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友好”是个很吊诡的名词。它似乎先验地认定，“世界本质上是个巨大的爱丁堡”，也就是说，这个社会原本就是“男性友好”的，因此才需要额外追求“对女性友好”。不过，我们先搁置“世界是不是本质爱丁堡”这个问题不谈，仅仅是如何界定“对女性友好”，就已经是一件困难的事。
究竟什么是“女性友好”？不同的企业、商家和组织给出过不同的答案：免费卫生巾、女性健身月卡每月延长7天、女性生理假、女性专用车厢和停车位……以及最难绷的，沪上阿姨向女性用户提供的每月9.9元优惠券。
这些例子当然只是冰山一角，但我们可以据此作一个简单的概括：“女性友好”大致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金钱或可折算为金钱的优惠，例如免费卫生巾；第二种则是特权性质的优待，例如女性专用座位、车厢。
先来看第一种，这类“女性友好”具有某种变相的社会福利性质。以免费卫生巾为例，它相当于一项面向女性的“普惠”福利。然而，社会福利始终绕不开一个重要问题：钱从哪里来？
女性主义者们常常避而不谈这个问题，仿佛只要立法规定免费提供卫生巾，卫生巾就会凭空从地里长出来。这也是我总说女性主义者缺乏社会生产意识的原因。显而易见，免费卫生巾的成本最终将由我们每个人承担，其中也包括男性。
这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从朴素的观念出发，公民之所以愿意为社会福利付费，是因为自己有一天也可能成为需要保障的人：我交医保，是因为我可能生病；我交养老保险，是因为我会变老；即便是财政向残疾人发放补助，也可以理解为防范自己将来因疾病或意外而致残的风险。
但面向女性的这项福利呢？显然，男性在可预见的未来并不会来月经。那么，我为什么要为一个自己绝不可能直接用到的公共财政项目交税？难道仅仅是为了购买一张所谓“男性社会”的赎罪券吗？
或许有些女性主义者会说，男性也有母亲、妻子或女儿，因此承担这部分财政支出合情合理。但说实话，与其让我交50元，通过公共财政为陌生女性购买卫生巾，我宁愿花100元，为自己最亲近的人买更好的。
对于第一种“女性友好”，我还有一种更简明的反驳：如果因为“女性占人类的50%”，就有理由向女性提供普遍性的优惠，那么粮食显然是所有人的需求，与其实现卫生巾免费，不如先实现粮食免费。又或者，近视人群的比例比女性还高，是否应该优先实现眼镜免费？显然，这些推论都有些荒诞不经。
除免费卫生巾之外，其他经济层面的“女性友好”措施，也大致可以放进这个模型中讨论。区别无非在于，额外成本究竟由全社会的男性分担，还是由某家企业中的男性分担，此处不再赘述。
另一种“女性友好”则具有特权性质，例如女性专用车位、车厢、座位，以及要求女员工比例不得低于某个标准。
这里的关键在于：如果你认为女性需要这些优待，就意味着你将女性视为现代生活中的“弱势群体”和“需要被照顾的对象”。而这恰恰与女性主义本身背道而驰——现代女性主义者千方百计地想要证明，男女在能力上并无差别，女性即使不受男性照顾，也可以过得很好。
与此同时，这种优待也可能构成一种普遍而隐性的歧视，在无形中强化女性作为“第二性”的地位。因此，“女性性别平等主义者”，或者大家常说的“真女权”，理应抵制这类优待。
实际上，这种“女性特权”是“母婴特权”的一种变体：大众出于对母亲这一角色的朴素体谅而作出的让步，在现代生活中逐渐被泛化为对所有女性的优待。从这个角度看，它其实是“母婴友好”走上了一条错误的路线。至于母婴友好、女性友好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此处暂不展开。
总而言之，在我看来，“女性友好”本质上是部分现代女性所追求的“受宠式优待”，与“配得感”“女频思想”等观念密切相关。它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塑造了当下女性的身份认同，使追求“女性友好”变成了一种身份政治作秀。这是一个值得所有人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