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比“本科生为什么这么卷”更值得追问的，是什么样的教育、就业和评价环境，让一个年轻人越来越不敢只做一个普通的本科生？尺子应该服务于人的成长，而不该让所有人都努力长成尺子喜欢的样子。竞争之外，也应存有不必证明自己的空间。推荐李炳毅同学的评论，击中学子很多痛点。我特别认同的一点：这个问题不应该是摁着学生的头反思，不应该在“弱者反思”中反弹回那个优绩主义叙事的闭环。
吐槽青年出品 李炳毅｜文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做一个正常的本科生”似乎成了一件需要被提醒的事情。
最近，一篇名为《让本科生做回本科生》的文章引起不少共鸣。文章说，如今的本科生似乎被越来越多的任务填满：科研、竞赛、实习、学生工作、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大学生活逐渐变成一张不断加码的履历表。它呼吁本科生回到更加本真的状态：认真上课、阅读、思考，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不必把每一次尝试都兑换成一项可以写进简历的成果。
诚然。
大学不应该只有简历和绩点。一个人读完一本书时获得的思考，认真学懂一个概念时产生的理解，第一次走进陌生领域时经历的困惑，都未必能被奖项、论文和证书记录下来，却可能是受教育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
可是为什么今天的本科生越来越难以成为一个正常的本科生？
如果只是告诉学生“不要这么功利”“不要什么都奔着成果去”，恐怕还不足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很多时候，学生并非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学习，只是他们越来越清楚地知道：在大学里，很多东西需要被证明。
成绩可以证明学习能力：四六级成绩可以证明英语水平，竞赛奖项可以证明实践能力，论文和科研项目可以证明研究经历，学生工作和志愿服务可以证明综合素质……等到保研、留学、求职时，这些经历又会重新被整理、筛选，成为一份能够交给别人阅读的“自己”。
大学生面对的已经不仅是一场学习。某种意义上，他们还在进行一场持续的“自我证明”。
“你说得对，但我做不到。”
有人说，自己也知道只是收集经历很空虚，也知道随波逐流并不好，可不敢停下来。因为自己停下来，别人不会停；自己不做科研，别人会做；自己不参加竞赛，别人会拿奖。四年之后，别人手里攥着一把筹码，自己可能只剩下一张成绩单。
所以，只能继续跑。
“我也想停下来，但别人不会”
或许不是大学生本身太功利了。绝大多数学生支持这种现象，并不是认同它，而是没有别的选择。
进实验室，未必因为真的热爱科研；参加比赛，未必因为真的享受竞争；寻找实习，也未必已经想清楚未来要从事什么。很多时候，他只是看到室友进了实验室，同学拿了竞赛奖，学长说实习重要，于是觉得自己也不能没有。
不是我想要什么，而是我不能没有什么。
于是，大学生越来越像一个被自己运营的产品。绩点是基础功能，竞赛是附加功能，科研是研究模块，实习是工作经验，学生工作是综合素质，证书则像不断刷新的参数……
简历越填越满，人却未必越来越清楚自己究竟要去哪里。
反而在这股浪潮里，许多大学生已经习惯于用“别人正在做什么”来决定“我应该做什么”。
我们需要那把尺子
今天的大学生当然有追求兴趣和自由的权利，但他们也生活在一个需要筛选和竞争的现实里。
中国不缺人才，更不缺人。每年都有数量巨大的大学毕业生进入升学和就业市场。在机会有限、竞争客观存在的情况下，学校、用人单位和各种选拔机制都需要找到一套能够比较不同人的办法，需要把复杂的人压缩成有限的指标。
于是，我们需要尺子。
我们需要成绩，需要排名，需要奖项，需要项目，需要实习经历。这些指标当然无法完整地描述一个人，但它们至少可操作、可比较、可核验，它们成本相对可控、规则相对明确。
一个老师很难在短时间内判断几百名学生谁真正“热爱学习”，但可以看到绩点；一个招生单位无法亲自了解每一名申请者的成长经历，却可以查看论文、竞赛和实践经历。
所以，或许问题并不在于我们为什么要评价。
在一个庞大的教育和就业体系中，评价几乎不可避免。问题是，当我们不得不用尺子评价一个人的时候，人会不会慢慢开始按照尺子的刻度塑造自己？
一个真正花三个月读完十本书的人，可能没有一项可以填进综测表格的成果；一个花几天参加比赛的人，却可能留下一个清晰的奖项名称。前者得到的是不容易被看见的成长，后者得到的是可以被迅速识别的证明。
久而久之，我们可能会开始偏爱那些“更容易证明”的努力。
原本应该是因为这件事值得做，所以我去做；做完之后，如果产生了成果，再把成果记录下来。后来却可能变成“我需要什么成果，所以去寻找能够产生这种成果的经历。”
当证据开始成为目标，尺子就不再只是测量人，它开始塑造人。
这或许才是“卷”的真正困境。
尺子也正在越来越长
评价机制有它存在的理由，可它也可能不断加长。
曾经，大学生只要把课程学好，成绩不错，就足以证明自己是一个合格的学生。
后来，光有成绩似乎不够了，还需要竞赛。
有了竞赛，又需要科研。
有了科研，又需要论文。
除此之外，还有实习、学生工作、志愿服务、社会实践……
评价一个人的“证据”越来越多，于是一个本科生也越来越难以只做一个本科生。
这背后还有现实的就业压力——学历贬值。
当学历本身越来越难以成为足够有区分度的凭证，当好的工作岗位和升学机会需要从大量候选人中进一步筛选时，学生自然会试图增加自己手里的筹码。
对于家庭能够承担更多试错成本的人来说，大学也许可以允许更多探索；但对于许多普通学生而言，一次选择的成本可能没有那么低。生涯规划要尽早开始，科研晚一步可能错过项目，实习晚一步可能错过招聘周期，竞赛晚一步可能来不及积累经历。于是，“多手抓”看起来像一种主动选择，实际上常常也包含着对风险的被动回应。
当“不卷”意味着可能失去下一站的机会，“卷”就不能再被简单理解成个人欲望。
有人说，大学应该允许有人奔跑，也允许有人散步。
可是，一个人散步的时候，他有没有必要担心自己会因此被永远留在起跑线之外？
于是，“优绩主义”最奇怪的地方出现了
社交媒体上转发该类拒绝优绩主义的文章，被保研到顶尖高校的人转发；被绩点排在前列的人支持；有人一边参加了很多比赛，一边问“为什么大学逼着我干这些”。
可还有另一群人，绝大多数人，几乎没有出现在讨论里。
他们可能没有保研，没有漂亮的绩点，没有竞赛奖项，也没有拿得出手的科研经历。他们甚至不太敢给这篇文章点赞。
因为他们会想：
“我赞同这篇文章，会不会只是给自己的碌碌无为找借口？”
当只有已经取得了足够多成果的人，才有资格批评优绩主义的时候，这是否也是一种优绩主义的异化？优绩主义没有让所有人都变得优秀，却让一些人开始用别人的成绩反过来审判自己。
一个保研成功的人说“不要只看成绩”，大家会觉得他有资格谈这个问题；一个拿过很多奖的人说“竞赛不是一切”，大家也愿意听。可那个没有奖、没有保研、没有耀眼履历的人呢？他连说一句“我不想这样活”都可能先怀疑自己：
我是真的想选择另一种生活，还是只是因为我没有能力参与竞争？
没有成果的人，不仅可能失去机会，还可能逐渐失去表达“不想追逐成果”的底气。
这也是为什么，“允许有人散步”并不是一句轻飘飘的宽慰。它首先意味着：散步的人不应该因此被认为是失败者，更不应该因为没有一张漂亮的履历，就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谈论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
大学课堂只是一节课
有人认为，大学课程与社会需求脱节，对准备就业的本科生帮助有限；也有人批评部分课程内容陈旧、课堂效果有限，学生不得不依靠自学。
如果我们希望本科生回到课堂、回到教育本身，那么教育本身究竟应该是什么样？
我们不能一边告诉学生不要那么在意简历，好好上课。一边又让他发现，真正决定下一站机会的东西，恰恰是课堂之外的科研、竞赛和实习。
如果学生觉得一堂课无法告诉他专业究竟意味着什么，一次实习却可以让他第一次看见真实的行业，一项科研项目却可以让他第一次真正接触专业问题，那么他把时间投入这些地方，并不完全是“浮躁”。
有时候，是外部经历正在替教育完成教育本应完成的一部分工作。
所以，“让本科生做回本科生”不能只成为对学生的要求。
如果希望学生重新相信课堂、相信学习本身，教育也必须重新证明自己值得被相信。
真正需要反思的，不能只有本科生
说到这里，我仍然赞同“让本科生做回本科生”。
但这句话不能只说给本科生听。
如果整个社会都在用某些标准评价你、挑选你，那么你选择“多手抓”，本身也是一种对现实的回应。
如果一个人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可能承担更大的生存压力；如果一个人不参加竞赛，就可能在下一轮筛选中少一项证明；如果一个人只认真读书，却发现自己的努力很难被看见，那么我们不能只告诉他：
“去做你认为该做的事情，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你应该更有主体性。”
主体性当然重要。一个人应该问自己“我到底想要什么”，也应该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足够。
但我们也必须承认，个人选择从来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
一个人究竟敢不敢停下来，既取决于他有没有想清楚自己要什么，也取决于他有没有足够的安全感去承担“不跟随人群”的后果。
所以，比“本科生为什么这么卷”更值得追问的，是什么样的教育、就业和评价环境，让一个年轻人越来越不敢只做一个普通的本科生？
我们当然需要尺子。只是尺子应该服务于人的成长，而不该让所有人都努力长成尺子喜欢的样子。
我们当然需要竞争。只是竞争之外，也应该存在一些不必证明自己的空间。
我们当然应该允许年轻人奔跑，也应该允许有人散步。更重要的是，不要让那个选择散步的人，在还没有走远之前，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失败者。
毕竟，大学不应该只负责把人送进下一场竞争。它也应该允许一个人在某些时刻，暂时不知道下一站在哪里。
“让本科生做回本科生”不是让所有人停下来，而是让一个人即使没有不断证明自己，也依然拥有认真学习、自由探索和选择自己节奏的资格。因为我们最终要面对的，是当四年大学生活结束、那张履历终于递到别人手里之后——
我们希望留在那张纸上的，究竟只是一个“看起来很优秀的人”，还是一个真正知道自己为什么走到这里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