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大戏，10万亿转移支付的背后逻辑！

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的经济活动都受中央的统一管理，没有所谓的转移支付。每年初，计委都会召集各方代表进行闭门会议，详细规划并确定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支，然后制成表格、盖章并下发，各级政府只需负责执行。如果资金不足，就向中央提交报告，由中央统一调配解决。

但这种方式就像是吃大锅饭，地方在执行工作时往往缺乏积极性。工作成果归国家所有，而不足部分又由中央承担，这导致地方缺乏努力的动力。

因此，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央开始赋予地方更多的自主权。当时的政策转变为财政包干制，即年初为地方设定一个财政指标，超出部分按比例上交中央，剩余部分地方可自由支配。

这种激励机制极大地提升了地方的积极性，特别是沿海省份，凭借其地理优势和海外华人的投资，经济迅速发展。

内陆省份也过得不错，因为当时的国企和银行都隶属于地方政府。银行为国企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企业得以扩大生产，进而推动了地方GDP的增长。

但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减少。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急需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如铁路、公路、车站等，还有水利、救灾、国防等方面的支出。由于地方政府收入增加，中央政府有时需要向地方政府“借钱”，这种情况在当时显得颇为尴尬。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94年，朱总理推动了分税制改革。

五道口老实人我想说：分税制，看似是一场税务领域的改革，实则触及了更深层次的政府权力结构调整。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确实可以被视为中央政府集权的一种改革尝试。其核心理念在于税收的重新分配：中央政府掌握税收的主要部分，实现财权的集中管理，而具体的事务执行权则下放给地方政府。

简而言之，就是“钱由中央拿，事由地方干”。中央政府通过掌握大部分的税收，增强了自身的财政实力和宏观调控能力。地方政府虽然在税收上有所减少，但获得了更多的事务执行权，可以更灵活地处理地方事务，更好地满足地方民众的需求。

在分税制下，中央政府将诸多公共事务的事权下放给了地方政府，如教育、行政、养老保险以及市政工程等。这些领域都是资金消耗巨大的“吞金兽”，而地方政府所分得的税收显然无法满足这些需求，资金缺口成为了亟ji待解决的问题。

为了填补这一窟窿，地方政府曾一度向老百姓伸手，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在那些年，地方政府创设了名目繁多的税费和摊派，让农民们背负了沉重的负担。由于农村实行集体经济，国家理论上并不承担兜底责任，但农民的教育和医疗问题又不得不解决。因此，这些费用最终都落到了农民头上，像“三提五统”这样的税费让他们感到压力山大。

然而，这种做法显然违背了国家的初衷，因此中央后来明文禁止了这类行为。

于是，地方政府转向了土地财政。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地方政府拥有支配权，这使得土地出让金成为了他们的重要收入来源。然而，土地资源的有限性让这一做法难以为继。城市可用土地本就稀缺，卖一块就少一块，尽管土地出让理论上有时限并可以回收利用，但那毕竟是几十年后的事情。

为了扩大财源，地方政府甚至开始打农村土地的主意，大量将农村集体土地国有化。这不仅损害了农村的利益，还侵占了一部分耕地。更重要的是，土地出让这种方式缺乏可持续性，就像开采石油或煤炭一样，总量有限，一旦开采完毕就无法继续。

遗憾的是，地方政府似乎对卖地上了瘾，土地出让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攀升，甚至常年维持在5%左右。要知道，税收占GDP的比重也不过15%。如果地方政府对此形成依赖，那么未来继任者将面临无地可卖的尴尬境地，地方经济也将因此遭受重创。因此，土地财政并非长久之计。

除了之前提及的向老百姓收费和依赖土地财政，地方政府为了填补资金缺口，还找到了另一个办法：借债。

早期，地方政府与银行之间的关系紧密，贷款似乎只是内部的一场“左手倒右手”的游戏。因此，在上世纪90年代，地方政府通过银行借贷来推进建设已成为一种常规操作。然而，正因为这种“一家人”的关系，银行往往缺乏足够的风险意识。只要有领导的批示，贷款便能轻易获批。但这也带来了不小的隐患：一旦政府项目出现问题，银行也可能会被卷入其中。当储户无法取出存款时，他们或许会走上街头表达不满，最终还得由中央出面解决。

在多次为地方政府“背锅”后，中央决定采取更为果断的措施。为了防止地方政府过度借贷，中央出台了相关法律，明确禁止地方政府借债，试图从源头上解决这一问题。

然而，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不能停滞。在这样的背景下，城投公司应运而生，成为了地方政府新的融资平台。这些公司通过市场化运作，为地方政府筹集资金，推动了经济和城市的持续发展。

城投公司，虽然在理论上是独立的法人实体，但实际上它们往往被视为地方政府的代理人。由于背后有政府支持，这些公司通常能够轻易地获取贷款，特别是当他们以地方公共设施作为抵押时。这种方式可以被视为地方政府的一种“曲线救国”策略，通过城投公司作为融资平台来间接借债。

在过去，城投公司的借款行为相对较为规范，主要用于救助急需资金的领域，如将生地开发为熟地后出售给开发商或用于开发旅游景点等，这类贷款通常能够产生持续的收益并按时还款。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城投公司在负债经营中逐渐偏离了轨道，他们将资金投入到一些无法产生收益的项目中，导致后续无法偿还贷款。这种情况在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尤为突出，由于缺乏充分的项目论证和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很多项目变成了无用的“面子工程”。

面对这一困境，中央政府明确表态不会为城投公司的债务兜底，要求地方政府自行承担责任。这一政策调整使得地方政府在借贷方面变得更加谨慎，同时也推动了专项债的兴起。从2014年起，中央开始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行专项债的方式筹集资金，但仅限于用于基建等能够产生后续收益的项目，并且需要经过中央审批。

对于教育、医疗和养老等与民生相关的短期无法产生收益的领域，中央政府则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来提供支持。这种转变不仅有助于优化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还能促进地方政府的财政自律和风险防控意识提升。在未来的发展中，预计城投公司的债务将与专项债逐步整合，并由中央统一审核和管理。

分税制改革后，政府的财政收入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主要来源于税收、土地收入、社保基金和国企利润等多个方面。这一改革使得中央政府的收入占到了全部政府收入的一半左右，而其支出仅占15%左右。因此，中央政府有大量的财政盈余，这些资金主要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返还给地方政府，用于支持民生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转移支付并非均匀分配。通常情况下，富裕省份获得的转移支付较少，甚至可能得不到任何补贴，而经济相对落后、人口众多的省份则会获得更多的补贴。这种策略实际上是国家通过从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筹集资金，来扶持那些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以实现更为均衡的区域发展。

从今年的转移支付情况来看，四川、河南、湖南等人口大省成为了主要的受益者。这些资金主要投入到教育、养老和医疗等基本民生保障领域，旨在提升这些地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通过这样的财政安排，国家不仅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也体现了对民生问题的深切关注。

今年转移支付金额超过10万亿，这一数字达到了历史新高，反映了政府在财政再分配上的重要举措。这一现象的产生，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国际整体经济形势和疫情对部分省份的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导致经济下滑厉害。为了帮助这些受影响的地区尽快恢复经济，政府通过转移支付提供了必要的财政支持。这种支持有助于稳定这些地区的经济状况，为经济复苏提供动力。

其次，政府加大社保投入，旨在给民众对未来一个稳定的预期。疫情让人们更加关注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导致许多人选择将钱存入银行，消费意愿降低。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增加社保投入，政府希望能够减轻民众对于养老和医疗等问题的担忧，从而提升他们的消费信心。当民众感到未来的社会保障更加稳固时，他们可能会更愿意将存款用于消费，这将对经济产生刺激作用。

储蓄率太高的问题，与民众缺乏安全感有很大关系。如果社保制度能够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为民众提供充足的保障，那么大家对于未来的担忧自然会减少，消费意愿也可能会随之提升。因此，政府将一部分转移支付的资金用于补贴社保，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举措。这不仅能够给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保障，还有助于激活消费市场，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

除了依靠中央的直接拨款，还存在一些非传统的转移支付手段。例如，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土地市场，西部地区的农业用地指标可以以接近房地产或工业用地的价格“转让”给东部地区。这实际上构成了东部对西部的一种转移支付形式。这种基于市场机制的财富再分配预示着未来实现共同富裕的新路径。

有些人或许会质疑，这种“富人补贴穷人”的做法是否等同于“劫富济贫”，是否有失公平。

五道口老实人我想说：我们不应仅从表面看待这一问题。东部地区的繁荣发展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得益于西部地区的多方面支持。从这个角度来看，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经济支援不仅是一种道义责任，更是一种应有的回馈。

例如，沿海地区之所以经济发达，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贸和加工业。而我们的产品之所以能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廉价劳动力是一个关键因素，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口红利。这些劳动力主要来自内部的人口大省。这些农民工在发达地区以较低的工资工作，他们创造的经济价值主要留在了当地，而他们甚至没有得到充分的社保保障。当他们年老体衰返回家乡时，将依赖家乡的社保基金来维持生活。这实际上意味着东部地区在免费使用这些劳动力资源的同时，将福利负担转嫁给了西部地区。因此，对西部地区进行适当的经济补偿是合情合理的。

此外，一些边疆省份主要承担国防任务，他们的贡献为国家的安定团结提供了重要保障。尽管这在GDP数据中并不明显，但政府在评估时会充分考虑这一因素。类似山西这样的资源型省份，多年来为国家贡献了大量的能源，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考虑到我国目前的主要能源仍然是煤炭，且占能源消费总量的一半以上，山西等省份的贡献对于保障发达地区的电力需求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这些省份的贡献也值得我们在经济上进行适当的回馈。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一直维持着相对低估的汇率水平，这是为了保护沿海的外贸企业。低汇率有助于降低出口成本，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然而，这种做法需要国家通过增发人民币来对冲外贸顺差带来的外汇收入增加。这导致的通胀成本实际上是由全国人民共同承担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全国人民都在为沿海地区的出口企业提供支持。因此，在评估各地区的经济贡献时，我们也应充分考虑这一因素。

综上所述，发达地区的经济成就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得益于全国各地区的共同支持和贡献。因此，在讨论各省份的经济表现时，我们应将其置于全国的大背景下进行综合考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全面地理解各地区的经济贡献和相互依存关系，进而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政策措施。

当然，我们的目标是缩小地区差异，推动共同富裕，但单纯依赖中央的转移支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例如，中央的统一筹划有时会让一些地方产生依赖心理。有个别地方可能会寻求保留“贫困县”的标签以获取国家补贴，因为这种补贴可能比他们努力工作的收入还要多。这就是转移支付可能带来的副作用之一，导致一些地方更倾向于表现出贫困，从而失去了自我发展和奋斗的动力。

此外，如果不从源头上解决地区差异的问题，中央的转移支付资金有可能最终流向较富裕的省份。例如，山西等省份虽然获得了教育补贴，但培养出的大学生可能会选择前往更发达的地区工作，这意味着转移支付的资金在某种程度上并未真正助力当地发展。

同样的，老年人可能会选择到大城市与子女同住，或用养老金帮助子女支付房屋首付，这样资金实际上是为大城市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医保支出也是如此，人们可能在北京等大城市就医，但费用却在原籍报销，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资金的转移。

因此，如果仅仅依赖中央的强制转移支付，发达地区由于其吸引力，仍然有可能将高端人才和财富聚集到自己这里，从而降低转移支付的实效。

未来的解决方案可能需要更多地依赖于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权力下放。例如，我国正在考虑的税费改革，其核心是用直接税逐渐替代间接税，并重新分配中央与地方的税收，更多地倾向于地方。这样，地方政府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可以更好地规划自身的发展，这也是提高其积极性的一种方式。

另外，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和社保体系也至关重要。这不仅可以减少人口向大城市过度聚集的趋势，还有助于落后地区留住人才，为其发展带来希望。

总的来说，通过提供公平、公开的竞争环境，利用市场来配置资源，并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自主权，我们可能能够找到一个既有效率又公平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