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政府迟迟不肯“大规模发钱救消费”？

暂无AI摘要

摘要由智能技术生成

来源：高盛亚洲经济研究《Why ha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not done more to boost consumption?》（2026年2月27日）

看完高盛这篇研报，我觉得很多人把问题想简单了

最近几年，关于中国经济有一个反复出现的疑问：既然房地产下行、居民信心不足、消费恢复偏慢，为什么政府始终没有像很多西方国家那样，直接搞一轮大规模发钱、全面提福利、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把消费拉起来？

很多人的直觉是，这道题其实不难。老百姓不敢花钱，那就发钱；老百姓怕未来，那就提高社保、医疗和养老金；消费起不来，那就把钱直接打到居民账户里。逻辑看上去很顺，甚至顺到让不少人觉得，问题不是“能不能做”，而是“为什么就是不做”。

但我看完高盛这篇题为《Why ha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not done more to boost consumption?》的研报后，最大的感受是：这件事并不是政府不知道答案，而是它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用市场最期待的那种方式来解题。 高盛对这个问题的概括非常到位：中国消费刺激之所以一直“不够猛”，不是单一原因，而是四个层面的叠加——不太愿意、财政能力受限、对消费疲弱的诊断不同，以及政策习惯上更偏向地方试点而不是一步到位全国铺开。

先说最关键的一点：中国政府并不是完全不想刺激消费，但它显然不愿意走“全民发钱”这条路。高盛在报告里讲得很直接，政策制定者对大规模现金发放、福利大扩张一直保持警惕，因为这背后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治理理念问题。对于很多决策者来说，短期把消费拉起来不是唯一目标，他们还要考虑长期激励会不会被破坏，社会会不会形成更强的福利依赖，政府未来的承诺会不会越背越重。也就是说，在一些政策制定者眼里，“发钱刺激消费”从来不是纯经济技术题，而是会牵动劳动激励、财政负担和治理风格的一整套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外界越是把“直接发钱”说得像一剂特效药，政策层面反而越谨慎。因为从市场角度看，发钱当然最直接；但从政府角度看，这种政策最大的问题恰恰也是“太直接”——它见效快，但后遗症也很明确。一旦社会形成预期，以后经济一弱就要求继续发，那就不再是一次性刺激，而是制度路径的改变。高盛认为，这种担忧是真实存在的，因此只要经济没有恶化到必须“非常规救火”的程度，中央大概率都不会转向那种欧美式、港澳式的大规模普惠现金派发。

第二个原因更加现实：不是完全不想做，而是越来越难做。 很多人谈刺激消费时，默认政府还有很大的财政余地，仿佛只要态度一转，几万亿就能随时砸下来。但高盛提醒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中国今天面对的财政环境，和十几年前已经不是一回事了。过去名义GDP增长快，很多支出承诺看起来都扛得住；但现在名义增速下来了，地方债、广义财政负担、隐性支出压力都上来了，这时候再去做那种长期性、普惠性、刚性化的居民转移支付，财政约束会比想象中大得多。高盛甚至测算，如果名义GDP增速维持在较低水平，而财政继续扩张，到2026年广义赤字率可能接近10%GDP，政府的腾挪空间明显没有很多人以为的那么宽。

这就决定了，财政资源必须排序。问题不是“消费重不重要”，而是“在有限财政空间下，消费是不是最高优先级”。高盛的答案很明确：未必。因为在现实决策里，科技、安全、产业升级、地方风险处置，这些方向同样都要花钱，而且很多在政策优先级上并不比居民消费低。在这种背景下，政府更可能把钱投向那些它认为既能稳增长、又能服务长期战略的领域，而不是单纯做一次性居民刺激。换句话说，消费不是不重要，而是它不一定总能赢过别的支出用途。

第三点，也是整篇报告最值得玩味的地方：政府对“消费为什么弱”的理解，和很多市场观察者并不一样。 市场最常见的解释是，房价跌了，居民财富缩水了；青年就业承压，大家对未来更没底了；所以消费起不来，本质上就是居民部门缺钱、缺信心。这套解释当然没错，而且高盛也承认房地产下行和收入预期偏弱对消费有明显拖累。可问题是，政策层面并不一定把症结完全定义为“居民手里没钱”。高盛提到，居民存款总体仍在增长，一些消费分项也没有差到彻底塌陷，因此在部分决策者看来，消费偏弱不只是收入问题，还包括服务供给不足、消费场景不够丰富、养老托育文旅等供给体系不完善。

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它决定了政策药方完全不同。如果问题被定义为“老百姓没钱”，那最直接的办法当然是转移支付；但如果问题被定义为“消费供给体系没跟上、服务业还不够发达、某些消费需求没有被有效满足”，那政策重点就会转向建设消费场景、发展服务业、完善托育养老、推动文旅体育和社区商业，而不是直接发现金。高盛认为，至少从目前政策表述和地方实践来看，后者显然更接近当前官方的真实思路。

所以你会看到，这几年中国在消费政策上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不是没有动作，而是动作很“结构化”、很“分散”、很“试点化”。 比如夜间经济、步行街改造、银发经济、社区服务、文旅融合、以旧换新、消费品补贴，这些政策一个个看起来都不如“全民发钱”来得震撼，但它们更符合当前政策体系的偏好：成本可控、路径明确、便于地方先试、效果不好还可以调整。高盛对这种路径有一个很形象的判断：中国在消费刺激这件事上，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更习惯通过地方试点来累积经验，而不是一上来就全国铺开一套重财政承诺的大制度。

当然，高盛并没有否认另一条路的合理性。报告其实很明确地承认，从大量研究和地方经验来看，提高养老金、改善医保保障、扩大农民工公共服务覆盖、降低家庭对教育医疗养老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确实有助于提升消费倾向。 这套逻辑并不新鲜：一个家庭之所以不敢花钱，很多时候不是现在没收入，而是担心未来有大支出。一旦未来的不确定性下降，储蓄率自然会往下走，消费意愿就会上来。高盛还提到，低收入群体在获得支持后，消费拉动效果通常更强，因为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也就是说，从纯经济学角度看，“提高社保福利来促消费”这条路是讲得通的。

但高盛真正想说的是：讲得通，不等于会大干快上。 因为这种做法有两个现实障碍。第一是财政成本高，而且一旦上去就不容易下调；第二是政策制定者会担心，这样的长期承诺可能改变整个政府—居民之间的预期关系。所以即便他们承认更强的社保体系有助于消费，也更可能采取渐进调整，而不是突然搞一轮大幅度、永久性的福利抬升。换句话说，这条路在中国不是不能走，而是大概率只会慢慢走。

如果把这篇报告往现实里翻译一下，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在纠正一个很流行的误判：很多人总觉得，中国消费起不来，是因为政府“还没想明白”；但高盛的意思更像是，政府想得很明白，只是它和市场不是同一种思路。 市场想要的是快速见效、立竿见影、需求侧直达居民；政府偏好的则是低成本、可控、渐进、最好还能顺带服务产业升级和长期战略。两边追求的不是同一个最优解，所以才会出现“市场一直喊不够，政府却始终按自己的节奏来”的错位。

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高盛的判断其实也很清楚。它认为，未来最可能看到的，不是“全国普发现金”，而是几类更现实的政策继续加码：第一类是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但方式更偏向就业支持、最低工资、技能培训、带薪休假、基本保障改善，而不是直接派钱；第二类是继续做“以旧换新”和耐用品补贴，因为这类政策执行最成熟，也容易和产业升级绑在一起；第三类是继续扩服务供给和新消费场景，包括养老、托育、文旅、体育、社区商业和假日经济。也就是说，中国大概率会继续“刺激消费”，但刺激方式不会是很多人脑海中那种最戏剧化的版本。

所以，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政府迟迟不肯大规模发钱救消费？

答案不是一句“舍不得”就能解释的。更准确地说，是它不想养成这样的政策路径，也未必有那么宽松的财政空间，同时它对消费疲弱的诊断并不完全等同于市场，最后再加上中国政策一贯偏好地方试点、渐进推广，而不是中央一次性拍板到底。 这四个因素叠加起来，就构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现实：消费会被扶，但不会用最猛的方式扶；政策会继续出，但更像“修系统”，而不是“撒大钱”。

说到底，这篇高盛研报最有价值的地方，不是它告诉你“政府不救消费”，而是它提醒你：中国政府不是不重视消费，而是它想要的消费复苏，最好是一种不改变治理逻辑、不显著增加长期财政承诺、还能兼顾供给升级的消费复苏。 这就意味着，很多人期待的那种“大红包式刺激”，本来就不太可能是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