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记者郝成的一篇六盘水的报道登顶热搜，调查记者这个日渐陌生的词汇，又让人眼热了起来。
在新媒体时代，调查记者就像沉寂了似的 鲜有表现。据《新媒体环境下调查记者行业生态变化报告》，2011年中国调查记者有306人，2017年仅剩175人，如今更是比大熊猫稀少了。老记白润岱说：“现在找出10个能沉下去干调查的记者已经算不错了。”
凭借着一篇稿子就能把一方搅得天翻地覆的调查记者，通常被称作“卧底”。
记者的卧底调查，有时就是与生命对赌，风险巨大。
像很早之前的南方系记者梁文祥，为了曝光广州火车站的偷 抢 敲诈等乱象，他扮成了流浪者深入暗访。为了摸清车站广场吸贩毒人员的具体情况，他决定深入毒窝调查。
为此他写了遗书买了保险，为自己做了最坏的打算。
经过了一个月的卧底，他用数百张照片锁定了证据，帮助警方成功地清除了这一毒品交易的链条。
再如2011年河南记者崔松旺卧底黑砖窑解救30多名残障劳工的事。
他把自己伪装成残障人，目光呆滞衣衫褴楼地在火车站翻垃圾桶捡东西吃。
后来他这个看起来有智力障碍的流浪汉，终于被人以500元的价格卖给了黑砖窑，从此开始了像牲口一样被打骂奴役的日子。
等到他终于摸清了黑砖窑的底细后，危险也悄然地向他逼近，为避险他上演了生死大逃亡。
这样的卧底经历，很多年之前很多调查记者有过。
他们在暗黑莫测的罅隙挖掘真相，将黑暗一点一点撕开来给大家看。
对于调查记者来说，写出一篇调查稿件所要付出的时间精力和压力是空前的，甚至可能遇到出力不讨好的情况，这其实也是调查记者缺少的原因之一。
尤其，随着老一代新闻人的淡出，调查记者也显得比中华鲟更珍贵了。
历数那些具有轰动性的调查新闻，大头娃娃的事应该也算一个。
那年调查记者简光洲用一组照片让这个社会震惊了。
大头娃娃们躺在床上，躺在父母的怀里，在局促不安中等待着命运的安排，他们眼神里透露出的恐惧和希望让所有人感觉惊讶与愤怒。
而那些父母却无计可施，每天对着孩子泪流不止。
简光洲被这样的场景震撼了，他开始了深度调查。
调查的过程异常艰难，但当调查的线索指向了三聚氰胺指向了三鹿奶粉时，他感觉到空前的压力感，甚至遭遇到死亡威胁。
但他还是以一篇《甘肃14名婴儿疑三鹿奶粉致肾病》的报道，把中国奶粉业搞得天翻地覆。
三聚氰胺和三鹿奶粉成了当年最具影响的食品安全事件，简光洲用一篇篇报道让30万婴童侥幸逃离了肾结石和肾病的折磨，避免了大头娃娃的再出现。
但同时，他的破坏力和重塑力同样强大，中国奶粉因此遭遇信任危机，整个行业的发展受创。
有人说，调查记者们都是一群怀有“新闻理想”的人，他们努力探求社会正义，努力追求真相，却常常面临无法理喻的质疑和压力。
所以，如果不是坚持理想，不是具有无畏勇气的人是干不了调查记者的。
尼采说，那些城市霓虹灯照不到的地方隐藏了多少颓败，在无人理会的黑暗之中，有多少需要被温暖却没有受到任何帮助的人在哭泣。
欲望的社会开满了罪恶之花。而正是由于调查记者的努力，一点一点地揭开事实，才让大家清楚的看到那里面的血和脓，感受到了帮助和暖意。
调查记者不是拯救者，但是，没有调查记者，或许只能徘徊和叹息。
大爱清尘的发起人王克勤，就曾是一个深耕媒体多年的调查记者。
2001年他用一篇《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的文章，引发了兰州的金融经济大地震，二十多家证券公司受到牵连。
随后，全国刮起了一场证券业的整顿风暴，160人因而锒铛入狱，数十家证券黑市被连根拔起，也因此成为了“全国经济秩序整顿第一案”。
为了调查，记者们遭遇生命威胁的事常常发生，王克勤就遭到别人出价500万买人头的威胁。
但即便是这样，他仍然写出了《公选“劣迹人”引爆黑幕》的新闻，让六名涉案干部落马。
为了完成调查，他甚至紧急安置妻儿，自己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这样的生命之虞，连央视记者都不能避免。2010年央视记者袁柏鑫调查黄河防汛，遭不明身份的人沿路追踪，最后被暴力袭击，采访车也被砸。
脱困后，他被当地相关部门告知需提前告知采访，当地可以提供协助，但等他们通知相关部门后，却发现前行的路已经被全部封堵。
这样的尴尬几乎所有的调查记者都遇到过。
为了探求真相，他们只能孤勇前行。
他们就像《孤勇者》歌词里唱的，孤身走暗巷，对峙过绝望。
但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不肯退缩不肯屈服，甚至不肯哭一场。
记者白润岱这样说，只有调查记者，才是觉得新闻真相是比生命都重要的人，他们秉持的新闻理想就像一把剑，努力刺向阳光照不到的地方。
所以，当真相临近的时候，即便有更大的危险来临，他们都要上。
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身后站着党纪国法，站着正义的力量，所以他们不会怕。
其实怕不怕他们都要上，这就是调查记者。
他们犹如游弋在深水里的核潜艇，只要潜出水面，对黑恶势力来说就是致命一击。
正如河南电视台那个卧底七年，写出众多有分量的调查新闻的女记者所说：这是一条追求真相的路，这条路没有终点。路上充满了危险和挑战，有质疑有委屈，但唯独没有后悔。
他们凭借着职业的敏感度和强烈的使命感，去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的调查报告，努力还社会以正义，还百姓以公道。他们用自己的行动，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做出努力，点亮起社会的光明。
如果你对调查记者的理解还觉得不够，那么，记者郝成的这段回忆，或者可以让你更加理解他们：
“走，我们上楼聊聊。”
那位俨然老大的人物面无表情地指了下，然后我和同事走上楼，发现整个楼层都黑着，那间饭店并未开门。而身后，老大的人已经跟了上来。
2012年，海南，同事暗访赌博，令我在外报警，然后他在赌场内记录报警后赌场的变化。
每次都是赌场的人立即会得到风声并闪人，尝试多次都无一例外。
同事决定玩个大的，扮演陕北煤老板去直接找赌场老大，以想要带煤老板来赌博为由，聊聊他们与警方的关系。然后，老大他们来了，好几辆车，很多人。
见面就感觉不对，给我们喊来老大的那个人忽然问:“你们不会是记者吧？” 然后老大盯着我们看了一会儿。
我们上了楼但老大并没有上楼，而是指着那个手下叱骂起来，且作势要动手。
听不懂方言，但知道情况不对。
老大指着我们问喊他来的手下:“说吧，怎么办?”
这情景像极了黑帮电影。同事似乎压根无视，迎上去说：兄弟怎么了?咱们换个地方就是，没必要生气啊。
那个喊老大过来，又被老大叱骂的手下忽然转身要打同事，骂：你特妈的找死，骗老子。”
……
那场威胁因为发生在午夜，因为场景诡异、人员众多以及戏份十足，让人印象深刻。
这样的印象，可能让所有的调查记者都深刻过。
在黑暗的一角，我用我的光芒，照耀着小花小草们不因黑暗而死去。
这可能算是调查记者的职业写照。
所以，当有人质疑调查记者时，不妨扪心自问一下，你是不是甘受黑暗的那些小花小草们呢。
而对于调查记者来说，他们也只是拿着普通薪资的普通打工者。甚至，他们点亮了烛光，但自己还租住在潮湿阴冷的地下室里。
白润岱说，能将调查记者干到底的，都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但是很遗憾，现在调查记者全国可能也不足十人，他们正面临着集体谢幕的境况。
这种状况不知道是喜是忧。
他们其实是时代的英雄。
谨以此文，致敬每一个调查记者！
我小时候真喝过三鹿，简光洲那篇救了命，可国产奶粉也崩了，这账咋算。
卧槽，看完这篇我愣是坐那儿半天没缓过来，脑子里全是崔松旺装智障混进黑砖窑那段。说实话这事儿我以前刷到过，但每次都只是划过去，今天你把这些事儿串一块儿讲，真的一下子给我整破防了。你说他一个记者，好好的体面工作不干，非要把自己弄得跟个流浪汉一样，在火车站翻垃圾桶捡东西吃，就为了让人贩子把他卖进黑砖窑——这什么概念？这是拿命去换一个真相啊。结果进去以后跟牲口一样被打被骂被奴役，最后还得玩命逃跑。我就想问，现在还有几个人愿意干这种事？你别说干了，你让现在那些动不动就“家人们谁懂啊”的网红去火车站翻一天垃圾桶试试？估计半小时就哭着打车回家了。 但话说回来，我又觉得这篇文章写得有点太“圣化”这些调查记者了。你看它引用尼采那段，“那些城市霓虹灯照不到的地方隐藏了多少颓败”，听着是挺文艺挺有力量，可你仔细琢磨琢磨，这不就是典型的把记者架到“救世主”的位置上吗？文章自己也说了“调查记者不是拯救者”，可字里行间那股味儿，分明还是把他们当成了黑夜里唯一举着火把的人。是，我承认他们牛，简光洲那篇三鹿的报道，救了不知道多少孩子，这事儿必须认。可问题是，一个社会如果只能靠几个记者拿命去揭开黑幕，这本身不就是最大的问题吗？三聚氰胺是简光洲一个人查出来的？不是啊，之前早就有家长在投诉、在维权，只是没人搭理。调查记者是把脓包挑破的那根针，可脓包为啥会长出来，这事儿是不是更该问问？ 还有啊，文章里提那个数据，2011年306人，2017年175人，现在比大熊猫还少。这数字确实触目惊心，但我觉着吧，光说人数少了有点把事儿简单化了。我有个朋友以前在南方某都市报干过深度报道，他跟我说过一句大实话：“不是没人想干调查，是没人养你干调查。”你想想，现在媒体都是流量为王，你花三个月卧底写一篇稿子，发出来阅读量可能还不如人家一条明星离婚的八卦。老板要吃饭，投资人要回报，谁给你那个时间和钱？以前南方周末、南都那些地方，养着一帮人专门做深度，出去暗访一两个月工资照发，现在呢？部门都给你一锅端了。我朋友后来转行去搞公关了，收入翻了好几倍，他跟我说：“调查记者这行，光靠理想活不下去。”这话我越想越觉得扎心。 然后我还想吐槽一点，就是文章开头说郝成那篇六盘水的报道登顶热搜，然后……然后就没然后了？通篇看下来，全是梁文祥、崔松旺、简光洲、王克勤这些老前辈的事儿，郝成那篇到底写了啥，一个字没提。这就有点搞笑了，你标题叫《瞧，这些调查记者们都干了些什么？》，结果最新的例子一笔带过，全靠几十年前的“光辉事迹”撑场面。这算不算另一种悲哀？说明啥？说明现在这种能引起轰动的调查报道，真的是少到可怜了。偶尔出一篇，大家就跟过年一样激动，可激动完了呢？下一个呢？又得等多久？ 再说王克勤那个事儿，500万买人头，听着跟电影似的。但你反过来想想，一个记者做个报道，能让人出500万要他的命，这说明啥？说明他戳到人家肺管子了，说明那些人不希望真相被看见。可问题又来了，王克勤最后是活下来了，报道也发了，160人进去了，可这中间他经历了啥？遭了多少威胁？受了多少压力？这些文章里就一句话带过。我不是说文章写得不好，我是觉得，我们光看到这些记者最后的高光时刻，看到他们改变了什么，可他们付出的代价、承受的压力，我们其实根本不知道。就像崔松旺，他后来接受采访说，在黑砖窑里挨打的时候，他真觉得自己可能出不来了。这种恐惧，我们隔着屏幕永远体会不到。 还有一点我特想抬个杠——文章说三鹿那事儿“中国奶粉因此遭遇信任危机，整个行业的发展受创”，这话听着怎么那么别扭呢？合着简光洲报道了这事儿，还把中国奶粉业给害了？这因果关系是不是搞反了？是三聚氰胺把中国奶粉业搞垮的，不是记者。记者只是把锅盖掀开了，让里面的臭味飘出来了。你不怪往锅里扔屎的人，你怪掀锅盖的人？这什么逻辑？国产奶粉到现在还在还这个债，那是因为当年砸得太狠了，信任这东西一旦碎了，粘回去可难了。这能赖简光洲吗？赖不着的。 说真的，我看完最难受的，其实不是这些记者有多伟大，而是文章里那句“老记白润岱说：现在找出10个能沉下去干调查的记者已经算不错了”。10个。14亿人的国家，能找出10个就算不错了。这数字背后是啥？是整个行业生态的恶化，是理想主义的退潮，是资本和流量的碾压。以前我们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现在呢？现在流行的是“10万+爆款标题党”，是谁能挑动情绪谁就赢。调查记者这种慢工出细活、费力不讨好的活儿，越来越没人干了。 但你要问我，那这些调查记者干的事儿还有意义吗？那肯定有啊。简光洲一篇报道让三聚氰胺的事儿大白于天下，王克勤把兰州证券黑市给端了，梁文祥把广州火车站的毒窝给清了，这些事儿都是实打实的改变。没有他们，那些黑暗角落里的事儿可能到现在还藏着。可我又觉得，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让记者去当“卧底”，不应该让他们写遗书买保险，不应该让他们拿命去赌。这些事儿，本该是监管部门干的活，本该是制度该解决的问题。记者是最后一道防线，但你不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压在这道防线上啊。 卧槽，说了这么多，是不是有点跑偏了。反正我就是觉得，这篇文章写得好，让人看了热血沸腾，但也让人心里堵得慌。热血是因为这些记者确实牛，堵得慌是因为——这样的记者，越来越少了。我不知道这是时代的进步还是退步，我只知道，如果有一天，连这10个“能沉下去干调查”的记者都没了，那那些藏在霓虹灯照不到的地方的龌龊事儿，可能就真的永远没人知道了。 最后说一嘴，我挺想知道郝成那篇六盘水的报道到底写了啥的。有人能给指个路不？我搜了半天没搜到完整版，全是被删得七零八落的。这本身不就是个挺讽刺的事儿吗？
哈，又来了又来了，一吹就吹上天。简光洲那稿子确实牛，可然后呢？三鹿倒了，大头娃娃后续谁管了？记者拿完奖拍拍屁股走了，不还是留下一个烂摊子。揭露黑暗是本事，但之后没人收拾，不就成了一场大型行为艺术么。
说实话看郝成那篇报道的时候我还热血沸腾，转头看到这个数字心里凉半截：2011年306人，2017年175人，现在还得拿放大镜找？简光洲写三鹿那会儿我才上小学，现在都工作了，奶粉安全这事还得靠媒体拿命去挖，真不知道该夸他们勇敢还是骂这世道不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