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文章我看得有点懵。不是说内容看不懂，是感觉太干净了，干净得像刚擦过的桌子，一点灰星儿都没有。工人管理小组这东西，按理说当年厂子里折腾得鸡飞狗跳，怎么到了这位贝特兰先生笔下，就变成了一套整整齐齐的“五方面工作”？又是思想工作又是财务物资，还成本控制、投资，听着比现在公司里的项目部还正规。可那是什么年代啊？1969年，厂里两派刚打完派仗，皮带都能抽到人脸上，这时候你说工人们每天抽出一小时“附加工作量”去访问工人家庭，去搞思想革命化，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我承认我没经历过文革，那会儿我爹才十岁。但我小时候没少听厂里退休老师傅聊天，他们说起那几年，跟这书里完全是两个味儿。有个老师傅说过，那时候车间里也搞过什么“管理小组”，说白了就是挑几个嗓门大、出身好的，天天盯着干部有没有偷懒，有没有搞“物质刺激”。表面上说是工人当家做主，可实际上小组名单都是上面定好的，选谁不选谁，先得革委会点头。文里写得热闹，“候选人必须积极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可啥叫积极？你开会多发言两句，背语录背得溜，那就是积极。真正干活的老实人，反倒老被说成“路线觉悟低”。 最让我觉得不对劲的，是文章里那段李周霞的话。她说以前党员被当成“前进的推动力量”，现在工人管理小组能帮党员“思想革命化”。这话听着挺美，但细琢磨，这不就是说群众可以监督党员了？好事儿啊。可问题是，谁监督谁啊？文里自己也写了，管理小组“和革委会都遵从党委的思想政治领导”。你看，绕了一圈，最后还是党委说了算。小组成员是工人选的，可他们选出来干的事儿，是去查财务、查成本、管生产安全，还管“确定方向”和“检查工作”。这不就是干部干的活儿吗？你让几个工人去管干部，干部还管着他们，那到底是工人管干部，还是干部借工人的嘴管工人？ 还有那个“阶级敌人”的反对意见。革委会成员说，工人管理小组多余的想法“正被阶级敌人所利用”。你说这话吓不吓人？正常人想一想，觉得厂里已经有党委有革委会了，再搞个小组确实有点重复，这不是很正常吗？怎么就成了阶级敌人了？那会儿就是这样，谁提意见谁就是阶级敌人，谁想讲理谁就是破坏革命。管理小组到底是用来干啥的？我看不像是让工人说话，倒像是给某些人递刀子，谁不听话就捅谁。 再说那个选举。北京针织总厂每年选一次，老成员如果“赢得群众信任”能连任。听着挺民主对吧？可你想啊，文革那个环境，谁敢不信任？你不信任上一届，那你就是不支持工人管理，不支持工人管理就是反对鞍钢宪法，反对鞍钢宪法就是修正主义。帽子一顶接一顶，谁受得了？所以选举也就是走个过场，大家心知肚明，举手表决的时候齐刷刷的。真要有哪个不上道的提了反对意见，晚上就得有人上门来“访问工人家庭”了，干啥？做思想工作呗。这跟我小时候听说的批斗会，有啥区别？ 还有一个细节我特别在意：管理小组里“老工人是主角”，还有退伍军人和知识青年。你看，都是什么人？老工人政治可靠，退伍军人更可靠，知识青年是去接受再教育的。就是没有年轻工人里的刺儿头，也没有技术人员，更别提那些出身不好的了。这叫什么工人管理？这叫成分管理。真正懂技术的被靠边站了，懂财务的也不敢说话，因为是“旧管理人员”，是要被革命的对象。最后管来管去，就剩下口号和决心了。文章里说“根本性减少工厂管理人员成为可能”，这话不假，人都被赶去劳动了，当然少了，可生产谁管？还不是几个积极分子瞎指挥，瞎指挥完了出事故，再抓个“破坏生产”的典型批斗一顿。 我不否认，那时候确实有工人是真心想干点事的。李周霞也许就是个好人，她觉得自己在帮工厂变好，帮党员不犯错误。可好心就能办好事吗？文革这十年，多少好心办成了坏事。工人管理小组那个“每天保证一个小时的附加工作量”，听着不多，可就这一小时，工人们下班了还得开会、走访、写汇报。累不累？本来就三班倒，工资还那么点，吃都吃不饱，还得专门挤出一小时去“革命”。这算是哪门子的工人阶级利益？我有个邻居的二大爷，当年在哈尔滨一家机械厂，说他们那小组搞“技术革新”，其实就是逼着工人改机床转速，说是提高生产效率，结果机床全给干冒烟了。为啥？没人懂那个，就凭一股子热情。后来停产了，又怪工人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 再说那个贝特兰，夏尔·贝特兰，法国的经济学家，写这书的时候估计没少受接待方的引导。他去厂里参观，人家让他看什么他看什么，让人听什么他听什么。李周霞是革委会成员，说话当然挑好听的说。贝特兰可能真信了，也可能他本来就有立场，觉得文革是反资本主义的伟大实验。可他没想过，那些被管理小组“帮助”的党员，心里是啥滋味？那些被“减少”掉的管理人员，后来去哪了？文章里一个字没提。就轻飘飘一句“取消了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可那些制度底下多少人是靠它吃饭的？你把人饭碗砸了，人还给你说好话？ 我总觉得，拿外国人的眼睛看中国的事儿，特别容易看走样。他们要么把文革当神话，要么当地狱，就是看不到里头具体的人。工人管理小组说到底是个人堆里的事儿，是人就有私心，有派性，有糊涂的时候。可这文章里全是“路线”“阶级”“革命化”，干干净净，一个人影儿都没有。李周霞说得跟唱赞歌似的，可她要是真在厂里跟那些刺儿头工人打过交道，就绝对不会把话说得这么顺溜。那时候的工人，谁服谁啊？你让我管你？你先说说你昨天为啥多领了俩馒头。 我还想较个真，文章里说管理小组“介于职能管理部门和群众之间，扮演着管理实体、以及党员和行政部门的助手角色”。这定位本身就矛盾。你既是管理实体，又是助手，那到底谁决策？出了事谁担责任？工人小组提了意见，车间主任不采纳，算谁的？小组去找党委告状，党委偏着车间主任，那小组有啥办法？文章里没写。它只写了“最重要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能当饭吃吗？工人管了半天，连劳保手套发不发都得扯皮，那这管理小组的意义在哪儿？就为了在汇报材料上多一行字？ 说句难听的，我看这工人管理小组，跟后来某些公司的“职代会”差不多，听着好听，实际上就是个摆设。需要的时候拿出来当话头，不需要了扔一边。文革结束之后，这些东西不也悄没声儿地没了嘛。也没见工人上街闹说我们非要搞管理小组。为啥？因为工人心里清楚，那玩意儿管不了事。生产还得靠懂行的，靠规章制度，靠老老实实干活。天天开会搞思想革命化，机器不能自己转，粮食不能自己长。 当然，我也不能说文革里头一丁点儿好东西都没有。鞍钢宪法那两句“两参一改三结合”，今天看也还有点儿道理。工人参与管理，让干部参加劳动，这两条方向没问题。可方向没问题不代表操作没问题。这文章把操作过程写得跟宣传稿似的，我就觉得膈应。他说“每条规定都交由群众讨论”，可那是什么气氛下的讨论？谁敢真把“合理的规章制度”保下来？你敢说考勤制度合理？你敢说技术规程不能改？那不立马给你扣个“管卡压”的帽子。所以最后结果是啥？该取消的取消了，不该取消的也取消了。车间里乱哄哄，出废品没人管，安全事故没人负责。这就是群众讨论的成果？ 我再说一个细节。李周霞说“以往党员被视作前进的推动力量，而不是可能的革命对象”。这话有意思。她是在夸管理小组把党员也变成了被帮助的对象。可你品品，这话里那股子劲儿，不就是说以前党员是神，现在党员也是人了？那让党员变回人，非得靠工人管理小组？就不能靠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会？非得搞个群众组织去看着他们？说白了，那时候已经对党员失去了基本信任，觉得他们自己管不了自己，得让群众拿棍子在后头赶着。这种思维，跟后来的“群众专政”有啥两样？你把人当贼防，人还给你好好干活？ 我有个亲戚，当年在厂里是小组长，老说那时候人跟人之间没一点信任。你今天在会上提了个意见，明天就有人写你的大字报，说你提意见是别有用心。管理小组本来是想打破干部迷信，结果呢，又造出了新的迷信——迷信“群众”。可群众是谁？群众是小张、老王、李婶。他们也有私心，也有糊涂的时候。把那么大的权力交给几个选举出来的工人，他们顶得住吗？有人顶住了，成了模范，更多人顶不住，被推着变成了打手。文章里那种诗意的描述，什么“群众中常有新鲜的思想”，我看是没见过群众犯浑的时候。 最后我想说，贝特兰写这本书，大概是真心觉得文革能解决官僚主义问题。可他没看到，官僚主义不是靠几个管理小组就能消灭的。你今天把旧干部打倒了，明天新上来的革委会成员照样官僚。工人管理小组管得了一时，管不了干部心里的那个小算盘。等到文革结束，那些当年最积极的工人管理小组成员，好多反倒成了派性清算的对象。你说讽刺不讽刺？他们辛辛苦苦“帮助党员思想革命化”，最后自己成了革命化的绊脚石。这上哪儿说理去？ 算了，我也就是个普通人，没多少大道理。我就是觉得，别把历史写得太干净，别把口号当成现实。工人管理小组有没有干过好事？可能有。但有好事不代表它就是好东西。就像一把刀，能切菜也能砍人，你不能因为它切过菜就念叨它是宝贝。文革那十年，多少好东西都是这么被念成宝贝的，可老百姓心里有杆秤。他们知道，日子过得好不好，不是看小组开了几次会，是看月底工资发了多少，看车间里有没有出事故，看大院里能不能吃顿安生饭。这些，贝特兰先生的书里，一个字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