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一个严峻且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即便央妈持续推出刺激政策，国内婚育率却依旧呈下滑态势。这一关乎民族未来发展走向的问题，其背后的本质原因，似乎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亦或是有些人对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矛盾视而不见。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在背后操纵着婚育率持续下跌呢？
先来看一组触目惊心的招商银行数据。2024年，该行坐拥2亿储户，总资产达14万亿，人均储蓄7万元，看似“一片繁荣”。可当深入剖析各类持卡用户的资产分布，贫富差距的鸿沟令人咋舌。存款1000万以上的客户仅占总人数的0.07% ，却坐拥3.39万亿资产，人均储蓄超2200万；50万到1000万存款的客户占比2.3%，总资产高达7.8万亿，人均储蓄近170万；而剩余98%的储户，总资产仅2.6万亿，人均储蓄不过1.3万元。简单来说，2.37%的储户掌控着81%的财富，其余98%的储户只能瓜分剩下的19% 。我国绝大多数家庭甚至连5万存款都难以企及。有人算过，把一个孩子养育到成年结婚，平均成本高达150万。如此高昂的育儿成本，让98%的普通家庭在生育面前望而却步，只有那极少数富裕家庭能毫无负担地养育多个子女，这无疑是生育率持续走低的关键症结。
这种巨大的贫富差距，不仅直接限制了生育意愿，还在男女婚姻关系上撕开了一道裂痕，滋生出男女对立的矛盾。在婚姻市场中，财富成为衡量价值的重要标尺，使得男女双方在择偶时，都不自觉地将经济条件放在重要位置，加剧了双方在婚姻关系中的功利性考量，而非单纯基于感情的结合。
再谈到结婚观念的转变，这也是导致婚育率下降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激化了男女之间的矛盾。一直以来，男性择偶偏好向下兼容，女性则倾向向上兼容。改革开放前，大家经济水平普遍较低，这种择偶差异并不明显。但随着改革开放，财富将社会划分成不同阶层，择偶标准也随之变得复杂多样。女生往往要求男生有稳定工作、房、车和存款，这种观念在社会上逐渐成为一种“共识”。因为幸存者偏差效应，只要有一个女生嫁入富裕家庭，就会引发其他女生纷纷效仿，不断抬高择偶标准。但现实中高富帅毕竟是少数，这就导致大量普通男性在婚恋市场中屡屡碰壁，心生不满，认为女性过于物质；而女性则觉得自己的要求合理，是对未来生活的保障，双方矛盾由此产生，很多人在这种互相指责和不理解中被拖成了老光棍。
近年来，女性逐渐意识到曾经被资本营造的消费主义和物质至上观念洗脑。以开封王婆说媒爆火网络为例，上台的00后女孩一多半都表示不要彩礼、不要求男方有房有车，只求对方踏实专一。这一现象体现出年轻一代女性择偶观念的转变，但这并没有完全缓解男女之间的矛盾。一些男性对过去女性的高要求仍心存芥蒂，而部分女性也觉得委屈，认为自己只是想追求更好的生活，双方难以达成真正的和解。
改革开放和大学扩招，同样深刻影响着婚育率，还加剧了男女在婚姻问题上的对立。改革开放前，由于物质匮乏和生产力低下，在农村地区，家族的生存和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男丁数量，结婚生子不仅是延续香火，更是关乎家族兴衰的大事。那时，不结婚或婚后无子女会遭受周围人的歧视。但随着改革开放和大学扩招，城市提供了大量工作岗位，农村孩子通过上大学留在城市，男女收入逐渐接近。在这种情况下，同样是农村出身、同样是工薪阶层的男女，在婚姻选择上却面临截然不同的境遇。男性若想向下兼容留在城市结婚生子，就必须背负起买车、买房、攒彩礼的沉重负担；而女性向上兼容留在城市的成本相对较低。这让男性感到不公平，认为社会对他们要求过高，而女性则认为这是自身优势所在，双方各执一词，矛盾不断。
随着大学扩招加剧，就业竞争激烈，很多男性因在城市难以立足而回流到小城市或农村，而习惯城市生活的女性却不愿回到农村。这就造成大城市未婚女性远多于未婚男性，小城市和农村则相反的局面，进一步加剧了婚姻匹配的难度，也让男女之间的矛盾在地域失衡中愈发凸显。农村男青年因找不到合适对象而抱怨女性过于现实，城市大龄剩女则指责男性不够优秀，双方陷入互相指责的恶性循环。
综上所述，婚育率下跌是由经济、观念、社会结构变迁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在这一过程中，男女对立的矛盾不断滋生和激化，给社会发展带来诸多不稳定因素。只有正视这些问题，积极推动财富分配改革，引导健康的婚恋观念，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才能打破这一困局，提升婚育率，让社会更加和谐稳定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