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有网友称有农民成熟的瓜果滞销，因而在自家的地里挂了一个广告牌，结果被执法人员以影响文明建设形象而强制拆除。就在近日，又有网友反映深圳某地一果农，因为担心已经成熟的瓜果被偷，因而在自家田地里建造一个临时窝棚，主要用来守田、存放瓜果，却遭到当地执法部门上门警告拆除。事情发生之时，涉事农民欲哭无泪，委屈的向执法人员表示：“我们只是想能够生存下去，农民为什么这么难？”在记者介入之后，面对采访，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们也理解农民的难处，也知道这样做确实不太合情合理，但是当地相关政策早有规定，即使有不合理的地方，但是作为基层政府却无能为力，只能被动的执行上级的各项规定。
我估计很多人一看到这种情况，第一反应就是认为基层政府不作为，不担当，不敢为群众争取利益，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基层调研多年，我深刻理解当地基层政府的难处，毕竟长期跟农民打交道，群众的所思所想，所需所求他们最清楚，也最同情。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不处理，当地政府在考核中就会被上级部门批评扣分，甚至通报批评做检查等等，不仅会影响基层政府下一步工作开展，更会影响基层政府在上级眼中的形象，最大的帽子就是不能贯彻落实上级指示精神，不能严格执行上级各项规定。如果是一些私底下的小事，个别领导尚可以据理力争，为农民争取一些权益，但是关系到整个政府成绩的问题，很多基层政府确实无能为力。就比如我们经常所说的信访工作，大家以为基层政府愿意冒着风险去截访，花大量的资金去盯守么？非也！
其实很多信访事件都是历史遗留问题，也不是现任政府造成的，更何况在现有条件下，很多基层政府也无法满足信访人的要求，有的就连市县一级也无法满足信访人的要求。我们都知道信访工作原来是一票否决制，也就是说不管你工作干得多好，有多出色，一旦出现信访人员进京的事件，那么再多的努力都会打水漂，所有的工作成绩都等于零。时至今日，虽然国家层面已经取消了信访工作一票制，但是在很多地方领导的观念中，信访工作仍然是重中之重，虽然表面上取消了，但是只要出现上述情况，不仅会严重影响基层政府的工作成绩，还会对主要责任人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在这种制度的影响下，信访人不能通过正当的渠道表达自己的诉求实属正常，毕竟在现代社会大环境下，没有哪一个领导干部会拿自己的前途命运开玩笑。
我们以为单单只有信访工作是这样么？非也！其实信访工作只是一个方面，比如我们说本文开头所提到的文明创建工作，创建卫生城市工作，环保工作，安全工作等等。这些大批量的检查与考核，就如同上级机关套在基层各级政府头上的“紧箍咒”，牢牢的限制住了基层政府的手脚。通过多年的基层生活，我深深知道这种工作中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问题，导致很多基层政府大多数精力都在应付此类名目繁多的检查与评比考核，甚至很多基层政府能够把所有的工作全部停下，就为了处理信访的事情。那么这样一来，基层工作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哪还有多余精力来搞经济建设？哪还有多余的人员开展乡村振兴工作？一旦经济搞不上去，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能得到提高，群众就会滋生不满情绪，进而再次引发相关的信访及其他问题，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但问题不在基层，而是在上级机关。
从本文开头工作人员的那句“作为基层政府却无能为力”中，也许有的人认为是相关人员在推脱责任，但是我却看到了他们的无奈。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叫做上行下效，往往基层对于政策规定是没有发言权的，只有被动的执行权。而这些政策或者规定如果能够由相关人员真正下沉到基层来调研之后制定的，那肯定就会符合实际，也会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与支持。但是也有不少政策规定的制定不是如此，有的是一些专家教授学者靠“相当然”的经验制定的，有的是某些领导干部拍脑袋决定的，也有的是一些“何不食肉糜”式代表或者委员提议的，那么这样的政策和规定一旦在基层实施时，就会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就会脱离基层实际情况，就会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比如电动车相关问题的提议就是如此。
同样，对于本文开头出现的情况来说，一方面农民在自家地里打广告真的影响到文明城市建设了么？是如何影响的呢？反正我没有感觉出来，我相信很多网友也都觉得纳闷。对于果农在自家地里搭临时的棚子看守这种现象，其实不是现在才有的，已经存在不知道几千年了。我小的时候，经常在西瓜成熟的季节去帮亲戚看瓜，鲁迅的文章《少年闰土》中也提到了瓜棚。在我国的四大名著《西游记》中，弥勒佛化身种瓜老农，孙悟空变成了西瓜，两人配合拿下了黄眉老怪，剧中也是有瓜棚的，也充分说明瓜农搭建瓜棚是一种正常的行为，也是传统，怎么到了今天就变成违规不合理了呢？问题出在哪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甚至有的地方为了怕卫星拍到，让一些种植蔬菜的农民把大棚的颜色改成绿色的，不仅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也引发了农民的反感，但其实事实根本没有改变。
究其原因，还是某些政策规定出了问题，是考核评比机制或者说标准上出了问题。《论语·颜渊篇》有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君子的德行好比是风一样，小人的德行好比是草一样，风吹在草上，草就必定跟着倒。这里的君子代表上级领导，小人代表下层干部和群众，这个故事强调了领导做好垂范表率的重要性。因此，不管是社会风气、价值观念还是社会矛盾，之所以会出现问题，其根源并不在于基层群众，责任应该在上级领导身上。所以我们经常说，治国首在治吏，而不是治民。我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在看到这篇文章里，能够认真的反思一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在此，我也算是给一个建议，希望这些问题能够得到人民日报的重视和呼吁，才能有效的减少社会矛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真服了，这文章写得……咋说呢，看着像是替基层说话，但读完了怎么浑身不得劲儿。我先把话撂这儿，基层干部确实不容易，这我承认，我家就有亲戚在乡镇上班，疫情那阵子连轴转，大年三十都没回家，电话一响就得往村里跑，动不动就挨通报。但你不能因为基层难，就把啥锅都甩给“上级规定”吧？那上级的规定是谁定的？不也是人定的吗？基层就一点儿能动性没有？那篇文章里那个果农，窝棚被拆，执法人员说“我们也理解农民的难处，也知道不太合情合理，但是政策早有规定”——这话我听着耳熟，跟“我也很想帮你，但系统不允许”一个味儿。问题是，政策规定不能改吗？不能反映吗？非要等记者来了才“无奈”一下？平时干嘛去了？ 再说了，文章拿信访一票否决制举例子，说基层怕进京访所以截访，是逼不得已。行，我信，有些老上访户确实难缠，有的诉求根本不合理，但你把所有信访都当成“历史遗留问题”一笔带过，是不是也太轻巧了？我老家村里有个大爷，宅基地被村支书的小舅子霸占了十几年，房本都在手里攥着，去找镇里，镇里说找县里，县里说找法院，法院说证据不足，转了一圈又回镇里。他要是哪天实在没法了去北京，那叫“非访”吗？那是被逼上梁山。基层怕扣分，就不让他出声，这合理吗？你倒好，来一句“没有哪个领导干部会拿自己的前途命运开玩笑”——合着领导的前途命运是命，农民的那几亩瓜果就不是命了？说难听点，那窝棚里放的是人家一家老小的口粮，你拆的时候咋不“理解理解”呢？ 还有文章里那个逻辑，我真是服了。说基层被各种检查考核套上“紧箍咒”，没精力搞经济，经济搞不好群众不满，然后又信访，恶性循环——这链条听起来没毛病，但细想怎么那么不是个味儿呢？敢情基层被考核压着，所以拆农民窝棚就成“无奈之举”了？那农民被拆了窝棚，瓜被偷了，亏了钱，他去找谁？他会不会也变成“信访问题”？你们怕信访，所以搞掉他的窝棚，结果他更冤了，是不是明天又要去上访？这他妈不就是你们自己造出来的信访吗？到底谁是因谁是果啊？ 再说那个“专家教授靠想当然制定政策”的说法。我倒是想问一句，文章作者你自己不也是“在基层调研多年”的所谓专家吗？你在这儿长篇大论给基层开脱，不也是坐在电脑前“想当然”吗？你说上级该下来调研，那你调研出啥了？就调研出“基层真难，大家要理解”？那果农的问题解决了吗？窝棚能建了吗？广告牌能挂了吗？啥都不能，你写这一大篇，除了让基层看了觉得“知己啊”，让上级看了觉得“这人不闹事”，有啥用？还“建议人民日报”，人民日报登了又能咋样？明天那个果农的窝棚就能合法了？我看悬。 我这么说可能有点冲，但我是真见不得这种“和稀泥”式的分析。你说基层无奈，我信；你说基层没责任，我不认。就拿拆窝棚这事儿来说，我查过类似案例，有的地方执法队去了，先问清楚情况，见是老人守瓜，帮着联系村委找个临时堆放点，或者指导人家搭个简易但合规的棚子，事儿不就解决了吗？非得一上来就“强制拆除”？往前倒，这事儿是政策的问题，还是执行的人懒政的问题？我看俩都有。但你文章里把“执行的人”形容成受害者，好像他们就是传送带上的一颗螺丝钉，拧不拧由不得自己——那请问，同样是在传送带上，为啥有的地方就能变通，有的地方就死板？是传送带不一样，还是螺丝钉不一样？ 还有那个“一票否决”的事，文章说国家层面取消了，但地方领导观念里还是重中之重。那问题不还是出在领导观念上吗？怎么又成了基层的锅了？你前面说基层没办法，只能被动执行，后面又说领导观念没转变，那领导不是基层的吗？县里领导、市里领导，不都是从基层上来的？观念谁给他们灌输的？还不是一层层压下来的？你把这套逻辑捋顺了，其实就是谁都不担责，谁都委屈，最后就剩农民活该。我这话可能难听，但你品品，是不是这个理儿？ 我再说个真事儿。我朋友在街道办干过，他说最怕的不是创文检查，是那种“四不两直”的暗访，来了就看垃圾桶有没有分类，路边有没有烟头，村里有没有旱厕。有一回为了迎检，全街道停休了俩礼拜，把沿街商户的招牌全换了一遍，统一样式，花了好几十万。结果检查完没过仨月，市里又说要统一换新的风格，又得拆。商户气得骂娘，街道也委屈，说上头这么定的。可我就纳闷了，上头定的时候，你们就不能提一句“刚换过”吗？非得闷头执行？怕啥？怕被说“不贯彻落实”？那你贯彻落实完了，群众骂娘了，回头信访了，你不还得去截访？这死循环不就是你们自己惯出来的吗？ 文章里那句“我们只是想能够生存下去，农民为什么这么难”，我看完心里堵得慌。说真的，农民难，基层也难，都难。但难和难不一样。农民难，是难在没权没势，说话没人听，东西烂地里没人管。基层难，是难在既要对上交代，又要对下安抚，像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可你写文章的人，站在基层那边，帮基层说话，这本身没错，可你把矛头全指向“上级机关”，好像基层就是纯受害者，这就有点耍流氓了。基层真的没责任吗？那些检查，基层有没有参与制定？那些指标，基层有没有添油加醋？我见过有的地方为了显得“落实到位”，自己给自己加码，上头要求拆违建，他连人家院子里搭个鸡棚都给你拆了，说“统一标准”。这叫无奈？这叫拿着鸡毛当令箭。 还有信访那事儿，你以为截访全是上头逼的？我听说有的地方截访是因为怕闹大了影响自己升迁，跟“一票否决”早就不挂钩了，但习惯改不了。为啥？因为截访成本低啊，派俩人盯着，给点钱打发走，比真解决问题省事儿多了。文章说“花大量的资金去盯守”，说得好像基层多不情愿似的，可实际上呢？基层宁愿花这个钱也不愿花心思去啃硬骨头，因为硬骨头难啃，还可能啃出错。但盯守不一样，盯住了就没事，盯不住再说。这不叫无奈，这叫懒政。你把懒政包装成“制度的牺牲品”，那是对真正想干事的基层干部的侮辱。 再说说那个“文明城市创建”吧。我没说创建不好，街道干净了，公厕不臭了，确实好事。但你为了创建，把农民卖瓜的摊子给掀了，把路边修车的大爷赶走，把卖早餐的夫妻俩撵得满街跑，这就本末倒置了。文明是啥？文明是让人能体面地活着，不是让街面空得跟鬼城似的。那个农民在自己地里立块牌子，写“瓜果滞销，欢迎购买”，这叫不文明？我觉得比那些贴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破旧围挡文明多了。你说执法部门也无奈，政策就是这么定的——那政策谁定的？定政策的人是不是该去地里看看，闻闻那瓜香？还是说只要坐在办公室里看看照片，就觉得广告牌影响“形象”了？哪个形象？是农民吃饱饭的形象，还是领导脸上贴金的形象？ 这篇文章里还有一段，说基层政府“不是不担当，而是考核压力太大”。我听了想笑。啥叫担当？担当就是明知道有压力，该办的事还得办。要是没压力就能办成，那还要干部干嘛？找个机器人按程序走不就完了？你见过哪个真正为老百姓办事的干部，是等着啥都顺顺当当才敢动手的？我认识一个村支书，为了给村里修路，跑到县里磨了半年，把分管副县长堵在厕所里说事儿，最后硬是给批下来了。他怕不怕考核？怕。但他更怕村里人戳他脊梁骨。你看，同样在基层，有的人就能把“紧箍咒”当猴戏，有的人就只能缩着头念经。差别在哪？差别在有没有把那口窝棚、那块瓜地当回事儿。 我承认，有些政策确实扯淡，专家拍脑袋定的，上面压下来，基层只能执行。但这种时候，基层就不该只是“被动执行”，你至少可以反映情况吧？你至少可以拖一拖、缓一缓吧？你至少别那么积极地去拆一个老农民的窝棚吧？你非要第一时间上门警告拆除，生怕晚了一步就被扣分，这哪是“无能为力”啊，这是“为力得很”啊。文章里工作人员说“只能被动执行”，我听着就想起以前看的一个新闻，某地城管强拆违建，房主哭着说家里还有老人瘫痪在床，城管说“我们也没办法，上面要求今天拆完”。结果记者一调查，那个“上面”其实是城管队长自己定的任务，为了在上级检查前“清零”。你看，很多时候，压根不是上级的问题，是下面揣摩上意，自己给自己加戏。 再说深一层。文章说“信访人不能通过正当渠道表达诉求实属正常”，这话我越琢磨越觉得可怕。啥叫“实属正常”？意思是老百姓活该找不到说理的地方？是，我知道有些信访人确实无理取闹，但大多数呢？大多数不就是因为正当渠道走不通才去信访的吗？你想想，要是法院能判、政府能管、投诉能回，谁愿意大老远跑北京去？信访制度本来是个兜底，结果被你说成是“基层头上的雷”，那老百姓头上的雷呢？谁管？文章通篇都在替基层诉苦，可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基层干部被考核压着，顶多是扣点分、写个检查、降点绩效，那农民被拆了窝棚，瓜被偷了，一年的收成没了，他怎么办？他还能活吗？这个账你算过没有？ 还有那“基层政府只能被动的执行上级的各项规定”，这句话我不同意。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同样是环保督查，有的地方一刀切关停所有养殖场，有的地方帮着养殖户建粪污处理设施；同样是拆违，有的地方把人家全家赶出去，有的地方先安置再拆。你说都是执行规定，差距咋这么大呢？说到底，还是看执行的人有没有心。你文章里说基层最有同情心，跟农民打交道最多，最能理解他们——那既然这么理解，为啥拆窝棚的时候手不抖一下？为啥不能回去跟领导说“这户情况特殊，咱缓一缓”？是怕被批？那你为农民挨顿批怎么了？不是你自己说“据理力争”吗？怎么真到事儿上了就“无能为力”了呢？ 我还是那句话，基层难，我信。基层冤，我不全信。这篇文章最大的问题，就是把复杂的系统性问题简化成“基层可怜、上级可恨、农民可叹”的三幕剧，然后让大家抱头痛哭，哭完了该拆还拆、该截还截、该扣分还扣分。你觉得这是“正视问题”？我觉得这更像是给问题找了个台阶下。你建议人民日报正视，人民日报正视了，然后呢？你能不能让那个果农的窝棚合法化？你能不能让那些信访积案给个说法？你能不能让基层别再拿“上级规定”当挡箭牌？如果不能，那你写这一大篇，除了让基层干部心里舒坦点，还有啥用？农民看了，只会觉得——哦，合着你们都是被逼的，就我活该。 最后说句难听的。文章里提到“有的专家教授学者靠想当然的经验制定政策”，我倒觉得，你这种“在基层调研多年”的人，写出来的东西也有点“想当然”。你想当然地认为基层都是无辜的，想当然地认为上级都是僵化的，想当然地认为农民只要被“理解”就能吃饱饭。可现实是，那个果农的瓜可能已经烂在地里了，那个被拆广告牌的人可能还在到处找销路，那个老上访户可能还蹲在某个信访局的门口。你在这儿高谈阔论“恶性循环”，人家只想知道下顿饭在哪儿。你把问题看得这么“透彻”，怎么就不肯往深里说一句：这制度到底该咋改？考核到底该咋弄？基层的自主权到底该咋给？农民的话到底该咋听？你全没说，你就说了句“要正视”，这不等于放屁吗？ 得了，我也懒得骂了。总之就是，这篇文章看着温情，实则滑头。它让所有人都觉得“哦，这不能怪基层”，那怪谁呢？怪上级？上级也是人，也会下乡调研，也会看新闻，咋就非得等着你建议才“正视”？要我说，别建议人民日报了，建议那些定政策的、搞考核的、拆窝棚的，去那个果农的地里蹲一宿，亲眼看看瓜熟了没人守是什么滋味，比啥都强。要是看完还觉得窝棚影响“文明建设形象”，那我只能说，这文明，可真他妈廉价。
其实我看到这个题目就想骂人，但骂的不是基层，是那种明明啥都明白还装作啥都改不了的拧巴劲儿。你说基层干部委屈，我信，真信。我家有个亲戚就在乡镇干了二十来年，他喝酒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我记到现在：“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线线都得穿，穿错了就扎你手。”他能不知道果农那棚子该拆不该拆？他知道。但他更知道下个月考核表上有一栏叫“文明创建整改情况”，那栏要是打了红叉，他这半年就算白干。所以他半夜睡不着，早上天不亮就出门，带人去拆一个六十岁老农民的窝棚，拆完还得在台账上写“已劝导群众配合工作”。你问他心里难受不？难受，可难受能当饭吃不？不能啊。 但是，我要说但是了。这篇文章把责任全推给上级，说基层只能被动执行，我就觉得不太对劲。不对劲在哪儿呢？你看那个执法队员，面对记者都能说出“我们也理解农民的难处，也知道不合理”，说明他脑子是清楚的。脑子清楚，手却照拆不误，这中间缺的是什么？缺的是一个人愿意为那个“不合理”承担一点个人风险的瞬间。也许他上前说一句“这个棚子先不拆，我回去帮老农写个申请材料，看能不能按生产设施报备”，也许他拍张照片往工作群里一发，问一句“这事儿有没有变通空间”，也许他就在现场耗着，不拆也不走，等电话催他他再说“我正在做工作”。这些事他能不能做？能。做了会怎样？不一定被处分，但很可能被领导记一笔“办事不力”。所以他不做。这不是“无能为力”，这是“不想惹麻烦”跟“不敢惹麻烦”加在一起的合力。 再说那个果农，挂个广告牌也好，搭个窝棚也好，说白了就是想守住自己这点收成。瓜果烂在地里那是天灾，被人偷了那是人祸，两个他都担不起。他求过谁？他大概连去镇上找领导的勇气都没有，更别说写什么信访材料。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牌子立起来、把棚子搭起来，用最笨的法子护住自己的命。结果牌子被拆，棚子也要被拆，执法人员还告诉他不合情合理但符合规定。规定？哪个规定写着农民不能在自己的地里搭个草棚子守自己的瓜？真要找，肯定能找到，比如什么“农用地临时建筑需审批”“不得影响村容村貌”之类。但你让一个老农去审批，他连表格从哪儿领都不知道。这就像你让一个不识水性的人先考个潜水证再下水救自己孩子，这不是扯淡吗？ 文章里说基层干部长期跟农民打交道，最同情他们。这话我也信。但同情归同情，行动呢？行动就是一边同情一边拆。你拆一个窝棚容易，拆完以后呢？果农晚上睡不着，天天蹲地头守着瓜，守不住就骂人，骂着骂着就上访。然后基层又花一大笔钱去截访，去酒店门口蹲点，去火车站堵人。这套流程我太熟了，我们村就有。有个老乡因为宅基地纠纷，跑了五年信访，每次都被劝回来。劝他的干部换了好几茬，每一茬都请他喝茶，每一茬都说“老哥，你的问题我记下了，一定帮你反映”，最后呢？宅基地还是那个宅基地，信访接待室的沙发倒是让他坐出个坑来。你说是这些干部坏吗？不坏。他们工资不高，工作不少，周末还得加班应付检查。可问题就是，他们把所有精力都花在“别出乱子”上，没人花在“解决根子”上。因为解决根子太难了，太慢了，还得罪人。而“别出乱子”只要把人摁住就行，摁不住就哄，哄不住就耗，耗到你认命为止。 文章里还说到信访一票否决制，说现在虽然取消了，但基层观念里还是重中之重。这我完全赞同。但我要问一句：为什么一个已经取消的制度，还能有这么大威力？难道基层干部都是自己吓自己？不是的。因为上面虽然取消了正式的一票否决，但各种变相挂钩还在。比如某个地方上访人数多了，通报批评，约谈主要领导，取消年度评优资格，项目资金砍一截。文件上白纸黑字不写“一票否决”，但实际效果比一票否决还狠，因为它是一点点扣你的资源，让你四处漏风。这种软刀子最磨人。基层干部不是傻瓜，他们看得懂这种潜规则，所以宁可干出截访这种荒唐事，也不敢赌那一回。 但我还是那句话，理解归理解，不能光理解就完了。文章把问题归结为上级政策和考核机制，这当然没错。可上级也是人组成的，政策也是人定的，考核办法也是人写出来的。为什么这些“人”就不能往下走两步，到田埂上看看那个窝棚呢？为什么非要坐在办公室里看手机里的照片，然后皱皱眉头说“这影响形象”？农民的瓜果烂在地里不形象吗？农民晚上睡不好觉守着田地不形象吗？我觉得那个破棚子比广场上那些千篇一律的花坛真实多了。花坛谁种谁摘没人管，窝棚却是农民的一口饭。你把窝棚拆了，那口饭就没了，这形象到底是给谁看的？ 我觉得问题的核心在这儿：很多政策制定者，他们根本不知道农民是怎么活的。他们以为农民跟城里人一样，厨房里缺个螺丝刀就下楼买一把，哪知道很多农民连把像样的钳子都没有，搭个棚子全靠捡来的木棍和旧塑料布。他们看到的就是一个“违章建筑”，没有看到那背后是一个老人在烈日底下弯腰摘瓜，汗珠子滴在地上，摔八瓣，抬起头来还怕有人来抢。这种感受，那些坐在空调房里研究“人居环境整治标准”的人体会不到。他们只看到了图片上的“乱”，看不到图片里面的“苦”。 文章里还提到专家教授想当然制定政策，这个我特别有感触。我记得前几年看新闻，有个专家说“农民可以把土地流转给企业获得租金，再去企业打工赚工资，收入翻好几倍”。道理讲得天花乱坠，但他没想过，那些六十多岁、字都不认识几个的老农民，企业要吗？就算要，搬一天的砖，晚上腰疼得爬不上床，第二天还能干？租金能有多少？一亩地一年几百块，够吃几个月的药？专家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他离地太远了。他看见的是数据，是模型，是“可以节约劳动力成本”，而农民看见的是一年四季的天气，是种子涨没涨价，是化肥是不是又掺了假。 还有那个“文明创建”的事情。文明是什么？文明不是一个棚子拆不拆的问题，文明是人与人之间能不能互相体谅的问题。你执法人员站在地头，要是能弯下腰帮老农把两个西瓜抱到三轮车上，那我觉得你就算没拆棚子，也是文明的。可你要是开着皮卡，下来五个人，三下五除二把棚子掀了，拍几张照片回去交差，那这文明就变味儿了。它成了挂在墙上的一张纸，成了广场上的一排标语，成了领导嘴里念得滚瓜烂熟的几句口号，唯独不是老百姓心里那一句“这日子还有个盼头”。 再说基层政府，他们老说“上面压、下面挤，我们能怎么办”。这个难处我承认。但我见过不一样的基层干部。以前我们县有个乡长，人家就是敢顶着不办。有一回上级要求限期拆除沿路所有彩钢瓦棚子，不管是不是违建。他跑了一星期，把沿路一百多个棚子挨家挨户走了一遍，统计出哪些是住人的，哪些是堆柴火的，哪些是养鸡鸭的。然后他写了个报告，说这批棚子涉及多少户人的生计，拆了以后这些人住哪儿、东西放哪儿、禽畜怎么办，实在不行他愿意写保证书，用个人信用担保这批棚子没有安全隐患。上级催了三次，他拖了三次。后来这事居然不了了之，也没见他倒大霉。这说明什么？说明有些事不是一定不能顶，而是大多数人连顶一下的勇气都没有，直接默认了“顶也没用”。当然我也知道，那乡长后来调走了，去了个闲职，明升暗降。但那一百多户人到现在还念叨他的好。 所以你看，基层不是完全无能为力，只是“为力”的代价太大。大到一个普通干部扛不起，他家里有老有小，他不敢赌。这我能理解。但我不能理解的是，整个系统里为什么把“不出事”看得比“办成事”重那么多？一个干部，一年处理一百件老百姓的急难愁盼，只要出了一件上访，就全盘否定。另一个干部，啥也不干，报表填得漂亮，检查配合得好，年年评优秀。这不是鼓励大家当缩头乌龟吗？缩头乌龟当久了，哪还有心思去给农民解决啥窝棚问题？他们脑子里全是那个考核表，表上有个格子打架，他就去拉架；表上有个格子写“拆除违建”，他就去拆违建。至于那农民晚上睡在哪儿，瓜会不会被偷，不是格子里的内容，所以跟他无关。 文章里有一句话写得挺实在：“问题不在基层，而是在上级机关。”我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同意的是，很多政策确实拍脑袋，考核确实太僵化，责任确实层层往下压。不同意的是，基层也不是白莲花。基层在执行的时候有大量自由裁量的空间，他们选择最省事、最不担责、最能应付检查的做法，这也是问题的一部分。比如那个窝棚，拆之前就不能先问一句“你家的瓜还有几天熟”？熟了就等两天再拆，让老农把瓜卖了，这很难吗？不难。但拆了以后呢？万一老农的瓜被偷了他又来闹，那案子上又写一笔，多麻烦。所以不如趁早拆，拆了干净，他闹也没凭没据。你看，这不是制度的问题，这是人心的问题。人心要是硬了，再好的制度也会走样。 写这么多，我也不是想骂谁。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看不得农民为难。我老家那片儿，现在种地的都是五十往上的老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那些老人种点菜，种点玉米，自己舍不得吃，背到镇上卖，一天卖几十块钱，中午连碗面都舍不得吃，就啃个从家里带的凉馒头。他们哪懂什么“农业设施用地备案”？他们就知道，该种的时候种，该收的时候收，收回来是自己的，少了就去骂那些手脚不干净的人。你让他们去办手续，他们连村委会大门往哪边开都要问三遍。可我们的政策偏偏就不考虑这些人。它考虑的是大城市郊区的现代化农场，考虑的是招商引资进来的龙头企业，考虑的是“规模化经营”“标准化管理”。这些词儿一出来，那些拿锄头的老农民就得靠边站。这不是他们不努力，这是有人把他们忘了。 我觉得，真要减少社会矛盾，第一条就是让定政策的人到农村住上个把月。别住农家乐，别住村委宿舍，就住到农民家里，跟人家一块儿下地，一块儿啃凉馒头，一块儿半夜听狗叫。你住上一个月，再回去写“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施方案”，你下笔的手就会抖一抖。你知道那个棚子不是“乱搭乱建”，是人家一钉一锤敲出来的一间“安全屋”。你知道那个广告牌不是“影响形象”，是人家急得没法子才想出来的求助信号。你知道了这些，再谈什么“规定”，你的语气就不会那么理直气壮了。 可现在的现实是，定政策的人不下来，下来的人不当家，当家的人怕担责。一层一层，全在自保。农民是最底下那层，他们没法自保，只能被风吹雨打。你说社会矛盾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不是农民不讲理，是讲理的地方不在这儿。等他们把窝棚拆了，把广告牌拆了，把委屈憋回肚子里了，那个“矛盾”不是消失了，是埋土里了。埋深了，过几年再炸，就不知道要掀多大的浪了。 所以我的看法跟文章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文章觉得基层是无奈的，上级是问题的根源。我觉得应该说，每一个环节都有问题，基层的“无奈”里有不少是“顺势而为”的偷懒，上级的“考核”里有不少是“官僚主义”的惯性，专家的“建议”里有不少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想当然。大家都不傻，都知道哪儿疼，但都假装没看见，或者看见了，觉得疼的不是自己，就继续往前走。那个果农站在地里，看着执法人员把自家窝棚拆了，他哭不出来，也骂不出来，就想说一句“我们只是想要生存下去”。这句话你让谁都听见了，可谁都没停下来。拆棚子的人停不下来，因为后面有考核；考核的人停不下来，因为上面还有更大的考核；上面的人停不下来，因为再上面还有“形势稳定”这顶大帽子。一顶一顶压下来，最后全压到那个老农身上了。他能不觉得累吗？他能不觉得难吗？ 行吧，话赶话说了这么多，也没个啥结论。就盼着哪天那个果农的窝棚能合法地盖起来，哪怕一个小小的棚子，能让他在里头喝口水、歇个晌，看着自己的瓜一个不少，安安心心地卖出去。这个要求高吗？我觉得不高。可就是这不高的事儿，办起来比登天还难。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