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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肖申克的救赎》中有这样一句话：监狱里的高墙实在是很有趣。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地，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这就是体制化。
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从头到尾都无法适应体制化。他们的排斥反应比其他人更强烈。他们能够观察到体制化在其身上产生的“异变”，痛苦地感觉到无力抗拒其发生。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体制化，就好像看着异物被硬生生地塞入身体。他们知道自己成了一个“异人”，但并未麻木，哪怕曾经尝试过这样做。这种被异化的耻辱感会一直伴随着他，尽管大部分时候他只是感到痛苦，并不明白痛苦的本因是什么。
体制化并不仅仅发生在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民族，它具有普适性。它可能发生在一家公司（它有一个极其强势的老板），甚至发生在一所学校、一个家庭当中。当然，从广义上来看，体制化是社会化的代名词，是一种情境对精神产生的作用。所以，东方心理学将体制化称为情境化。
体制化是一个掩盖自我的过程，也是一个改造精神的过程。起初，通过规矩、强权、激励以及威胁，你被迫遵从规则；随后，适应规则成了你的本能，你将无法离开这些规则，哪怕它的存在让你痛苦甚至憎恨。体制化最大的特征是消除个性，你和其他人一样，是规则中的一颗棋子，你不再需要拥有属于你的思想，你需要的只是服从。
但是，体制化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社会逻辑。如果说它是一座监狱，这座监狱并非密不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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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心理学认为，这个世界从来不存在独立的心理现象。也就是说，所有的心理问题看上去虽然都具备个体特征，但无一例外，全都和社会情境发生联系。没有情境，就不太可能存在心理问题。哪怕你有广场恐惧症，广场也是一种情境。
正如我在《超限思维》一书中所说，心理学家也罢，心理咨询师也罢，在一个社会大背景下，他们其实做不到完全治疗某个人的心理问题。这正如一个人长期处在烟尘环境中，再高超的医生也解决不了病人的肺部病症。如果一个人每天被迫弯腰干活，医生又如何治疗他的腰肌劳损？
可是这种常识往往被所谓的心理学家忽略（有可能出于主观故意）。他们自划界限，正如西方那些神经学家所做的，不会将社会问题纳入心理范畴，他们认为那是社会学家以及政客要干的事，和自己没什么关系。但心理问题无法孤立化去应对，它必须追溯到情境，一旦牵涉到情境，心理咨询师就显得力不从心。哪怕他们强烈建议对方换一个工作环境，也无法提供另一份就业保障不是吗？
患者也可以充满底气地问，如果非得换一份工作才能够治疗焦虑和恐惧等情绪障碍，要你们这些心理专家何用？
这是心理学永远无法解决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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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具有完整的心理外延。除非他一辈子呆在深山老林，否则体制化迟早会降临到他头上。在体制化过程中，自我认知偏差、环境适应性是直接牵涉到心理健康的两大问题。这里的“健康”指的是不会发生严重的心理冲突，而不是指一种心灵自由的状态。
西方心理学，包括社会心理研究，永远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尽管科学家们能够通过大量的实验来验证某些典型的群体心理特征，但这种现象无法被破解。比如，上个世纪米尔格拉姆著名的权威臣服实验，已经证明了一个普通人在服从权威过程中如何“毫不在乎”地作恶。但是，这个实验只是揭示了一种群体心理现象，而且是一个确凿无疑会发生的心理现象。至于如何应对，米尔格拉姆先生本人并不在乎。我们甚至看不到他为此感到的人道式的担忧，因为他又乐滋滋地去做下一个实验了。
西方心理学家仿佛设置了某种科学上的边界，走到这一步就自动停止，接下来这事交给谁，这个议题丝毫引不起他们的兴趣。这让我经常产生一种误解：这帮研究心理现象的西方科学家是最缺少心理共情力的人。一个拥有基本共情力的人，在听到实验对象哀嚎的时候（哪怕并不产生实际伤害），如何能够做到面不改色？
有一个极其有趣的现象。在心理学史上能够留下一笔的社会心理实验，几乎都违反了当代的实验伦理。也就是说，你在心理学书本上看到的实验样本，大部分都不太可能重复一遍了。哪怕是对一条狗不断地电击，以证明习得性无助的存在，审查委员会也未必会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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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无法应对体制化的过程，心理治疗所起的作用无非是一种“延缓”或者“止痛”。因为一牵涉到情境问题，西方心理学就无能为力或者自动止步。
这里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能够做到在参与社会生活时拒绝被体制化吗？
如果西方心理学做不到，东方哲学又如何呢？
首先，佛学一开始就否定了这种可能性。不管是南传佛教还是大乘佛教，一开始都断绝了社会生活，通过出家消除了个人的所有社会属性。他们当然也参与社会生活，但这种参与是一种外来者的参与。可以说，佛教是拒绝体制化最彻底的教派，但也正因为脱离社会，这种拒绝体制化的方式让很多惯于入世的人诟病。
其次，道家学说虽说讲述的是无为，然而无为的落脚点是“治”。我在《道德经》的读书笔记中写过，老子的学说是为帝王服务的。也就是说，老子并不排斥体制化，只是需要将体制化的过程变成一种不易察觉但实际存在的过程，即“你被统治着，但你并不知道自己被统治着，你以为你是自由的”。
最后，儒家学说是最彻底地主动扑向体制化的学说。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和法家是为体制化作出最大“贡献”的学说，深刻地影响了国人的思想。它甚至可以这样形容：“你被统治着，你知道自己被统治着，你的不自由是为了群体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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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所标榜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或者说对于人权本身的重视，是一种对于个体生命的尊重，尽管这在东方国家中（除日韩外）有所缺失，但也不意味着体制化在自我意识盛行的国家并不存在。
这些年佛学在西方国家的盛行，就证明了这一点：西方人并未因为其体制特征而感到心灵自由。尽管西方发达国家的医学、心理学、科技程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都很成熟，对个人自由的容忍度足以让我们羡慕不已，然而每一年，都有不少西方年轻人前往印度、缅甸和泰国去修行，甚至连一些科学家也意识到东方哲学中包含着极大的且不同纬度的智慧。
令人疑惑的是，为什么一个崇尚个人自由的国家也无法摆脱体制化的特征？因为，这种个人自由是一种外在的自由，是一种公民权意义上的自由。从东方心理学逻辑来说，这种自由是一种基于角色意识上的自由，它和自我仍有区别。以佛学为例，东方哲学则是尝试用角色意识的不自由换取精神上的自由。
所以，尽管心理学发达，但西方人的焦虑情绪也并没有因此减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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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心理学其实有几个不同的层级，最基本的层级是：纠正自我认知偏差，做到好好珍爱自己。但是在这个层级中还未涉及体制化问题。
第二层级是：区分角色意识和自我意识，对情境的存在有所察觉。在这个层级中，东方心理学会将心理问题分成三类，即角色、想象和情境。我们所有的痛苦和烦恼皆来自这三类，而自我并不属于这三类之中。
第三层级是：超越时间和空间，在自然之力的背景下观察自我。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很晦涩。在这里不阐述。
第四层级是：在对自我认知中探寻智慧。同样不在本篇文章中阐述。
这四个层级是围绕着“普通人”这三个字来进行的，它不是玄学，也不牵涉什么神秘的力量，只是通往心智成熟的路径。
东方心理学的核心是认识自我。但它不是一种形而上的哲学体系，更不像瑜珈派一样将自我进行泛化。东方心理学主张思考和实践，其最核心的不同在于：我们在普通生活中，通过心智的提升，将自己从体制化中脱离出来，做到真正的心灵自由。
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改变是艰难的，但也是可贵的。
回到开头，很多人都觉得《肖申克的救赎》的结尾才是高潮，但事实上，这篇小说从头到尾都贯穿着“改变”一词。从孤身一人到身边有朋友的改变，从和利益集团交易开始的改变，从改造图书馆开始的改变，从帮助朋友提升自己的改变。尽管主人公安迪一开始就做好了逃跑的准备，但那也只是准备。如果不是因为最后一丝幻想也破灭，安迪说不定不会越狱。
《少有人走的路》中有一句话：懒惰是原罪，改变是原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座肖申克，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越狱，毕竟那只是小说。作为无法越狱的普通人，要拒绝体制化，要保持自我独立，要实现心灵自由，唯有依靠改变。为改变自己所作的所有修行，即是东方心理学的基本要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