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节选自夏尔·贝特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 *
李周霞，一名女工人，工厂革委会成员，描述了工人管理小组及其职责。文革期间，人民群众不仅反对修正主义路线，而且也加强了实际斗争。在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他们根据鞍钢宪法要求参与工厂的管理。
工人初次尝试参与管理是在新的党委员会成立前，由革命委员会发起。一开始在一个车间发起，1969 年 2 月推广到全厂。试验的重点集中在废除旧管理模式下实行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如工作组织条例、纪律等，这些规定反映了对劳动者积极性的不信任和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维护。每条规定都交由群众进行讨论。尽管这一过程仍在进行中，但许多规定已经取消，由此使根本性减少工厂管理人员成为可能。
工人管理小组的职能实际上是对干部的一种控制，这就引起了现实的阶级斗争。小组成立的根本原则从一开始就遭到两种力量的反对：旧的管理人员和一部分工人。反对者通常认为：厂里已经或即将成立党委、党小组和革委会，因此工人管理小组是多余的。一个革委会成员强调说，这种反对观点正在被阶级敌人所利用：
“这些阶级敌人意识到，工人管理小组的成立将会有数百个积极分子的出现。他们明白他们的颠覆活动将因此被广大职工密切监视。很明显，管理小组的出现扩大、加强了两条道路、两个阶级以及两条路线的斗争。”
工人管理小组的选举由班组或车间组织，并接受他们的监督，管理方法也以工人管理小组的原则进行。小组成员由小组所在层面对应的组织选举产生：工厂、车间以及班组。这使小组有着坚实的工人基础。候选人必须积极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一定的经验，并且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
北京针织总厂每年选举一次，上届成员如果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则可以继任。选举由工人自己组织，在广泛讨论后拟定一份候选人名单。小组包括老工人（他们是主角）、退伍军人和知识青年。他们没有额外的报酬，每天保证一个小时的附加工作量履行其职责（开会、访问工人家庭等等）。
工人管理小组的工作集中在确定方向、检查工作、实地调查、思想政治工作、以及正确的工作作风[1]，而不是管理本身，后者是革命委员会的职责。工人管理小组和革委会都遵从党委的思想政治领导。
管理小组有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思想政治工作；（二）生产、技术革新；（三）财务、物资事宜（成本控制、投资等）；（四）劳动安全；（五）一般福利。他们介于职能管理部门和群众之间，扮演着管理实体、以及党员和行政部门的助手角色。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问题。
李周霞解释如下：
“现在，这些管理小组不再仅仅是强调互助和同志友谊，也强调对党员的帮助。以往党员被视作前进的推动力量，而不是可能的革命对象。事实上，群众中常有新鲜的思想，广大党员们应该被组织起来讨论，使他们能在思想上受益于工人。以前同志们不习惯于帮助党员，但工人管理小组已经改变了这种局面。现在群众已经主动帮助党员思想的进一步革命化。”
由于群众的积极性和工人管理小组参与所引起的党员思想的革命化活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其目标是彻底转变旧观念和做法，使他们摆脱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这有助于打破对党员的迷信，以往党员被当做是马列主义、无产阶级思想的化身，他们高于群众、可以批评群众而又能免于被群众批评。
文革打破了这个迷信。原则上，只有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可能受到批评。而普通工人的思想革命化主要是通过集体学习马列主义，以及私人的和家庭内的讨论。思想革命化活动不再是干部说了算。就像一个革委会成员说的，“今天人人都参与到政治工作来了。”扩大的政治活动使干部企图凌驾于群众之上变得日益困难，并逐步降低了资产阶级倾向增长的可能性。
工人管理小组义不容辞地加入了协助管理的过程，提出所有他们关心的五个方面的问题和建议，在各车间和班组之间进行讨论，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并协调实现他们的想法，帮助革命委员会并提出批评意见。他们介于工人和管理人员之间，鼓励职工讨论管理的建议和决定，并将工人的意见传达给管理人员。这样他们建立起了“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联系。来自普通群众的批评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它有助于纠正管理作风，使监督干部、监督干部决策过程以及监督决策实施成为可能。所有这些活动都是集体意见的结晶。
在不同工厂之间的工人管理小组也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不同生产单位的小组之间有各种接触。在北京针织总厂，管理小组还处理涉及提高产品质量的问题。这里没有质量控制部门，这是一个自我控制的系统，每个班组控制自己工作的质量，每个职工都极力解决自己遇到的问题。
工人管理小组也参与工厂生产计划的制定。一个计划只有在反复征询工人意见后才会被正式采纳。工人划分为小组，仔细、具体地研究计划的项目将会如何影响每一个车间和每一个班组，由此他们能够充分表达对项目的意见：项目的重要性，对每个工人的意义，在生产、质量、产品以及多样性方面可能的改进。这带来了工人和管理者之间的广泛交流，而管理小组则作为沟通的中间人。因此，总体计划是经过反复研究的，最后的方案是各个车间和班组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样的方法也在不同工厂和不同专门机构之间采用（见第二章）。
工人管理小组与工人、三结合小组（干部、技术人员、工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提出了全面的创新和改进办法，降低投资成本。在北京针织总厂以及其他许多中国工厂中，初步投资预算经过相关车间和机械车间的检查后都会降低。（几乎所有的中国工厂都有一个扮演着非常重要角色的机械车间。该车间修复和改进设备，在工厂内部实现技术革新。在农村地区，机械车间总是最早成立的部门之一；这个车间会与当地工厂保持密切的联系。）
“自力更生”的观念深刻地影响了对待积累的态度。一个革委会成员说：“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厂已经组织了三结合小组来实现技术革命。这是一个专门小组，但关键是动员群众参与这项工作。我们不能完全依赖这个专门小组，毕竟只有几个人。
“技术革命的目标由各个车间提出建议，包括改善质量、提高生产率、保证工作环境安全、减少工作强度等。技术创新成果通常应用于上述领域，并带来多方面的改进：新原料、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和新方法。
“一些改进既能提高质量，还能减轻劳动负担。例如在染色和印刷车间，以前所有工作都是用手完成的。尽管车间的条件正在改进，但仍缺少一些机器。你今天早上看到的可以印染一整卷运动衫的机器，是用别的工厂的旧机器改造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一直声称，这种机器不可能同时印刷两种颜色。工人说：‘为什么不可以做？让我们试试看！’文革后，他们努力改进，经过几次试验，实现了双色印刷，并且证明机器非常实用。当然，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
“缝纫车间的机器可以将剪裁衣袖和将衣袖缝到衣服上的操作一步完成。每台机器需要一个操作工人，这已是一项进步。但是操作工人的工作非常辛苦——她必须同时用手拿着衣服，并用脚踩踏板，一天八小时注意力高度集中。一些女工说，这并不是真正的技术进步，因为工人在操作这些机器时完全得不到休息。我们抬出来几台机器，与操作工人一起研究这个问题。最后，我们取消了脚踏，成功地改进了机器。
“还有其他问题。例如，原来必须剪断布片之间的线，然后才能将布片分开。我们同样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布片会自动叠放在一起，工人只需要用手拿着布，将它定位就可以了。如果广泛使用这种机器，实习时间将大大缩短——旧的脚踏机器实习时间是半年——劳动强度也会大大降低。 “我们一直在寻找新的途径来减少浪费。这些技术创新是工业发展的主要途径。我们的方法要求我们在适当的时候制造出大机器。用二至五年的时间去发展好的机器是非常重要的。而关键就是要让工人主动去创新，工人阶级必须要自我解放。”
在北京针织总厂和许多其他针织工厂，群众的主动创新有时达到了很高的技术层次。这些创新往往在当地产生，但中国的工厂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一个工厂的创新会在工人管理小组的推动下普及到所有的工厂。
该小组将在讨论会上汇报自己的工作，所有相关的工人或班组都会参加。小组将听取批评，对每个工人的意见都给予充分的重视。程序与生产计划的制定过程是相同的。如果参与讨论的工人太多，就分小组讨论，以便每个人都能表达自己的意见。一个革委会成员强调，在没有首先经过工人讨论的情况下作出的任何决策，无论是哪个级别做出的决策，都是不允许的。他又补充说：“如果允许领导干部自己决策，即使新干部最终也会走上老路。”
管理小组的成员还会参加适当级别的党支部会——班组的、车间的或工厂的（党也有自己的会议，讨论具体问题）。这些会议都是在工厂里进行。管理小组也有自己的小组会：厂级每月一次，车间级每两周一次，班组则每天都有。每日例会处理白天产生的问题，每晚都会做出一张平衡表。处理的问题可能涉及干群关系，政治问题，甚至日常生活（房屋、搬迁、个人和家庭问题，等等）。工厂或车间管理者不出席会议，以促进劳动者的积极性，并防止工人管理小组卷入行政小团体。
工人管理小组组织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著作的学校。他们帮助党委、革命委员会解决思想政治问题，发挥监督和激励作用。因为这些管理小组是群众性团体，他们必须遵循党的领导，党在决定他们的思想倾向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党和工人管理小组间发生的问题通过讨论解决——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而不是行政管理。党委和支部的领导作用通过参与工人管理小组日常会议体现，这样的话决策施行的对象就可以参与讨论、表达意见；未经群众充分协商作出的决定是不能实施的。不过，在车间或班组层次做出的决定，不是由工人管理小组的代表，而是由党支书或车间行政管理小组的代表来传达。
“扩大工人管理小组的活动，”聂同志解释说，“有这么几个好处：它使职工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发扬他们的聪明才智，取得集体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经验，培养基层干部等等。林彪副主席说，我们的政策是大众的政策，民主的政策。管理，不是少数人关注的问题，而必须让大家参与。工人管理小组的活动反映了执行这一口号的需要。人人都要参与思想政治工作。”[2]
1971 年夏天进行此研究时，工人管理小组仍处于形成过程中。正如聂同志解释的：“我们仍处于试验阶段。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鞍钢宪法。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至于具体方法，我们会观察……”
在其他工厂，也有行使针织总厂的工人管理小组职责的类似组织，不过名称不同。他们有时受职工代表大会领导。这个机构发挥了同旧工会相似的作用。旧工会在文革中逐渐销声匿迹，因为它们没有真正代表人民群众，沦为官僚机构，其领导成员已成为管理阶层，不再提出批评意见。因此，工会的干部非但没有了解工人的不满，发挥自己的作用帮助革命，反而设法泼冷水或通过分裂工人阶级来缓解工人的不满。在文革前，“官僚作风”感染了大多数群众团体，如共青团、妇联等，其活动已几乎完全中断，至少是没有全国性的活动了。重组这些组织以及重新定义他们能够恢复职能的条件，都成了正在广泛讨论的主题。
不同于前工会领袖，工人管理小组的成员以及常委委员都是全职的工人。因此他们不太可能脱离工人、同修正主义路线的工厂管理方法站到一边。
这些评论并不意味着成立工人管理小组或职工代表大会是反对“经济主义”和修正主义、反对背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总方向的“绝对保证”。这些机构也可能屈服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因而无法推动思想革命化进程。这也正是为什么这些团体以及其他群众组织，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对其思想政治上的领导。因为并不能保证工人管理小组和其他群众团体永远是革命的，所以群众组织思想的不断革命化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针织总厂处理这些问题时，以下几点值得强调：需要进一步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使工人管理小组成员思想革命化；管理小组成员需要继续从事生产，经常接受群众的批评；最重要的是，这些工人支配的小组要接受党委的领导。需要群众长期行使管理权是强调得最多的问题之一。
“在工人管理小组内，经常有工作方式的整风运动，无论在工厂还是车间层次上。工人总是有批评意见——劳动人民总是有很多话要说。要通过经常运动和整顿来改变工作作风，以便迅速纠正错误。工人有时会表达严厉的批评，当他们批评有道理，就接受；批评并不完全是合理，要耐心倾听；即使没有依据，也要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
实际上，当群众确信对工人管理小组成员的批评能够促使其改正时，他们将毫不犹豫地表达意见。因此，工人管理小组这种组织形式，使职工能够通过有效的做法来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按照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来监督领导干部。
参考
1^因此工人管理小组与南斯拉夫的自治是完全不同的，小组的目的不是确保利润并实现利润最大化，而是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利益。
2^当我参观这个厂时，同极“左”的斗争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极“左”路线的头子包括林彪等高级官员并非众所周知。不过，根据我的经历，如对话中那样直接提到林彪的名字还是很少见的。
操他妈的一看到这个标题我就来气，什么狗屁工人管理小组，说得跟真事儿似的。贝特兰这老外写中国的事儿，总他妈透着一股子隔岸观火的酸臭味，看得老子浑身不自在。 先说你文章里那点破事儿，李周霞，一个女工，厂革委会成员，牛逼哄哄地讲工人管理小组怎么怎么好。我承认，文革那会儿确实有工人参与管理这回事儿，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嘛，也不是全无道理。但你们把这东西吹得跟一朵花儿似的，我就想问一句：后来呢？后来工厂管理成什么样了？管理人员是少了，可生产上去了吗？质量过关了吗？你他妈别光捡好听的说啊。 最让我恶心的就是那句“每天保证一个小时的附加工作量履行其职责”，开会、访问工人家庭，这是干活儿还是演戏？老子在厂里干了二十年，车间主任啥德行我太清楚了，但凡让他手里有点权，他能把一小时的屁事给你拖成仨钟头，还他妈美其名曰“思想政治工作”。工人管理小组，听着像群众当家作主，实际上呢？干得好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干不好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你他妈这是管理还是整人？ 还有，你文章里说反对者认为“厂里已经有党委、党小组和革委会，工人管理小组是多余的”，然后革委会成员立马扣帽子，说这是“阶级敌人”在利用这种言论。我操，这话术也太熟了吧？凡是反对的、质疑的、觉得不对劲儿的，全都是阶级敌人，全都别有用心。这他妈是讨论问题吗？这是堵嘴。人民内部矛盾你倒是拿出来摆一摆啊，谁反对就镇压谁，这叫哪门子的群众路线？ 再说那个选举。文章里说得煞有介事：班组或车间组织，工人自己开会讨论，拟定候选人名单，每年选一次，老工人是主角，退伍军人、知识青年掺和进来。听着挺民主是吧？但你仔细品品那个候选条件——“积极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有一定经验、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我操，什么叫“积极”什么叫“有一定经验”？那标准还不是干部说了算？你让工人自由提名试试？拉倒吧，谁不听招呼谁他妈连提名都进不去。选举选举，选出来的全是听话的，那还选个屁。 还有一个细节特别他妈搞笑：小组成员“没有额外报酬”。这叫什么？无私奉献？觉悟高？拉倒吧，我看就是白使唤人。厂里那些婆婆妈妈的破事儿全压到这些人头上，回头还不给钱，就是给你戴一顶“政治觉悟高”的高帽，你就得该干嘛干嘛去。你要是提一句“这活儿总得有点辛苦费吧”，立马有人给你上纲上线——“你这是什么思想？为革命做贡献还要讲价钱？”得嘞，老子算是看透了，这玩意儿就是拿好话套住你，然后让你免费当牛做马。 而且你注意没，文章自己都承认了，“工人管理小组的职能实际上是对干部的一种控制”。这不就结了嘛！你们哪是在搞什么工人参与管理，搞的是KPI考核，是监督岗，是让工人去盯着干部有没有搞歪门邪道。可问题来了，工人凭什么有权威去盯干部？还不是因为背靠革委会、党委？那这管理小组说到底就是权力斗争的工具，不是工人自治的工具。帮派斗争吗这不是。 文章里那套“党员也要受工人帮助下思想革命化”的说辞，我听着就想吐。党员思想革命化？你有本事让党委书记一个月拿工人一样的工资试试，你看他革不革命化？工人管党员，想得美，实际谁管谁啊？主席还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呢，那党员是谁教育？还不是你们这些自称“先锋队”的人自己教育自己？工人插得上话？顶多就是开会的时候让你举个手表个态，你真要批评书记两句试试，回头给你小鞋穿上，让传达室老头都不给你开门。 还有，那套“打破对党员的迷信”的说法，表面上说得挺动人，实际上呢？反智主义罢了。党员里当然有混蛋，可工人里就没有？你光拿“党员”当靶子，不拿业务能力当回事儿，生产怎么办？技术怎么办？工人管理小组里全是“老工人、退伍军人、知识青年”，我就问你，有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工程师参与决策？有没有人懂机床调校、懂电路图、懂化工流程？不他妈全凭政治觉悟瞎拍脑袋？生产这事儿不是喊口号就能干成的，技术这东西也不是集体学习马列主义就能学出来的。你让一帮政治可靠但对工艺流程一窍不通的人去搞“财务、物资事宜”，搞“技术革新”，这他妈不是瞎胡闹是什么？ 我这么骂不是说我反对工人参与管理。我跟你说，我年轻时也在车间干过活儿，在流水线上待过。我太知道了，工人干活儿的时候，很多规章制度就是卡人的，就是官僚主义那帮人用来折腾基层的。你说“废除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这个我举双手赞成。有些傻逼规定，坐在办公室里的人想出来就拍板，根本不管一线实际操作，不改留着过年啊？就为这，文革初期我刚进厂那阵子，还真激动过一阵子，觉得这回工人们要翻身了，管理这破事儿终于轮到咱们说了算了。 可后来我看明白了，你们搞的这套跟管理一毛钱关系没有。管理是什么？是定目标、调资源、抓质量、优化流程。你们搞的这套是什么？开会、表忠心、互相揭发、搞活动。你那“五个方面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生产、财务、安全、福利，听着挺全乎，真干起来呢？全都他妈让位于思想政治工作。文章里自己都说了，“最重要的是政治问题”。那你扯什么劳什子管理啊？直接说搞政治不完了吗？还工人管理小组，叫工人政治宣传队得了。 再聊聊夏尔·贝特兰这个作者。一个法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隔着一个欧亚大陆来写中国文革的工厂管理。那你倒是下基层啊，去车间里住个一年半载，跟工人一块儿三班倒，看看这“管理小组”到底天天在干些啥。可他不，他就蹲在北京几家厂子里，采访几个革委会委员，听人家讲一顿漂亮话，回去就写书了。这他妈跟那些去中国待了俩礼拜就写《中国的崛起》的记者有啥区别？你丫一个外国人，能懂中国工厂里的江湖？能懂车间主任的眼色？能懂班组长老兵的脾气？拉倒吧。 而且你看那访谈对象，李周霞，厂革委会成员——革委会！你他妈是利益相关方啊！你当然说工人管理小组好，搞得轰轰烈烈、成效显著、群众拥护。你咋不找个被管理小组盯着干活儿的普通工人问问？问问他下班之后还得去开会的感受？问问他被贴着“不积极”标签是啥滋味？你得让被管的那拨人说话啊，不能光听管人的那拨说话啊，这他妈不是做皮鞋，只让你看鞋面，不让你看鞋底。 还有文章里那句“每条规定都交由群众进行讨论”，我操，这话说得是真漂亮。“交由”群众讨论？那要是群众讨论的结果不符合革委会的意思呢？那不还得重讨论，讨论到对为止？你以为那个年代就没走过这个流程？文件下来，念一遍，举手表决，全票通过。群众讨论了，讨论完了还是领导说了算。你信不信？你不信我信，我他妈见过太多了。那会儿“征求意见”就是个过场，谁认真谁傻子。 再说，文章里说的“旧的管理人员”被当成反对力量。可你要知道，那时候很多旧管理人员不是不想管，是怕管。管严了说你“管卡压”，管松了说你“失职”，你怎么办？干脆啥都推给工人管理小组，反正“群众说了算”。结果出了生产事故，质量出问题了，谁来背锅？还用问吗？工人呗。你小组不是牛吗，不是整天指手画脚吗，那出了事儿你负责啊。责任制没了，出了事找不到人，工厂照样一团糟。这叫管理？这叫放屁。 说到底，工人参与管理本身没毛病，工人阶级当家作主这话听着也顺耳，可你那套做法就是形式主义、瞎折腾。真正的问题是权力归谁、利益怎么分，可你们偏偏把一堆破规矩放在台面上争论，还美其名曰“路线斗争”。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只要工厂里那点权力和利益格局不变，你搞多少个管理小组都白搭。工人该说话没人听还是没人听，该被穿小鞋还是被穿小鞋。换汤不换药的事儿，我见太多了。 好了，今天骂痛快了。我不指望你们谁认同我。你要是个支持文革的老同志，尽管来喷我，我接着。你要是个读了几本书就以为真懂那段历史的大学生，我也懒得跟你掰扯,你自己下车间干俩月比读十本书都强。反正我的观点就一句话：工人管理，想法是好，可你们那套干法，狗屁不通。
这文章我看得有点懵。不是说内容看不懂，是感觉太干净了，干净得像刚擦过的桌子，一点灰星儿都没有。工人管理小组这东西，按理说当年厂子里折腾得鸡飞狗跳，怎么到了这位贝特兰先生笔下，就变成了一套整整齐齐的“五方面工作”？又是思想工作又是财务物资，还成本控制、投资，听着比现在公司里的项目部还正规。可那是什么年代啊？1969年，厂里两派刚打完派仗，皮带都能抽到人脸上，这时候你说工人们每天抽出一小时“附加工作量”去访问工人家庭，去搞思想革命化，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我承认我没经历过文革，那会儿我爹才十岁。但我小时候没少听厂里退休老师傅聊天，他们说起那几年，跟这书里完全是两个味儿。有个老师傅说过，那时候车间里也搞过什么“管理小组”，说白了就是挑几个嗓门大、出身好的，天天盯着干部有没有偷懒，有没有搞“物质刺激”。表面上说是工人当家做主，可实际上小组名单都是上面定好的，选谁不选谁，先得革委会点头。文里写得热闹，“候选人必须积极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可啥叫积极？你开会多发言两句，背语录背得溜，那就是积极。真正干活的老实人，反倒老被说成“路线觉悟低”。 最让我觉得不对劲的，是文章里那段李周霞的话。她说以前党员被当成“前进的推动力量”，现在工人管理小组能帮党员“思想革命化”。这话听着挺美，但细琢磨，这不就是说群众可以监督党员了？好事儿啊。可问题是，谁监督谁啊？文里自己也写了，管理小组“和革委会都遵从党委的思想政治领导”。你看，绕了一圈，最后还是党委说了算。小组成员是工人选的，可他们选出来干的事儿，是去查财务、查成本、管生产安全，还管“确定方向”和“检查工作”。这不就是干部干的活儿吗？你让几个工人去管干部，干部还管着他们，那到底是工人管干部，还是干部借工人的嘴管工人？ 还有那个“阶级敌人”的反对意见。革委会成员说，工人管理小组多余的想法“正被阶级敌人所利用”。你说这话吓不吓人？正常人想一想，觉得厂里已经有党委有革委会了，再搞个小组确实有点重复，这不是很正常吗？怎么就成了阶级敌人了？那会儿就是这样，谁提意见谁就是阶级敌人，谁想讲理谁就是破坏革命。管理小组到底是用来干啥的？我看不像是让工人说话，倒像是给某些人递刀子，谁不听话就捅谁。 再说那个选举。北京针织总厂每年选一次，老成员如果“赢得群众信任”能连任。听着挺民主对吧？可你想啊，文革那个环境，谁敢不信任？你不信任上一届，那你就是不支持工人管理，不支持工人管理就是反对鞍钢宪法，反对鞍钢宪法就是修正主义。帽子一顶接一顶，谁受得了？所以选举也就是走个过场，大家心知肚明，举手表决的时候齐刷刷的。真要有哪个不上道的提了反对意见，晚上就得有人上门来“访问工人家庭”了，干啥？做思想工作呗。这跟我小时候听说的批斗会，有啥区别？ 还有一个细节我特别在意：管理小组里“老工人是主角”，还有退伍军人和知识青年。你看，都是什么人？老工人政治可靠，退伍军人更可靠，知识青年是去接受再教育的。就是没有年轻工人里的刺儿头，也没有技术人员，更别提那些出身不好的了。这叫什么工人管理？这叫成分管理。真正懂技术的被靠边站了，懂财务的也不敢说话，因为是“旧管理人员”，是要被革命的对象。最后管来管去，就剩下口号和决心了。文章里说“根本性减少工厂管理人员成为可能”，这话不假，人都被赶去劳动了，当然少了，可生产谁管？还不是几个积极分子瞎指挥，瞎指挥完了出事故，再抓个“破坏生产”的典型批斗一顿。 我不否认，那时候确实有工人是真心想干点事的。李周霞也许就是个好人，她觉得自己在帮工厂变好，帮党员不犯错误。可好心就能办好事吗？文革这十年，多少好心办成了坏事。工人管理小组那个“每天保证一个小时的附加工作量”，听着不多，可就这一小时，工人们下班了还得开会、走访、写汇报。累不累？本来就三班倒，工资还那么点，吃都吃不饱，还得专门挤出一小时去“革命”。这算是哪门子的工人阶级利益？我有个邻居的二大爷，当年在哈尔滨一家机械厂，说他们那小组搞“技术革新”，其实就是逼着工人改机床转速，说是提高生产效率，结果机床全给干冒烟了。为啥？没人懂那个，就凭一股子热情。后来停产了，又怪工人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 再说那个贝特兰，夏尔·贝特兰，法国的经济学家，写这书的时候估计没少受接待方的引导。他去厂里参观，人家让他看什么他看什么，让人听什么他听什么。李周霞是革委会成员，说话当然挑好听的说。贝特兰可能真信了，也可能他本来就有立场，觉得文革是反资本主义的伟大实验。可他没想过，那些被管理小组“帮助”的党员，心里是啥滋味？那些被“减少”掉的管理人员，后来去哪了？文章里一个字没提。就轻飘飘一句“取消了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可那些制度底下多少人是靠它吃饭的？你把人饭碗砸了，人还给你说好话？ 我总觉得，拿外国人的眼睛看中国的事儿，特别容易看走样。他们要么把文革当神话，要么当地狱，就是看不到里头具体的人。工人管理小组说到底是个人堆里的事儿，是人就有私心，有派性，有糊涂的时候。可这文章里全是“路线”“阶级”“革命化”，干干净净，一个人影儿都没有。李周霞说得跟唱赞歌似的，可她要是真在厂里跟那些刺儿头工人打过交道，就绝对不会把话说得这么顺溜。那时候的工人，谁服谁啊？你让我管你？你先说说你昨天为啥多领了俩馒头。 我还想较个真，文章里说管理小组“介于职能管理部门和群众之间，扮演着管理实体、以及党员和行政部门的助手角色”。这定位本身就矛盾。你既是管理实体，又是助手，那到底谁决策？出了事谁担责任？工人小组提了意见，车间主任不采纳，算谁的？小组去找党委告状，党委偏着车间主任，那小组有啥办法？文章里没写。它只写了“最重要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能当饭吃吗？工人管了半天，连劳保手套发不发都得扯皮，那这管理小组的意义在哪儿？就为了在汇报材料上多一行字？ 说句难听的，我看这工人管理小组，跟后来某些公司的“职代会”差不多，听着好听，实际上就是个摆设。需要的时候拿出来当话头，不需要了扔一边。文革结束之后，这些东西不也悄没声儿地没了嘛。也没见工人上街闹说我们非要搞管理小组。为啥？因为工人心里清楚，那玩意儿管不了事。生产还得靠懂行的，靠规章制度，靠老老实实干活。天天开会搞思想革命化，机器不能自己转，粮食不能自己长。 当然，我也不能说文革里头一丁点儿好东西都没有。鞍钢宪法那两句“两参一改三结合”，今天看也还有点儿道理。工人参与管理，让干部参加劳动，这两条方向没问题。可方向没问题不代表操作没问题。这文章把操作过程写得跟宣传稿似的，我就觉得膈应。他说“每条规定都交由群众讨论”，可那是什么气氛下的讨论？谁敢真把“合理的规章制度”保下来？你敢说考勤制度合理？你敢说技术规程不能改？那不立马给你扣个“管卡压”的帽子。所以最后结果是啥？该取消的取消了，不该取消的也取消了。车间里乱哄哄，出废品没人管，安全事故没人负责。这就是群众讨论的成果？ 我再说一个细节。李周霞说“以往党员被视作前进的推动力量，而不是可能的革命对象”。这话有意思。她是在夸管理小组把党员也变成了被帮助的对象。可你品品，这话里那股子劲儿，不就是说以前党员是神，现在党员也是人了？那让党员变回人，非得靠工人管理小组？就不能靠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会？非得搞个群众组织去看着他们？说白了，那时候已经对党员失去了基本信任，觉得他们自己管不了自己，得让群众拿棍子在后头赶着。这种思维，跟后来的“群众专政”有啥两样？你把人当贼防，人还给你好好干活？ 我有个亲戚，当年在厂里是小组长，老说那时候人跟人之间没一点信任。你今天在会上提了个意见，明天就有人写你的大字报，说你提意见是别有用心。管理小组本来是想打破干部迷信，结果呢，又造出了新的迷信——迷信“群众”。可群众是谁？群众是小张、老王、李婶。他们也有私心，也有糊涂的时候。把那么大的权力交给几个选举出来的工人，他们顶得住吗？有人顶住了，成了模范，更多人顶不住，被推着变成了打手。文章里那种诗意的描述，什么“群众中常有新鲜的思想”，我看是没见过群众犯浑的时候。 最后我想说，贝特兰写这本书，大概是真心觉得文革能解决官僚主义问题。可他没看到，官僚主义不是靠几个管理小组就能消灭的。你今天把旧干部打倒了，明天新上来的革委会成员照样官僚。工人管理小组管得了一时，管不了干部心里的那个小算盘。等到文革结束，那些当年最积极的工人管理小组成员，好多反倒成了派性清算的对象。你说讽刺不讽刺？他们辛辛苦苦“帮助党员思想革命化”，最后自己成了革命化的绊脚石。这上哪儿说理去？ 算了，我也就是个普通人，没多少大道理。我就是觉得，别把历史写得太干净，别把口号当成现实。工人管理小组有没有干过好事？可能有。但有好事不代表它就是好东西。就像一把刀，能切菜也能砍人，你不能因为它切过菜就念叨它是宝贝。文革那十年，多少好东西都是这么被念成宝贝的，可老百姓心里有杆秤。他们知道，日子过得好不好，不是看小组开了几次会，是看月底工资发了多少，看车间里有没有出事故，看大院里能不能吃顿安生饭。这些，贝特兰先生的书里，一个字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