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我国底层社会流动性受阻。与80年代不同，底层社会上升的通道日益狭窄，上大学已经不能实现底层跃升，并且伴随着一系列社会问题。底层的贫困人口在城市乡村都广泛分布，其原因既有缺乏文化与劳动技能，又有制度性的因素。底层贫困问题在转型期愈发凸显，底层家庭未就业人口为数不少，不少底层家庭的子女未能享受平等的教育资源，从而走上犯罪的不归路。底层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流动人口问题。流动人口是一群无固定职业无固定居所无固定收入的三无人群。流动人口的存在给社会带来很大风险，也是当代社会的突出问题。不少流动人口为了生计挤破头皮涌入城市。这些人在城市没有户口，所从事的几乎都是边缘行业，甚至违法犯罪，严重危害了公共安全。流动人口管理难度大，而且经常进拘留所屡教不改，一旦生计所迫就会重操旧业，无法谋得正当职业，成为令城市望而生畏的群体。底层的贫困还体现在失业家庭。失业家庭除了没有钱，还饱受歧视，成为城市弃儿，其社会地位低下，子女在学校备受教师与富人子弟歧视，很多家庭甚至由于买不起学区房无法取得城市户口，城市所在地户籍限制的细化使绝大多数底层外来打工者无法安家落户。由于必须持有派出所开具的户籍证明才能经商就业，这一点就成为很多外来人口的拦路虎。
近二十年以来底层人口流入城市后往往从最苦最累的行业开始生存。由于底层从事的大多都是脏活累活，体力劳动强度大，工资报酬低，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底层人口进城后往往要抵押一笔钱和身份证给工头，然后才能进入工地干活。在干活中稍微不如工段长意就会被扣工资。底层人民在城市用工就业都低人一等，还有许多无业游民。底层无业游民聚集地往往都是城郊地带，带来了城市灰色产业的勃兴。这些城市灰色行业就是发廊与夜总会等场所。往往是弱势女性从事灰色地带职业，黄赌毒由此产生。为数众多的底层人口依赖地下产业生存，游离于灰色行业与城市边缘，成为困扰郊区治安一大隐患。很多工人为了养家糊口一天三班倒，下夜班以后经过郊区租住处还要遭遇流氓混混的打劫与骚扰。郊区由于地租便宜，物价低廉，往往成为外来打工者的的首选住处。打工者选择郊区为住所是城乡二元结构在城市中的反映。这是城市化过程中，打工者绝大多数无法融入城市的具体体现。打工者是郊区的主要消费人群，他们白天进城务工，晚上回到郊区休息，形成白天在城市，夜晚在乡下的现象。进城务工人员往往在城市的建筑工地劳动，一天工作12个小时左右，从事的都是脚手架搭设等危险工种。进城务工人员涌入城市是农村无法吸纳富余劳动力的必然结果，而与此同时城市基建工程大量需要价格低廉服从听话的劳动力，我国的三资企业与私营企业就是以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发展起来的。很多私营企业从事的是没有技术含量的粗加工与制造行业，于是大量吸收农村进城的务工人员成为唯一选择。发达国家的外商主要投资于我国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利用我国宝贵低廉的劳动力获取高额利润，一部我国生产的汽车卖到美国的价格比成本价还低，这些劳动力从事粗加工与配件组装贴牌代加工，于是沿海地区就这样引进外资，建立了经济开发区。多年来外来务工人员的收入停滞，很多人生活成本加剧，尤其是当前的大环境下，很多工厂都不需要这些打工人，不少外来务工人员陷入了失业，导致郊区房子租不出去，很多外来工都反映钱不好挣了。不少郊区的家庭人口无业，这些无业人口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徘徊在城市的角落中。
底层人口的贫困表现在收入不稳定并一般低于城市的平均水平，甚至存在无收入者。底层人口经常面临就业不稳定容易失业的问题。底层往往都是从事竞争极大的行业，这些行业由于已经饱和，利润空间低，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造成底层人口容易失业，就业临工化问题。这些底层劳动力由于没有知识文化，一旦失业比知识型劳动力更难获得就业机会。底层无业群体无固定收入，无正规职业，且就业岗位缺乏，一旦一人失业，全家都陷入深渊。底层人民的工资一般相当于城市最低工资，处于城市的贫困线上。而郊区拆迁使很多底层人口顿失所依，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房屋，不得不流入城市中租住更高价的房子。以至于郊区棚屋区改造，底层人口的生活成本更高。由于收入低下，底层人口付不起租金被房东赶出的情况屡见不鲜。原国营企业失业职工“自谋生路”从事擦鞋等辛苦吃力行业。由于我国劳动力人口过剩，就业岗位一旦有空缺就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有的人去干，加剧了就业的紧张，很多危险有害劳动岗位没有安全保护，而底层人民争先恐后的去做，不少打工人稍有差池就被包工头罚款，甚至雇佣童工。农村留守儿童由于父母不在身边，没有办法接受教育，不得不被工地矿山雇佣。这些童工还经常被毒打虐待，不给工资，生存状况堪忧。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必然结果，他们的父母在城市里为工头卖命，用寄回去的微薄收入生活，由于没有钱，即使上学也经常辍学。农村留守儿童的童年并不幸福，不少人从小就没有完整的童年，而受教育程度的不足使今后的就业生存都受到影响。很多农村学校师资不足，其学校由多个自然村学校合并而成，老师往往还身兼数科，精力有限，无法充分关怀农村的孩子。且校舍狭小残破连篮球场都没有，学生不足的地方甚至没有学校，乡村教育令人堪忧！西部地区的孩子上学由于没有通水泥路，还要徒步攀爬陡崖花费几个小时上学。西部地区的人长大后只能卖羊肉串核桃哈密瓜为生，很多人甚至越境葱岭中亚，到第三国谋生，成为很多以色列华工的来源。毫不动摇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也要毫不动摇的鼓励把现有的雇佣关系转变为劳动合伙关系。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更要共同富裕(现在提共同富裕太迟了)。“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加快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还要落实全民股份制。
乡村经济滞后，农村荒凉，农民外流，农村无业游民增多。由于没有正式职业广大农民还没有收入，有的在建筑工地上干短工。笔者所在福州近郊地区大都是外来工及子弟的栖息之地。笔者亲眼看见闽侯上街大学城失地农民跑摩的赚钱的窘境(笔者大专就读于上街闽江学院)。外来工白天在城市夜晚在郊区，在城市没有固定住处，没有固定工作的现象极为普遍。由于无业可就，很多底层女性不得不年轻时开始卖淫甚至包括大学生(笔者曾经所在闽江学院就亲眼目睹女大学生被富豪包养夜不归宿)。城郊地区聚集大量底层人口，往往因为无业可就流向城市，增加了城市的就业压力。尤其现在各大企业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城市生活成本急剧上涨，城郊工人生活困境，治安也进一步恶化，连城郊大学城附近都经常出现凶杀强奸命案，为数不少的底层大学生早早就开始兼职甚至加入黑帮无心学业，毕业论文大都作弊抄袭，学校为了就业率指标要求各大学毕业生必须提供就业证明，否则无法获得毕业证，于是学生家长绞尽脑汁的委托开办公司的亲属提供就业证明成为常态。大学生无业现象导致城市劳动力缺乏，广大大学生毕业或卖猪肉或回乡，不少大学生应聘洗脚城的工作。大学生大部分不能找到与自身能力匹配的工作，除非家里有矿。大学生毕业以后租不起房，在城市中无法立足的现象屡见不鲜。很多人父母往往都是为子女培养技术而不送他们上学，会懂阿拉伯数字就行了，有技能比知识更重要。很多家庭早在大二开始就为孩子寻找出路，没有门路的普通二本孩子只能失业。不少定向包分配的专业(电力等)早就被抢光，冷门专业还在扩招并没有被裁撤。80年代的文凭热早已经成为过眼云烟，文凭早就一文不值。短短十几年大学生就从万众瞩目的人才变得不金贵了。扩招以后研究生博士生都很多在家里待业。90年代以后大学生毕业要么考公要么在家无业可就，这些大学生就是社会最底层的群体。处于前工业化社会的就业岗位无法容纳数量如此众多的大学生，而且中小微企业的招聘岗位急剧缩小，就业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每一个家庭最头疼的问题。农村居住的都是外来工，这些人大都在私营企业三资企业工作，工资经常被包工头拖欠，一旦包工头跑路，就无法获得工资。农民由于种地无法赚到钱，只能卖命于工厂，从事重体力劳动，这些企业劳动条件差，工资待遇低，劳动强度大，就是大学生去干都吃不消。农村经济的停滞还体现在产业单一，自然地理交通不便，缺乏规划等。农村经济落后的地方只发展水电风电矿藏等资源型行业，依靠开采资源加工出口来赚钱，使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还有不少地方在城市改造过程中征地建开发区，圈占不少耕地，打工人的容身之处也没有了。大量失地农民流入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并没有就业，为开放建设付出代价。
底层务工者租不起房子的一般居在工棚里，啃着窝头，吃着咸菜，住着板房，他们虽然包吃包住，但是只求温饱，连烟也买不起。工棚里的生活是无望的，除了喝酒打牌就是猜拳吆喝。底层务工者一般没有文化，只能从事最累的工作，平时把工资寄给乡下的家庭与妻儿，还不够子女上学，打工赚不了多少钱。去沿海打工完全是迫于无奈，广大外来工只能卖体力，等到干不动就回乡。外来务工人员的就业并不计入城镇就业人口，在外地发展往往一事无成，他们维权意识差，几乎不会主动争取被拖欠工资。只要包工头开除为首的头目，一般都会乖乖就范。物业维权成功率最高，地方电视台可以报道，广受关注。外来工维权由于涉及稳定，一般鲜为人知。外来工一碗泡面就是奢侈品，而且头脑简单，不会思考贫困的原因。外来工子女往往缺乏管教，加之高昂学费，许多子女成为社会青年。我高中时期就读的中学周边都是社会青年，一到放学就出来在学校校门口。底层人民的生活从曾经红极一时的犀利哥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犀利哥现象就是广大底层打工者流浪街头无家可归的真实写照。由于失业衣食无着，而被社会关注的只有极少数。底层人口的出路要么送外卖要么做保安，只能位于社会的下层。底层人口一旦工程停工，工头跑路，就陷入了极大的生活困境。这时候许多人就选择进超市搬运理货或者擦鞋，还经常受到白眼。不少富豪还举报外卖派送员送餐不及时，故意找茬，导致他们失去工作。这个时代里，底层人活得并不舒心。有钱人搂着夜总会被迫沦落风尘的妇女轻蔑的嘲笑她们还以奸淫她们为乐，说能开发票。广大穷人面对房价望而却步，一天的收入不够买菜的钱。小说许圣顺里，当年许多东北沦陷区人民都相信满洲国这个社会是协和的，个人发财的机会是均等的，满洲国是王道乐土，这里没有苏联式的大清洗，祝愿满洲国永远繁荣昌盛，满洲国最幸福，然而一个叫许圣顺的geming者没有屈服，最终被讲依法治国的满洲国政权枪杀。在暴日铁蹄下，打响第一枪的成为叛徒，实事求是的人被审查，一边苏联老大哥亲爷爷，一边惨胜后抗日真假双假英雄你死我活内斗的渡尽劫波兄弟在。穷人占绝大多数一个社会的指导思想有没有问题？
说真的，看完你写的这些，我心里头不是滋味，但又有好多话憋不住想往外倒。你这篇东西写得太沉了，看得人喘不过气，但我又觉得有些地方你好像把事情说得太死了，好像一杆子打翻一船人。 先说你说的那个“上大学已经不能实现底层跃升”吧。这话我听着吧，又对又不对。对在哪呢？现在的大学生确实不值钱了，满大街都是，我老家邻居那孩子，爹妈在工地上干了大半辈子，攒钱供他读了个二本，毕业了照样找不着好工作，最后去送外卖了。你说这算跃升吗？不算。但这账不能全算在“上大学”头上啊。我总觉得，上大学这回事儿，它至少给了人一个念想，一个能往城里扎根的台阶。我有个表哥，家里穷得叮当响，就是靠念书考了个大专，学了个修车的技术，现在在县城开了个修理铺，虽说发不了大财，但比起他爹在土里刨食，那日子强多了。所以你说通道完全堵死了，我不太认。这通道是变窄了，挤得头破血流，但你说彻底关上，那也不至于，总有人能挤过去，就是代价比以前大得多。 再说你讲的流动人口那段。你把那些人说成“三无人群”，说他们搞违法乱纪，危害公共安全。这话我听着身上起鸡皮疙瘩。我自个儿就在工地干过两年，我们那工地上，大伙儿都是外地来的，天不亮就起来，灰头土脸干一天，晚上挤在那个用彩钢板搭的工棚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想家里的娃。谁不想体体面面活着？谁愿意睡大通铺，吃那油汪汪的大白菜？还不是为了多挣俩钱，让老家的人日子好过点。你说的那种屡教不改、进拘留所跟回家似的人，有，我信，但那绝对是一小撮，是哪个群体里都有的臭虫。你把他们绑在一块儿说，说他们是“令城市望而生畏的群体”，这帽子扣得太大了。我认识的很多打工人，老实巴交的，被欠了工钱都不敢大声嚷嚷，就蹲在墙角一根接一根抽烟，那眼神看的人心里发酸。他们哪儿是风险啊，他们就是一座城市最底下的那块砖，脏活累活全干了，完了还要被当成麻烦。 你这文章里还写了不少关于灰色的东西，说那些发廊和夜总会是底层人聚集才带来的，是郊区治安的隐患。这话也站不住脚。我有个远房表姐，以前就是在那种地方干过，但不是你以为的那种。她是从农村出来，先是在厂里踩缝纫机，后来厂子倒了，没办法，经人介绍去那种地方打扫卫生，端茶倒水。她说那儿确实不干净，但她至少靠这份活儿，把家里弟弟的学费给攒出来了。你光看见那地方阴暗，你怎么不看看是什么把人逼到那儿去的？乡下没地种，城里没活儿干，喝口凉水都要钱，那不得找条道儿活着吗？有那几个钱，谁乐意天天对着那些喝得醉醺醺的男人赔笑脸？你把这账算在底层人头上，说他们带来了黄赌毒，可没人想想，要是能像个人一样有份正经事做，有地儿住，孩子能上学，谁愿意去蹚那浑水。 文章里头有一句话我看得特别心酸，说打工者白天在城市，晚上在乡下，白天是城市的建设者，晚上是城市的弃儿。这话说得太真实了。我在广州待过一阵子，住的地方就是那种城中村，握手楼，天一黑，全是白天在写字楼里修电脑、在工地上搬砖、在饭店端盘子的人，大家都灰扑扑的，挤在那条窄巷子里，吃着六块钱一碗的炒粉。我那时候老觉得，这座城市就像一只巨大的怪兽，白天把我们吞进去，晚上又把我们屙出来，扔在这儿。你说他们没户口，受歧视，买不起学区房，子女被看不起，这我信，因为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他们不是不想融进去，是那扇门压根就没对他们开过。可你把这描述成他们自己的问题，说他们没文化、没技能，这就不公平了——谁天生就会修电脑、懂代码啊？还不是被逼着一点点学的。只不过有的人有机会学，有的人一辈子就耗在那十二个小时的脚手架上，下来人都瘫了，学啥？ 再说说失业那一段。你说失业家庭“饱受歧视，成为城市弃儿”，这话也算到根儿上了。我认识一个大哥，在工厂干了十几年，机器一换新，人就给人裁了。他四十多岁，头发白了一半，跑了好几个月，找不着活儿。他那老家的娃在城里读书，开家长会他都不敢去，怕老师嫌他穿得邋遢，怕别的家长瞧不起他那孩子。他跟我喝酒的时候哭着说，自己就像是废了，扔在路边都没人要。那种感觉，不是没钱吃饭那么简单，是觉得自己这辈子都抬不起头了。但是反过来想，这种事儿就无解吗？我瞧着不少地方搞什么新市民培训，教人用手机接单、学个电工焊工，你说这能一下子让所有人发财吗？不能。但起码让人喘口气，让人知道自己还能干点啥。要命的是很多地方连这种培训班都舍不得办，光在那儿不停地查暂住证、赶人，那就真把人往死路上逼了。 哦，你文章里还提到八十年代。说那时候上升通道怎么怎么通畅，跟现在是没法比。这话我信一半。八十年代那阵儿，只要你胆子大，敢从村里出来，跑去深圳那趟火车上，扒着车门就能找到活儿干，那时候机会多，大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谁勤快谁就能吃饱饭。但你想过没有，那时候的人刚从啥地里出来？穷得都一样的穷，所以谁也不觉得谁惨。现在不行了，富的流油，穷的叮当响，还都住在同一个城市里，隔着一条街，一边是高档小区，一边是脏乱差的棚户区。这反差一出来，人心就躁了，日子就难熬了。你这文章里动不动就“制度性因素”，这话听着像套话，但仔细琢磨，还真是那么回事。你说为啥非得让打工者抵押身份证才能干活？为啥非得要那个派出所的证明才能摆摊？这些道道儿，不就是为了拦住这些穷人吗？这跟能力、跟文化高低有啥关系？ 不过你要说现在的大环境，确实也不行了。我有个在东莞开厂的朋友，以前生意好的时候，招工启事一贴出来，门口呼啦啦排一溜人等着面试。这几年他说，能保住厂子不垮就算烧高香了，订单少了一大截，他自己都得出去跑业务拉活儿。所以说，失业这事儿，不能全赖这些打工的人不努力。有人说他们图清闲，不愿意进厂干，可你算算那账，进厂一天站十几个小时，赚那两三百块钱，扣掉房租伙食，剩不下啥了，还不如在街边跑跑外卖，时间自由点，运气好还能攒点。可外卖这行现在也卷得要命，人比单子还多。你不是说嘛，钱不好挣了——这话，倒是一点不假，连我们这些坐办公室的都觉着日子紧巴巴的了。 再说说教育那事儿。你说底层家庭的子女没能享受平等的教育资源，容易走上犯罪的路。这话啊，意思对，但我听着刺耳。好像穷人家的孩子生下来就自带犯罪基因？我小时候在村里念书，镇上初中条件差得没法说，教室的窗户玻璃都是拿塑料布糊的，冬天冻得脚生冻疮。可那也不耽误我们村里出大学生啊。我们村那几个考上好学校的，家里穷得叮当响，但爹妈咬着牙供，孩子也争气，愣是从那破学校里杀出来了。现在呢？城里的学校动不动要学区房，要社保记录，要各种证，村里的小学都快合并没了。这不是孩子不努力，是大人在把路一点点给他们堵上。你要是让穷人家的孩子打小就跟富人家的孩子同班念书，吃一样的饭，用一样的课本，我就不信出不了人才。可现实是，从生下来他们就活在不同的世界里，这不叫贫困，这叫割裂。 还有你那个说“我国的三资企业与私营企业就是以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发展起来的”，这话我听了反胃。什么叫价格低廉？说白了不就是拿人当牲口用吗？我有个小学同学，在沿海一个厂里干了七八年，说是做汽车配件的。我去找过他一次，那车间里一股子刺鼻的味儿，他戴着那种最普通的纱布口罩，脸熏得发黑。他说他们一天干十二个小时，忙的时候连轴转，就为了赶那个货。工资呢？到手五六千，在老家算高了，可在那地方，房租一交，饭一吃，月底能剩两千都算会省了。人家一台车卖好几万，一套配件挣几百块，分到工人手里就那三五块。你说这是比较优势？这不就是欺负人老实吗？你要是真把工人当人看，给个像样的休息，给点保障，也给那些厂子干了几年的人一点盼头，他们至于那么没安全感吗？ 还有你说那“郊区由于地租便宜，物价低廉”，我太有感触了。以前我在城郊住的时候，楼下那条街，全是卖早点的，五毛钱一个包子，两块钱一碗豆浆，你说这是咱们底层人的乐园吧？可那地方也是小偷小摸最多的地方，晚上走夜路提心吊胆。不过话说回来，这些小偷小摸的，很多不也是找不到活路才动的那心思？你光说他们危害治安，可你怎么不说那些包工头拖欠工资，那些老板一出事就跑路，把一帮工人扔那儿不管，才是真正把人逼上梁山的那个？我听说过不少这样的，干活三个月，一分钱没结，家里老婆等着钱买米下锅，你说他能怎么办？他能去走劳动仲裁吗？那得多少手续，等得起吗？真等得起，家里早就揭不开锅了。所以他是去偷还是去抢？这账，总不能全算在那些可怜人头上吧。 你这文章从头到尾，一股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味道。说来说去，好像这底层人是又可怜又可恶，自己没本事还一堆毛病。这我就不服气了。你看那工地上风吹日晒的，那大城市凌晨四点的扫大街的，那医院里陪护的护工，哪个不是底层人？哪个不是靠一把子力气挣口饭吃？你不能因为他们穷，就把所有脏水都往他们身上泼。穷不是病，犯了法自有法律管。但是你得让人有条正经路走，有口安稳饭吃，你才能说他懒、说他坏。不然的话，就是你文章里说的那样，人在城里没根，像浮萍一样飘来飘去，哪一天一个浪头打过来，就沉底了。我看你也不是完全没同情心，字里行间也透着一股子不甘，只不过写着写着，就跟那些城里人一样，站在高处往下瞅，看不见具体的人，只看见一堆标签了。 我倒是觉得，这贫困问题真不是靠谁一张嘴就能说明白的。你说它既是没文化没技能，又是制度问题，这话没错。可问题是，文化技能哪来的？不也是靠读书靠培训吗？制度不合理的地方，不也得靠人一点点磨吗？你在这儿写这么一大篇，骂也骂了，叹也叹了，可你要真让我拿个主意，我也说不出个花儿来。我自己的日子也就那么回事，一个月工资交了房租就剩不下多少，过年回老家还得装得挺风光，不然爹妈担心。我周围的工友、同事，也有日子过得好点的，也有过得特别难的，但大家都在咬牙硬扛，谁也没有因为穷就去干那种昧良心的事儿。大家就想着一件事：把今天熬过去，明天说不定能好一点儿。 你文章里提到那些郊区房子的房租租不出去，打工的人钱不好挣了。这话我信。我在的那个小区，以前楼下超市门口天天有人站着等活儿，扛沙子的、刷墙的、通下水道的。今年你再去看看，稀稀拉拉没几个人了。有人回老家了，有人进城换别的行当了，还有人就那么在大街上晃荡，也不知道明天能干啥。看着让人心慌。但你光写这现象不解决啥问题啊。你要是能再多写写那些具体的人，他们从哪儿来，家里啥样，心里咋想的，就比光扯什么“结构性困境”要强得多。我不是说你写的不对，我是说你写的太“大”了，大到我看不见人脸，只看见一片灰蒙蒙的影子。 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也不是要跟你抬杠。你这篇文章，至少把那些被城市亮丽的灯光挡住的角落给掀开让人看了一眼。就冲这个，我敬你是条汉子。但下次你写的时候，能不能试着写写那个在脚手架上抽烟歇口气的年轻人，写写那个一边奶孩子一边盘算着下个月房租咋办的女人？贫困这个东西，不是一个数字，一张表格，它是千千万万个人一夜一夜熬过来的日子。你要是能把那个“熬”字写出来，比写一百句“底层艰难”都管用。最后你说那“就业临工化”，我也不太懂那些词儿，但我知道，现在找个能干一辈子的活儿比登天还难，到处都是打一天工算一天钱，干一个月算一个月钱，人心惶惶的。这日子，真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