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的文革以广州为中心。
1966年12月13日，24个广东和外地的群众组织联合发出封闭和接管《红卫报》（原《羊城晚报》）的通令。12月15日，中南局宣传部正式发出停刊通知。封闭《红卫报》的行动，迅速导致群众分裂：一部分人支持，另一部分人则强烈反对。文革开始后，广州地区成立不计其数的群众组织，从封闭《红卫报》事件开始，逐渐分裂成两大派。
在“一月风暴”的影响下，1967年1月20日，以中山大学（简称“中大”）的“中大红旗”为首的部分群众组织成立“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省革联”）。1月22日，“省革联”宣布夺权，省委没有反抗，表示这是大势所趋，拥护毛主席支持的革命小将的行动，就把大印交给这部分造反派。但是，中央对于广东的“一·二二夺权”并未肯定。
由于广州军区不支持“一·二二夺权”，“省革联”与军区关系迅速恶化。2月8日，“省革联”发动属下三十多个群众组织冲击广州军区领导机关大院。3月2日，广州警备区对广州公安局实行军管，并开始对“省革联”下属组织进行镇压、取缔。经过这一打击，“省革联”组织瓦解。目睹了大闹京西宾馆而大受鼓舞的黄永胜乘势镇压了“旗”派的“八一兵团”并解散了中大“红旗”、珠影“东方红”等近二十个“旗”派组织。3月15日，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标志着广东省的权力中心正式转移到广州军区。
4月17日，周恩来来到广州，督办春季广交会。周表态肯定“中山大学红旗”、“华南工学院红旗”和“广州医学院红旗”、“工联”、“红旗工人”是革命左派。该派统称为“红旗派”或“旗派”，是造反派。周指责“地总”（“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广州地区总部”）和“红总”（“红色工人广州总部”）是“保守派”。该派统称为“总派”，因为在三月军管中“地总”“红总”士气大震，高歌入云：“三月东风浩荡，军管成果辉煌”，故其也被称做“东风”派。是保守派。
“保守”派的帽子在广东似乎没有人愿意认领，因此周在宣布了“地总”“红总”是“保守派”后又赶快收回，称其不过是有保守倾向。其实“地总”“红总”大可不必听见“保守派”三个字就脸红，只要看看与“西纠”“红恐”齐名的血统论“主义兵”一直是他们的武斗尖兵，就知“保守派”的帽子戴在其头上尺寸正合适。从这时起，广州的群众组织正式分化为“红旗派”和“东风派”两大对立派别。
全国各地，凡以“工人赤卫队”命名的组织都是保守派，并且在“一月风暴”中全都垮台。但是，广州的“工人赤卫队”却坚持下来。广东“红旗派”也曾出现过分裂的迹象，由于军方的镇压和强大的保守派大军压境，终究团结起来对抗政治迫害。1968年2月21日，广东省革委会成立，广州军区司令黄永胜任省革委会主任。“红旗派”和“东风派”的代表均进入省革会任常委。“红旗派”有刘继发（副主任）、武传斌和高翔等人，“东风派”的有梁锦棠、梁秀珍和易作才等人。但随着武斗的升级，缺乏军方后盾的“旗”派颓势渐显。1968年夏，倍受压制的“旗”派赴京寻求支持，武传斌主持了全国受压老造反派会议，妄图成立全国性造反组织。此举引发康生斥责“旗”派和广西“4·22”一样有“反共救国团”混入，“旗”派遂再无法抬头。
梁锦棠当选为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和十届中央委员。文革结束后，两派的代表均遭解职。特别是梁锦棠，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虽然两派均遭受解职，但没有像其他省的群众代表被判刑。支持保守派的军区司令黄永胜，因林彪事件被判刑。
广东省的文革有一位造反领袖人物值得一提，这就是“红旗派”的武传斌，他的壮举是高举平反大旗。1966年底，他带领手下冲机要室，抢黑材料，为文革初期因为批评党委和工作队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群众讨回公道。之后，他参与为“珠影东方红”平反，为项明平反，为“八·一战斗兵团”平反，都是为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伸张正义。武传斌的平反行动不仅限于文革中的冤假错案，更发展到为60年代初因陶铸反瞒产受迫害的阳江、廉江等地群众平反，为解放初期受到党内错误整肃的“双陈案”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