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教育所宣导的表达自由、事实查证与监督理想，正在与新闻实践之间形成越来越深的裂痕。
作者：肖冰：前驻华盛顿记者。关注国家战略博弈，政治话语与媒体生态的演变。
“我当时做了一个报道，领导都在求我，‘你不要再做了。’我也觉得很痛苦，我有些报道做得很危险、很难。做的时候领导也不知道这个不能做。做出来之后（发不出来）他也很心疼你，但互相都觉得，实在没有办法。”
A这样总结他在一家头部中国国家媒体十余年的工作体会。他曾伪装成“新进员工”进行暗访，也曾因深挖时事热点招致政府部门的施压。在他看来，“红线意识”已然成为新闻从业者不可回避的职业本能。
这条职业路径，并非所有新闻专业的毕业生都能走得通。传统国家媒体是否仍是新闻系毕业生的首选？在“专业化招聘”与“政治素养考核”并重的机制下，从新闻教育到新闻实践之间的路径是否正在发生位移？
本文通过采访两位资深媒体人——曾在中央新闻机构任职多年的记者A与《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创始人之一程益中，探讨国家媒体当下是否仍是新闻毕业生的“正统出路”。基於工作考量，与《田间》编辑团队确认后，Ａ以化名受访。
为何新闻系毕业生盯着「体制內」？
尽管“体制”一词在当下常被赋予保守、束缚等意涵，但对新闻传播专业毕业生而言，中央级国家媒体依然代表着某种“可达的顶峰”。这一选择既与就业安全感相关，更深层地植根于体制内媒体与高等教育体系之间的“部校共建”机制，这是一种制度性路径再生产装置。
据公开资料显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新闻传播学院，长期与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建立“共建教学基地”，部分学生甚至在本科阶段即通过“联合培养”模式完成体制内人才储备。不仅是院校与媒体“共建”，南京大学等院校还与政府对接，直接为省、地级宣传部门输送人才。这种制度安排不仅强化了学生对体制路径的认知，也在某种程度上将“入编”视为专业训练的自然延续。
尽管央媒仍是新闻系学生极力争取的“金字塔顶端”岗位，但其名额有限，竞争激烈。澎湃新闻曾报道，在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820万的2018年，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央视三大媒体共招聘应届生273人。虽然录取者多来自清华、北大、人大和中传等新闻强校，但并非全部来自新闻专业。央视公示的2018年拟录名单中，不少被录取者拥有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专业背景。
程益中表示，尤其在当前媒体环境剧烈变化、市场风险加剧的背景下，这种供过于求的情况近年来只会更加恶化。他说：“现在没有那么多资深记者和编辑带新人，大家都是‘往外走’，而不是‘往里进’。”
行业萎缩：记者证收紧与持证人数缩减
与高校“人才供给热”形成对比的，是记者职业资格的逐年收紧。数据显示，2019年底全国持证记者为23.3万人，2021年下降至19.4万人，2022年进一步减少至18万人，三年累计减少超过5万人。中国记协发布的《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2022年发布）显示，2017至2020年，全国报纸出版业从业人员从20.6万人下降至17.1万人，累计减少约17%。记者队伍正经历一轮明显的“瘦身”。
这种变化不仅反映在数量上，更体现在资格制度的再规训逻辑中。自2022年起，新闻记者证实行新版管理规定，首次申领者需通过考核才能取得从业资格，而“政治素养”是首要考核内容。这意味着记者身份的获取不再只依赖单位推荐和年限审核，而是一种“政治合格证明” ──记者职业进一步被纳入国家意识形态治理体系。
在中国，专业记者必须持有由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发的新闻记者证，记者在采访、报道时必须“持证上岗、亮证采访”，任何未经授权人员不得以“记者”名义开展工作。《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和《新闻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明确指出，持证记者每五年需换发一次记者证，新闻专业技术人员每年参加累计不少于90学习时数的继续教育，并通过年度核验。这种“合格更新机制”令记者的合法性处于持续被审核状态——必须在体制设定的政治框架中不断证明自身“忠诚与胜任”。
A表示，以他曾在的机构为例，所属员工前往培训基地接受两类培训，一类是集中听课的培训，这类更侧重意识形态而非新闻业务。此外，培训结束后需参加考试，且与采编证和记者证直接挂钩，基本上没有人会不通过。
“（培训）就是强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而且这个和我上大学学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又不太一样。”他说：“在这学到的更多是怎样服务大局。”
而第二类所谓的新闻业务培训，在A看来，更像是安全意识培训，并由各个部门的领导——至少是局级以上的干部——主讲。他说：“这个安全意识不是人身安全，而是类似于审查安全。”
最令A印象深刻的是，在某次培训中，一张高级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的新闻配图被当成反面典型，皆因画面前排出现了某“海外媒体”的麦克风标志。图像安全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政治判断的体现。
“我当时没有意识到，我其实根本不知道这个（海外媒体）是什么，”A感慨道。
新闻图像的“安全性”也体现着制度逻辑。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媒体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其著名的“编码/解码”理论中指出，传播的本质不仅是内容传递，而是一种意义的构建与控制机制。在中国的国家媒体中，图像中的每一个元素都可能是符号政治的雷区。美国作家、评论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亦在《论摄影》中表示：“每张照片只是片段，其道德与情感重量取决于它被置于何处。”令A难以忘记的这张配图，正是“视觉清洁”机制操作下的缩影。
这种“新闻里的边界感知机制”下的规避能力对体制内记者至关重要。在A看来，体制内记者的日常，远不止采编和写作，更重要的是在每一个内容生产环节中，学习“识别什么是不能出现的东西”。
一线记者靠自己、识红线、避风险
“我并不是财经出身，但被分配到财经线时，也没人给我什么系统培训。”A回忆。他的解决方式是自掏腰包读了一个金融专业相关的在职研究生，虽然最后没拿到毕业证，但这段经历让他掌握了最基础的行业逻辑和政策语言的解码方式。此外，领导多次给他机会，让他能够有充足时间研读上市公司财报、参加新闻发布会，“这种工作坊式的学习对我帮助非常大”。
除了上述两类脱产式培训外，A透露，多数记者还会被派驻到地方进行为期一年的培训，他也不例外。这种在一线实战的经历，让A收获颇多。
“红线内的自由”是体制内记者日常更真实的写照。记者不仅要能采访写稿，更需时刻警惕内容边界，理解并规避制度性风险。在这种新闻生产逻辑下，采编人员的“内容判断能力”也变成一种政治能力。A说，意识形态的“学习”令他不堪重负，但他每次都尽量结合新闻实务，尝试突破“红线内的自由”。“比如说某位领导人去了某个地方，我们作为记者要捕捉到接下来的政策信息是什么。”
然而，获得相对自由的前提是领导和供职单位的支持。在其他新闻单位不敢触碰敏感社会事件时，A撰写了对地方政府治理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报道，甚至招致了地方官员的“重视”。
“小的一些单位觉得，如果我碰了雷，这个单位就会被连窝端了。”他说：“但我的领导也是扛得住的，地方找来，我的领导和他们是平级，还能客客气气的。但后来是更高级别的人来找，我的领导就顶不住了。”
A感慨说，体制内多多少少还是残存着一些知识分子。但即使有供职单位及领导的支持，记者想要在体制内活下来，也不能一再触碰红线。
意识形态训练的全覆盖机制
“很多人以为意识形态培训只是给基层记者，其实管理层也是重点对象，”程益中这样评价体制新闻中的政治训练机制。“我当时已经当了两个报纸的总编辑，我还要去参加广东省省委宣传部主办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再教育’培训班的学习考试。”
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培训高度规律化，除了年度集中学习，还会在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前进行“指令式引导”，要求记者侧重正面报道，防止舆论失控。
程益中说：“宣传主管部门要求媒体进行所谓的政治动员，包括参加‘两会’报道前，都要先进行教育，‘宣传积极，不得擅自报道，敏感议题需请示’等。”
这种“报道前布阵”的模式，要求新闻媒体及记者在制度框架内运行，执行的是“预设框架中的传播任务”，而非自主发声。新闻从业者正在从“独立写作者”向“安全的信息搬运者”转型。
程益中认为，国有媒体内部培训对记者的职业技能发展十分有限，当前媒体机构更偏好“可控而专业”的写作者。新闻岗位正从传统的通才逻辑转向“专业技能+政治安全”并重的双轨制用人方式。
“我们可以找到大量的专栏作家，为什么还要继续培养？可以用的人太多了，比如经济这块，我会直接从一个大学的经济系招人。”他说：“新闻专业不需要那么高的门槛，编辑有判断能力就行。”
新闻教育与体制实践的错位
中国新闻教育的课程体系与新闻实践的制度导向之间存在根本性脱节，这一现实早已被学界关注。四川大学新闻系教授蒋晓丽指出，新闻机构在“传递真实信息”与“承担舆论引导职责”之间存在张力，尤其在许多时候，新闻还肩负着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等功能，此时往往代表国家、地区、职业等特定利益并呈现出意识形态偏向。
这种脱节导致高校成为“专业主义理想的生产地”，而毕业生则常常需要在入行后重新学习“舆论导向型表达”。
正如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王维佳在《追问“新闻专业主义迷思”——一个历史与权力的分析》中所指出，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是“独立性”，但在中国，这种独立性“自始便缺乏合法性”。从民族自强、革命建国到党性原则与国家建设，新闻的专业性始终服从其政治性，意识形态目标总是优先于职业伦理。
在这种制度背景下，中国新闻从业并不是一种市场性专业劳动，而是一种制度性传播配置行为，其任务是协助政权实现信息稳定化管理。面对制度导向、政治要求与资源垄断并存的现实结构，新闻教育所倡导的表达自由、事实查证与监督理想，正在与新闻实践之间形成越来越深的裂痕。这一裂痕，也许正是新闻专业学生与“正统出路”之间最现实的距离。
说真的，看完这篇我脑子里蹦出来的全是当年一个哥们儿的遭遇。他在某省级报干过五年，有次接了条企业排污的线索，证据链都踩实了，结果稿子被摁住，改了三版都不行。最后那稿出来，新闻点全没了，就剩一篇宣传通稿。他跟我说，最恶心的不是稿子废了，是改稿子的时候大伙儿心照不宣，谁都不提“为什么”，就像空气里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有人都默认这事儿不能捅破。后来他考公做宣传去了，理由是“至少不需要再给稿子找什么正经借口了”。 文章里那句话看得我一激灵——“领导都在求我，‘你不要再做了’”。这哪像做新闻的，这明明就是搞地下党。我理解领导也难，上面有指令，下面有记者冲劲儿，夹在中间两头受气。可你要说谁有错吧，又谁都挑不出错，就是整个系统已经默认了那套生存法则。A能坚持那么多年，还搞暗访，说实话我挺佩服的，换我早扛不住了。 不过有一点我觉得文章说得不够透，或者说有点把锅全甩给体制的意思。说“红线意识”是职业本能，这话没毛病，但现在的尴尬是，就算没有那些外部约束，新闻这行本身也已经没多少肉吃了。我在传统媒体待过两年，走的时候工资四千出头，隔壁卖保险的初中同学月入两万。这不是说钱多钱少，是这行业已经给不了人一个体面的职业预期了。文章里提的那个数据——全国持证记者从23万降到18万——看着是政策收紧的结果，可实际上很多是主动转行的，是活不下去了，不是不让干。我认识的几个同行，有的去干公关了，有的转行互联网运营，还有的直接回家种地去了。 程益中说“大家都在往外走，没人往里进”，这话真没说错。我当年那批同学里，真愿意去媒体一线的，十个里面可能就两三个，剩下全考公考编或者去大厂做公关了。家里一听你学新闻要去跑突发，那表情比听到你被裁员都难看。你要认真问他们为什么不干本行，倒也没人提什么“新闻理想破灭”，就是觉得这行没什么前途，既赚不到钱，又没啥安全感，还要天天担心说错话。 其实我比较好奇的是文章里说的“部校共建”那个事儿。高校跟央媒合作，定向培养，听起来挺美，但你想啊，课程是人家定的，实习是人家安排的，连你写的作业都得先过一遍那句话咋说才合规矩，那你这四年下来，学到的到底是新闻还是宣传？我大学上新闻伦理课的时候，老师还在跟我们掰扯“客观公正”，结果大三去实习，带我的老师傅直接跟我说“你这套新闻理想收起来，先学会怎么过审”。说实话，我当时第一反应不是失望，是觉得好笑——我这还没上岗呢，就已经被提前“消毒”了。更讽刺的是，这个老师傅后来又私下跟我说，他年轻时也干过一个挺牛逼的调查报道，现在连提都不愿意提，仿佛那是个丢人的黑历史。 还有就是，文章老拿清华北大人大复旦说事儿，好像央媒招聘只跟那几所学校有关似的。可现实是，真正能考进央媒的，不光要有学历，还得有“政治素养考核”那套。你面试的时候能聊几个小时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hr看你的眼神才会稍微不那么挑剔。我一个师姐，当年考新华社笔试过了，结果面试被问“如何看待党性原则”，她答得磕磕巴巴，挂了。后来去了某财经媒体，干了两年，辞职读博去了。她跟我说过一句话：“你以为我在挑工作，其实是工作在挑我。” 说到底，这篇文章写的是制度机器怎么把人挤出去的，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是行业在淘汰人，也是人自己在跑路。你总说记者证收紧是“再规训”，可对那些拿不到证的人来说，这玩意儿就是个摆设而已。反正也不打算长干，谁还管什么持证上岗啊。 不过话说回来，我还挺赞同文章里那个“制度性路径再生产”的说法的。新闻教育确实在给体制内供血，学生也自带着“入编梦”进来。咱们大学书记在新生入学讲座上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毕业以后都是党的新闻工作者”，我当时还觉得这话挺老派的，结果毕业一看，班里一半以上都进了体制内单位，好家伙，真让书记说中了。你说这是妥协也好，是求生也罢，反正大家心照不宣——新闻理想的保质期，大概就四年，毕业证到手那天就过期了。 最后还想说一句，关于A那事儿，文章里说他“伪装成新进员工”去暗访，看着挺英勇的，但你要细想，这活儿干成了又怎么样？稿子发了也没几个人敢看，看了也没几个人敢转，到头来还是被上面压着，啥动静都没有。这就像你拼尽力气管了一次闲事儿，结果是把所有人都得罪了，自己落一身骚。他能在体制内混十几年没被踢出去，说实话已经是个人才了。我想说的是，干这行的人都已经把“做新闻”跟“做安分”划等号了，那新闻系这四年，学了个寂寞吗？ 我不确定这篇文章能不能改变年轻人的想法，但至少它说出了很多从业者心里憋了很久的话。而读完的我现在只想说一句：希望那些还在坚持的人，能好好活下去吧。这话听起来有点丧，可怎么说呢，现实就是这样，能活着，就算赢了。
说来说去还是供需问题，大学扩招新闻专业那么多人，记者证却一年比一年难考，这不是坑学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