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最早的较大的学生造反派组织是“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简称“重大八·一五”）。最早的全市性工人造反派组织则是“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简称“工人造反军”）和“重庆工人二·七战斗团”（简称“二·七战团”）。重庆市的造反派组织（称为“八·一五派”），到1966年11月下旬已经形成较大声势，足以同得到当时重庆领导支持的保守派分庭抗礼。
尤其是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保守派组织风光不再。不少保守派成员纷纷反戈一击，倒向造反派，保守派组织退出了重庆文革的历史舞台。 由于1967年“一月夺权”风暴的影响，导致占据文革舞台的重庆造反派大分裂，群众组织出现又一轮重新组合。以“重大八·一五”为代表，形成得到部队支持、占主导地位的一派。以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简称“西师八·三一”）、“工人造反军”及“首都三司”驻渝联络总站等为代表，则形成与之对立的一派。
对重庆驻军的评价，是两派分歧的一个焦点。驻重庆的第54军（兼重庆警备司令部）领导人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与重庆大学“八·一五”建立起良好的信任关系，反对派对54军抱怀疑态度，1月24日，“重庆大学八·一五”等组织在驻军支持下进行夺权。以“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为首的反对派向中央发电，称夺权是“假夺权”。首都的“地派”红卫兵站在“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工人造反军”一方，认定重庆大学“八·一五”“右”了、“修”了。北京的“天派”则坚决站在重庆大学“八·一五”一方。2月8日，由“一·二四夺权”建立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重庆市革联会”（简称“革联会”）宣告正式成立。
从2月下旬开始，“二月镇反”掀起高潮，重庆的许多反对“革联会”的群众组织被54军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勒令解散，大批群众被逮捕，以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为首的“反革联派”遭到重创。后来，“反革联派”得到平反。因为其“砸烂革联会”的立场被称作“砸派”，最后改称为“反到底派”。因此重庆形成两大派别：支持“革联会”的“八·一五派”和反对“革联会”的“反到底派”。 1967年6月初起，两派拉开武斗的序幕。
由于重庆是中国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成了全面内战的武器弹药库，这是重庆武斗规模较大的重要原因之一。1968年初，中央试图解决四川及重庆问题。4月至7月间，重庆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展开又一次血火厮杀的大规模武斗。武斗的目的十分明显，是为了争夺对一些基层单位的控制权，为建立自己一派掌权或基本控制大权的革命委员会扫清障碍。
1968年6月2日，重庆市革委会成立。主任是蓝亦农（第54军政委），副主任白斌（第54军副军长）。两派群众组织均有代表进入常委会，如“八·一五派”有袁金梁（副主任）、熊代富（副主任）、方文正等6人，“反到底派”的有黄廉（副主任）、李木森（副主任）、汪友根等6人。
支持“八·一五派”的蓝亦农后调贵州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贵州省军区政委。蓝曾下放劳动，文革结束后，1983年任昆明军区顾问，1988年授予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2008年去世，算是善终。支持“反到底派”的刘结挺和张西挺被判刑，“反到底派”的黄廉被判刑，“八·一五派”的周家喻（任省革委会常委）也被判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