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妈告诉我，趁着难得有的两天阴天，已经把家里的四五亩玉米收了。是用收割机收的。村里大部分的玉米也都已收或者正在收了。她是跟我打视频说的，是在问完我生活及工作的情况之后，临近挂电话时才补充说的。我妈的语气很平淡，似乎是在聊去年的事情。
玉米秋收情况的文章消失了以后，我妈宽慰我说，这不奇怪，她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让她细说。她说肯定是你写的太无聊了，你写亩产多少多少，斤价多少多少，这些数字谁看了不觉得无聊？这谁不知道啊，干活的种地的都知道。再说了，咱自己知道就行了，你偏偏想写出来让那些不干活不种地的人知道知道，那这不怨你怨谁？我说是。我妈继续说，你这样，你下次再写这类文章，你多谈谈你干活的感受，其他的东西你少写点就中（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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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说的是对的，有些方面她没有明说，我也明白她的意思。我想，大家也明白她的意思。许多时候，一个人，或者说一部分人司空见惯的事情，就不要让其他人都知道了。你若是非要当这面镜子，那么焦点就从“事情是否合理”变成了“你是否该说”。相较于关注前者的解决，解决后者明显更容易些。所以，平淡即可，如果你不能平淡，说明你经历的事情还是不够多，你还是比较幸运的。
我写文章有一个很明确的立足点，就是“人”，写事不在于事，我更在乎事情对人的影响，在乎人的感受，根本还是在于“人”。我并非就喜欢那样冷冰冰的数据铺垫，只是没有那些，就无法去表现人，无法去描绘人的某种状态产生的原因。大概是我的性格，或接受的家庭教育的原因，每次在田地里干活的时候，我的触动都是非常大的。说句不怕叔伯姨姆骂我的话，有时候干活时，我不是因为技术不熟练而干的慢，而是我的注意力都在他们身上，而并非眼前的玉米或花生上。注意力在人不在事，自然就干的慢了。
我注意到，农村的干活的人，不管是如我父母般五十出头的农民，还是六七十岁的老年农民，随着年岁的增长，他们的眼睛变得越来越黑了。我说的“黑”就是客观描写，就是他们眼珠的黑色部分占卜变大，眼白减少。原本的眼白部分或是被眼黑所挤占，或是代之以浑浊的昏黄色。我在城市里观察过上了岁数的人，他们的眼睛，没有给我这样的感觉。
再加上他们眼角及额头的皱纹，不，不能说是皱纹，那是一种沟壑，像是嵌上去的。这种沟壑与那越来越黑的眼睛是一体的，让你不敢直视他们的眼睛。不过他们好像洞穿了你的心思似的，他们在干活之余或休息间暇看你的时候，或者对着你说话的时候，往往都是伴之以笑容的，他们是以笑示人的，这让你不再害怕那种黑色及沟壑。他们用笑帮你克服了这一点，你也就自然能与他们谈说自如了。
关于那种不敢直视的敬畏，在谈笑风生的时候你不会有这种感觉，埋头掰玉米干活的时候你也不会有这种感觉，因为这时候你在他们看来是学生或是孩子，他们是劳动人民，你面对他们只有“敬”而不会有“畏”。怕就怕干的时间久了，他们不再把你当成一个干活的外人了，他们恢复常规的劳动中的自然了，四周突然静下来了，除了劳动的声音其余的都没有了，这时候你再看着他们，那种眼睛的黑色与眼角的沟壑带来的“畏”就陡然压上来了。
一个话题结束，一旦静下来，他们的表情一旦凝滞，或者说他们正在干着活，但突然停下来了，站着想着一些什么事情，或是挽一挽裤腿坐下来了，然后看着远处发愣。你这时候就会有一种强烈的震动，他们想到了什么呢？这样的秋收在他们的一生中已是很多次了，即使下着雨手掰着玉米，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困难事儿，农业生产是脆弱的，种地干活所带来的是一种惯例感，只不过，外人把这种惯例感叫作疲惫罢了。
他们从年轻到现在，半个世纪的光景，他们经历了太多的事情:有关农业生产，有关土地性质，有关劳力工分，有关粮票公粮，等等等等，太多太多了。他们或仍然是家庭的顶梁柱，或仍然想为子女分担些生活压力，顶梁顶梁，或是浇地或是掰玉米或是薅花生或是栽辣椒或是打烟叶，这都是“顶”的一种方式。而你的“畏”，就来自于此。
你把那些在田间干活的、爷爷奶奶或叔伯姨姆的一生纵向了解了去看，你一定会有这种“畏”的。这正是他们眼睛越来越黑，沟壑越来越深的原因，也是你不敢直视的原因。你不敢直视，是因为你已经具象地见到了继而意识到了劳动二字背后的沉重。太沉重了。因为沉重，所以扛起这种沉重的人们，都配得上万岁二字。
我在10月14日晚的B站直播时，谈及到了这一点，我禁不住泪流满面。这是我在雨中和农民一起掰玉米或薅花生时的真实感受，也是我之前从未有过的。当然我也清楚，要想通过简单的劳动就做到感同身受，那是不可能的，我只能尽力做到和他们保持同样的视角，我只有理解了那越来越黑的眼睛，才能尽可能去和他们保持一致的视角，有了这样的视角，我再去看待田地与作物，再去通过文字记录一些情况，才是最宝贵的。宝贵的不在于记录的事，而在于人。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立足于人，理解了人，才能去理解人所做的事。经历的越多，理解的越多，总有一天，我们也会有那越来越黑的眼睛的——我们是柱，早晚也得把梁顶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