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男，祖籍山西，1946年生于太原市。中国当代人文学者，在山西省社科院工作，主要从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研究，著有《心理的单间》《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往事知多少》《八位大学校长》《思想操练》(与人合作)等。
日前，智效民所著《大学之魂：民国老校长》出版上市，引来各界再次关注大学的各种问题。
高等教育的任务到底是什么？大学该如何培育出德才兼备的人才？针对考生和家长关心的话题，广州日报记者采访了智效民。他接受采访时表示，“虽然历经时代变迁，民国那几个校长仿若成为高等教育的绝唱，他们民主治校、培养通才、注重人格教育的光辉思想，在今天看来依然熠熠生辉。”
智效民告诉记者，“之所以将《大学之魂：民国老校长》这本书的书名定为‘大学之魂’，由此可见校长的重要地位。”书中提到的八位大学校长虽然个人经历以及当校长的背景不尽相同，但他们对大学教育目的的理解却是英雄所见略同，那就是塑造健全的人格。蒋梦麟是北京大学历任校长中在职时间最长的一个，他曾自嘲自己是“北大功狗”。
智效民说，蒋梦麟在《和平与教育》一文中曾提到，在专制制度下，老百姓仅仅是一群羊，而统治者则是牧羊人。羊肥了，牧羊人就会杀而食之，于是就出现暴政，时间长了羊会变瘦，于是牧羊人就会继续放牧，推行仁政。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一治一乱的根本原因。蒋梦麟认为，要改变这种恶性循环，就必须增进平民的能力和知识，使每个人都养成健全的人格。而教育是“达此和平目的之方法也”。他说个人的价值在于他的天赋与秉性之中，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尊重这种价值，让每个人的特性发展到极致。
有“浙大保姆”之称的竺可桢的教育理念则是强调独立思考，注重人格修养，培养领袖人才。他在《常识之重要》的演讲中说：“大学教育之目的，在于养成一国之领导人才，一方提倡人格教育，一方研讨专门智识，而尤重于锻炼人之思想，使之正大精确，独立不阿，遇事不为习俗所囿，不崇拜偶像，不盲从潮流，唯其能运用一己之思想，此所以曾受真正大学教育之富于常识也。”智效民说，竺可桢特别强调大学生要有清醒的头脑，有独立思考、明辨是非的能力。大学教育要让学生掌握学习的方法，通过研究学问来培养他们的反省意识和批判精神，只有这样，大学生才有能力对社会和自然进行精细的观察、慎重的考量，才不会盲从迷信，不会被人利用。
民国校长注重沟通文理科
书中提及的几位校长，都非常重视通才教育，尤其重视文史方面的教育。
“这就好比盖房子，基础打得坚持宽厚，房子才能盖得高，盖得牢。”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上任不久就曾告诫学生，学问的范围宜广不宜狭，这样才能形成平衡的世界观和人生观。1943年，他在《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一文中强调，大学教育最大的目的在于培养通才，文、理、法、工、农等学院要培养的是这几个方面，甚至是两个方面以上的综合的通才，而不是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者高级匠人”。
实行通才教育也是竺可桢一贯的主张。他任校长的浙大是由求是学堂、浙江中等工业学堂和中等农业学堂演变而来的，有重视实用教育的传统，无论是大清王朝、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统治时期，都把实用教育放在首位。
为了改变这一传统，竺可桢上任后主持第一次校务会议的时候就提出，要设立中国文学系、史地系、一年级不分系，将通才教育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他曾对学生说，国家每年给你们花很多钱，为的是培养社会的栋梁，时代的砥柱，而不是让你们仅仅学一点技术，为自己谋生找出路。
胡适注重沟通文理学科。为了沟通文理，胡适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校长期间，亲自兼任文理学院院长，让有志于数理的人学点文史知识，让有志于文史的人学点自然科学。智效民说，胡适有个女学生叫吴健雄，是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有“东方居里夫人”之称，她印证了李政道、杨振宁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吴健雄当年是数理系的学生，但是她的文科特别好，作文曾经拿过100分，成为胡适津津乐道的事情。
中国私立大学拓荒者张伯苓
智效民接受采访时，特别提到中国私立大学的拓荒者张伯苓的故事，令人感慨。
著名的南开大学起源于“严氏家馆”，为了教育自己的后代，清末名流严修在家中办了个教馆，即严氏家馆，请张伯苓前来任教。张应聘后，不是灌输四书五经，而是讲授英文、数学和自然科学等教程，并开展体育活动。
1902年，他与严修去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决定把严氏家馆改为中学。在张伯苓主持下，学校于1907年迁入新址，并改名为“私立南开中学堂”。1918年，张伯苓制订创办大学计划。次年9月，南开大学正式成立，成为中国第一所正规的私立大学。
然而，张伯苓晚年却遭遇打击，晚景凄凉。1948年3月，张伯苓回到阔别多年的南开大学，正当他全力以赴重建南开的时候，蒋介石邀请他出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大概是由于时局和身体的双重原因，他在南京待了不到半年，就飞往重庆养病。
1950年5月，张伯苓从重庆返回天津时路过北京，在老朋友傅作义家逗留好几个月。“之所以如此，是周恩来考虑到张伯苓即时返津，可能会遭到激进学生的斗争。”事实果然如此，当张伯苓同年9月中旬返回南开时，南开大学的一些激进师生对他并不欢迎。
这年10月7日是南开46周年校庆，张伯苓很早做好了参加校庆活动的准备，但是到了那一天，“南开中学不允许他进入，而南开大学也只安排他在相关活动中坐一般座席。自此，他变得沉默孤独，常常呆坐在居室，以手击头，精神颓丧，自感平生工作全被否定……”
对话 （广州日报记者：吴波）
校长成网络红人，说明他们会作秀
记者：书中收录了八位民国时期的老校长，既有胡适、张伯苓、竺可桢、蒋梦麟这些在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流人物，也有任鸿隽、胡先啸等不为人们熟知的人物，但我注意到，您独独遗漏了大家熟知的蔡元培先生，为什么？
智效民：有些人大家不熟悉，是因为这段历史曾长期被遮蔽。其实这些人当年都很有名。比如任鸿隽，是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之一，夫人陈衡哲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女作家，还是北京大学的第一位女教授。杨绛年轻时曾经在他们家住过，现在杨绛名气很大，而她的恩师却鲜为人知，这是很荒谬的事。
至于为什么没有写蔡元培，我以为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蔡先生是一个无人可比的开风气的人物。他早年参加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后，他作为第一任教育总长，曾制定了一系列教育法律法规。其中包括废止祀孔读经、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实行男女同校等内容。
1916年出任北大校长后，他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并一扫原有的官僚作风和腐朽气息，为北大奠定了正确的发展方向。我写大学校长的时候，虽然也很想写一写他，但因为手头资料有限，再加上有关他的年谱、传记已经很多，所以就放弃了。这确实是一个遗憾。
记者：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校长走红网络，比如：北大校长周其凤、华中科大李培根、被称为“纪宝宝”的中国人大校长纪宝成等，您如何看待这现象?
智效民：我总觉得一个校长要想为人师表，首先要做到“诚实”二字。如果你连诚实都做不到，其他就不必谈了。这两年，许多大学校长因为在开学典礼或毕业典礼上的讲话而走红网络，受到许多学生的追捧，这一方面说明青年学子的单纯可爱，另一方面也似乎看到大学校长的一点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牢记“听其言观其行”的古训，才能有正确的判断。根据我的经验，越是花里胡哨，哗众取宠的行为，就越不诚实，也越不能轻信。
另外，对于大学校长来说，当前大学的问题不是如何改变自己的形象，而是如何改变办学方向。总而言之，许多大学校长是很“聪明”的。他们的讲话反映了体制的松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虽然有改革的意图，但由于体制的束缚还在，他们也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表达。当然，其中也不排除作秀的成分。
记者：今年，南方科技大学作为高等教育改革试验田正式获得教育部批准建立，并首次自主招生，该校自创办以来，进行了“去行政化”、“教授治校”、“自主招生”等重大改革。您是否看好南科大这块“试验田”？
智效民：南科大的做法对教育改革具有突破性的意义。从历史上看，我国自古就有学在民间的传统；从世界范围来看，一流大学也都是私人或教会所办。因此让教育回归民间，乃是人间正道。我想知道的是，该试验田能维持多久，对现实有多大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