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经济学家姚洋在一个采访中呼吁国有资本退出风险投资行业,并允许民营领域在这个行业扮演更大的角色。
也是北大教授的姚洋认为,当前政府资金在风险投资业占比过高,对于以高风险换取高收益的风投业而言,追求安全的政府资金可能不是加分项。
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是创业企业的重要融资来源。而在当前中国的股权投资市场上,国资占比越来越大,地位举足轻重。姚洋的话点破了一些人心底的担忧:在政府主导的投资下,初创企业还能突破边界,野蛮生长吗?
投资行业媒体投中网8月1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在过去五年获得投资的企业中,每三家就有一家获得国资机构投资。
具体而言,国资机构在过去五年间直接投资了约1万2900家企业,金额高达1.59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合约2907.29亿新元)。若算上政府资金作为有限合伙人(LP)的间接投资并去重后,国资机构共投资了约2万家企业。
另据股权投资数据平台清科研究中心的统计,今年上半年新募资金,国资出资占比近八成。
对以上数据,中国媒体的结论是:中国的一级市场全面进入国资时代。
这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影响,海外资金尤其是美元资金减少对华投资,中国国内的大型民营企业也在经济放缓下谨慎出资;另一方面,各类政府引导资金、国企却在政策的号召下,对初创企业伸出了手。
在资金量不断萎缩的一级市场,慷概的国资是许多创业公司在冠病疫情三年后的救命稻草。
因而对姚洋的观点,一些行业人士也不由得反问:是创业公司一定要拿国资么?不,可能是没有选择;是民营企业不想在股权投资上发挥作用么?不,可能是没信心、财力也不稳定。
但无论如何,国资正成为中国资管行业的主导者。这对创业者、创新企业的发展而言意味着什么?中美竞争下,面对政府寄予的厚望,国资能支撑着企业突破尖端技术吗?
资金偏好集中 容易内卷
相较于市场化资金更追求收益,国资有着明显的政策倾向,不仅会要求接受国资的被投企业搬迁到地方,以支持当地产业发展,对具体的产业发展方向,也会有偏好。投中网的统计显示,国资机构投资最多前三大领域是电子信息、医疗健康和先进制造。其中包含了半导体、人工智能和信息化服务的电子信息投资数量一直占到30%以上。
卡脖子的半导体业是投资最多的领域。上海发布的三大先导产业基金,总规模达1000亿元,其中集成电路母基金就占450亿元,人工智能母基金225亿。
此外,国资机构对于制造业的偏爱与日俱增,与之相关联的能源矿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交通两大领域,投资事件也在不断上升。

投中网统计,国资机构投资最多的前三大领域是电子信息、医疗健康和先进制造,汽车交通和能源矿业紧随其后。(投中网)
在中美竞争加剧、北京寻求科技和创新突破的背景下,资金管理人对这些投资引导趋势表示理解。但他们担忧的是,过分集中的共识将引导资金向相似的、确定性强的领域重复投入,而无法鼓励从无到有的创新。
今年6月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姚洋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对《每日经济新闻》说,国内很多行业“内卷”的根本原因是许多资金涌向了已经成熟的领域,导致这些领域变得过于拥挤,竞争加剧,价格战不断。
投资人也认为,过于偏好硬科技,也会让那些没有被政策特别青睐的行业如餐饮、消费的日子更难过,而这些也是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厌恶风险
另一个担忧,是国资难以抑制对创投企业的管控本能。
政府参与股权投资的方式,一是联合地方国资设置引导基金、产业基金,给市场上的风投机构(VC)的出资,成为有限合伙人(LP);另一种则是直接下场,筛选创业项目、自己成为基金管理人(GP)。要把握投什么、怎么投、时刻掌握被投企业情况,国资倾向于后一种。
专注股权投资报道的《融资中国》引述行业人士指出,在2019年以前,国资更多以母基金的形式出现在股权行业内,如果出资人对资金怎么投过问太多细节,还会在行业落下不专业的坏名声。但随着国资参与更多、要求确定性,这种隔着一层的投资开始改变,政府的母基金开始参与直投。
姚洋在和彭博社的访问中说,由于政府官员对财务表现负有责任,他们通常要求合作的企业签订在出现损失时保护投资者的合同。
投资双方签订的股份回购协议就是这样一种合同,约定投资者有权在一定条件下要求被投企业回购其股份,以保护投资者利益。
中国母基金研究中心此前在公众号发文称,今年以来,很多政府引导基金、国资出资人为了退出,“批量”起诉市场上的投资公司。压力向下传导,创投机构密集向被投企业发起回购诉讼,让许多初创企业创始人不得不在处理诉讼中奔波。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知名国资创投机构深创投,从去年开始密集向被投企业发起30余起回购诉讼。触发回购的原因多是未能按期实现上市或业绩未达标。
深创投的诉讼表单在多个微信群内流传,有创业者抱怨称,拿国资的钱就是给自己上了双重监管,不仅动辄要开会学习、被审计,退出时还要吃官司。
现实情况是,中国今年以来严管上市准入,许多创投机构无法退出,国资也不例外。尽管国资对回报的要求可能比市场化资金低,但在国有资产的保全上却可能采取更强势的措施。
除了回购诉讼,一国资平台人士对《科创板日报》表示,一些地方甚至成立了整改小组专门监督GP(基金管理人)。
国资的容错率
面对行业对回购潮的批评,一些地方开始调整国资的容错机制。
广东发布科技创新条例,明确提到监管部门对国有投资基金考核要综合评价基金整体运营效果,“不以国有资本保值增值作为主要考核指标”。上海也发文表示,对科技领域投资未能实现预期目标,但依照国家和本市有关决策、规定实施,且勤勉尽责未谋取私利的,不作负面评价。
显然,政策在极力地鼓励创新,宽容失误乃至失败。湖北国资长江产投的总经理张涵在上周举行的中国基金合伙人会议上说,不要那么悲观和焦虑,“现在可能是行业的最低点,却也是政策的最高位。”
但现实状况是,即便有国资撑着,政策鼓励着,但一级市场的钱和交易,依然在下滑。国资的容错率,在地方政府不断增加的财政压力下,也不能无限延伸。
《母基金周刊》发布的2024年GP生存报告指出,市场化资金缺乏的情况下,国资和政府为主的出资结构实属无奈。“国资、政府资金本质上都不愿意成为资金的大头,期待市场化LP们能恢复更多的耐心和信心”。
问题在于,是干等着让市场化出资人们恢复信心,还是应该先请政府退后一步,更多地回到引导者的角色?


钱从哪来?文章都写了国资是疫情后的救命稻草,外资撤了民企也没钱,这时候喊退不现实。
我先从我自己说起。我在张江旁边一个做传感器的小公司干过三年,亲眼见过一轮国资进来是什么体验。那天会议室挤了十几个人,比我们整个研发部开周会的人都多。对方问了两个小时,问到最后问我们某个关键物料的二级供应商是哪个厂,那厂的老板跟他们当地开发区有什么关系。我当时坐旁边做记录,手心全是汗。后来钱确实到账了,条件是公司主体迁到他们那个区。老板回来说,现在这行情,能拿到钱就烧高香了,别挑了。我们本来在市区,搬过去以后有个做算法的老哥每天通勤多四十分钟,干了一个月递了辞呈。老板没留,留也留不住。 所以我看到文章里写,国资会要求被投企业搬迁到地方以支持当地产业发展,我一点都不觉得新鲜,这就是我们经历的事。但这篇东西写得还算克制,至少没把话说死。我就顺着往下聊。 投中网那个数据,过去五年每三家拿到投资的企业就有一家背后有国资。这个比例我信,甚至觉得真实情况可能更夸张,因为很多是通过LP绕进去的,穿透去看一层套一层。我有个在母基金做尽调的朋友,他说现在去募资,路演PPT第一页如果不写"已获某某引导基金意向",后面的民营LP连会都不想来开。这说明什么?说明国资已经不只是出钱的人,它变成了一个信用背书,一个入场券。你没有这块牌子,别人怀疑你项目本身有问题。这个逻辑挺荒诞的,但就是这么回事。 姚洋说国资该退出风投,让民营来挑大梁。这话方向我是认的,但我得说句难听的:姚老师这话说得轻巧。现在的问题不是国资太多把民营挤走了,而是民营自己不敢来了、也来不了了。文章里其实也点了,"是民营企业不想在股权投资上发挥作用么?不,可能是没信心、财力也不稳定。"这句是整篇最实在的一句。你让国资退,退给谁?美元基金这几年撤的撤、观望的观望,国内那些以前出手最阔的地产系、互联网系战略投资部,现在自己都在裁员过冬。你把这个位置空出来,没人接,那不是把创业公司直接饿死在半道上吗。 我认识一个做早期投资的朋友,他以前管一只三亿的盘子,去年开始基本不投新项目了,就守着手里的十几个老项目。我问他为什么不投了,他说不是没钱,是不敢。以前投错了顶多亏掉这一笔,现在投错一个项目,LP那边要追责,要写检讨,要开复盘会开到半夜。他说他现在看到特别好的项目反而更慌,因为好东西意味着贵,贵意味着万一没跑出来,自己就得背锅。这种心态其实是整个行业的通病。国资进来以后,把一套行政化的考核逻辑也带进来了。投资本来是概率游戏,十个里成一个就行,但你用考核KPI那套去管投资,就变成了每一个都不能亏。那还怎么玩。 文章说国资偏好电子信息、医疗健康、先进制造,半导体投得最多。上海那个一千亿的先导产业基金,集成电路占四百五十亿,人工智能两百二十五亿。这个数字摆出来确实震撼。但我想说的不是该不该投半导体,半导体当然该投,卡脖子的事谁都知道。我想说的是"过分集中的共识"这个提法。姚洋在达沃斯讲内卷的根本原因是资金涌向成熟领域,这个判断我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 同意的一半是,钱确实扎堆。我一个师兄做化合物半导体的,他说他们那个细分赛道,2021年的时候全国也就十几家像样的公司,到去年冒出来一百多家,很多是同一个技术路线,同一批人跳出来换个壳再融一轮。这就是文章里说的重复投入。钱多到一定程度,就开始制造泡沫,本来一家能做成的事,拆成十家来做,每家都做得半死不活,最后靠价格战互相消耗。这个剧本我们在光伏、在LED、在面板上都看过一遍了。 不同意的一半是,把内卷的锅全甩给资金集中,有点简单了。内卷的根子是创新不够,大家只能在同一个确定性的方向上卷效率、卷成本、卷谁更便宜。你看那些真正从零到一的东西,反而没人跟你卷,因为没几个人看得懂。问题在于国资的钱天然不愿意投看不懂的东西。这跟它是不是国资关系不大,跟它背后是谁的钱、谁承担责任关系很大。你拿财政的钱、拿纳税人的钱去投一个九死一生的东西,亏了谁签字?没人敢签。 所以文章说的那层担忧是对的:政府资金追求安全,而风投这行恰恰是高风险的。这两件事从基因上就别扭。我看过一个投资人打比方,说让国资做风投,就像让一个怕水的人去当救生员。不是说这个救生员不努力,是他一看到有人在水里扑腾,第一反应是先把人捞上来别出事,而不是让人游到对岸去。捞上来当然没错,但那种能游到对岸的公司,可能就永远游不到对岸了。 文章后半段讲国资抑制对创投企业的管控本能,倾向于自己下场做GP,这个我也有话说。我那个搬去郊区的前公司,后来融资到位了,但随之而来的是每个季度要交一大堆报表,要配合区里的各种汇报材料的撰写,什么"助力区域产业升级""带动就业若干人""引进高层次人才几名"。老板有次喝多了跟我们说,现在他一半时间在应付这些,一半时间在找客户,真正管产品的精力几乎没有。这话可能有夸张,但方向没错。你拿了人家的钱,就得替人家完成一部分政治任务,这个交易是明摆着的。 我不觉得这完全不能接受,毕竟人家出钱了你得回报。但我想追问一句:这种模式下长出来的公司,有多少是真的有竞争力的,有多少只是靠地方保护和资源倾斜活着?我见过一些公司,本地政府给了地、给了补贴、给了订单,看起来活得挺滋润,但产品拿到外地去一比就露馅。这种公司撑着,其实是在撑一种虚假的繁荣,把行业的平均效率往下拉。你说它养活了一批人,对,但它也让真正能干的公司更难拿到资源。 还有一个我觉得文章没太展开的点,就是国资进来以后,创业公司创始人的心态会变。以前你是给股东赚钱的,股东要的是回报,你干得好就是好。现在你面对的不只是资本回报,还有一堆看不见的东西。你可能得在某些场合表现得"政治站位高",得配合一些跟你业务没关系的事,得在招聘的时候考虑一些奇怪的因素。这些事单看都不大,但叠在一起,会慢慢把一个公司从里到外变成另一种东西。我那个老板后来就有点变了,说话开始绕,开会开始先讲形势再讲业务。我看着挺不是滋味的。 但话说回来,我也不完全站姚洋那边。他呼吁国资退出风投,这话在书斋里听着很痛快,落实到现实里很难。第一,退出退给谁的问题上面说了,接盘的人没到位。第二,现在中美这个局面,你让纯民营的钱去投那些回报周期特别长、烧钱特别猛的硬科技,人家愿不愿意是个问题。资本是要赚钱的,它会算账。你回报周期十五年、成功率百分之五的东西,凭什么让民营资本心甘情愿去投?除非你配套的资本市场够活跃,退出通道够通畅,退出收益够诱人。这些条件现在齐不齐,大家心里有数。 所以我的看法比较拧巴:国资现在这个角色,既不是它自己想演的,也不是市场最想要的,而是被逼出来的一个临时状态。海外钱撤了,民营钱缩了,只能它顶上。你让它顶,它就得按自己的逻辑来,而这个逻辑跟风投这行确实不合拍。这个矛盾短期内解不了。 真正该操心的,可能不是"国资该不该进",而是"进去以后怎么让它别那么行政化"。比如能不能把出资和决策分开,钱是地方的钱,但投什么、怎么投交给专业的团队定,政府只设几条红线别越界。比如能不能把容错机制建起来,明确亏多少以内不追责。这些听着像官话,但每一条落到实处都是天大的难题。我一个在引导基金干过的朋友说,他们那里最头疼的就是容错,嘴上都说允许失败,真出了事没一个人敢签字,最后还是投资经理扛。你说这种环境下面,谁敢去投那种真正需要冒险的项目。 文章开头引姚洋说,追求安全的政府资金可能不是加分项。这话我同意一半。对于需要野蛮生长、需要突破边界的公司来说,国资确实不是加分项,甚至可能是减分项,因为它带来的约束和它的钱一样多。但对另一类公司来说,比如那些更偏工程化、更偏产业配套、不太需要天马行空的,国资反而挺合适,稳定、有产业资源、能对接地方订单。所以我觉得不能一刀切说国资全是坏事,得看投什么、投谁。 我真正担心的是一件事:当国资成为主导,而且偏好越来越集中在那几个方向的时候,会形成一种"标准答案"。所有人都往那几个方向挤,因为好融钱。慢慢地,那些不在标准答案里的东西,就没人做了。文章提了一句餐饮、消费这些没被政策特别青睐的行业日子难过,这其实是个信号。经济不是只有硬科技,餐饮、消费、文娱这些也是经济生活的重要部分,也是解决大量就业的地方。如果钱全往一个方向去,别的方向就会干涸,这种结构失衡可能比我们想的更麻烦。 我讲个特别小的事收尾。前年我一个远房表弟,学食品的,想做那种针对老年人的预制菜,找了几个投资人聊,都没下文。人家的原话是,这个赛道不看。他后来去了一个大厂做研发,那个项目也就黄了。我不知道他那个想法靠不靠谱,也许本来就不成。但我想说的是,当一整个体系的钱都盯着几个方向的时候,像他这种不在视线里的想法,连被认真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这未必是国资的错,但确实是现在这个局面的一个切面。 所以姚洋呼吁国资退出,我理解他的出发点,也觉得他说出了不少人的心里话。可现实是,在民营资本没信心、海外资本在撤退的当口,把国资一脚踢开,很可能是把桌子掀了,饭谁也吃不上。我更愿意看到的,不是简单的退或不退,而是这套体系能不能松一松绑。钱可以还是这些钱,但决策能不能更专业一点,容错能不能更实在一点,考核能不能更长期一点。做得到,那是创业公司之幸。做不到,那"国资时代"这四个字,怕是要压在很多公司身上,压很久。 行了,扯得有点多了,就这么着吧。
国资的钱是好拿但规矩也多要求搬厂还得按政策方向投那还要创业者干嘛自己给自己找个婆婆这跟当年姚洋说的内卷一个道理都挤在半导体和医疗里谁去搞真创新
国资确实救了急,但总感觉哪里不对劲。电子信息医疗先进制造扎堆投,餐饮消费就活该没人管?都是生活一部分啊。还有那个要求企业搬迁到地方,有点强扭瓜的意思。不过话说回来,美元基金跑了,民资又怂,国资不上谁上?就是个没得选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