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小说】楼

晚舟311 :

这小说我看了两遍，第一遍看完愣了半天，第二遍才回过味来。先说那个编者按，写这玩意的人是不是觉得自己特高明？什么“朴素无产阶级立场”，什么“官僚资本主义生产下”，一套一套的，跟念经似的。我就问一句，你写这些词的时候，你自己真信吗？你把这小说当传单发呢？小说好不好，读者心里有杆秤，用不着你在前头敲锣打鼓告诉大家“都来看啊，这是批判官僚的”。你这么一搞，反而把小说那股子劲儿给泄了。就像你吃一碗面，本来味道挺冲，结果旁边有人非给你递一碟子咸菜，说“就着吃，这样才够味”。够你个头啊，人家面本身就有味。 不过话说回来，这小说本身确实有劲儿。不是那种喊口号的劲儿，是那种闷着来的劲儿。你看开头那段，学校旁边有个烂尾楼，卖菜大婶凌晨杵在那儿。这个“杵”字用得好，不是站，不是等，是杵着。像根钉子扎在那儿。她拉一筐鸡蛋，两袋菜，还有野花。但花不是卖的。这个细节一下就让人心里咯噔一下。花不是卖的，那是干嘛的？后来知道了，儿子死了，丈夫也死了。花是给谁看的？给死人看的？还是给自己看的？说不清。但就是这种说不清，才让人觉得堵得慌。 然后柳少爷出场。内衬白衫，外头披红，红帽子红衣服，还挂着党徽。这身打扮，你说是去入团，我看着倒像是去唱戏。红白相间，像什么？像花圈？像喜事？像丧事？都是。他去看大婶，说是为了人民的公平与正义。他搀扶大婶，满脸笑意，张开喉咙，发出清脆的声音。注意，是“张开喉咙”，不是“开口”，也不是“说话”。张开喉咙，像什么？像公鸡打鸣。然后他开始背课文，从边疆指到大海，从飞机大炮指到高楼大厦。这段写得真损。他指这指那，指了整整一个钟头，指得口干舌燥，额头上汗珠子往下坠。他指的那些东西，跟他面前这个卖菜大婶有什么关系？边疆、大海、飞机、大炮、高楼、大厦，这些东西是给她准备的吗？显然不是。但他说得那么起劲，那么投入，好像只要他指到了，这些东西就都是大婶的了。这种话术，生活里太常见了。你去办事，人家跟你讲大局，讲发展，讲未来，讲得你一愣一愣的，最后你的事还是没办成。人家还觉得自己挺辛苦，你看我跟你说了这么久，你咋还不明白呢？ 大婶呢？大婶从头到尾没怎么说话。她手伸进乌黑的盆里，揉搓野花，汁水溅到脸上，看起来像流了一片粉云。这个“粉云”的比喻，我琢磨了半天。你说它美吧，它美。你说它惨吧，它惨。粉色的云，流在脸上，像血，又不像血。像泪，又不像泪。像什么？像一个梦。一个碎了的、颜色的、黏糊糊的梦。大婶没哭，没喊，没闹，没上访，没拉横幅。她就是在揉花。揉那些本来就不是卖的花。这个动作比任何控诉都厉害。你想想，一个人要绝望到什么程度，才会把花揉碎在盆里？她不是在揉花，她是在揉自己的命。而且她揉得那么安静，那么日常，好像这就是她每天该做的事。这种安静，比柳少爷那一个小时的滔滔不绝要响得多。 然后柳少爷问她住哪儿。大婶指着烂尾楼说，以后可以来这里找我。柳少爷笑着说，这他妈是你的家？大婶回，这他妈是我的墓。就这一句，顶前面一万句。这句话一出来，所有的东西都变了。烂尾楼不是烂尾楼，是墓。大婶不是活人，是活着的死人。柳少爷不是来慰问的，是来踩点的。他踩的不是大婶的家，是她的坟。你想想，一个官员的儿子，撞死了同学，他爸把事压下去了。一个工人的儿子，被车撞死了，没人管。一个工人，讨薪被打死了，没人管。一个母亲，住在烂尾楼里，把烂尾楼当墓。而那个官员的儿子，穿着红衣，戴着党徽，来“看望”这位母亲。这叫什么？这叫吃人。不是比喻，是真吃。把人的命吃了，把人的尊严吃了，把人的希望吃了，然后抹抹嘴，说“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我操。 柳官员的儿子，14岁，川崎摩托车，撞掉同学的头。这个细节，我不知道作者是不是故意的，但我看了之后特别不舒服。14岁，骑川崎。什么家庭？什么教育？撞掉一个同学的头，不是撞伤，是撞掉。头掉了。这是什么概念？然后他爸官威大，压下去了。压得干净利落。这个孩子，一年之后，穿着红衣入团，去慰问一个死了儿子的母亲。他笑，他讲，他指这指那。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可能真不知道。他可能真觉得自己是在做好事。这才是最可怕的。恶而不自知，才是最深的恶。就像那些贪官，贪了几千万，还觉得自己劳苦功高，应该再升一级。这种恶，不是藏在阴暗角落里，是站在太阳底下，穿着红衣服，戴着党徽，笑着跟你说话。你拿他没办法。你跟他讲道理？他比你还会讲。你跟他讲法律？他爸就是法律。你跟他讲良心？他压根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再说大婶的丈夫。拔起这座楼的工人，去年因为恶意讨薪被打死了。注意“拔起”这个词。楼是拔起的？楼是长出来的吗？不是。楼是人一块砖一块砖砌起来的，一根钢筋一根钢筋绑起来的，一车水泥一车水泥浇起来的。但作者用“拔起”，好像这楼是从地里自己冒出来的，工人只是顺手拔了一下。这个“拔起”，把工人的劳动给抹掉了。你想想，那些高楼大厦，哪个不是农民工用命换来的？但你在城市里走一圈，你看到的是楼，是光鲜的楼，是漂亮的楼，是“拔起”的楼。你看不到那些“拔起”楼的人。他们住在工棚里，吃在路边摊，干在最危险的地方，拿最低的工资。然后他们讨薪，还被说是“恶意”。恶意讨薪，这个词太他妈操蛋了。人家干了活，拿不到钱，去要，叫恶意？那欠钱不给叫什么？叫善意？叫无奈？叫资金周转困难？我认识一个老乡，在工地上摔断了腿，包工头跑了，他拄着拐杖去项目部，人家说他影响办公秩序，把他轰出来了。他后来跟我说，他不是想要多少钱，他就想要个说法。说法？这世道，说法比钱还贵。 大婶的儿子，13岁，去年买了学区房，去年死了。学区房，这三个字，对中国家长来说，分量太重了。多少人，掏空六个钱包，背三十年贷款，就为了买一套老破小，就因为它在某个学校的划片范围内。大婶买了学区房，儿子死了。房子还没住热乎，人没了。学区房成了什么？成了遗物。成了笑话。成了烂尾楼的一部分。你想想，她每天经过这栋烂尾楼，她心里在想什么？她会不会想，如果当初没买这房子，儿子是不是就不会死？她会不会想，我花了那么多钱，就买了这么个东西？她会不会想，这楼烂尾了，我的人生也烂尾了。烂尾楼，多好的词。楼烂了，没人管。人烂了，也没人管。楼烂在那儿，是城市脸上的疤。人烂在那儿，是盛世底下的尸。区别不大。 柳少爷从边疆指到大海。他知不知道边疆在哪？他知不知道大海有多远？他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但不管知不知道，他指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他想的是“我在做一件好事”，还是“我爸让我来的”，还是“这样能加学分”？我觉得他什么都没想。他就是在演。演一个进步青年，演一个优秀团员，演一个心系人民的官二代。他演得那么投入，那么真诚，那么理所当然。这种真诚，比虚伪还让人恶心。虚伪的人至少知道自己在装。真诚的恶人，连装都不用装，他觉得自己就是真理。就像那些在台上大谈反腐的人，台下贪得比谁都多。但他们不觉得自己贪，他们觉得自己在“搞活经济”，在“为了发展”。这种逻辑，已经成了一种本能。你跟他讲不通。因为他不是坏，他是另一种生物。他的世界，跟你不在一个次元。 大婶说“这他妈是我的墓”的时候，她是什么表情？作者没写。可能是笑着说的，可能是面无表情说的，可能是咬着牙说的，可能是轻轻说的。不管哪种，都够狠。尤其是“他妈”这两个字。一个卖菜的大婶，一个死了儿子死了丈夫的女人，一个住在烂尾楼里的母亲，她骂人了。她骂的不是柳少爷，她骂的是这他妈的世界。这两个字，比什么“无产阶级立场”都管用。因为它是真的。它不是概念，不是口号，不是经济学分析。它就是一个人，在某个下午，对着一个穿着红衣服的官二代，说了一句脏话。而这句脏话，是整篇小说里唯一的真话。 我再说说那个编者按。“本篇文章很有煽动性”。煽动性，这个词用得很有意思。什么叫煽动性？就是把事实摆出来，让你看了不舒服，让你想骂人，让你睡不着觉。如果这就叫煽动，那这小说确实煽动。但问题是，它煽动什么了？它煽动你去杀人了吗？它煽动你去放火了吗？没有。它只是告诉你，有这么一个大婶，有这么一栋楼，有这么一些事。如果你看了之后觉得愤怒，那是你自己的事，不是小说的错。小说没让你愤怒，小说只是把一块石头扔到你面前。你非要弯腰去捡，非要拿它砸人，那是你的选择。你不能怪石头。这个编者按，上来就给人扣帽子，说什么“提高读者的朴素无产阶级立场”。什么叫朴素无产阶级立场？就是看不惯就骂？就是穷人都是好的，富人都是坏的？这种贴标签的读法，是最懒的读法。你跟那些看《红楼梦》就说是“反封建”的人有什么区别？跟那些看《金瓶梅》就说是“揭露社会黑暗”的人有什么区别？好的小说，从来不是传单。它不告诉你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它只是让你看见。看见之后你怎么想，那是你的事。 我特别烦那种把文学当工具的人。一会儿说这是“无产阶级文学”，一会儿说那是“资产阶级文学”。文学就是文学，分什么阶级？你分得清吗？写《红楼梦》的曹雪芹，家里以前是江宁织造，算不算官僚？算不算剥削阶级？那《红楼梦》要不要烧掉？写《悲惨世界》的雨果，是个贵族，要不要拉去批斗？这种思维，害死了多少人？老舍跳湖，傅雷服毒，赵树理被打断肋骨。他们招谁惹谁了？他们就是写了点东西，说了点真话。你现在又来这一套，编者按写得跟大字报似的，还“推荐一读”。我读不读，要你来推荐？我长着眼睛，我自己会看。 说回小说。我觉得作者挺聪明的。他没写大婶哭，没写大婶闹，没写大婶跪在地上求青天。他写大婶揉花。揉花这个动作，写得太好了。花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没用的。不能吃，不能穿，不能换钱。你种花，养花，看花，本身就是一种奢侈。大婶的花，不是卖的。那她种花干什么？我想，她可能是给儿子种的。儿子生前喜欢花？还是她给自己种的？在烂尾楼里，在废墟边上，种点花，好歹有点活气。但活气这东西，在烂尾楼里，是奢侈品。所以她把花揉了。揉碎了。不活了。不装了。这就是一个母亲的绝望。不是嚎啕大哭的绝望，是安静地、缓慢地、把最后一点颜色揉碎的绝望。你想想，她每天凌晨起床，拉着一筐鸡蛋，两袋菜，还有些零散的野花，去市场。鸡蛋和菜能卖，花不能卖。她拉着花去市场，再把花拉回来。日复一日。这个画面，比任何控诉都绝望。因为她每天都在重复这个没有意义的动作。就像推石头的西西弗斯。但西西弗斯是神话，她不是。她就住在我隔壁，你隔壁，他隔壁。她就是你身边那个沉默的、弓着腰的、手上全是裂口的人。你每天看见她，但你看不见她。这才是最操蛋的。 柳少爷说“我们国家自改革开放以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这句话，是整篇小说里最恐怖的一句话。因为它不是假话。或者说，它既是假话，又是真话。假的是，他说的和他做的，完全是两码事。真的是，这套话语本身，已经成了一种空气。我们呼吸着这种空气，说着这种话，用着这种词，却从来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你仔细想想，你上次听到“以人民为中心”是什么时候？是不是在某个会议里，某个文件里，某个新闻里？你听了之后什么感觉？是不是觉得很正常？是不是觉得本来就该这么说？这就是问题。当一句正确的话被说了一万遍、一亿遍的时候，它就变成了背景噪音。没人真的去听，没人真的去想。但柳少爷说了。他说的时候，是真诚的。他真诚地相信自己在做好事。他真诚地觉得自己在“为人民服务”。这才是最可怕的恐怖。不是坏人做坏事，是好人做坏事，是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好人，都觉得自己在做正确的事。然后这栋烂尾楼就烂在那儿了。然后大婶就成了墓。然后儿子就没了。然后丈夫就没了。然后柳少爷就去入团了。一切都很正常。一切都很合理。一切都在正确的轨道上。 我再说说那个细节：柳少爷从12点讲到1点。为什么是12点到1点？因为12点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他顶着太阳讲。讲的时候，大婶在干嘛？作者没写。我猜大婶就坐在那儿，听着。或者没听。或者听一半走神了。或者根本就没走神，她一字一句都听进去了，但她什么都没说。因为说了也没用。你跟一个穿着红衣服的14岁孩子说什么？说“你爸是个贪官”？说“你撞死了人”？说“你赔我儿子命来”？他能听懂吗？他听懂了又能怎样？他爸还是官。他家还是有钱。他还是能骑川崎。你还是住烂尾楼。所以大婶什么都没说。她只是揉花。然后说了一句“这他妈是我的墓”。完了。就这么简单。没有哭天抢地，没有上访喊冤，没有天台跳楼。就是一句话。但这句话，比所有的哭天抢地加起来都重。因为它是冷的。是那种看透了之后的冷。是那种“我知道我说了也没用，但我还是要说”的冷。是那种“你听懂也好，听不懂也好，反正这就是我的实话”的冷。 最后我想说，这篇小说让我想起了很多人。想起那些在工地上干了一年拿不到钱的人。想起那些买了烂尾楼还在还贷的人。想起那些孩子在学校被欺负了家长去讨说法被打的人。想起那些在医院门口跪着求人捐款的人。想起那些在信访办门口排了一夜队的人。想起那些在寒冬腊月里睡在桥洞底下的人。他们不是数字，不是“底层”，不是“弱势群体”。他们是大婶。他们有名字，有儿子，有丈夫，有花。他们本该有生活。但生活没了。然后有人穿着红衣服，戴着党徽，站在他们面前，说“我们一定能复兴我们国家”。复兴谁的国家？谁的国家？大婶的国家在烂尾楼里，在墓里。柳少爷的国家在川崎摩托上，在党徽里。这是两个国家。它们住在同一个地方，但它们是两个国家。一个在台上讲，一个在台下听。一个讲得口干舌燥，一个听得心如死灰。然后讲的人走了，听的人还在。楼还在。墓还在。 我不知道作者写这篇小说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可能是愤怒，可能是悲伤，可能是绝望，可能只是一种想说话的冲动。但不管是什么，他做到了。他把一个烂尾楼写活了。把一个卖菜大婶写活了。把一个官二代写活了。把那个“他妈”写活了。我看完之后，脑子里一直转着那句话：“这他妈是我的墓。”我觉得这句话，是今年我读过的最好的结尾。没有之一。 对了，还有那个“粉云”。我后来又想了一下。粉云，粉色的云。云是什么？云是飘的，是散的，是抓不住的。花汁溅在脸上，像云。但云是飘在天上的，大婶是站在地上的。她的云，是溅在脸上的。是碎的。是脏的。是黏的。是洗不掉的。这个比喻，越想越难受。你想想，一个人，脸上溅了花汁，看起来像云。但她不是云。她是泥。她是烂尾楼里的泥。她是被踩在脚底下的泥。但泥里开过花。泥里还有花汁。泥里还有颜色。柳少爷看不到这个颜色。他只看到“这他妈是你的家？”他看不到粉云，也看不到墓。他只能看到自己那身红衣服。红衣服，白衬衫，党徽。干干净净。体体面面。像个人。而大婶呢？大婶满手花汁，坐在乌黑的盆旁边，像一团被揉碎的梦。谁是人？谁是鬼？谁在活着？谁已经死了？这他妈谁说得清。 我写这些，不是想说服谁。我就是憋得慌。看了小说，看了编者按，看了那些煞有介事的分析，我觉得我得说点什么。我不认识作者，也不认识大婶。这就是篇小说。但它写得真他妈好。好到我真想骂人。骂谁？骂柳少爷？骂柳官员？骂那个撞掉人头还能入团的14岁孩子？骂那个写编者按的人？还是骂我自己？我不知道。我可能就是大婶。我就是那个每天路过烂尾楼、看一眼烂尾楼、然后继续走的人。我什么都没做。我看了小说，我难受，我写评论。然后呢？然后明天早上，我路过烂尾楼，我还是会看一眼，然后继续走。大婶还在那儿。花还在揉。柳少爷还在入团。楼还在烂。一切都没变。但至少，我看过这篇小说了。我知道了一件事：这他妈是我的墓。也是你的。也是他的。是我们所有人的。楼烂在那儿，我们都住在里面。只是有的人穿着红衣服，有的人没穿。但没关系。总有一天，红衣服也会烂的。楼也会塌的。到时候，大家都一样。都是粉云。都是泥。都是墓。

初见647 :

呵，这小说写得可真好，好到我都想把作者拉去烂尾楼里住两天体验体验生活。柳少爷那身红，红帽子红衣服还挂个党徽，知道的说是入团，不知道的以为他要当新郎官呢。就是不知道他爹的川崎车压死人那事儿，是不是也跟这身红一样，抹一抹就干净了？ 大婶的儿子13岁，柳少爷14岁，就差一岁。可这一岁啊，一个在坟里躺着，一个在太阳底下演讲，从边疆指到大海，从飞机大炮指到高楼大厦。我就纳闷了，柳少爷口才这么好，怎么不去给他爹那个死掉的同事上坟？哦对，他爹的同事是被打死的，恶意讨薪，那叫活该。毕竟人家柳少爷家是体面人，体面人撞掉人家脑袋，那叫交通事故，叫意外，叫“害得他差点完蛋”——你看看，少爷自己都差点完蛋了，多委屈啊。 大婶说“这他妈是我的墓”的时候，柳少爷那脸估计比红衣服还红吧？他肯定想不通，我都给你讲一小时国家复兴了，你怎么还惦记着你的烂尾楼？你怎么不感动得跪下喊万岁？你怎么能骂脏话呢？真是不识抬举的刁民。 我发现这小说作者也是个坏种，非得把野花汁写成一朵粉云糊在大婶脸上，搞得跟化妆品广告似的。人家丈夫死了儿子死了，她蹲在楼底下揉花，作者倒好，还给这画面配了个滤镜。你咋不写她皮肤白得发光呢？反正人血馒头都吃了，再撒点糖也不嫌腻。 还有那个编者按，说什么“提高朴素无产阶级立场”，我都看笑了。无产阶级哪儿朴素了？大婶朴素，朴素到连个房子都买不起只能睡工地。柳少爷倒是不朴素，川崎摩托、红衣服、党徽，全身行头加起来能买大婶家半栋楼吧？可人家是“为了人民的公平与正义”来的，人民感动得哇哇哭，人民可真是上辈子欠你们家的。 最恶心的是最后那段时间设定：太阳底下从12点讲到1点。一个小时，站那儿对着一个刚死了老公儿子的大婶讲国家复兴。柳少爷可真懂什么叫“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大婶需要的是把烂尾楼盖完，需要的是儿子活着，需要的是丈夫没被讨薪打死。少爷倒好，送了个人家不想要也没处放的“共享发展理念”，完了还问人家住哪儿，要改天再来。你打殡仪馆电话不就知道她住哪儿了？ 算了不骂了，我看这小说也该进烂尾楼。作者写这种东西，不是蠢就是坏，或者又蠢又坏。反正比柳少爷那身红还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