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现在的教育制度有很大的缺点，大学教授、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其他一样也不会……不劳动的学校，不劳动的学生，不劳动的教授，是危险的……应当使他们到工厂、农村、军队、商店去劳动。如此下去，学校才有希望，国家才有希望。”——1966年4月14日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所写的批语。
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也曾经指出：“（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德意志意识形态》
这两段话，就从理论和实践的两个维度，解释清楚了为什么那么多精英律师、法律专家、法学教授，会支持“废除死刑”“封存吸毒记录”“酒驾去罪化”等等，这种与人民群众朴素正义观道德观背道而驰的观点。关于法律精英集团孜孜不倦地推行“宽松法律”是有一个历史脉络的，只不过这次因为舆论对于吸毒问题过于敏感，被放到台面上公开讨论了。查询这些法学精英们的历史言论，你会有一种“怎么每次扫黄都有你”的既视感。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很多精英律师、法律专家、法学教授会孜孜不倦推行“宽松法律”并打着所谓“人道主义”的旗号呢？我简要总结出一个逻辑链：
第一，法学专家提倡宽松法律，是因为法律界有特殊的利益激励机制，这个机制与人民群众的朴素正义是背道而驰的；
第二，法律界为什么会产生特殊的利益激励机制？根源在于宽松的法律有利于精英阶级，精英阶级能够购买更优质的法律服务，以所谓“程序正义”之名钻空子，法律界的精英团体自然会以更高价格售卖这种“钻空子”服务；
第三，根源在于：法律/道德具有阶级性，无产阶级的道德跟精英阶级的道德观是不一样的。
把上述三点从后往前看，就是这些法律精英集团们，与人民群众朴素正义观背道而驰的完整逻辑链。
下面展开分析。首先从第一点：法律精英集团特殊的“利益激励机制”说起。
主张“宽松法律”，无论是废除死刑、各种“去罪化”、封存吸毒记录，这些主张一旦被归入所谓人道主义、文明社会、与国际规则接轨的范畴，便立即具备了“高尚叙事”的光环。而谁率先在国内提出这种“高尚叙事”，谁就更有可能被恭维为“思想前沿者”“制度改革先锋”。
全球法律精英集团话语早已形成一套国际传播机制：特定主题——如死刑废除、刑罚减缩——天然嵌入国际NGO、跨国基金会、法律智库、联合国附属组织、区域性学术联盟的资助目录。一旦在这些领域确立了专业地位，便可获得国际会议发言、基金项目主持、国际报告撰写、名校学术交流等机会。这些“资源”并不直接体现为金钱，而是更高等级的“象征资本”与“学术信用”。
在国际认证与象征资本加持下，该群体便可“以世界知名学者”发声：他们的观点开始进入立法草案起草、司法解释建议、政策咨询会、主流媒体访谈等制度通道。这是一种极具诱惑力的象征身份：在本国群众面前，他们是“代替你们思考的法律良知”；在国际场域中，他们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拥抱文明的典范”。这类象征资本甚至超越了实务成就本身，变成了身份资本，可以作为职称晋升、学术评价、制度遴选、国际交流的通行证。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持有这种观点就会让他们获得这么多“利益激励”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上述分析的第二点：法学精英体现的是整个精英集团的价值观，而精英阶级之所以偏好“宽松法律”，并非因为他们更善良或更讲道德，而是因为他们有能力——也只有他们有能力——在法律博弈中最大化收益。
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了，精英和普通群众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底层多暴力犯罪，精英多“制度性犯罪”。
对于底层来说，生活的不稳定性与资源的匮乏，使他们更可能遭遇伤害型、侵入性、可感知的暴力犯罪，比如盗窃、抢劫、性侵、故意伤害，乃至杀人。这些犯罪直截了当、血肉模糊，也更能激起民众对“严惩不贷”的普遍共识。
但是这些暴力犯罪，很难威胁到精英阶级，最终只能演变为“底层人民的互相伤害”。精英阶级住在更安全的高级社区，享受着更完备的安保服务，甚至可以通过金钱来购买安全。
而对于“制度性犯罪”来说，精英阶层拥有更多“程序正义”下的合法的操作空间，也就更容易游走在法律与非法之间那条模糊地带。他们涉入的不是街头斗殴，而是金融创新；不是入室抢劫，而是合法避税；不是暴力侵占，而是制度漏洞下的合规套利。简而言之，他们的犯罪更多体现为：经济犯罪、职务犯罪、信息犯罪、平台犯罪、资本运作下的侵权掠夺，以及借助法律灰区完成的“合法所得”。
而这类“制度性犯罪”，恰恰极度依赖程序复杂性、责任模糊性、司法解释的弹性，以及技术性抗辩的空间。法律越宽松，程序越复杂，精英越能找到藏身之处——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庇护所。也正是在这个“制度迷宫”中，法律服务市场的天花板被彻底抬高：顶尖律所、专家证人、前检察官、前法官顾问、合规团队、跨境风控，这些身价极高的服务，全围绕“让他们逃脱惩罚”而存在。
最典型的制度性犯罪，就是贪污腐败。而“经济犯罪去死刑”的历史进程，已经被那些法律精英集团们完成了——这其实也是某种共识了，落马官员只要不涉及故意杀人、组织黑社会（比如上一个枪毙的内蒙古贪官赵黎平），那么死缓就是一个普遍的天花板量刑。
近十几年来，判决死刑的重点贪官，恐怕有且只有一个赖小民了（还有一个赖小民的总经理）。也是因为赖小民的罪行太过于离谱了，贪的数量过于吓人了，他要是判死缓，整个量刑水平又得降一档，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正如上文所说：精英阶级的犯罪多制度性犯罪，无产阶级的犯罪多暴力犯罪。对经济犯罪网开一面、尽量不判死刑，对暴力犯罪严打，其实就是一种阶级不平等。
经济犯罪是有门槛的，杀人放火是没有门槛的，有门槛的犯罪从宽无死，其实反过来才对啊。
不要说什么经济犯罪危害小。上层的经济犯罪，其实是催生底层暴力犯罪的温床。一个曲婉婷妈妈，就让上万下岗工人走投无路，他们当中又有多少铤而走险的呢？
《人民的名义》中沙瑞金对大风厂事件定性——这是一场腐败引发的群体性行为。这个定性非常准确、非常有高度、非常不和稀泥。
正是因为那些官僚和资本家们，在觥筹交错温情脉脉中出卖了工人们的利益，才有了大风厂工人暴力占厂事件。
高小琴也没有亲手伤害过别人，陈清泉也不过是学学外语，他们看起来绝对没有穷凶极恶点燃火炬王文革“危害大”。但是——是谁让大风厂的工人们变成这样的呢？
《人民的名义》这部剧很多细节挺真实的，高育良给祁同伟打电话，说的是“又”发生群体事件了吧？这个“又”字就很令人忍俊不禁。
以汉东省腐败状况来看，大风厂事件绝非孤例。我在《究竟是“人民的名义”，亦或是“权力的游戏”？》这篇文章中详细对比过电视剧和原著小说的差异，在原著中描写过与大风厂同时期爆发的群体维权事件就有三起，大风厂只不过是一个以小见大的个例。
所以按照危害程度来说，举着高脚杯觥筹交错的贪官和资本家们，其危害程度比几个杀人放火的犯罪分子大多了，不能因为贪官污吏的危害藏在背后，就被我们所忽视了。
甚至，我认为对于贪官污吏，应当采取“连坐”制度——诛九族也是老祖宗的宝贵智慧啊。只不过这个宝贵智慧不能用在平民身上，而是要用在上位者身上，原因很简单，贪官污吏和经济犯罪，是最容易惠及家属的。
“祸不及家属”的一个前提就是“惠不及家属”，而太多太多例子证明给我们看，很多贪官进去了，家属却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最典型的比如曲婉婷。等到贪官刑满释放，继续阖家团圆灯红酒绿，家人的财富照样享受，四舍五入等于一点没亏。
而这背后，是千百个破碎的普通人家庭和人生。
“你们把农民当作什么，以为是菩萨吗？简直笑话，农民最狡猾，要米不给米，要麦又说没有，其实他们都有，什么都有，掀开地板看看，不在地下就在储物室，一定会发现很多东西，米、盐、豆、酒...到山谷深处去看看，有隐蔽的稻田。表面忠厚但最会说谎，不管什么他们都会说谎！一打仗就去杀残兵抢武器……
听着，所谓农民最吝啬，最狡猾，懦弱，坏心肠，低能，是杀人鬼……但是……是谁令他们变成这样的？是你们，是你们武士，你们都去死！为打仗而烧村，蹂躏田地，恣意劳役，凌辱妇女，杀反抗者，你叫农民怎么办，他们应该怎么办。”——《七武士》黑泽明
正是因为没有死刑的震慑、没有株连的恐惧，贪官污吏们才能一个个有恃无恐，以至于在反腐纪录片中都没有悔罪认罪的表现，甚至有些桀骜不驯甚至喜形于色。
一想到自己家人还在外面吃香喝辣，一想到自己死扛住供出的大佬还会照顾家人，一想到自己待个十几年说不准就能出去就能享受晚年，忍不住笑出来了呢！
我建议啊，在拍反腐纪录片之前，把这群人暴打一顿再上镜。不然每个人都一副吊样子的，要么一身正气的感觉，要么喜气洋洋，要么像是给我开会讲话呢。
我们才不看这个呢，我们要看他们痛哭流涕的样子，如果能是上刑场前屁滚尿流的样子就更好了。
当然有些人可能确实想着，我老婆孩子一辈子荣华富贵有保障了，所以不在乎这些——那就要暴打他们一顿啊，精神上无法让他们低头，就要用（物理意义的）铁拳来讲道理啊。
如果真的暴打不合适，哪怕在他们鼻子下边涂点芥末呢？至少吧，咱说点正经的，没有喷气式、戴高帽，至少应该囚服+手铐+剃光头套餐安排上吧，不然整得真跟度假似的。
批斗大会还是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嘛！
1951年，毛泽东主席亲自批示，对于革命功臣也是大贪污犯的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处以极刑。面对党内“枪下留人”的意见，毛主席语重心长地对同志们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这个例子多么典型，“废死派”的早期实践我们就看出结果了：究竟是谁受益了呢？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主张“严刑峻法”的人，多来自底层；而主张“程序优先”“制度宽容”的人，却大多聚集在利益集团核心与学术高地。
因为前者要面对现实的风险，后者要面对象征的成本。推动宽松法律，不只是价值偏好，而是精英阶级的制度性自保；而法学界之所以倾向宽松，归根到底，是因为他们与这些制度性权力资源之间，有着天然的共谋关系。换句话说：他们不只是法的研究者，也是权的服务者。
这就涉及到第三点最根本的问题：道德具有阶级性。
“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恩格斯，《反杜林论》
在“法治”语境中，这种阶级性的道德外衣被包装得更加温和、抽象和去政治化。主张废除死刑者，说的是“生命权不可剥夺”；主张封存吸毒记录者，说的是“不得污名化”；主张对少年恶犯免除刑责者，说的是“应有改过的机会”；看起来都冠以现代、文明、人道主义的名义，但他们避而不谈的是：这些“文明”是谁的文明？这些“权利”谁能真正拥有？这些“制度设计”到底服务了哪一部分人？
这些“宽松化”“复杂化”的法治主张，之所以会被鼓吹为道德上的高地，正是因为它们在实质上有利于当前既得利益者的制度延续，符合统治阶层在经济、政治、社会领域维稳的需要。它以“制度正义”的面貌为外壳，实则是对群众朴素正义感、平等惩戒感的一次次伤害性否定。
譬如，一名有权有势的二代子弟若因吸毒被拘，其家族可以动用人脉、资源和律师团队，通过“封存制度”消除记录，在社会流动中毫发无损；而一名普通劳动者若沾染毒品，不仅终身被污名化，甚至连找工作、租房都成问题——所谓“去污名化”，根本上并未打破资源不对等的现实结构，反而为特权者制造了体面下车的通道。
而群众对于这些“体面理念”的排斥，并不源于反人道，而是源于他们清晰地看见这些“道德话语”并未保护他们，反而保护了那些有能力脱罪的人。于是，底层人民对所谓的“宽容”“人道”“程序正义”的愤怒，其实是对“特权掩盖”的愤怒，是对“伪善”的直觉反抗。
这就是某个官号的小编以最天然的直觉问出的那一句“谁家公子吸了”的根本原因，因为大家清楚的认识到了这些所谓的“宽松制度性后门”是为谁准备的。
道德的阶级性，不仅体现为价值判断的分歧，更体现为谁有权说话、谁有权被聆听、谁的正义才被纳入制度结构。这正是为什么法律精英总能以“理性”的姿态主张“宽容”，而普通人哪怕只是愤怒，都被斥为“野蛮”“非理性”“反文明”的根源。
归根到底，那些被鼓吹为普世的、抽象的法律理念，不过是统治阶级在道德领域的另一场“阶级斗争”——只不过，这一次，他们披上了“人道主义与文明”的外衣。
总而言之，这就是回到了本文开头引用毛泽东主席的那段话：为什么许多脱离实际的法学理念会在象牙塔中大行其道，而被人民群众广泛质疑。因为道德具有阶级性，要真正改变那些鼓吹“宽松法律”的法学专家和知识分子的阶级道德观，根本在于改变他们的社会存在，让他们脱离体制温室、进入人民实践——这才是真正的“解决方法”。
所以毛主席让他们参加劳动，就是通过改变其阶级属性，从而改变其阶级道德：只有在与工人农民并肩劳动的过程中，他们才会切身体会到恶的现实、正义的代价，从而脱离那套为特权开脱的制度话语。劳动不仅是生产活动，更是阶级立场的锻造，是将抽象道德还原为人民经验的必要途径。脱离劳动的专家，注定无法理解朴素正义；只有在劳动中重塑他们的经济基础，才能从根本上改造其意识形态，使其不再为既得利益集团服务，而真正站在人民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