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注：本文引述的案例材料来自《中国青年报》《环球网》《新闻联播》
近年来，各地屡屡曝光查处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搞“被脱贫”“数字脱贫”等弄虚作假问题案例。这些问题严重偏离“脱真贫、真脱贫”精神要求，既影响了脱贫攻坚进程和质量，又损害了党和政府形象。
1.虚报数字，1亩辣椒报5亩，1头牛写6头
“李老伯，你们两口子年纪这么大了，还种5亩辣椒，身体吃得消吗？”“还可以，只种了1亩地，最多采摘的时候，请人帮个忙。”重庆市委第七巡视组在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新田镇河门村走访时，村民李德龙不经意的一句话，揭开了“纸上脱贫”的真相。1亩辣椒写成5亩，李德龙的年收入也从3000元“涨”到了15000元，从而顺利“脱贫”。忠厚老实的李老伯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就这样“被脱贫”了。
该巡视组还发现，与此情形类似，联合乡龙池村贫困户高元合，2017年规划养殖12头猪，实际连猪圈都没有；罗贵林规划养殖10头猪、6头牛，实际只养了3头猪、1头牛。
2.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养殖收入8000多
湖北省武穴市水产局渔政船检港监管理局船检股副股长、驻石佛寺镇孙福二村第一书记刘素兵等人弄虚作假，无中生有，使尚未脱贫户“被脱贫”。
在脱贫验收工作中，刘素兵和市水产局职工、结对帮扶工作人员项明强，为使贫困户孙某某达到脱贫条件，在孙某某没有养鸡养猪的情况下，虚报孙某某当年养鸡养猪收入8018元，致使不符合脱贫条件的孙某某成为脱贫户。
最终，纪检监察机关分别给予刘素兵、项明强党内警告处分。
3.不负责任，导致贫困户被错退脱贫
江西省脱贫攻坚第四督察组在对抚州市黎川县熊村镇坊坪村开展脱贫攻坚专项督察时，发现坊坪村党支部书记李求明对坊坪村贫困户情况不清楚；对贫困户没有做到精准识别，导致脱贫户黄某某被拆户处理，贫困户沈某被错退脱贫；对贫困户档案信息采集不齐全，导致脱贫户凌某在国扶系统与分户档案信息采集表中的信息不一致等。
李求明在担任熊村镇坊坪村党支部书记期间，不认真履行脱贫攻坚工作职责，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4.越俎代庖，代填代签脱贫确定书
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蕲县镇白安村组织填写脱贫攻坚脱贫户年末核查表和脱贫户人均纯收入调查表。白安村村委会主任王西军为“帮助”贫困农户王某达到脱贫标准，竟然在填写脱贫调查表时“造假”，将王某的个人信息随意填写为耕地面积2亩，生产经营性收入1800元，当年人均纯收入3560元，并代替王某签名填写了脱贫确定书，使其“脱贫”。
在安徽省委托第三方对埇桥区精准脱贫工作监测评估中，王某户被评定为达不到脱贫标准。王西军的造假行为“露馅”，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5.违规操作，不符合条件贫困户“被脱贫”
海南省儋州市纪委通报2起扶贫领域工作作风不实典型问题。儋州市排浦镇政府不正确履行工作职责，在不掌握实际情况下，将享受低保待遇、没有务工收入或产业收入的昌王村等5户办理脱贫退出手续，违反了有关文件关于纳入低保、五保的贫困户脱贫退出相关规定。
和庆镇政府对脱贫验收工作重视不够，要求不严，培训不到位，致使美灵村委会、木排村委会建档立卡贫困户申请验收表各级签名缺项、漏项，给工作推进造成被动。市邮政局副经理吴翔飞等人作为贫困户第一帮扶责任人，未认真履行帮扶工作职责，有的不深入了解情况，有的工作粗心大意，有的脱贫验收工作不认真，或不认真执行脱贫退出相关政策规定，机械套用政策，导致《帮扶手册》填写出现系列问题，甚至将明显不符合脱贫条件的贫困户脱贫退出，被省、市检查发现，造成不良影响。
鉴于以上情况，儋州市纪委经研究决定，对排浦镇、和庆镇党委全市通报批评；对第一帮扶责任人市邮政局副经理吴翔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科员符晶、市中医院基层指导科主任吴晓东等17人全市通报批评。
半月谈记者在西部某县采访时就发现一个案例。当地政府急于出成果、树典型，在数字上动心思，大做表面文章，把一个普通养殖大户包装成“扶贫大户”，结果不但扶贫没啥效果，反而弄得该养殖户负债累累。
合作社是“空壳” 数据“注了水”
去年以来，养鸡大户周中全(化名)成了县里的扶贫名人，从县领导、县扶贫办领导到镇级干部，加上各路记者，短短半年多时间，周中全前前后后也不知迎接了多少拨人参观、考察和采访。
周中全之所以如此出名，据说是因为他打工返乡后，创办了养鸡合作社，通过向社员提供鸡苗、技术指导，并统一收购，带动不少贫困户、低保户增收致富。
在周中全养鸡场的门口，张贴在墙上的宣传广告引人注目，上面一一列举了合作社这几年的“扶贫成效”：一是“近3年出栏商品鸡3万多只，产值近280万元，利润60多万元”；二是通过“合作社示范+大户带动+贫困户参与”的模式，发展大户、贫困户、低保户等入社社员近50人。另一面墙上则完整张贴着合作社章程，还注明了成立时间。
离养鸡场不远处，以村委会名义竖起一块“扶贫公示牌”，写着这个扶贫项目以“合作社+大户+贫困户”的模式建设，包括养殖大户、贫困户在内，近百人从中受益。
粗看这些宣传材料，感觉这个合作社运作相对规范，扶贫效果也不错。“其实广告都是政府找人做出来，贴上去的，都在‘吹牛皮’，数字是虚的，材料是假的。”作为合作社法人代表的周中全这样说，让记者大吃一惊。
据了解，合作社只是挂了块牌子，并没有实际运作；周中全这些年养鸡，总共出栏量也仅有1万多只，产值30多万元，利润也就10多万元，与宣传广告差距甚远。贴在墙上的将近50个合作社社员，只有大约1/3是周中全认识或提供过鸡苗，并包了销售的。另外的人几乎没啥联系，有的甚至根本不认识。
记者随机联系了一些合作社“社员”。列入名单的一个低保户今年80多岁，瘫痪在床，最近几年都没有养鸡；另一个低保户也因为年老视力受损，没有养鸡；有一个养鸡大户告诉记者，自己养的鸡就是自己销售，不需要通过周中全“代销”。
一次遭罪的“自我包装”
“扶贫大户”竟然是包装出来的？记者先后暗访镇里干部和广告公司负责人，他们证实了周中全的说法，“牛皮”一开始是政府吹出去的，广告宣传材料也是政府工作人员贴上去的。不过一开始，周中全显然乐于被包装。
自从返乡后，周中全就开始流转村里一些林地，养起了山地鸡。为了降低饲料成本和疫病风险，周中全向村里一些农户先后提供过3000多只鸡苗，并负责包销。周中全说，当时想法很单纯，也没想过要尽啥扶贫责任，就是觉得这样做，既能扩大养殖规模，又能赚差价，大伙儿都有好处。
周中全的养殖带动模式，获得了政府认可。有县领导来村里考察，鼓励他加快发展，争取把养鸡场作为一个扶贫样板来打造。周中全说：“当时我也谈了顾虑，说自己没多少本钱，搞快了怕负债，承担不起。领导说搞好了，可以向政府申请扶贫支持。”老实憨厚的周中全把这一鼓励听进去了，本来并不富裕的他花了2个多月时间，搭起了300多平方米的彩钢棚，装修了办公室和生活用房，硬化了生产便道，还在养鸡场周围植树、种草，搞了绿化，前后投入将近9万块钱，为此背上了4万多元的外债。
有了周中全的配合，当地政府更觉成效显著，把数字夸大几倍，一个典型就造出来了。一次得知县里领导要来视察扶贫工作，周中全还花钱为自己的办公室添置了一张办公桌和沙发。后来觉得一张桌子不像样，又在镇畜牧站借了一张桌子，拼成了一组。
回头来看，周中全负债搞起配套设施，简直可说是一次遭罪的“自我包装”。“当时我的想法也简单，觉得这些生产配套迟早要搞，趁着政府重视，还可以借此获得补助，加快发展壮大。”现在周中全很为自己这种不计成本的投入后悔。
折腾半年多，吃亏的还是自己
在正常年景，周中全养鸡一年利润也就六七万元，自从为了打造环境设施而背上债务后，他就没安生过。今年初他进的2000只鸡苗，加上玉米、饲料，都是向商家赊的，又欠下了3万多元的债。最后实在没钱了，不得不向别的养殖户转出1200多只鸡，现在自己圈舍只剩下700多只，收入肯定赶不上往年了。
周中全认为政府应该兑现补助，为此他找到了镇里，镇干部给他的回复也有道理：扶贫大户发展，政府该扶持，但并不是说大户自己投了多少钱，政府就该补贴多少。经过反复协商，最后政府以扶贫产业发展补助资金的名义，给周中全补贴了两万元。
接受记者采访时，周中全说，这半年多时间，很大一部分都是在折腾，忙着接待参观的领导，说自己都不相信的数字，“讨要”政府补贴，而真正养鸡的主业却没干好，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
周中全打算重新起步，最近他才真正注册成立了一家养鸡专业合作社，还自己骑着摩托车跑100多公里山路，到旅游景区找到一户户农家乐，希望打开土鸡的销路。周中全说，自己再不想当那种华而不实的所谓“大户”了，希望稳扎稳打把鸡生意做好，只有真正具备了实力，才带得动贫困户。记者手记：基层扶贫，切忌“虚”“浮”
我是在今年初采访当地扶贫办主任时，第一次听说周中全的。当时他通过规模养鸡，创办“穷人合作社”的事迹，被推荐宣传。经过多次接触、采访后，诚恳实在的周中全，把自己扶贫“包装”的过程，坦诚地告诉了我。
这虽然是个案，但以我多年跑扶贫的观察，它确实反映出基层扶贫工作中一些不好的苗头。概括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虚，二是浮。
所谓“虚”，就是像周中全一样，靠“包装”成为典型，实际并不是那么回事。就我采访所见所闻，有对个人的包装，也有对项目、地区的包装。虽然不是主流，但其危害性和负面示范效应不可小觑。
所谓“浮”，是指急于出成绩，工作不扎实。本来依靠合作社和大户带动脱贫，是一个好办法，但政府要做大量组织工作、服务工作，不然不会有好效果。其他扶贫项目也是如此。一些地方路是找对了，却不肯花工夫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那也是不行的。
基层扶贫任务重、时间紧，需要给予更多支持，但无论如何，“虚”“浮”必须杜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