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是个失败的工业化运动，其失败不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在于政府的「国家机会主义」，用国有企业的方式推动工业化，扼杀了私人自由企业的发展。
中国的原始资本主义是指城镇中生产最终消费品的活动和商业活动中分工的发展，但是这种分工没有在迂回生产性的制造机器和工具的行业加深，也不可能在发明创造新机器的活动中加深，因此原始资本主义不能发展到近代工业资本主义。阻碍原始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清朝末年的落后的政治、经济制度。清朝一直到1906才有专利法(费维恺, 1999下卷第一章，pp73-75)，此前专门发明创造不能得到商业化的收入，因此分工专业化不能在技术发明中加深，因而使中国的很多工业技术都停留在胚胎阶段，不能形成大规模商业化生产。
按照Mokyr(1990,pp.235-50) 的记载，英国的专利法相对于法国的政府奖励科技制度的优越性是英国工业化比法国走在前面的原因。他还指出，有半数的新技术在英国不是靠专利法保护，而是靠保护私人企业剩余权的普通法来保护。自由企业制度 (私人企业自动注册，不需政府批准) 可以用私人企业的剩余收益权和剩余控制权对企业主的发明创造及企业家活动间接定价，因此，可以使这种直接定价成本极高的活动卷入专业化和分工，且避免直接定价的高交易费用，因而新技术、新的管理方法可以变成大规模商业化生产。
而按费正清的记载(Fairbank,1992,p179), 清朝末年的中国，政府垄断了一切大规模有组织的活动，包括政治、军事、企业、大型工商业，技术发明，盐、铁、火柴等大型生产活动都被政府垄断，中国不但没有结社自由，也没有自由企业。任何大型生产活动是不可能在没有与官府的特殊关系及批准，和监护下发展起来的 (见费正清1999,上卷p.19)。皇帝不但对一般百姓的财产，生命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而且可以不经审判抄没大臣的家产及处死他们 (见费正清：第一章，导言：旧秩序，上卷，p29；张灏，第五章，思想的变化和维新运动，下卷，p345；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00年，中国社科出版社1993)
清朝的原始资本主义是属于当代经济学家所称的坏资本主义，其特点是政府利用其政治垄断特权追求其私利，不惜损害社会利益。比如政府利用盐业官营，官窑，皇家织造与民争利。没有成立私人企业的自动注册制，私人企业需要有权官负的监护，批准，政府也利用其任意侵犯私人企业财产的特权从与官府勾结的商人处索取各种利益(见费正清1993.p19)。这种官商勾结是坏资本主义的另一特征，正如Landes(1998,p222) 所言，这种坏资本主义造成了无效率的收入分配不公，整个经济主要是为官府和特权阶级生产，因而市场狭小，分工不可能加深，生产力不可能提高。
在法律制度方面，当时的中国不但没有普通法中的公平司法，由案例在司法公正条件下自发形成法律的概念，而且没有与中国法律制度类似的欧洲大陆法系中的民法概念。因此当时的中国是个制度极不发达，政府能力极低的国家。清朝政府能力低下，还表现在地方政府没有制度化的税收和政府财政，地方官员及办事人员主要靠制度化的贪污和受贿维持生计，其中包税制和各种陋规就是不健全的税制与贪污的一个混合体。军队中官方鼓励战胜时的抢劫也成为官兵收入的主要来源(费正清1993,pp23-32)。 这种税制不健全和不公平的状态也是坏资本主义的一个特点。
在18世纪的法国坏资本主义社会中，税法因人而异，特权阶级不交税，平均税率低于当时英国的平均税率。英国光荣革命后的好资本主义社会中，税率对所有人都一样，且由民意代表机关决定，政府没有独立于议会的财权，所以政府税收能力极强(Landes,1998)。中国清朝末年的坏资本主义与法国的坏资本主义一样，税制不公，特权阶级交很低的税率，由于政府权力没有民意支持的合法性，所以只能奉行所有成功的专制政府执行的薄斌轻徭政策，政府的税收能力很差，没有强大的公共财政，因此公路，城市公共设施等公共事业几乎完全没有制度化的财政支持。这是为什么第一批清朝官员出国时惊叹西欧公共财产可以用来做如此之多的公共设施和善举。
洋务运动在清末经济史上是一个彻底失败的运动(郭廷以, 1993, pp544-600, 费正清, 编, 上卷, 陈锦江, 1993, pp428-532, 费正清, 刘广字编, 下卷) 这个运动是在政治法律制度意识形态不能根本变革的约束下进行的，因此以坚持清朝政府的政治垄断，没有司法独立和保护私人企业的法律制度为基础。与明治维新模仿西方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相反，洋务运动坚持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制度，以此为基础来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工业化模式。
这种方法使得政府垄断工业的利益与其作为独立第三方发挥仲裁作用的地位相冲突，使其既是裁判，又是球员，因此利用其裁判的权力，追求其球员的利益。这种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使得政府利用其垄断地位与私人企业争夺资源，并且压制私人企业的发展。而明治维新时不但在宪法中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且全面模仿英国、德国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但却不放弃天皇的实权，不搞虚君共和) ，除了在人民不知企业为何物时，办过几个模范工厂外，基本上不办国营企业。
因此政府可以发挥公平司法，执法的第三者仲裁功能，私人企业得以蓬勃发展起来。加上日本模仿专利法，公司法，使得私人企业可以利用剩余权保护推广西方专利的收益，所以西方的技术得以广泛在日本发展，二次大战后，日本人开始利用专利制度大量发明创造新技术，这使成功技术通过私人企业的剩余权，经由购买专利的公司很快变成大规模商业化生产。清朝洋务运动的特点不但是官方对大工业的垄断，也表现为亦官亦商，官商勾结。商人成功的首要条件是与官府搞好关系和得到庇护，胡光墉(见陈锦江，1993,pp482-483, 也见 pp. 495-512)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官商合办，官督商办是没有严格定义的概念，就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1872年) ，开平矿务局 (1877年) ，上海机器织布局 (1878年) 而言，李作为官员是企业的老板，他使用合股公司的形式从私商筹到资本，任命有捐纳的官衔或半官方地位的人做经理，很像政府有控股权或控制权的企业。这类企业的最大问题就是老板既是制定游戏规则的政府大官，又是参加游戏的主要成员，其双重地位造成的利益冲突使得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公平和健全的市场秩序不可能建立，私人企业不能发展起来。官督商办企业有官僚机构的所有弊病，裙带风盛行，官员滥用资金，贪污成风 (陈锦江，p488-490)。
清朝末年的经济有一个二元结构，农村地区基本自给自足加上集市贸易。集市贸易主要协调以外生比较利益为基础的极低分工。外生比较利益是指天生生产条件或偏好不同引起的分工和交易，而内生比较利益是指后天形成的比较优势。由于缺乏专利制度和保护私人企业剩余权制度，在迂回生产和技术发明创造等活动中，分工和大规模商业化生产不能发展(施坚雅：〈中国农村的集市和社会结构〉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4，第1期 (1964) ) 。这种农村经济的显著特点是，农民的主要消费是自己生产的，极少部分购自市场，所以农业生产不是专业化和为了市场化而进行(分工水平低) ，几乎很少有专业生产一种蔬菜，水果的欧美式农户，更少有大规模雇工进行专业化商业化生产的农场。
以杨小凯等为代表的超边际分析文献(见，例如Yang, 2001)指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分工演进的过程。当经济制度落后使交易效率低下时，社会就会在自给自足状态，这时没有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分工，每个自然人自给自足生产各种产品。随着交易效率的改进，自给自足的自然人就会分化为专业农民，各业工人，因而使生产力提高。这种分工演进的动力是交通条件的改善，制度的改进，以及城市的发展。很多学者指出，不是剩余农产品导致城市产生，而是城市化才导致专业农业和专业生产各种迂回农业机械的产品的出现，因而使农业生产力提高，剩余农产品增加。所以清朝末年农业的落后是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和没有保护专利和企业私人财产的制度造成的，而不是土地私有制和外国工业的入侵造成。
清朝末年的土地制度并不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阻碍，但统治阶级政治上的垄断，使得法律制度，经济制度不能有效保护私人财产(特别是知识财产和私人企业剩余权) 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这使得交易效率低，农村的分工水平低，因而生产力低下。
清朝与外国冲突产生的条约制其实对中国经济有其正面影响。条约制把西方的法治概念和对游戏规则在参加者之间平等讨价还价的概念引入中国，使清政府失去了其不受限制的政府特权地位，特别是条约制度打破了官方对商业的垄断和对私商的任意侵夺，要求清政府将税收制度公平和透明化。
英国对领事裁判权的要求在当时条件下也有其进步意义。当时的中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没有英国的领事裁判权，则英国人民和商人在中国根本没有人身安全，及司法公正的保障。英国在租界及殖民地香港并不是由政府司法，而是由独立于政府和告辩双方的主要由本地人组成的陪审团定有罪无罪，这是普通法不同于欧洲大陆和中国成文法的地方。当然，从公正而言，英国人要求的人身，财产安全保障，及司法独立公正的保障也应施于中国人，但是清朝的主权面前，英国人也只能争取到英国人应有的权利了。通过租界，英国人的地方自治，独立和公正的司法，这套制度也的确惠及中国人。
英国在中国的租界基本实行地方自治，不是由英国政府，而是由租界居民选出的地方机构治理租界。但有选举地方自治机构(市政局) 权利的人由于选举法对财产和交税或交租额资格的限制只占大约外国居民总数的十分之一 (见Feaer, Werker, pp.128-208) 英国这租界的司法，税收，公共财政治理为中国人提供了学习现代政治，经济司法制度的最好教材。中国现代城市公共财政制度，公共设施，建筑风格都身受租界影响 特别是英国租界提供了司法独立，地方自治，从在法律面前平等，收入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结社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企业成立自动注册等榜样，实在是对中国的发展有很大正面意义。
与租界有关的是中国的海关制度。过去的很多史书都指称清朝卖国的证据是将海关权利让与外人，其实这种指责是不准确的政治宣传。清末海关虽由英国人赫德管理，但他是作为清政府的雇员，行使他的职权。他的管理不但使中国海关迅速现代化，而且使海关成为最有效率，最少贪污的清朝官僚机构。他保证了条约制度对关税率的限制，因而促进了自由贸易及公平税收，他也保证了用有效率的管理和制度为清朝政府提供了大量税收。刘广京认为赫德管理海关的最大贡献是促进了中国商业的发展，杜绝了清朝腐败制度下贪官对海关的扰乱(见刘广京，1993,费正清编，上卷，第十章自强运动：导术西方的技术，pp566-570)。
说实话看你这篇东西我心里堵得慌 杨小凯那套制度决定论拿来解释晚清总觉得哪儿不对劲 洋务运动失败怪国家机会主义怪国有企业 那日本呢 明治维新不也是国家主导办工厂开银行修铁路 怎么人家就成了 你光说清朝专利法出来晚 1906年才有 可你知不知道日本专利法1885年就有了 但日本工业化真正起飞靠的是不是这部法还真不好说 更别提明治政府搞的官营工厂后来便宜卖给三井三菱那些财阀 这算什么 这跟清朝官窑皇家织造与民争利有啥本质区别 不都是官商勾结吗 日本那个勾结得还挺成功 你拿英国光荣革命后的好资本主义来比清朝 说税率公平议会决定财权 可你怎么不看看英国圈地运动抢了多少农民的地 东印度公司在中国卖鸦片算不算国家机会主义 普通法保护私人企业剩余权 那印度纺织工被英国机器砸死的时候普通法管了吗 我就觉得你把清朝说得太惨了 说什么皇帝不经审判抄没大臣家产处死他们 这事儿欧洲国王干得少了 亨利八世杀了多少老婆大臣 路易十四没收了多少贵族财产 怎么到中国就成了制度极不发达政府能力极低 费正清那套剑桥晚清史本来就是从欧洲现代性视角看东方 你跟着他走 当然越看越原始越看越坏 可你要真拿同时期的英国法国跟清朝比 清朝的地方治理税收体系其实有自己的一套逻辑 所谓陋规包税制 难道英国海关税务官就不收小费 法国包税人比清朝狠多了 你引Landes说坏资本主义分配不公市场狭小 这话搁在哪个前现代国家身上都成立 不能单拎出来说中国特别坏 还有你那个原始资本主义概念 说城镇生产最终消费品分工能发展 但迂回生产机器工具的行业没加深 所以不能过渡到工业资本主义 这个判断太武断了 明朝就有不少水力驱动的纺织机械记载 清朝民间造船业也相当发达 没有专利法就不能发明创造吗 瓦特改良蒸汽机之前专利法在英国实行了快一百年 但真正让他赚到钱的还是专利诉讼赢了之后那几年 中国工匠没专利保护不也造出过复杂的自动机械吗 只不过没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市场需求把它放大而已 你把技术停滞全归因于制度 忽略了市场规模 交通运输成本 能源结构这些硬约束 再说洋务运动 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汉阳铁厂是花了大钱 确实效率低贪污多 但你不能说它们是纯粹的国家机会主义啊 当时面对的可是西洋船坚炮利 甲午之前谁不知道要搞军工 搞军工不靠国家靠谁 靠民间商人 民间商人连结社自由都没有 你文章里自己都说了 政府垄断一切大规模有组织活动 那这个垄断是谁造成的 还不是从明朝开始就一直存在的制度惯性 你要突破这个惯性 光靠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能行吗 洋务派地方督抚李鸿章张之洞他们手里的权力本来就来自朝廷 你不让他们用官办方式搞 难道让他们先搞一场光荣革命 这不符合历史条件啊 我觉得杨小凯这个制度视角太干净了 他把晚清所有经济问题都归结于产权不清制度落后 然后推出自由企业制度是解药 但你看民国时期 自由企业制度建立起来了吧 1912年之后新式企业注册很容易 1929年还颁布了专利法 可结果呢 工业化还是没成功 反而上海棉纺业被外国资本挤压得非常惨 再说到1949年之前 中国所谓私人资本主义到底发展得怎么样 经济学家自己都有争论 你反而把清朝说得好像如果没有国家压制 民间资本主义就能自然长出工业革命一样 这个反事实推理太强了 人家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不是因为有专利法这个单因素 而是煤炭地理 殖民贸易 科学革命 新教伦理 偶然的人口动态一堆东西凑一起了 你把专利法和自由企业抽出来当自变量 其他全忽略 这不是好的历史解释 另外你提到费维恺那本中国早期工业化 里面确实有数据说中国1878年才建立第一个棉纺织厂 但费维恺自己也说 晚清手工业的活力其实被政府压制的同时 也在某些方面适应了国际市场的需求 比如丝绸 茶叶 瓷器这些传统出口产业 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经历了相当复杂的调整 生丝贸易甚至有过一段繁荣 你只看国有企业的失败 不看民间手工业和新式商业的挣扎 不给它们分辩的机会 就下了死刑判决 这不像是做学问 倒像是拿观点找证据 还有你说的坏资本主义官商勾结 这当然是真的 但官商勾结不是中国专利 美国铁路修建时也充满了政府赠地 公司贿赂议员 金融家操纵股市 那叫镀金时代 不叫国家机会主义吗 后来美国进步时代改革了制度 但人家底子厚 有广阔的国内市场 有源源不断的移民和资金 晚清中国呢 四亿人口但大部分是穷苦农民 人均消费低得可怜 就算你给了自由企业制度 市场购买力在哪 你说一切为官府和特权阶级生产 那是因为整个社会财富结构就是这样 地主不收租 商人不开当铺 农民能去消费什么 工业品卖不出去 分工怎么加深 我觉得你这篇文章最狠的一句话是清朝政府垄断了一切大规模有组织的活动 包括政治军事企业技术发明 可你忘了 正是这个政府 在十九世纪中期镇压太平天国之后 地方督抚权力上升 民间士绅开始办团练 办厘金 办地方自治 这里面出现了很多不完全是官方主导的现代化尝试 比如南通张謇 他算士绅出身 后来在1899年办了实业 大生纱厂 还不是靠了张之洞和刘坤一的支持 你要说自由企业 他也不是自动注册的 他走了很多官场门路 但你说他的纱厂完全是坏资本主义吗 他对南通的城市建设 教育 水利 都有很大贡献 或者说这些官商结合体在某些条件下就是能推动局部现代化 只是没有形成全国性突破而已 你文章里引了Mokyr说英国半数新技术不是靠专利法 而是靠普通法保护私人企业剩余权 这个论点很有意思 但普通法怎么就会保护企业主剩余权呢 英国法官还不是贵族出身 你不觉得这有点把英国成功经验浪漫化了吗 法国的政府奖励制度确实效率低 但法国后来也工业化了 而且德国美国走的路跟英国完全不一样 这世界上的工业资本主义模式不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德国关税同盟 美国关税保护 日本富国强兵 都用了国家力量 你拿英国当唯一标尺去量晚清 当然怎么量怎么矮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按照你的药方 让晚清实行自由企业制度 私人企业自动注册 专利法按时出台 宪法保护产权 你觉得中国就能避免太平天国 甲午战争 庚子国变 这些事件对经济的破坏吗 当时最大的问题其实是政治秩序崩溃 不能维持基本的和平与安全 你有完美的制度 没有统一的强大的国家机器去执行 那制度也就是一张纸 清政府在1901年之后搞新政 废科举 设商部 鼓励民间办厂 看起来制度取向确实向自由企业靠拢了 可结果呢 辛亥革命一爆发 全国乱成一锅粥 军阀割据 哪还有什么自由企业的发展空间 所以我觉得要害不在国家机会主义 而在国家能力太弱 或者说政治整合失败 杨小凯认为清政府能力低下 这个我同意 但他把能力低下归因于制度不好 我觉得制度不好本身就是能力低下的表现 这俩是一回事 你不能拿一个去解释另一个 你文中特别提到清政府没有专利法 没有普通法 没有民法概念 这个说法有点奇怪 中国传统法律真的没有保护产权的内容吗 明清律例里关于契约 继承 田土纠纷的条文不算少 地方衙门审判这类案件也有惯行规则 只不过它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法和普通法 但你不能说它完全不存在 你拿欧洲法律体系的要求套中国 当然觉得中国没有 这就像说中国人没有上帝所以没有宗教一样 忽略了本土文明自身的规范和合理性 当然你可以说这种法律制度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 但至少得先把事实弄清楚 清末法律改革确实是沈家本他们学着日本德国搞出来的 但那是二十世纪初的事 你不能用1906年的法律状态去判断之前整个世纪的经济发展 还有盐业官营 官窑 皇家织造这些 你说与民争利 但从财政史看 盐税占了清朝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 官窑织造养的工匠和供应商遍布江南 这些不是纯粹的财政掠夺 它们也带动了特定地区的分工 只是这种分工是服务于宫廷和官僚体系的 没有走向大众市场而已 这跟法国凡尔赛宫的手工工场有点像 但法国政府没垄断全部奢侈品生产 民间还有里昂丝织业 英国呢 王室也颁发皇家特许状 垄断贸易 东印度公司比清朝任何官商都垄断 你只挑清朝的毛病 不觉得不公平吗 归结起来 我觉得杨小凯这篇文章的价值在于提醒我们产权和制度的重要性 但它的毛病是把复杂历史归结于一个过度简化的模型 他把国家机会主义当成万恶之源 然后把自由企业制度说成万能灵药 这就像看见人生病就怪他没有跑步锻炼 然后让他去跑马拉松 可他当时腿上中了弹 得先处理伤口啊 晚清这个身体 内忧外患 财政崩溃 军队不行 政府腐败 地方政府勒索 太平天国捻军毁了大半个中国 然后你拿英国的光荣革命来对比 说人家税率统一议会控制财政 可人家的地盘上没人在打内战 没有几十万农民起义 没有外国军舰在家门口转悠 任何一个政府在这种环境下都会变成机会主义的 或者干脆就垮了 我还想多说一句 你谈制度成本 谈交易费用 谈产权保护 这些词很现代 但用它们去理解晚清人自己的选择 可能失真了 晚清的官员商人老百姓想的不一定是发财致富搞工业革命 他们首先想的是生存 是保住家族财产 是获得功名 是逃避徭役 在清朝做企业 最主要的风险其实不是政府没收财产 而是地方秩序不稳定 土匪 闹教 战争 这些都让长周期的工商业投资变得不划算 高利率 粮食囤积 土地兼并 这是理性选择 不是制度坏 是人得先活着 你说官府与民争利 但官府如果不争利 它连镇压地方叛乱的军费都凑不齐 光绪年间很多省份的财政早就被赔款和各种新政摊派压垮了 这种状况下 哪个政府不会杀鸡取卵 所以我更愿意把晚清经济困境看成是一个系统性死锁 而不是政府故意使坏 你引用Landes说坏资本主义造成无效率的分配不公 整个经济为官府和特权阶级生产 市场狭小 这个话放到鸦片战争前的中国 勉强可以 但放到通商口岸开放以后 中国中部和沿海的出口经济已经跟世界市场连上了 长江流域的茶叶 丝绸 桐油 大豆 生产规模扩大了不少 九江 汉口 上海 很多买办和贸易商积累了资本 这些资本后来有一部分确实投到了现代工业里 只是很多投到了房地产和金融投机 你想说这是因为没有自由企业制度 可当时上海租界里的企业注册很自由 很多华商挂洋旗也可以开厂 为什么工业化还是慢 这里面有技术工人缺乏 机器进口贵 管理水平低 外资压制等等因素 不能全赖清政府 再说你那个专利法的例子 中国没有专利法之前 确实发明家得不到商业回报 但你以为有专利法就万事大吉了吗 1898年清朝颁布过振兴工艺给奖章程 但是因为戊戌变法失败被废了 1906年的专利法其实很粗糙 主要是奖给引进外洋技术的人 保护的是有权势的官僚买办 真正的民间发明家还是被排除在外面 民国时期专利法也形同虚设 真正注册的专利大部分是外国公司的 中国的技术发明长期没起来 这跟专利法有没有关系 不如说跟整个教育体系 科学传统 实验文化有关系 英国工业革命主要靠的是经验工匠 不是靠专利法催生出来的 瓦特之前纽科门蒸汽机就没有专利 依然被大量使用 你把专利保护捧得太高了 我甚至怀疑自由企业制度这个概念本身就带有意识形态偏向 什么叫私人企业自动注册不需政府批准 这在晚清有可能吗 不要说晚清 就是今天 一个国家如果允许任何人随便注册企业 那怎么监管食品安全 环境影响 劳工权益 当然你的意思是注册不是问题 问题在于官僚审批权导致腐败 这个批判对 但解决方案不是不要审批 而是让审批透明化 制度化 晚清真正需要的是法治 但法治不是光有法律条文 还需要独立的司法系统 而独立的司法系统需要政治权力分立 清朝到死也没有迈出这一步 所以我说 这是个死锁 不是简单的制度缺失 而是整个政治结构无法自我更新 杨小凯自己是经历过文革坐过牢的人 他一生都在思考国家与个人的关系 他提出国家机会主义这个概念 可能是有切肤之痛的 我尊重这一点 但具体到晚清经济史 他这个框架太锋利了 像手术刀 能把人体解剖得很清晰 但活人的气息也都没了 晚清的经济发展是在一个古老文明被外力击穿后的被动反应过程中进行的 这里面有挣扎 有愚蠢 也有意想不到的活力 你用国家机会主义四个字就给打死了 我觉得不是历史研究 更像政治理论演练 最后我想说 你这篇文章里提到英国的专利法比法国的政府奖励制度优越 这个例子我特别不服气 英法两国的科技发展几百年来各有长短 法国拉瓦锡的化学革命 巴斯德的微生物学 都不是靠什么专利法 法国大革命前巴黎的手工业行会制度比英国还严密 但法国照样出了很多巴黎科学院奖励的发明家 政府奖励制度确实有弊端 但它适合当时法国重商主义传统和中央集权体制 不能说就一定比英国差 而且英国工业革命的很多技术工具 其实是从法国荷兰等国抄袭改进来的 英国靠的是海上贸易霸主地位和殖民地市场 对欧洲大陆技术工人高薪挖角 专利法作用被高估了 行了我就说这么多 反正我也不是学者 就是个做小生意的 对历史有点兴趣 看你这篇文章感觉作者读书非常多 引用密密麻麻 但读下来总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好像所有问题都是中国自己的错 都是政府太可恶 百姓太愚昧 制度太落后 然后西方正好相反 我这种普通人读多了这类文章就会觉得我们这土地上干啥都不行 只能当西方跟班 这可能不是你的本意 但文章写出来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 如果杨小凯活着 也许他会反驳我 说我不懂经济学 不懂制度变迁的长期影响 那我也认 反正历史过去就过去了 晚清到底能不能走另一条路 这事谁也说不准
读完了，说实话，杨小凯这个逻辑链条是挺漂亮的，绕一圈你能摸到他那套“制度不对所以全盘皆输”的劲儿。可我老觉得哪儿不得劲儿，像吃了碗挺香的面，完了发现汤底儿是味精兑的。 他一口咬定洋务运动失败就是国进民退扼杀私人企业，说是国家机会主义。行吧，这角度倒是比单纯骂慈禧卖国高明不少。可你要真把晚清当个纯粹自由市场发育不良的实验室来看，那不是刻舟求剑嘛。**那会儿哪来的市场啊，连“国”都快被拆了**。他拿英国光荣革命后的制度跟清朝比，说人家税法统一所以好资本主义长出来了，这个对，但英国那会儿的议会有英国的底子啊，大清那个摊子，甲午前后已经烂透了，你让李鸿章像克伦威尔似的起来个革命？他割据还差不多。制度是因还是果，这事儿倒着推谁都会。 他引费正清说官府垄断一切大型组织活动，技术、盐铁火柴都要批准，哥们儿这点我信。可我自家祖宗就是干小买卖的，从缸瓦市那边刨出个破门槛儿，当年铺子就开在那儿。光绪年间我老太爷那辈儿就是卖酱菜的，根本不需要跟什么官儿搭关系，那算不算他说的“原始资本主义”啊？反正也没被官府怎么抓着，小作坊不显眼。我就琢磨，民间的活力明明是一摊儿活水，被他一说就光剩渠被堵死了，活水好像无所谓。当然，要到办厂的地步肯定不是卖酱菜那点道道了。 还有他没细说的地儿，老是拿英国那套“普通法保护私人剩余权”当万能钥匙。可英国那套也是自己土地里长出来的，中国当时那种宗族乡绅结构的产权安排，根本不套人家模板。你要说制度重要，我认，但制度也得从土里生出来。他那种说法总觉得把中国历史的厚度当了个平面图，只要咱们把有平面的那个图层涂成英国那种颜色，后面就自动跑出个工业革命了。**历史要是能光凭涂色跑赢，那咱们现在就全涂成美国的了呗**，哪儿那么多破事儿。杨小凯是聪明人，但他有时聪明得像隔岸观火，火烫的是底下人，他站在岸上说这火不该这么烧。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 他那句“专利法1906年才有，所以技术都死在胚胎阶段”我也觉得可以掰扯掰扯。他这是拿现代知识产权的概念硬套传统中国的技术生态！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你跟我说他丫的没专利法就没商业化？活字印刷搞出来，不是没有商业价值，是市场不够精细加上识字率太低，你弄一挺好用的印刷机，没人读有屁用。他那个逻辑，把技术突破当成个孤立玩意儿，不看成是跟识字率、交通网、市场规模一个捆在一起的系统。等这些系统烂到根儿上了，你光盯着“没专利法”干瞪眼，那不缘木求鱼嘛。好比说一个人一辈子吃不饱饭，你说是因为他没拿到米其林三星推荐，这不扯呢吗。 还有个地方贼好玩儿，他夸晚清的原始资本主义是“坏资本主义”，因为官商勾结跟官府与民争利。我看这评价有点太客气了，那哪是资本主义啊，那撑死了叫**拿资本主义的外皮裹封建的老馅儿**。盐商看着是富得流油，好像在做大生意，本质就是给皇上当财务总管，收的是税外之税，自己喝点汤。这种人是帮着朝廷吸血的水蛭，不是能自己造血的企业家。你当他们愿意搞技术升级延长生产线呢，人家巴不得垄断一直烂下去。所以说杨小凯他把晚清的商人和官府混一块堆儿说了，然后责怪这两种人勾结起来把经济搞坏了。可是你想啊，在那个脑袋别裤腰带上的年代，有几个商人能正经不搭官府的？你搭了官府说你勾结是坏资本主义；你不搭官府，盐引你拿不着，矿你不许开，火柴你都卖不了。所以那不叫官商勾结，那叫**大清的勒索与滋养的共生系统**，杨小凯这种从外面看的人，看得清形状，但他理解不了里面怎么个疼法。 再说他提政府能力低下啊，说什么地方官员靠贪污和陋规过活，腐败当制度用。哎，这点我倒觉得算他有点说对了。晚清那个财政，中央没钱，地方乱收，收上来的又不够进京的，沉在下面包税人肚子里。这种财政底子你谈什么现代化工业化啊，基础建设都得靠摊派，你让民间企业家怎么活？天天来打秋风的比客户还多。但是咯，他又把这事儿怪到某个传统上了，可我寻思着这也不是什么中国特色，哪个落后国家不是这样过来的？你在那个阶段说政府太强所以压死了民间，结果又说政府能力太低干什么都不行，好话都让他一个人说尽了，到底是要政府强还是要政府弱啊，他这扯得我脑袋瓜子嗡嗡的，有点既要又要。 还有啊，他一口一个“如果中国早像英国那样搞了自由企业制就好了”，这话听着特像那种成功学的书，就是事后再总结，说你看马云成功因为他选对了风口。可选了风口的下场，谁知道底下有没有坑啊。德国日本明治维新那会儿也没完全照搬英国那种自由放任，怎么人家也搞出工业化了呢？德国俾斯麦那会儿国有化铁路、保护关税、国家扶持重工，那按杨小凯的模板不也是“国家机会主义”嘛，可人家就推着工业革命起飞了。你又怎么说？你这个制度万能论在德国那儿就翻车了。要是他非得说德国那是另一种好资本主义，那我只能说先生您定义下的好资本主义，弹性也忒大了。 再加上晚清那国际环境，他在文章里好像不太爱提，一笔带过说“不能怪帝国主义”。我觉得这就有点欺负死人不会说话了啊。英国自己工业化的时候全世界都给它当市场和原料地，它专利法保护的时候也没见它去跟印度搞自由贸易啊。大清是撞在枪口上的那个，面对的是一群已经拳脚练好了的列强。你搞一个厂，资金技术都指望洋人，市场被洋货冲得稀里哗啦，本国的关税还在洋人手里攥着，想保护一下幼稚产业都没法保护。这种情况之下你跟我说只要有专利法，自由企业制，就能长出工业资本主义？我怎么觉得这像是没考好怪自己脑回路不对，****，明明卷子上面好多题都是人家用枪逼着不许答的呀。他这么避重就轻，虽说分析制度没错，但感觉就是缺了点对当时世界权力格局的血色认识。像是过分干净的经济模型，干净得没有硝烟。 不过话分两头啊，他书里有些东西我也是服气的。比如他说中国那会儿的私人企业没有自动注册制度，非得找个官宦后台托底，这个确实是事实。我老家那边县志上都写着呢，清末有个做煤矿的，生意做大了，知县就来“入股”，其实就是明抢干股。最后煤矿赔了，那个知县跑得比谁都快，商人自己倾家荡产蹲大狱。这种事肯定不是孤例啊，社会里那套潜规则压得人根本没法正经做长线投资，因为产权说不清道不明，墙头草一样，今天这官在你有保障，明天调走了新官不认账，你一点辙没有。从这个角度讲，杨小凯批评制度不确定导致没人敢做大型的迂回生产投资，是说到了根上的。你想假如你是那时候的资本家，你有点钱你是愿意盖个能传代的织布厂，还是多买几个小妾多置几亩地保险？肯定后者啊，因为前者指不定哪天就不是你的了，后者好歹也是你的。这种心态下你谈什么重工业啊，谈什么发明创造投资啊，有钱都赶紧固化到土地和祖宗牌位上去生崽了，谁跟你谈分工深化技术迭代？ 他提到那个“坏资本主义导致市场狭小，只为官府和特权阶层生产”那段，也让我想起件事。以前听老人说晚清北京前门大栅栏那带儿的好东西，根本不是卖给老百姓的，全是供应宫里和各王府的。什么珠宝、绸缎、精细吃食，那都是顶级手工活，搁今天那就是奢侈品定制。**这帮手艺人技术差吗？我看不见得，给皇上做龙袍的绣工那技术搁今天也是顶尖非遗。**可那又怎么样？他们的技术是往极致精细里走，是往讨好一个主顾的方向走，是往怎么多绣一针金线不扎手的方向走。他这技术就是没法“大规模商业化”，因为压根不需要。他不是没那个能力，他是整个生存逻辑就没往那个方向长。杨小凯说是制度堵死了路，可我觉得光说制度也太格局小了，背后还有一套文化逻辑和消费结构的问题。你把制度改成英国那样，明朝那些顶级匠户也不可能立马变成亚当·斯密笔下的扣针厂老板啊。人的想法、习惯、人和人之间的信任结构哪能说换就换，这玩意儿可比改个法律慢多了。 所以你看，我这一会儿觉得他说得有理，一会儿又觉得他过于简化。说到底，我可能是在质疑他那股子“只要制度对了，一切都能跑起来”的劲儿。世界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制度重要吗，太重要了，但制度就像个操作系统，你光装了Windows，没有相应的软件生态、没有会用的人、没有通电，那不就是个砖头嘛。晚清的悲剧，是操作系统烂，软件烂，硬件也漏电，连他妈发电厂都被洋人炸了。你单说换个操作系统就能解决一切，我觉得高估了技术官僚的魄力，也高估了资本家的胆子，更低估了那个时代变革要付出的代价。 还有一点我看不过眼的是他对“落后”的那种淡定分析的态度。他像个外科大夫，拿着手术刀说这块组织坏死了要切掉。可底下躺着的不是一个单纯的病人，那是几亿活生生的人。他们可能在那个制度下也活着自己的小日子，有滋有味儿的。杨小凯给人家定义成“坏资本主义”里的牺牲品，倒也没说错，问题是他那种分析方式透着一股凉气，好像人只是经济模型里的变量。他大概没想过，他说的那句“政府能力低下”底下，是一个个具体官员的灰色收入和陋规过活，那不是一个社会病，那是整个官僚系统运转的喂养池。你把它抽干了说这是坏的，可这池子里的鱼（不是贬义）不靠这口水他们就得渴死。你从书斋里看全是糊涂账，可当事人看全是活命的路数。我没法像他那么决绝地批评那些官员，我甚至有点同情那个时代的人，像夹在两层玻璃中间的老鼠，哪头都看不到光。 最后我再说句不中听的。杨小凯吧，整天说制度制度，可他有没有想过，他自己那一套制度叙事，其实也是一种信仰。你信市场，信私有产权，信普通法，好，这没啥问题。可你把这一套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药，那就跟传教士差不多了。传教士还说信上帝得永生呢，咱信了二百多年，不也挨了顿饱揍才慢慢摸索出自己的路嘛。晚清那段历史，是一个文明被按在地上摩擦之后找各种偏方的过程。杨小凯给的偏方确实比义和团的神功护体靠谱，但也只是偏方，不是根治的药。他的分析是能帮人看清那个旧制度烂在哪儿了，但你要说靠着这个方子就能避免挨打甚至起飞，那我觉得他把历史这味药看得太简单了。反正我看完是这么个感受：制度要紧，要紧得很，可光盯制度，你会错过更大的画面。哎，乱糟糟说了这么多，就是觉得他聪明得让人有点不服气，我也说不出更高明的见解，就是觉得面条好吃是好吃，可我的胃好像不大消化这个理儿。😅
这文章看得我后背发凉。不是说它全对，但它把“洋务运动失败是因为政治制度”这事儿给撕开了一个大口子，逻辑顺得我一时半会找不到反驳的缝儿。 先说点戳中我的地方。“1906才有专利法”这句我反复看了好几遍，越想越离谱，清朝那批搞洋务的忙活了几十年，连让发明者挣到钱的基本规则都不立，这不就好比让人天天挑水浇地还不让挖渠吗？然后我立马想到课本里老在吹的那些民间发明家——黄履庄、徐寿他们，造出来的玩意儿全是给皇家和文人富人看着玩的，压根没有商业化土壤，搞出来也是赏个虚名，顶多进《古今图书集成》。杨小凯说的“技术停留在胚胎阶段”，我太认了，就那种劲儿：能干点东西出来，但没人给你铺路让它变大、变值钱、变产业，这不就是反复折腾两下就完蛋？ 还有那个“私人企业需要有权官监护”的细节，真绝了，我一下想到盛宣怀，他到底算企业家还是算官员？我看没人说得清。晚清那批最热闹的“实业家”基本上全是有着顶级官职的，民间商人能插上手的只有布、盐这种靠关系就能摆平的老行业。想搞点新式生产？你没“背景”连买机器都要被卡脖子，这玩得通才有鬼。这就是文里那个“官商勾结的坏资本主义”——懂是懂了，但也看得憋屈，你要是当年投胎成个做买卖的，基本上除了抱大腿、送银子、求干爹，没有第二条道能活，这不叫资本主义，这叫拿商人的钱换官府的皮。 但我读到中间到后半截，心里又犯嘀咕了。杨小凯是不是有点把晚清说得太不堪了？我真不是给他开脱，问题是历史没这么干净。晚清确实烂，但也不是一个“制度太挫所以经济垮了”就能解释完事的。当时的中国又不是个孤岛，东西方碰撞那么激烈，英国工业革命那是几百年内功慢慢磨出来的，法国、美国都未必抄得了，清廷整个统治逻辑和商人地位从秦朝起就没弄明白过，居然想在五十年追平别人两百年的功夫？老说洋务运动失败是因为“国家机会主义”，我有点将信将疑，那地方本身的能人、资本、原材料、市场基础，还有整个社会对“逐利”的态度，这些东西难道不重要？制度不好是硬伤，但不代表其它病情就不存在，哪怕你把家产法的坑填了，让民营企业随便注册了，就凭那时候中国的识字率、法律环境、对外交通，还有儒教底下那一整套瞧不起商人和技术的文化铺垫——哦对，这个文章里就完全没怎么提文化这块，就光揪着制度一个锅来背，这锅它背得动吗？ 不过吧，这文章最好的地方在于它在逼你想一个问题：如果制度不是清廷那种军阀怪兽型的，洋务运动到底会不会搞成另一番样子？虽然我觉得答案不一定就是“成功”，但至少可以给民间那些真正有手艺、有想法的手艺人一个进入更大生产系统的机会。那时候万一有人搞出来柴油机、纺织机改良版，而不是天天围着安徽官窑和江南织造打转，那可能整体工业化的路径就完全变了。可现实是连个火柴都让官府垄断了，真服了。 忍不住再插句糙话：以前吧，看历史书上写戊戌变法那些，我老觉得康有为、梁启超是书呆子在作死，慈禧是纯粹保位子——现在看完杨小凯再回头看变法，他们想搞的就是普通法那套框架啊，怪不得那些老官僚要往死里恨他们，动了人家吃肉抢权的根子了，不给个好死才怪。中国的好多悲剧，真不是坏在某一两个人物身上，而是坏在大家默认这套“大鱼吃小鱼，官商两头通馋”的流水线上。这个文章等于往这口锅里扔了个炸弹，炸出来的渣子全是熟人。 不过也有让我嘴角抽搐的地方，它老拿英国走前面的例子来衬晚清，这话说得跟一记直拳似的，但我总觉得有点像“看别人家满分作文然后教育自家孩子”的感觉。英国那套普通法都长了好几个世纪了，议员也不是什么好鸟，但好歹是博弈互咬然后咬出来个均衡，中国完全不一个种。咱们那农业帝国，基本上从上到下就是靠“权力套现”活着的，普通法到大清来，你想让它支撑起私有企业发展和不受皇权侵犯的环境？光靠从上面强行灌输可能三天就变味，变成了又一个搜刮工具。你连报纸、结社、议会本地的传统都没有，制度再好也是无根之木，落不了地。 但这个观点不能跟杨小凯对立太死，毕竟人家也点到了：没有自由企业制度，怎么搞都是空转。这话放今天不过时啊——算了不提今天，还是说回晚清，他的“专利法缺位”的解释确实惊艳，我之前从来没想到这一层，“技术没法靠商业化来赚钱所以没人专精搞分工”这种说法比光念叨“落后挨打”要生活化多了，这是从人的利益角度去拆局的思路，不是拿高帽子扣历史。 写到这隐约想起来小时候去旧物市场淘小人书，那边有个修表匠，他那小摊子上挂着一块绿得发光的旧表，说那是他爷爷在解放前从一个法国传教士手里淘的。老头跟我讲，他爷爷手艺好，能整修所有机械表芯，但一辈子也没开起铺子来，就靠熟人介绍活，因为那时候有手艺的大户人家都怕官，你一成规模弄不好就被说作坊非法，不是抽税就是没收。那时候我还觉得他讲的是旧社会黑暗的故事。现在回想，这不就是杨小凯说的“分工没法在技术和发明活动里加深”嘛！一个修表天才，没有知识产权保护、没有注册自由，更不可能拿专利去抵押贷款开厂，他能干嘛？窝在路边修一辈子，连他发明的清洗液配方都没留下。清末那套旧秩序，吞掉的可能就是这么千千万万个本可以让中国工业摸上高地的绝技。这想法一涌上来，我就对文章里的那句“发明创造不能得到商业化的收入”特别有共鸣了。历史书上喜欢写大事件和大人物，很少写被体制压死的小才华、小企业，但搞经济的就是搭在这些人身上的啊。 我对这文章有一半是信的，一半还是想抬杠。信的那部分在于，专权制度下搞工业化确实是死路，你想让官员又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还指望他们给民间留利，不可能，他们连盐都官营了，恨不得所有赚钱的活儿都替人代劳了，民间还能干什么？抬杠的那部分在于，文章暗示着只要制度一换，民营经济就能跑起来，这感觉稍微天真了一点，那会儿清朝面对的国际工业产品降维打击，资本原始积累早被别人抢光了，即使制度改了，起步的难度也早就不在英国工业革命那个量级上了。杨小凯可能没有错，他只是把问题说得太像一个方程式，而真实的历史要比这粘稠得多。 但话说回来，能让我坐下来想这么久，已经说明这文章的质量了。不吹不黑，这种用制度拆历史的讲法，比那套老是宣扬“落后就要挨打”的空口号能打太多了，它把责任具体化、对象化——具体到没有专利法、没有商人结社权、没有公平司法、没有包税制之外的财政收入系统，让你一眼就能看清问题被拧在哪个螺丝上。虽然我还不至于全盘接受，但至少它给了我一把新钥匙去开旧锁，挺意外的。 最后说一句有点冒犯的话——我怀疑现在不少做企业的人看到这篇，心里想的可能根本不是晚清，而是自己面对的什么审批啦、隐形门槛啦、各种“保护性垄断”啦。历史的皮被杨小凯剥下来以后，底下的骨头跟今天的某些现实有点像，想起来真有点不寒而栗。当然这就扯远了，不说也罢。反正这文章建议有耐心的人慢慢看，看完晚上会睁着眼睛想一阵子，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