复嚼，才想起托克维尔当年写的比这狠多了。他说革命往往不是把人逼急了才发生，恰恰是政府松手那一瞬间发生。这说法我小时候就听过土版本——我老家有个远房亲戚，知青下乡那批人里的，他讲过他们大队当年的事。连续饿了两三年，人都浮肿了，没一个人闹。后来上面松了口，开始放救济粮，结果刚放半个月，有人摔了碗，说凭什么干部家多拿五斤，然后一伙子人冲进大队部，把桌子掀了。大人说这是吃饱了闲的，其实跟托克维尔一个道理：饿到极点的人，脑子里只有下一顿饭，顾不上讲理；能吃上饭了，心里才开始长刺。 文章里那句“革命所推翻的社会秩序几乎总是比此前的更好”，我盯着看了半天，觉得这才是托克维尔真正扎人的地方。他等于说，革命不是烂透了的产物，而是快好起来的人嫌好得不够快。我打小在村里长大，那时候刚通上电，大家都高兴，可也就高兴了半年，就开始有人骂电压不稳，骂电费贵，骂为什么邻村都换新变压器了我们村不换。搁通电以前，没人会骂这个，因为根本不存在这个东西。通了电，心里就有了一个“该有好日子”的底子，这个底子一上来，什么都变得不够了。人心这个东西，你给了一尺它就想一丈，托克维尔其实是用一句很精辟的话，把这个人人都懂的理讲透了。 不过话说回来，我对他有一处不太服气。他把陈胜吴广说成“揭竿而起要吃饭”，法国大革命就是“期望值革命”，好像两边一个低级一个高级。你仔细想，陈胜吴广固然是因为要吃饭才起事，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哪里只是要饭？那也是一种期望，一种对自己命运的期望，难道只有吃饱饭的人才配谈“凭什么”这三个字？再说刘邦，他倒是怕死才跑的，可他后来约法三章，跟父老讲道理，难道也是个纯粹肚子饿的问题？托克维尔是贵族出身，他骨子里可能还是觉得法国那种文人革命才算思想，中国那种农民起义只能算生理反应。我觉得这个偏见其实挺明显的，他说中国历史上没有期望值革命，是没见过明末那些起义军喊“闯王来了不纳粮”，这不也是期望？不是一个阶层的期望，但也是期望。所以这一点上我持保留意见，托克维尔这个人聪明是真聪明，可他的聪明总带着法国老贵族的讲究劲儿，容易把别人的穷不当回事。 除了这一处，其他的我觉得说得对。尤其路易十六和光绪那个类比，文章说俩人有点像，我倒觉得不像，但结论我同意。路易十六的命比光绪还苦，光绪变法是被人掐了脖子，慈禧一巴掌打回去，结果人心凉了，大清又撑了十三年才完蛋。路易十六那边没什么慈禧，改革一通操作猛如虎，效果还有，结果三级会议一开，直接把自己送上断头台。所以不是“明君改良引发革命”，是改良一旦开始，所有人都会嫌改良慢，这个“慢”字最重要。光绪和路易十六，一个是一开始就被摁住，人民觉得没希望；一个是松了绑，人民觉得有希望但觉得你给得太少，这俩不是同一种死法。托克维尔厉害在哪？他根本不是拿路易十六跟光绪比，他是拿路易十四跟路易十六比。路易十四那会儿权力顶到天，谁都不敢吭气；到了路易十六，专制已经开始漏风了，漏风的时候人最敏感，风往哪儿钻，人心就往哪儿钻。 对了，文章里那句“和路易十四彻头彻尾的专制独裁相比，路易十六一点芝麻绿豆的任意滥权会产生更多的愤怒”，这句话我读的时候反复看了好几遍。以前念书的时候教材说法国大革命是封建压迫逼出来的，可书上没告诉你，大革命前夜法国农民的日子其实比路易十四时代好过不少。这就是历史的拧巴。我小区门口有个卖煎饼的师傅，今年说城管管得松了，允许他在划线区域摆摊，他高兴了两个月，后来开始骂。我问他你不是能摆了吗，他说能摆是能摆了，但划线区太偏，真客人不走那边，以前偷偷摆的时候位置多好。我就想这是个什么道理？以前偷着摆是常态，你想的是别被抓就行；现在合法了，你就想凭什么把我赶到偏的地方去。合法这个事，本身就是个刺激器，它一出现，原来能忍的全不能忍了。托克维尔说“人们觉得有可能消除之”，就是这几个字，你让人看到缝了，他就受不了那个缝是歪的。 还有文章提韦伯那段，我当年也读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说实话没读进去，就记住一句话：资本主义精神跟新教有关系。后来才慢慢琢磨出一点，韦伯想说，人不是光靠饿肚子活着的，思想这东西自己能长出股力量来。托克维尔其实跟韦伯有一拼，但俩人侧重点不一样，韦伯讲的是宗教，托克维尔讲的是政治感受。你让我选，我觉得托克维尔更容易让我信，因为他讲的那种感受特别日常，比如人突然发觉自己好像能提意见了，那提意见的冲动就会膨胀，后来膨胀到恨不得把整个屋顶掀了。韦伯的书里全是概念，托克维尔书里全是人。 不过再往下想，托克维尔那套放到今天还有没有用？文章说革命归根结底是集权专制造成的，这个话在今天一样扎眼，但我总觉得他忽略了一个事，就是媒介。托克维尔时代信息传播靠小册子和告示，大家感受到不满要靠聚会、街头演说，人对“不公平”的感知是有延迟的。现在呢？手机上随便一刷，别人家的小日子天天贴你脸上，原来的不满立刻找到参照物，期望值不用等生活改善就能自己长出来。托克维尔要是活在今天，恐怕得再加一章，关于“期望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这个不一定是革命，但确实会造成一种大面积的焦灼情绪，满街都是焦虑的人，可你说他们在反抗什么呢？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我觉得托克维尔能解释一部分，但他那个时代没有这个现象，所以他的书有缺口。不能说他说错了，只能说不够用了。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一个事，我认识一个朋友，在一个小单位干了十一年，领导整天骂他，工资也低，他一直忍着，说反正自己也走不了。后来单位搞改革，说要公开竞聘，谁都能报名，他一下来了精神，准备了好几天。结果报名那天，领导告诉他，竞聘只是走个形式，岗位早就内定了。他跟我说的时候眼睛都红了，说以前领导骂他他都不难过，这一次他真想一把火烧了那栋楼。这个例子特别小，但我后来一想，这不就是托克维尔说的那个“放松高压的瞬间”吗？你在他最没指望的时候欺负他，他认了；你突然给他开一扇门然后当着他面把门焊死，他整个人就炸了。人这个东西，最怕的从来不是苦，是苦里头忽然透进来一道光。 顺着这事儿再说，文章里说中国改革与革命又成时尚话题，我挺认同这个观察。前几年网上到处讲“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这句话，出处就是托克维尔。有人拿这句话吓唬人，好像改革本身就是错。我觉得这是把书读反了。托克维尔描写的路易十六改革，表面看是改革，其实那个改革压根没动到根子上。法国那套中央集权的机构还好好立在那儿呢，什么三级会议，什么贵族议会，全是在旧壳子里修修补补，你添几个零件，老百姓不明白，以为要换新机器了，结果一看还是旧机器，只是喷了新漆。所以托克维尔不是在说改革坏话，他是在说假改革更危险，真的把根子上的集权逻辑拿掉，那才是活路。可这个话被后人一传，全变成“改革必死”了，实在冤枉。 托克维尔这本书，20年前读和现在读，味道确实不一样。20年前我还是学生，读着觉得像历史书，跟自己的日子隔老远。现在再想，经历过的那些小事一件一件全跟书里对上了。我去过一趟法国，站在巴黎街头瞎逛，脑子里想起路易十六那个倒霉蛋，心想他大概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死在革命广场上。他和那些什么革命家其实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都是那个旧制度的产物。革命爆发的那一天，他自己也在推开那个制度的门，只是他推得太慢，别人等不及了。我看完那地方回旅馆，跟我一块去的人问我什么感受，我说，一个太旧的房子，你本来不敢动它，怕一动塌了；可你偏偏去修了一扇新窗户，人人都看见了新窗户，再看其他地方就全是旧的。 还有人说托克维尔是理想主义阵营，这个我不懂什么意思，什么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听着像课本上的框框。我只觉得托克维尔有一点特别了不起，他不信那些宏大口号，他看得见人的生活感受。他说法国人在大革命前不是更惨了，而是感觉更惨了，这个“感觉”两个字是他全书写得最好的地方。历史上很多写革命的书，都是列数据、排年份、讲阶级矛盾，托克维尔写的却是人的心是怎么一步一步斜过去的。这个写法让我觉得他虽然是个一百多年前的法国贵族，可他说的事情天天在我眼睛里上演。 写这篇评论之前，我刚看到楼下两个老太太吵架，一个说对面超市鸡蛋涨了一块，另一个说涨就涨呗又不是吃不起，然后第一个老太太说，不是吃不起，是凭啥子涨？没人要她不买，可她非得站在超市门口骂十分钟。我看着那一幕就想，这就是托克维尔书里的“期望”两个字在日常生活里的样子，人一旦形成了某种该是什么价格的预期，稍微一偏就能气得吃不下饭，更别提要是动了根本利益。大革命那会儿法国人估计也这样：本来一代代人被压迫惯了，忽然间朝廷给了一点甜头，大家觉得应该一直甜下去，结果甜一小口就停了，群体心理就变成我凭什么不能多吃？ 我还想到一个东西，就是这篇文章没怎么细谈的，关于革命成功后怎么办。托克维尔说革命推翻了比之前更好的秩序，这个话细想特别丧气，等于说很多人拼命争取的东西还不如他们扔掉的。但现实往往就是这样，法国大革命闹完，来了个拿破仑，拿破仑比路易十六专制多了。人为了一个“更爽”的盼望出手，结果掉进一个更深的坑，这种故事不只在法国，哪哪都有。但你不能因此说当初别闹，因为人心里那点火不是白烧的。托克维尔这本书的真正意思我觉得是：你要是早一点把制度弄公道了，人心里那点火根本不会烧起来。火是逼出来的还是诱出来的？都有吧。诱的那部分，就是改革家自己点了火却不认账。 写了很多了，好像有点乱。我语文不算好，想到哪说到哪。其实我真正想说的只有两句，第一句，托克维尔说改革顺利时最危险，这句话是聪明话，我同意。第二句，他有点傲慢，太拿法国当中心，把别的民族的反抗都看成低一档的“要饭”，我不完全同意。但总体来说，这本书值得一读，尤其那些觉得改革很难的人，倒过来读，就会明白难的不是改革本身，难的是改革让所有人都看到希望，又没法让所有人同时满意。希望这个东西，是世界上最难管理的东西。它一来，旧账全翻出来了，新账也在路上。管得住粮仓管不住人心里的秤，托克维尔算是把这杆秤研究透了。
托克维尔要是活着，看见你们把他那点道理当万能钥匙，估计能把《旧制度》摔你脸上。改革慢了骂，改快了也骂，合着革命就是你们这帮读书人闲出来的毛病。还期望值革命，吃饱了撑的才上街，法国农民当年可没你们这么会整词儿。
看了这篇突然想到老家拆房子的事，以前穷的时候大家都忍，日子好过点了反而天天骂村委。人心这东西确实怪，越有点希望越不知足。不过说路易十六是明君就过了吧，要是他真那么好，法兰西的人也不至于连脑袋都不要了。您说托克维尔讲专制松动才起义，可农民连地都没得种，哪来的闲情逸致想公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