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外需萎缩，反全球化
要理解中国经济从之前的高速增长中高速的增长，首先要理解全球的格局。
假定有两个经济体，一个富有，一个贫穷。富国是10万块资本，300个人。穷国是10块钱资本，3000个人。前者类比是欧美和日本，后者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
这两个经济中间之前有一道蓝墙隔开，大家各过各的日子，穷就是没资本，没资本就没有提高生产率的手段，很大程度靠人力、靠自然力，经济进步就很慢。富国资本雄厚，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所以贫富差距会拉大。
现在把蓝墙打通，就是改革开放，把这个壁垒打开。打开以后：两个经济体加到一起算，资本总量就变成10万零10块钱，人口总量是3300人。要素的相对比例都发生变化，用我们熟悉的话就是“竞争格局发生了变化”。
第一，富国的资本总量只加了10块钱，但是人口总量加了3000人来抢。
原来300人用10万块钱，现在3300人用10万零10块钱，所以资本的稀缺程度提高了。为什么全球化以后，华尔街可以赚到很多钱，道理就在这里。
第二，富国有科技，3300人来抢科技，科技的稀缺性也提高了。
但是富国经济的麻烦是，原来只有300人，现在却要3300人一起竞争工作机会，劳动者的竞争加强了，这个过程中，富国的劳动者蓝领、下层白领难受了，因为他要面临3000个原来收入只有1块钱的力量的冲击。
所以发达国家失业率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道理也在这里。
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二战后发达国家的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被破坏，全球化以后两极分化严重，基尼系数上升。
华尔街、硅谷赚到了大钱，但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人群很失落，制造业工人、中下层，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压力要超过他们得到的好处。
当然好处也有，就是中国的产品很便宜，美国享受到了稳定的物价，所以，穷人实际的生活水平降低得不会那么严重。但是和华尔街、硅谷一比，相对收入的落差就出来了。
发达国家都是这样，二战后高的基尼系数降下来，然后又回上去，然后就带来了社会矛盾。因为很多美国的大妈大叔，够不到金融、也够不到高科技，人数上又是大头，就会有愤怒感，所以在全球化高涨当中发生了“占领华尔街”。
现在这个全球格局，发达国家、美国的平均水平是在下降的，但是中国在提高。我们的人均GDP从1978年的200美金，升到现在的8000美金，深圳是几万美金（25000）。而美国呢，从1978年的13500美金升到现在也就5万美金。
所以，特朗普也出现了，特朗普反映了一个趋势：所有大的变化中，并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个集团、每一个板块都同等可以获得收益，有高有低，有得有失，所以社会矛盾就会起来。
这里还要谈到一个术语：比较优势。李嘉图的理论，说的其实就是各国扬长避短，拣生产率高的东西干，这样整个社会的总体产出就会高。但是萨缪尔森后来的研究结论说这不对，因为中国啥都搞，搞完袜子搞汽车，搞完汽车搞飞机，搞的大家优势趋同了，逼得发达国家不知道干啥了。
萨缪尔森临死前就问了一个问题：原来造自行车的现在开始造飞机，原来造飞机的造什么呢？他的结论就是：在共同的比较优势下，一方可能永久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中国就是通过这样，这些年赚了巨额的高额顺差。而美国比较优势没了，经济以外的规律就要发生作用了，贸易摩擦，制造壁垒，甚至国际紧张，都来了，金融危机也来了。
从外部看，我们现在的经济下行首先就是全球的外需收缩，如果你是一个主要靠内需发展的，对你影响就小，但是偏偏我们在高速增长当中，我们是高度依赖外需的，那当然影响更大。
国内成本优势减弱，体制成本重新上升
从内部看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形势：是成本在变化，并且核心是体制成本的重新上升。
中国高歌猛进的全球化，就是因为有成本优势。我们不开放真是白穷了多少年，一开放发现穷就是竞争力。穷就是工资低，工资低就是成本低。同样一个产品成本低叫价就低，全世界的买家都是一样物美价廉，当然买你的。
但是现在这个成本在变化，劳动力成本、土地、能源，所有的价格都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变化，最典型的例子是曹德旺在美国设厂。
成本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呢？是体制成本。
仅仅把中国崛起归因于劳动力便宜，不准确，因为劳动力便宜并不能解释中国的崛起。没改革开放前，劳动力更便宜，那个时候没有中国奇迹，现在看非洲很多国家的劳动力比我们还便宜。
不是要素便宜就能够变成竞争力，要素变成竞争力要变成产品，要素变成产品要组织，组织要在一个体系里头运行。这就引申出来了体制的问题。
所以，让中国经济崛起的真正秘密不是原来穷，而是把原来导致穷的封闭变成开放，在开放当中允许组织创新，进行体制改革。
比如，如果不包产到户，农民就不可能解放出来，没有生产积极性，依然还会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八亿农民搞饭吃饭还不够吃”。
有了体制改革，才有下面的一环扣一环。劳动力解放出来去哪里就业？这又逼出了民营企业。产能出来了，市场在哪里？所以又逼出了WTO谈判，1997年签约，五年预备期，2002中国冲进去，把世界市场打开了，把原来的障碍打开了。
进了WTO，一开始还是“奖出限进”，后来尝到了甜头，全部杀进去，这才冲到了全球化的前沿。
所以，中国的成本优势不完全是原来的劳动力便宜，主要是第二项优势，通过改革，把原来奇高无比的制度成本大幅降下来了。
就是这套挺土的打法，把我们的体制成本，几位诺贝尔奖得主给出的理论，在中国非常显著地降下来。体制成本下降，加上原来的要素成本低廉，结合到一起再加第三个力量——学习曲线。最终构成了后来的“中国故事”。
但是现在新问题来了。新问题是成本又上来了，原来的成本优势消失了。现在我们一般讲成本优势消失讲的都是劳动力、工资在涨，这个问题当然存在，但是被大家忽略的是：我们的体制成本重新在高速增长当中举头向上。
1995~2012年是中国最高速成长的这段时间。我们名义的GDP是增长是8.6倍，全国工资总额涨了8.8倍，税收涨16.7倍，政府除税收以外的收入18.8倍，法定一定要交的社保五险一金增长了28.7倍，最关键的是土地，政府独家供地获得的土地出让金，涨了64倍!
体制成本上升表现在什么地方？比如，我们到今天也没有达到税收一定要法定，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定的，我们现在很多的税收是行政部门直接定的，抽税的人定抽多少，政府定了，不经过人大的审核。那这个就很容易一下子收过头。
比如，政府说简政放权，但是很多后来增加的文件大部分都不是计划时代而是高增长的时代加进去的，我们在这波下行就吃了这个亏。这些是体制性的问题。
现在没有什么资本主义的大帽子，但是小绳索挺多的，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些事情加到一起摩擦系数大了。高速长的时候加大摩擦没有关系。问题是外需一收缩，这些变量就来了。
还有对待新科技的态度，一波三折。
还有城市化，我们的行政区划是组织化的。城市建设说好很好，但是浪费不得了，修了多少没人去的设施，耗了多少水泥钢铁，水泥钢铁有多少的排放，然后又回到我们的肺部。
你要跟着人口和资源的流动来发展城市化，愿意去的地方好好投，中心城市，城市群，城市圈。那人不愿意待的地方还林、还环境，青山绿水、特色小镇。
中国经济的突围：体制改革+创新
第三个部分是，怎么确保我们的成本优势，两个方法：降低体制成本、创新。
中国现在面临的状态是：两个海平面，形象比喻已经变成了三明治，我们夹在中间，成本已经顶上来了，市场成本也上升了。劳动力大家都贵，土地也在贵，但是我们手里还没有多少独到性的东西。
这个世界上的竞争就两句话，你要么成本比人家厉害，要么手里有独到的东西。比如美国苹果卖到全世界，通宵排队买，因为他有你没有。
现在我们30年改革开放高速成长伟大成就，全球格局看夹在中间了，底下有印度、有越南，他比你还便宜，他招商引资的力度比我们当年还强，都学会了。
在这个情况下，就无可阻挡的发生了整个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现在要继续我们的成本优势，但是成本当中的那块体制成本，这个东西没有改革，光靠民间解决不了。没有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主动地发起一轮一轮的深化改革，这个成本很难降下来。
比如社保基金，我们现在很多的法定保障率交得比美国高。当初交那么多是没办法，当时是国企大面积亏损，所以社保交费率定得比较高。但当时就有一句话，以后要把大型的、赚钱的国有企业的资产划到社保去，用那个收益来抵社会保障。
但是真要做的时候难度不小，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把这条写进去了，就是要划一批国有资产到社保基金，然后把法定保障率降下来。
我们的经验已经证明，体制成本降，经济就会很好地发展，体制成本上升，整个国家民族就会被拖住。
渐进改革的好处就是震荡低，不是一次性解决问题。但是渐进改革的难处是你要“维持渐进”，所以体制改革一定要改到把体制成本再降下来为止。
既然这个成本降不下来，那么能不能延长它的时间，就是把成本曲线往右推，尽可能延长它持续的时间。因为，这条成本曲线一定会上去的，人均200美元到8000美元变成深圳的好几万美元，这个成本肯定会上去，但我们可以把整个成本曲线往右移，延长成本优势持续的时间。
比如说工人很贵，我生产附加值高的东西，如果还生产袜子，如果还是这套工艺，这套生产率他就是很贵的。你改变一点。
所以真正地对付成本压力就是不断地右移我们的成本曲线，形成一条长期来看持续有竞争力的成本变动。这是商业世界里头的不二法门，也是整个经济体系和经济体系竞争当中的不二法门。
降低成本的第一个突围方向，是刚才说的体制改革。而第二个突围方向是创新，通过创新来突破全球形成新的僵局。
引进新的产品，改变现有的品质，引进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夺取原料和半成品新的来源，创立新的经济组织，创新才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
创新很重要、很伟大，但创新不是一定会发生的。成本曲线也不一定会右移，否则哪来这么多的过剩产能、僵尸企业、鸡肋的企业，还有病危停滞的企业？创新是有条件的。
举例说，以色列800万人有3500家初创公司，并且特拉维夫主导了美国硅谷的高精尖研发，美国没有一家大公司不在特拉维夫设创他们的研发中心，他们靠的是人、想法、发明创造，靠的是对教育的重视。
总之，中国不创新、不改革，不会走出现在的困境。
这个说法有点意思，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周老师拿两个经济体打比方，富国十万人三千人，穷国十块钱三万人，打通了墙以后大家重新分蛋糕。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可现实里头的账哪能算得这么清楚。 我琢磨着，光是说资本和人口加一块堆重新分配，这里头忽略了一个事儿，钱是会跑的，人也是会跑的。富国的资本加了十块钱进去，可这十块钱不是死钱啊。它找个地方一落户，可能反过来把原来在穷国干活的那些人又吸走了。我表弟前两年在东莞一个电子厂做车间组长，厂子去年搬去越南了，他跟着去了仨月又回来了，说那边工资低，可架不住人家政策好，免税、地皮便宜、年轻人多。结果呢？机器没走，订单也没少，走的只是位置。这对美国来说不也一样吗？你以为三千人抢三百人的饭碗，其实那三百人的饭碗早就端到别的桌上去了。全球化这堵墙打通了以后，不光是中国在跟美国抢，还有墨西哥、越南、印度，哪个不是削尖了脑袋往里钻。周老师光盯着中美来回了，可世界是扇转门，你推一下别人，别人后头还堆着人呢。 再说他那个“造自行车的开始造飞机，造飞机的造什么”这个说法。这话听着挺顺嘴，可我觉得有点危言耸听。造飞机的可以去造火箭啊，再不济去造飞行汽车，实在不行还能修桥铺路搞基建嘛。我一直觉得比较优势这个东西没那么绝对，今天你有优势干这个，明天技术一变，优势就换了人头。深圳那边我有个做外贸的朋友，以前卖手机壳、充电宝，现在开始捣鼓充电桩和储能电池了，照样干得风生水起。人是活的，技术是活的，市场也是活的。倒是周老师那话里头暗示的“中国人把活都抢了”，这说法有点让人不舒服。好像中国人就是靠抢别人的饭来过日子似的。 不过话说回来，他讲的发达国家蓝领工人那一段我是真有体会。前阵子看一个纪录片，讲美国中西部的钢铁厂关了以后，那小镇子跟被抽了脊梁骨一样。年轻人要么去大城市开Uber，要么去当兵，剩下的就靠政府救济，吸毒的、酗酒的，整个镇子都蔫了。那种失落感不只是穷，是觉得自己被时代给扔下了。他说的“大妈大叔够不到金融也够不到高科技”，这话虽然糙，但确实是这么回事。这时候你跟他们讲自由贸易好，讲全球化让物价便宜了，那不等于鸡同鸭讲吗？人家要的是体面工作、安稳生活，不是超市里便宜几毛钱的T恤。 反过来再看咱们国内，他倒是提了成本优势减弱、体制成本上升，但我觉得他这话说得还是太含蓄了。什么成本？我觉着最扎心的就是人头的成本。以前咱们靠人便宜，现在呢？房价先把人压趴下了，你还哪来的“便宜”可言。我在杭州，大学室友985毕业，刚工作时一个月八千，房租三千五，合租都得找偏的地方。他天天吐槽，说父辈那一代人干活好歹能攒下钱盖房子，我们现在攒的钱还不够给房东还月供。你说这综合成本能不高吗？人活在世上吃饭、睡觉、养孩子，哪一样不要钱？以前厂子里管理混乱、跑趟政府要盖十几个章，那是明面上的成本，大家看得见。可现在暗着的成本比明着的还狠，你连说都说不出来。 另外他那句“中国产品便宜，美国穷人实际生活水平降低不会那么严重”，这话搁十年前我还信，现在再琢磨琢磨，好像也不全对。便宜是便宜，但你得看工资涨不涨啊。美国制造业工人工资原地踏步二十年，超市里中国货确实便宜了，可保险、学费、房租这些烧钱的大头一样没落下。最后算下来，中下层日子还是紧巴。中国这边也是，深圳人均GDP两万五美金听着漂亮，可你问问在龙华厂里拧螺丝的，一个月到手五六千块，房价一平米五六万，这数字对他有啥意义？平均数这个东西，真是把人骗得团团转。 不过我得说一句公道话，周老师至少有句话是对的：所有大变化里头，肯定有人得意有人失意。这个不光是中美之间的事，咱自己国家内部也一样。前二十年搞外贸的人赚得盆满钵满，我倒是有个亲戚以前做服装出口的，零几年那会儿风生水起，两套房买在浦东，现在呢？订单被东南亚抢得差不多了，厂子缩了一半，天天愁得睡不着觉。这跟美国老工业区的白人蓝领有啥区别？只不过一个在密歇根，一个在浙江。 看他文章里说“我们高度依赖外需”，这话确实点到根子上了。但我寻思着，与其说是外需萎缩让咱们难受，不如说是前些年过得太顺了，谁也没想到去练内功。那段时间干外贸跟捡钱似的，谁还想着培育国内市场啊？现在倒好了，出口转内销，可内销的钱哪有那么好挣？我楼下那个做小家电的老板以前专供欧美超市，现在开始做直播带货，五十多的人了，对着镜头学年轻人“家人们冲呀”，我看着又好笑又心酸。这就是转型的代价。周老师从宏观层面说得头头是道，可落到具体的人身上，就是一个个鸡飞狗跳的日子。 他这里头还有一段讲体制成本重新上升的，说得有点轻描淡写了。我前阵子陪朋友去办个小型公司的变更手续，跑了三趟政务中心，线上系统改版改到不会用，人工窗口排了一上午队。好不容易轮到了，办事员说缺一个材料，那个材料是另一个部门开的，那个部门每周只有周二、周四下午对外办公。得，再等两天。你说这不是成本是什么？以前说减税降费，可时间成本比税费还磨人。钱花了还能挣，时间耗了可就真没了。 再来说说萨缪尔森那个问题。他的意思好像是中国人一路往上爬，美国就没活路了。但我觉得这问题本身就没问对。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是零和游戏，不是说你好了我就得坏。美国那三百个人的优势是不假，可他们要是把精力全放在跟三千人争高低上，那才是真没出息。你看看硅谷这些年的增量，互联网、人工智能、生物科技，哪个不是新开的饭局？你要非得拿着老菜单点菜，那当然觉得座位都被占了。中美该争的不是谁把谁的活抢了，而是谁能在新技术、新市场上先坐下。这个道理放到企业也是，放到个人也是。老想着别人抢你饭碗，不如琢磨下自己能做点啥别人做不了的事。当然我知道这话说着容易做着难，美国那些“大妈大叔”哪能说转型就转型呢，技能不是说学就能学会的，人也总有老的一天。这大概就是周老师说的“有得有失”吧。 可我还是觉得，他把这个“失”说得太轻了。光是说“社会矛盾起来”就完了？特朗普上台了，占领华尔街出现了，然后呢？人心散了，信仰没了，社会撕裂成两半。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啊，这是文明出问题了。我前两年去美国出差，在芝加哥跟一个本地人聊了聊，那老哥以前是建筑工人，现在开卡车，他觉得中国把美国毁了的。我说咱俩聊聊天好不好？他说没啥好聊的，你们抢了我的生活。我当时挺不是滋味，但也理解他。你说周老师在这儿分析资本稀缺性、比较优势的，可人家老百姓根本不听这个，人家只知道日子以前是那样，现在变这样了，你得给我个说法。你给他摆数据讲道理，他能拿着选票把你选了？这才叫现实。 不过话说回来，中国现在也面临同样的坎。前些年咱们靠着体制优势和人口红利冲了一把，现在优势没了，增长下来了，矛盾也出来了。我倒是觉得这未必是坏事。增速慢一点，反而让大家冷静冷静，想想下一脚往哪儿走。老指望靠世界工厂的身份吃饭，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周老师文章里有一点我特别认同：我们人均GDP从两百美金涨到八千美金，这个成就是实实在在的。谁说都不好使，数字摆在那儿。但接下来怎么走，他就是没说透。他提了外部的问题、成本的问题，可就是没说内需到底怎么提振，老百姓的腰包怎么鼓起来，这些才是实打实的坎。 我把这文章反复读了几遍，觉得周老师像个高明的医生，把病因给摸得挺准，可药方子开得太含糊了。也许是国情在这儿，有些话不好直说。但我从老百姓角度看着，就觉得你光告诉我病根儿没用，你得告诉我要么吃药，要么动刀，总得有个准信儿吧。当然我也理解，出主意的人不担责，担责的人不出声，这就是现状。 反正啊，我觉得周老师这篇文章读起来不算累，很多比喻打得挺形象，但你要是把它当行动指南，那可能又不够用了。看看可以，掂量掂量也中，但要真指着它发财致富、改变命运，那还是得靠自己的腿动起来。这话糙理不糙。
说半天比较优势，最后不还是靠咱人便宜、地便宜、啥都便宜才攒下的家底？现在房租涨、人工涨、连特么电费都涨，您那套李嘉图倒是再算算啊，成本优势没了您给补？还萨缪尔森，工厂老板跑路的时候可没见谁拿理论出来挡。
那个蓝墙比喻是挺好懂，但把国家整个当一个整体来算账也太省事了吧。美国大妈大叔不好过是真，可咱这边厂里流水线上的人就赚着了？萨缪尔森问造飞机的造啥，我还想问造袜子的下岗了咋整呢。
@雾散20
操，你他妈装什么清醒呢？算账不算人，那帮工人算个屁。
中国啥都搞，搞完袜子搞汽车，这话听着跟中国故意抢欧美饭碗似的。说白了不升级就等死，十几亿人光靠袜子哪养得活。萨缪尔森问飞机造完造什么，我倒想问问，飞机不让造，发展中国家永远剪羊毛呗？这道理，美国人心里门儿清。
这比喻够形象，但凭啥说中国“永久损害”美国？华尔街赚翻时咋不提呢？技术跟不上就别赖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