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元旦后回家，参与体验问询了本村农业、畜牧业、地摊经济、养老金等几个组成农村经济的几个方面。通过深入其中体验、对从业者问询、周边朋友提供信息等方法收集了一些资料。其中养老金方面所得的信息和以往所知大相径庭，有必要撰文以记之，并细分析背后原因。故可整理成潦草的考察报告，以供大家参考了解。
一、农业（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
这项为农村经济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这里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指农民在农业活动中投入劳力和时间的比重，而非农业收入占农民全年整体收入的比重。农业种植虽占据着大量劳力和时间，但收入却明显低于外出务工、畜牧和地摊经济。我家处于豫西地区，以小麦和玉米交替种植为主，在六月份小麦收割完毕，地闲时期（即在小麦收割之后和玉米种植之前的空档期，让土地空置以恢复肥力的时期）或有种西瓜的情况，我们俗称麦茬瓜。小麦和玉米亩产都在千余斤，一亩地收成千余元。至于粮种、打药、浇地、化肥等各项支出不定，多则大几百，少则上百，且主要下力之处在于人工而非经济投入。每亩地粮食补贴约八九十元，粮食作物一年收成连带成本大概在一亩地两千元左右。
在和父辈和老年人谈到粮食补贴时，在得知粮食补贴只有一亩地几十元我表露出唏嘘之意，老人觉得我的唏嘘很不应该，她们说现在既不用交公粮，每亩地还给补贴，已经很不错了。
标题中的经济作物涵盖较广，由于地方口头习惯，我们把除了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以外的其余农产品都叫经济作物。例如西瓜、蒜苗、辣椒、花生、烟叶、豆角、萝卜等。经济作物相比起粮食作物有更高的售价，但投入的成本与劳力也自然较多。冬季本地盛产蒜苗、蒜苔和芹菜，价格都在每斤一两块不等。我家并无种植经济作物的经验，且冬季多以贩卖水果蔬菜为主。我祖母已八十六岁，在她六七十岁时，尚能在农闲时去给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家当帮工，例如帮人打烟叶、摘辣椒、收花生、捋芝麻等等。一般此类做工是以天计价或计件薪酬，一天五六十元等等。我外婆、姑奶等也在从事此类帮工以补贴家用。具我妈表露，她今年五十岁，待到六七十岁不能做重劳力活以后，也会加入到帮工之中，多少赚一些补贴家用。
老年人做此类工和子女孝顺与否无关，大多都是出于“闲不下来”，与同龄老人坐在一起干一些小活，比待在家里闲置无事要好的多。这一点，农村青年应深有体会。
二、畜牧业（牧羊）
豫西地方农村的畜牧业主要以山羊、蛋鸡和地方特产红牛为主。笔者小时候尚且能见到养鸡和养牛的农户，现在搜寻附近几个村只见到有放羊的，故而对畜牧业的考察仅限于牧羊。冬季是放羊最困难的时节，一方面因为河流结冰、水草枯萎，羊群吃草的地方颇为难寻，另一方面因为季节气候原因，山羊生病的情况多为普遍。这两方面都导致牧羊的成本增加。我随农户放过几天羊，羊吃草的地方在南水北调的斜坡上，羊蹄抓地牢，山羊在斜坡上如履平地，但人在斜坡上行走就颇为困难。我一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尚且要小心行走，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在此斜坡上放羊就多有困难了。
羊肉收购价丰年在十七八一斤，常年在十五六一斤。我跟着放羊的农户家里有三十余只羊，其中有一半以上都是未长成的小羊羔，这些羊需放牧近两年的时间，方能成长到百余斤，一头羊能卖一千多元。两年养成三十头羊，按羊都健康无恙且膘肥体壮算，即使是人工成本和畜牧成本都忽略不计，满打满算也只有四五万的收入。这远不如外出务工。我叔伯也深知“放羊不挣钱”的道理，但奈何自身年龄已到六十，南方许多厂里过了五十五岁就不再聘请，他也曾去做过日结工，但在外生活成本高昂，日结也并不是每天都有活干，前后思量，还是选择回家放羊。
三、地摊经济（零售水果、蔬菜）
在之前的文章中写过，我父母就是典型的农民群体代表——农忙时种地，农闲时寻些小生计过活。即摆摊。春天卖花盆，夏天卖西瓜，秋天卖橘子，冬天卖蔬菜。我父亲能开大车，能往返附近县市运送蔬菜水果零售。这类经济收入主要受两种制约，其一是蔬菜水果的售卖速度，其二是自身身体原因。至于城管的限制作用不大，镇上一般都设有摆摊点。蔬菜水果售卖时间越长，其新鲜程度就越低，只得降价售卖，前期盈利后期亏损是常态。据我和我父亲几次出车的体验来看，每天几千斤的蔬菜装卸实在是让人吃不消，我也是越来越明白父亲沉默寡言的原因——说话会浪费气力。做此类生计就是在拿命换钱，我爸妈虽只有刚五十岁，但其弯曲的体态和黝黑的皮肤看着像六十岁，且一身慢性病。长期服药已是常态。此类收入飘忽不定，如顺利一天能售出几百，如不顺几十也正常。
冬季天气是影响地摊经济收入的一大原因。天气寒冷，人在户外摆摊就必须迎风受冻。我沿着街上走一圈，其中不乏有一些老年人售卖自家种的勺菜、白菜、红薯等，更多的是一些中年人售卖自己种的黄梨。此类情况我最为了解，你去边上问价，大多都是说“给钱就卖”。例如白菜的价格两三毛一斤，你看着地摊上的白菜堆成了硕大一堆，但实际上你就是全买了也不过一杯奶茶钱。我当然知道白菜的白菜价，但看着那些老人揣着手坐在一摊白菜前等着顾客问价时，我就难免心生苦楚鼻尖生酸。她们口中的“看着给吧”不是委婉的说辞，而是实打实的无能为力，从这个语气词“吧”字就能听出一种疲惫和无奈。我面对这种情况做记录，很难将自己的情绪与感受抽身于外。
四、养老金
我奶奶八十六岁，腿脚残疾，她的养老金组成有四个部分:六十岁的养老金、八十岁的高龄补贴、低保和残障补贴。四项加起来有四五百元。其中低保占大头，每月有两百元。一般农村的老年人过了六十岁之后只有一项养老金可领，有百八十元，过了八十岁才有每月五十的高龄补贴。我奶奶这样残疾的情况属于特殊。不管是我奶奶，还是和她同辈同龄的一些老人，在提到养老金时，并不会为每月几十元的补贴而有异议，相反她们都觉得这样很好，是党和国家对老年人的福利保障，她们很感激，这种感激是发自心底的。至于年轻人的看法与她们并不一样，也是因为年轻人了解更多的原因，没有对比就不知道差距。至于谈到因为之前交过的那些年农业税，她们并不会与养老金联系在一起。一般的家庭子女也足够孝顺，老之不顾而仅靠几十元养老金度日的老年人屈指可数。在农村，孝是衡量人人品合格与否的首要条件。
五、总结
在写这篇报告的途中，我融入了太多的主观情绪，且对于几个主要方面几乎都有较大的删减和选择性跳过，很难说这是一篇客观的报告。这其中有我本人的不足，也有许多硬性的限制。故而写的磕磕绊绊，字不成句，段不成章。我本就是农村人，参与劳动其中也并非为了写什么报告，单纯就是为了生活本身，不能像之前写郑州搬运工人考察报告那样有足够的理性和充足的劲头。我在疲惫之余多问一些问题多记一些记录，他们的回答也大多都是无心之举，没有实地采访和调查研究的隆重与真实，故而所写内容充满主观陈述而缺乏客观数据。实是抱歉。我个人的能力也有限，所能跑的乡镇不多，家中杂事亦很繁忙，这算是为日后的补充和真正的调研做个潦草的基础。还望读者见谅。
对于养老金方面我着重的笔墨不多，原因大家也都明白。
写在《考察报告》之后
《考察报告》中大家应该看得出来，在某些词句段落上有明显的删改痕迹，尤其是在谈到养老金和农业税时，我更是触之未深。一方面因为审核，另一方面也怕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在和老年人谈论这方面的问题时，她们能够通过纵向对比，即对几十年前苦日子的对比来印证当下的好，从而对每月几十元的养老金持乐观和感激态度。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她们见识不多，没有对城市的养老金横向对比，也就不知道差距的所在，另一方面是因为她们对生活本身的泰然态度，这种泰然处之的态度并不是出于乐观和幸福，而是因为她们几乎所有负面情绪早已被现实生活消磨殆尽。
据我对我自身和同龄人的审视、对父辈亲戚的观察和与祖辈的接触，我发现人的情绪变化随着年龄成长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三十岁之前的情绪早期，这期间人的喜怒哀乐非常分明——愤懑、恼怒、嫉妒、愁闷、忧虑、鄙夷等等情绪都十分分明，对于人或事都有着非常明朗的态度。第二是三十岁到五十岁的情绪中期，这期间人的情绪感知开始模棱两可，变得不那么被人看出来，高兴或愤怒都表现地不那么明显了，喜乐的情绪开始弱化变淡，怒哀的情绪开始杂糅合一，总之就成了一个字，烦。
第三是中老年阶段的情绪后期，这期间人的情绪开始变得开明和坦然，这种开明和坦然一方面是因为经历了足够多的风浪和阳光，一方面也是真的打心眼里不想计较那么多了。不过这种看似与现实泰然处之的生活态度并不是正面的，可以说是一种安之若素，是一种妥协了。从另一种角度看，这也是一种和解。我在与老年人一起劳动或交谈时，能够深切感知到这一点。
我在考察报告中提到的放羊的农户、种地的农民、卖菜的中年人、瞒珊的老人等等，他们的情绪基本都处在第三阶段。我在和他们一起劳动之余多问一些问题记一些记录，他们的回答也多半是无心之举。你只能从他们的回答中听出疲惫，听不出情绪如何，所以你很难通过他们的情绪来判别他们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当下现实的看法。既然不好判别，那你也自然无权去代表他们发出什么呼吁表达什么愤怒，你只能做个客观的记录，做些力所能及的物质上的帮助。这一点，是我在考察报告中未曾提及的，但也是尤为重要的。
我上述几段对于“情绪的理解”大家参考即可，随着学业的内卷和社会生活的压力，情绪分明的第一阶段和人的青春一样悄然若逝，只剩下“烦”的第二阶段不断提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就步入了这个阶段。这不是一件好事，年轻正是情绪分明的时候，即使情绪是负面的，那也未尝不能清晰展示出来，毕竟我们年轻，还能做一点事情，还有精力有时间去做一点事情。做一点事情，就会好很多了。
我本就是农村人，生在这里长在这里，考完研放假回家也自然是回到农村当中。不管是耙地、放羊或摆摊卖菜，这本就是我和我家人的生活内容本身，这是我的本分。故而写考察报告是本就便捷的事情，故而大家没有必要上升高度亦或强赋意义，我想我的能力还达不到承载许多人期望的程度。做一点事情，写一点文字就挺好。我在写考察报告之余也会怀疑笔下的文字是否真的有用，是能上达天听还是能对当下有所改变？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这篇报告会有多少人看到，但我秉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基于我自身对社会的看法和生活的体验，就某些社会图景做一些描绘而写着一些文字，这可能对于改变当下很是无济于事，但无济于事，总好过无动于衷。
无济于事的前提是先试着“济”了，只要这个前提成立，你就绝不能说你是无能为力的，你也不是无动于衷和疲于奔命的。至于结果如何，这不是我一个人该面对的问题，甚至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够解决的问题，但只要不无动于衷，那就都是一个值得期许的结果。
写在《考察报告》之外：农村的首要问题在于没有话语权
我认为农村的困境除了经济和教育条件的落后，也在于话语权的缺失上。在主流观念语境上乡村话语权的缺失，是导致乡村成为沉默的大多数的首要原因。没有话语权，农民就只能“被代表”，农民的声音没有被听见，那农民的需要就只能是“被幻想出来的需要”。这一点，是我在写考察报告之时的深切感受。
我们县有个乡叫广天乡，广天即广阔天地四个字的简称，高中我每次上学，都会路过这个乡。教员说过，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小时候就知道这里是广阔天地了，在我还没有玉米杆高的时候，我每每在地头间跑迷路，但我就是不清楚我能在这广阔天地间有什么作为。父母说上学是为了考出这里，为了以后不种地，老师说你们生在河南，本就要比别人有更多的压力，不然你怎么考的出去。我在这样的教育理念督促下，难免会对学习的目的和人生的追求产生怀疑。
我个人对于农村看法的思想转变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叛逆阶段，我十七岁第一次坐长途客车从小县城来到郑州以后，我被城市典雅的建筑和璀璨的灯光所吸引，回家以后我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对周围的一切感到厌倦，破落的小镇和燥热的麦田，还有无知的长辈都让我想要逃离。我填的几个高考志愿没有一个是河南省内的，我一定要考出去的原因不在于我想追求学术，仅是我对我所在的环境感到厌倦和无力。我当时正值十七八岁的叛逆期，我错误的认为，大城市的繁华就是我的繁华。从某个角度说，我对大城市的向往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督促我前进的挂在眼巴前的胡萝卜，但后来也成为了我看清世界、认清自己阶级立场的阻碍。
第二阶段是自省阶段，也就是前年和去年，在我寒暑假去往各个厂区打工后，在流水线，在电子厂里，在充满粉尘的车间里，我见到了太多和我一般年纪的年轻人，见到了太多和我父母一般年纪的中年人。厂区离市中心近有几十公里的距离，为何造就了两种不同的世界？我和他们一起做工，拼尽全力干一天活挣那几十块钱，谈何能买到城市店铺里的琳琅？我突然意识到，那些璀璨的城市灯光下面藏着的，是无数个这样的劳动者，繁华城市的建设有他们出的一份力，却为何不见那些繁华分给他们一份？在这种状态下，我意识到了之前我想法的愚蠢，我认识到了我的问题出在哪里，假期结束后回到学校，我开始静心读书，一字一句地读。
第三阶段就是知行合一，树立正确的阶级意识后，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出来。我个人的能力很小，很难对农村的经济和教育等方面带来什么看得见的气色。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多走走看看，多问问体验体验，替他们说出一些没有说出来的话，替他们做一些记录，记录一些现在还仅存的但以后会消失不见的东西。我没有资格代表他们，我只能代表我自己，但好在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没有脱离他们，这是我的一点确幸。从这个角度看，父母辛辛苦苦培养我读书十几年，我反倒又在毕业时花大把时间泡在农村，没有如他们期许的那样在大城市寻份工作远离耕种，这是一种对父母期许的背叛。但同时，这又是我对我个人思想和精神上的拯救。
我前一篇《考察报告》的评论底下，有人说“农民的思想配得上他们的苦难”，看到这话我心里就如针扎般。总有人看到比自己过得不好的人就想教育两句，言语中充满对弱势群体的鄙夷和傲慢，似乎他现有的一切都是理应得来的，他天生就该享有城市的便利与繁华。人是环境的产物，有的老人一辈子没有去过大城市，他们的思想受环境限制，把你换在这个环境，你未必就能有超过老人现有的豁达的思想。
毛选第三卷里写道，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在一切工作中都是如此；在改造群众思想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尤其是如此。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
我想，如果农村没有话语权，那么“幻想出来的需要”依然会代替农民实际的需要。几十年过去了，农村依然是个广阔天地，我已不再像小时候那样对自身在这片天地上有什么作为而感到迷茫，我尽可能为这片土地写一些文字，说一些那沉默的大多数没有说出来的话。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里写道，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就是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来，所以很多人认为他们不存在或者很遥远。在农村这块地界上，沉默已经成为风气，这也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会成为弱势群体，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和怜悯，需要的仅是平等与尊重。身处其中而写一些文章，这是我能做的不多的一点事情了。我该坚持写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