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中国经济有一个很新的名词概念叫做通缩风险。
2024年，前央行行长易纲说：“中国现在应该把重点放在抵挡通缩压力上，目前的重点应该是在未来几季让GDP平减指数转正。”
2024年中国的GDP平减指数为99.27，比2023年回落了0.24个百分点，连续两年低于100，创下2000年以来的25年新低。
因为货币商品的实时变化，所以在经济统计的时候需要引入GDP平减指数。如果只按名义gdp来统计，那么国民政府乱印金圆券的时候，就会造成国家经济增速相当高，经济蒸蒸日上的幻觉。
同样的，2024年中国社会的整体价格出现了下降，今年名义上100块产出和去年名义上的100块产出是不等值的，对应的商品和服务不是更少而是更多，这样在统计的时候也必须进行修正，才能够和上一年进行对比。
以我身边举例，我刚上本科的2016年，学校附近有一家烤鸡店，当时什么价格现在还是什么价格，已经快10年过去了都没涨价。这样的场景，相信大家身边或多或少也存在。
对于中国经济是否已经发生了事实上的通缩，各方各执一词，但考虑到我们的社会和官方一向承认问题和思想动员比现实慢一步，通缩风险应当是我们社会目前切实面临的问题。
最近20年，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通货膨胀，小的时候一碗面条三四块钱，现在去面馆吃碗面至少要10来块了，水果和蔬菜的价格，也都存在上涨，从直觉上说大家不喜欢涨价。
问题随之而来，通货紧缩为什么不好？难道大家不喜欢商品越来越便宜吗？毕竟商品便宜了，大家买东西应该更轻松才对。
我们可以先说结论，从个体的直觉来看，商品变便宜当然很好，但从资本主义经济整体运行机制来看，这种现象恰恰是资本主义“生病了”的征兆。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通货紧缩是经济内部结构性矛盾爆发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积累机制出现问题的外在表现。
我们首先要分清，因生产力进步导致的商品降价，和通货紧缩导致的商品降价。生产力提升带来的价格下降是供给端的变化，而通缩则是需求端的问题。
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商品降价也并不罕见，因为技术进步，企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商品，这自然会使得商品价格下降。我小的时候一台液晶电视机非常昂贵，要几千块钱，但现在1000块钱出头就能买到电视机，这种降价是好的降价。
像电视机这一类电子数码产品降价本质上是由于中国的生产能力提升，工业水平越来越高，制造一台电视机，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越来越短。生产效率的提升通常伴随着经济增长，企业利润可能并不会因为降价而减少，反而因为销量增加而获得更多收益。
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国社会小到衣服鞋帽大到汽车，电子产品，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良性降价的过程，价格持续下降或者基本不变，但销量却在不停增长。
具体表现就是，八九十年代私家车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而现在，汽车成为了大众消费品。大男的诺基亚手机动不动就要卖两三千，还是水货，现在两三千已经能买到非常优秀的国产手机了，水货手机已经成了历史名词。
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的价格内卷降价，是生产力发展和国产替代的表现，这是健康、积极的降价。绝大多数消费者都从中受益，企业也保持了合理的利润空间，得到了发展。
但什么是通货紧缩导致的商品降价？
经济学当中有一个基本公式：社会总需求等于，消费+投资+政府消费加净出口，AD=C+I+G+（X-M）当社会总需求不足，导致供过于求，价格被迫下跌。原因是消费、投资、出口不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驾马车较为疲软。
当下中国，消费自然不用说，而社会的总债务已经很高，房地产现在在悬崖边上，社会投资缺乏动力，美国发起贸易战导致净出口也承受巨大压力。三驾马车全部面临动能不足的问题。
一般认为，适度的通货膨胀是有利的。价格上涨，会刺激厂商多生产，而因为担心未来涨价，人们也愿意多消费，这样经济中供需都会增长，整体经济向好。而如果发生通货紧缩，商品价格下跌，厂商生产积极性受挫，人们倾向于存钱不消费，因而不利于经济循环发展。
今天科技产品降价人人受益，而房价一跌、消费品全面降价，政府和企业往往就紧张起来。
因为通货紧缩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是非常要命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认为商品有两重性，第一重是能满足人的需要的使用价值，另一重是凝结了人类抽象劳动价值，但商品只有被卖出去，它的价值才能转化为货币、利润。
马克思称由商品到货币的过程是“惊险的一跃”，如果不能实现这一跳跃，那么摔坏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所有者。
也就是说，通缩导致的降价，不是因为供给端效率改进，而是需求端萎缩。通货紧缩的出现，是有效需求不足，市场上商品大量出现却卖不动。这又会导致进一步的自我强化，企业被迫降价利润空间压缩甚至亏本做生意，导致企业不再扩大生产，接下来就是不招工或裁员，工人工资下降，消费进一步紧缩，经济就有可能陷入长期的衰退。
所以通货紧缩的逻辑链条不是东西更便宜大家反而不买，而是消费动力不足导致商品被迫降价，影响经济运行，进而导致全社会的整体物价螺旋式下跌。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和个人都会承压。
从企业端看，有费雪债务-通缩理论，通缩代表货币越来越值钱，会提高实际的利率水平。货币升值的速度增大了名义债务清偿的难度，经济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只能走向衰退。
假设名义利率3%，通缩1%，导致实际利率上升为4%，需要银行不断降息来弥补差额，这也是银行一直在降息的原因。
更糟糕的是，借钱的债务人往往是要贷款的个人和要投资的企业，借钱就是要用钱，要花出去的，他们的消费倾向高于存钱的债权人，债务通缩会导致总需求规模的显著减少。
人们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与生产相对过剩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出来，为了改出通缩，金融资本积极为消费领域提供贷款。在住房、汽车、电子产品、大件家具及奢侈品领域迅速发展起分期和贷款来延缓资本主义危机。
我们能够看到，在21世纪的前二十年里，居民债务的增加方式主要体现为房地产的住房贷款增加。而在第三个十年的历史进程当中，居民部门的债务增加主要以消费和经营贷的方式。
但仅有货币政策是不够的，大家都逾期悲观的时候，没人愿意借钱，金融部门哪怕天量放水这个钱也很容易在金融部门空转，日本作为国服的先行版本，实际上经历过这种困境。
而国家也在积极扩大财政支出，前面说过，社会总需求等于消费+投资+政府消费+净出口，消费投资疲软，政府部门就只能通过赤字预算加大基建投资、直接发消费券补贴等方式由国家出面，替私人部门进行消费投资，这就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路线。
但问题是，不论是私人部门也就是居民企业的债务，还是国家的长期国债。债务累计早晚有一天是要还的，现在美国就是长期滥用凯恩斯主义导致债务高企，形成了悬而未决的美债危机，而中国的地方债也不得不由国家出面解决重组，债务扩张是有尽头的，只是暂时缓解资本主义的危机。
凯恩斯说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其实是在强调如果当下经济就崩溃了，还谈什么未来呢？如果今天不救经济，失业、破产、社会动荡，甚至暴力革命马上就会发生，而债务是未来的问题，当然是选择相信后人的智慧。
奥地利学派则认为，政府越干预债务越多，风险越大，早出清早好。政府举债大量流向低效领域，房地产铁公基那套东西接着奏乐接着舞，边际效应逐渐递减，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弱，将来债务越堆越大。当前的日本就喜欢在北海道搞一大堆没人做的铁路基建，除了札幌这种中心城市，到现在这些东西还是日本社会的创口，不停的流血。
中央政府能救一次，能救两次能救多少次？你告诉我怎么解决？回答我。
现实中的政策，通常是走在两者之间——短期靠凯恩斯的宽松政策，长期要靠奥地利学派的结构调整，但政治压力往往使结构调整一拖再拖。
调整来了吗？如来
有人一定说牢章，你这只提出问题你不给解决方案，太坏了，解决方案我都说烂了吧？制度性收入再分配，提高最低工资、社保覆盖、医疗教育支出，甚至于更直接激进的定向发钱，提升中下阶层的边际消费能力，这些才是改出通货紧缩和债务膨胀的根本方案。但这就牵涉到阶级和社会分配结构，属于改革深水区了。
通缩其实就是社会不敢花钱，摆脱通缩的办法是“有人先花起来”——这个人往往只能是国家。
马前卒喜欢问钱从哪来，在通缩问题上答案很简单，那钱是政府借的。但关键不只是花钱，花钱谁都会，但钱花在哪？是否能撬动长期增长？是否能改善分配结构，让内循环运行起来？
2025年4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构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的意见》将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纳入最低生活保障救助范围 。
尽管来的可能晚了一些，这是一个非常明确而且积极的信号，2023年以来，青年失业率数据被调整口径，引发舆论讨论，现在则是以实际动作回应问题了。
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定向发钱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但它至少说明，问题被看见了，政策正在变得更加具有人性与社会性。
之前的政策集中在货币政策大水漫灌和政府大规模直接支出，权力要寻租，企业要利润，底下领工资的群体，只拿到一小部分。这样花钱钱只能花到不缺钱的人身上。
牢章都能跟大家聊两句的问题，经济学家不会不明白，信心是比金子更珍贵的东西，而在我们这个年代，改革的决心比信心还要稀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