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令人发指，但屡见不鲜
“对改革进行改革”难度太大了，每推动一小步都是血雨腥风，阻力难以想象。而这正是“新时期”与“新时代”的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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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种事登上热搜，我完全不惊讶，我到惊讶于为什么还有人不知道会有这档事？不过，协和4+4只是比之前的自主招生更少为人知。
其实，我觉得暂时不必对4+4口诛笔伐，其实4+4学制考核非常严格，甚至到了变态的程度。你看，从上海市实验学校考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陈如月同学，因为对医学感兴趣而自修了许多相关科目，人家也参加了协和4+4的试点班。但是在激烈的竞争下，因为陈如月同学父母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其被淘汰于是她本人在毕业后重新参加高考成功被上交临床医学专业录取。
所以说人家协和医院的审核机制是非常严格的，不但看学生能力，还要看家长能力，甚至还要看祖辈的能力。
此外，论这些能参与4+4的学生的个人能力，也是全中国数一数二。我真的非常尊重这些人，能利用短短的八年在多种学科领域内出类拔萃，比如这位董女士，本科就读于美国巴纳德学院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主修经济学，回国后因其对医学感兴趣毅然跨界学医。她一定非常刻苦，她的学习效率异于常人，她也天赋异禀，回国学医两年就上四级手术，指导老师是骨科院士，学位是内科，工作定在泌尿外科，规培是在胸外科，毕业论文的选题是影像学。
说句真心话，我是真心佩服董女士，谁说规培生不能带领一众医学界大拿发表临床实践指南了？董女士肯定是专业过硬，学习刻苦，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别人几十年的经验积累。这样的人才必须提供特殊待遇，全中国十四亿人难得出像董女士这样的人才，好就好在协和医院就有上百位。
比如金先生正文仅用12页（A4纸小4字体标准行距的话1000多字，12页也就15000字，本科毕业论文这字数也不多吧，字数不是唯一标准，但起码题量要够才能完整表达。）就完成了题目为《贝伐珠单抗治疗复发性胶质瘤的预后模型》的博士论文。大道至简，能用凝练的语言表达出复杂的医学知识，这是多么难得的人才？
我们普通人需要百页还不一定说清楚一个简单的问题呢！
还有同为协和医院博士毕业的咸女士，她论文有一段的目录是“细胞的生长和增值评价”，也不知道我们超级天才咸晓梦同学是写了个错别字还是根本就搞不清这两个词的区别。如果是错别字，说明这论文写完了根本没人看更没人审；如果是咸晓梦搞不清这两个词的区别，那就是不学无术，而这片论文的正文仅有16页。
此外，协和医院的因材施教更值得嘉奖，没有它们对人才的珍视就不会有这么多天才少男少女得以跨专业完成医学梦。
我谨代表我个人感谢协和为这些天才人物提供了发挥能力的平台，更感谢可以看到群英荟萃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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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知道有这种风云人物，现在直接得到一整个风云人物的名单，多方便啊。以前知道学阀，现在知道学阀具体是谁，多好！以前张雪峰不让普通家庭孩子学医，现在知道为什么了吧？张雪峰为啥总被某些势力针对？只不过人家戳开了普通人的天真，暗示了某些势力遮羞布的品牌。
再插一句，我就是学经济学的，可以这么说中国高校规定的所有经济学教科书目我不敢说学过多少，起码我看过2/3，反正越看越觉得无语，越对这个学科祛魅，可以说越学越恶心。以至于我听到谁是留学学经济学的我都要在内心偷偷嘲讽。
去国外进修经济学的，我个人认为不怎么样，但凡真正能学懂学通经济学的人更应该是看出这门学科天然存在的问题以及西方经济学整个叠加意识形态的把戏。都学到这个地步了还会大撒币去国外进修经济学？那只能是去赚QS排名了回来当海归人才了。
以前，我也写过，某地引进的人才清一色的海外学校，还有去韩国学习汉语言文学的，甚至还有东南亚硕士被当人才引进回来的。如今看来这些还算是轻微的，起码这些人不会在手术进行中发脾气撂下打了麻醉的病人。
不行，切换战斗姿态。
上交知情专家称：4+4的初衷是为了培养医学领袖。呵呵，我们小镇做题家在下面当牛作马背黑锅，多开一天药都要被医保问责，二代们不学无术拿着剥削的钱出国挥金如土，混完归来摇身一变成为专家领导步入行政管理岗位，然后天天对我们指手画脚。
你要说培养医学领袖，那我就要说达到反动学术权威。怎么，难道学术权威们不知道“宰相必起于州部 猛将必发于卒伍”的道理嘛？还是想要“宰相从士族门阀中举荐”呢？
事实上，医疗领域的问题早有起色。究其根本，就是缺少了党组织的约束。
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党政分离”的大背景下，随着国企改革中"厂长负责制"的全面推行，医疗机构同步开启管理体制转型。
1982年原卫生部颁布《全国医院工作条例》，虽名义上保留党委领导框架，实则通过明确院长行政职权开启了党政职能分离的进程。这一转变在2000年三部委联合发文后形成制度定式，院长负责制被确立为医院管理核心机制，致使权力结构发生根本性重构——党委的政治核心作用逐渐虚化，集体领导制度演变为行政"一长制"，纪委监督职能呈现系统性弱化。
今天来看，这样的“改革”至少催生出三种困境：
其一，决策权高度集中形成"权威依附"模式，院长凭借人事任免权实质掌控药械采购、基建招标等关键领域，即便存在专业委员会制度，其决策独立性常因职务晋升等利益关联而丧失。
其二，监督体系呈现结构性失效，某省级卫生系统统计显示，2000—2015年间查处的医疗腐败案件中，81%的涉案院长通过操纵招标程序牟利，却始终未被有效制衡。
其三，管理哲学发生本质异化，《鞍钢宪法》强调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群众路线被简化为科层权威体系，医务人员主体地位弱化加剧了"内部人控制"现象。
而此般问题直到近几年才开始“深化改革”、刮骨疗毒。
2018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明确在历史遗留的“院长负责制”之上提出公立医院实行“党委领导”。
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只是补牢的难度太大，每打一根桩就要面临腥风血雨，医疗领域经过四十余年演化形成的利益固化格局——既得利益集团通过系统性制度设计，构建起盘根错节又根深蒂固的灰色利益网络。当改革触及其核心利益时，每推进一个政策单元都会遭遇指数级增长的阻力。
即便党中央提出要施行“党委领导”，但像医院这种专业性较强的单位，许多调来的党委书记对业务并不熟悉，没什么行业威信，他们自然在位置上无法发挥党委的全部作用，自然也就无法承担起医院干部督查的重任。
同时，参与医疗腐败的不少人又是业务型专家，他们不但掌握着先进的医疗手法，更在漫长的从医过程中积累了丰富人脉，人脉就是资源，资源就能变现。以至于在24年对医疗领域雷霆反腐之时，竟然出现了“反腐过严会导致缺乏骨干医生来看病”的舆论风波。
毛主席对医疗腐败问题也尤为关注。1965年教员接到卫生部关于农村医疗现状的报告，报告显示：1965年，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了75%。
发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大量医疗从业者以及家庭，都是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家庭出生，他们大多不喜欢去基层和农村工作，那里条件艰苦、远离中央，既没有物质回报，又缺乏上升通道，还无法积累人脉等各种资源，所以农村医疗建设非常落后和困难。
早在1964年8月10日，毛主席就在卫生部党组《关于改进高级干部保健工作报告》的批语中写道：
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 15% 工作，而且这 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1965年6月26日，教员做出批示：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为广大农民服务，解决长期以来农村一无医二无药的困境，保证人民群众的健康。
626指示发出后，全国卫生开始把人力、物力、财力的重点放到了农村和基层，建立基层医疗从业者上升机制，同时为了避免以升学和考试为框架造成的人才垄断和门阀现象。
1966年教育部决定招生工作推迟，人才的选拔从科举高考模式，变为工农推荐制，高考只能证明一个人的学习能力，无法反映出一个人的工作能力以及平时的成绩，脱产学习肯定比工读学习在考试上更加具有优势，所以在社会存在巨大阶级差异的情况下，必须先减少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脑差别）才能够进行考试选拔人才制度。当然，推荐制会不会沦为任人唯亲的工具那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回到董女士的问题上来，显然，董某只是冰山一角，协和医院4+4名单所覆盖的也不过是冰山一角。只是，冰山一角暴露出的是一个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以及性传播的方式在代际间传承医学职务的特殊机制。
医二代们踩着无数医科学生和规培医生的脑袋走上捷径，不但豁免了沉重的科研与工作压力，甚至可以借着自己的跨界身份摇身一变，成为所谓“具备复合学科背景”的特殊人才，顺理成章地走上管理岗位，抢占才能与贡献远胜于自己的同龄人的上升通道。这种寄生在医疗体制上巧取豪夺、占尽好处的恶劣做法亵渎了教育体制的公平性，也剥夺了病患获得适格医疗服务的权利。
而且单论协和4+4的要求，不过是冠冕堂皇的门第许可证罢了。普通家庭的子女有多少人能随意出国甚至获得名校毕业证？少之又少，即便是精英阶层的子女大多也不是靠真才实学，而是像方鸿渐一般买的“克莱德大学”的学历，拿钱砸出的名校读书资格。
只是，方鸿渐回国后，从来没有吹嘘“国外的月亮有多圆”，反而在自己母校的一次演讲中宣称——“西方文明对中国的贡献就两个，一是鸦片，二是梅毒”。
不像有些人，在加拿大追星还要利用父辈职权开盒国内孕妇；在美国吸大麻滥交侮辱国民，还能逍遥法外，甚至当地账号因此事已经停更四年。
我们普通人家的孩子想要往上晋升，发挥自己的能力和才干真是难于上青天！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只要通过私人关系就可以随便挑选名校，各种才艺以及各种第二门外语顺理成章地进入名校攻读文科（理科学不会）。对普通人家的子女，名校的前门紧锁着，对权贵家庭的孩子，名校的前后门都敞开着。
在这样的招生路线下，名校里的普通人家子女的比例只会越来越少，以至于国家发放的助学贷款能被堂而皇之的剩余并发给“综合素质”过硬的优秀学生代表。
这些人的节操真不如方鸿渐，每次提这些就有许多人要跳脚。因为“百万漕工衣食所系”，比如这次出行我就发现厦门华润大厦里成批量的中介、雅思、托福、教育机构。此外，散在全国各地的以创收为名的国际班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这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链，将来培养出很多“董同学”，再回国无缝对接、身居高位、塑造成功榜样……吸引更多的“韭菜”，去强化这个系统。
比如抖音上某个韩博主，15岁跳级去多伦多上大学，擅长拉小提琴，19岁归国进入协和医院，23岁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还创立了自己的公司。我相信像我这样普通人家的孩子18岁参加高考，22岁才刚要拿到本科毕业证。这个韩某只比我大一岁，而我想要拿到博士学位至少还需要六年，完全可以我需要花六年才能弥补上她比我大一岁的差距。
在文章开头之所以我对董某的行为和流程习以为常是因为在身边见过太多以此种方式，进入科教文卫、金融部分乃至（）的同学了。出了学校，大家就会回到各自的阶级，从此天涯陌路。
而这些同学什么德行，我是最清楚的，他们一生就被父母教育投机、功利、走捷径、自私……他们会为人民服务吗？他们会牺牲小我、成就大我吗？指望他们自我革命吗？
再说了，现在都2025年了，“克莱登大学”还有什么意义？这些“董医生”，除了破坏社会公平、腐蚀学术环境、制造阶层固化、阻碍科学进步，还有什么价值？
尤其是我那批赴外留学学经管类的同学，除了天天哀号大A来告知天下他无能在大A挣钱外，要么就是老生常谈的QE，要么就是附和几句“分级诊疗”，有时候真想问问他们，到底是想分级还是想要分阶级？有钱在国外做惯了人上人，但在国内只有一句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既然有人想重演历史周期率，那自然井冈山也是能重上的。
为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