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许立志出生在粤东的一个小村庄。尽管中考是全班第一，他离县重点中学的录取线还是差了十多分。因为家里交不出1.5万元的赞助费，他留在了镇上读高中，最终没考上大学。去富士康工作后，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十平方米左右的空间/局促，潮湿，终年不见天日……每当我打开窗户或者柴门/我都像一位死者/把棺材盖，缓缓推开（《出租屋》）
许立志是跳楼自杀的，如果他活到今天，也才34岁。他的人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但诗歌留了下来。
在人类的文明史中，诗歌总是一个人所能创造的最宝贵的一种资产。而在今天，这种资产已经无人问津。
这几天，考公女生死在出租屋的事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
33岁大龄剩女，农村出身，家境贫寒，考上211大学，考公笔试第一，十年未上岸，没有正常工作过，啃老，出租屋自杀，去世前拉黑所有亲人。
这么多的标签和buff叠加在一起，实在过于戏剧性，也难怪有人质疑事件的真实性。
不过，人们计较这件事，也许是因为，它不仅是一个个体的悲剧。它就像一面破碎的镜子，反射出大变局时代的支离破碎。很多人从它身上看到了自己生活的困境，听到了自己梦碎的声音。
而这背后更深层的动因，是在周期转换与科技变迁的双重夹击下，大多数人改写命运的唯一通道正在封闭，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获得文化资本，攀登社会阶梯，进入中产阶级并停留在那里的梦想，正在加速崩盘。
这不是某个个体的悲剧，也不是某个个体的困境，但也不是一种绝境。为此而走上绝路，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认知失调，以及在传统文化浸泡下的习得性无助。
时代在变，游戏在变，心随境转，才会看到新的空间与可能。
正如社会学大师皮埃尔·布尔迪厄所说，“归根结底，一种资本的价值，取决于某种游戏的存在，某种使这项技能得以发挥作用的场域的存在。”
现实不是抓娃娃的游戏。
今年暑期档最受期待的国产电影，无疑是沈腾和马丽主演的《抓娃娃》。但这部电影并没有预期的那样热卖，反而还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一对亿万富翁的父母，十几年如一日的装穷，只是为了让孩子吃苦，寄希望于他通过刻苦学习，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来“改写命运”，为此不惜大费周章安排了一出楚门秀。
片中的“富二代”马继业，他父母的生活是伪造的，奶奶是花钱雇的，邻居都是花钱雇的，连他发小和他分离的记忆都是人造的。
这部电影的本意，是讽刺中式教育的弊端：鸡娃教育，没苦硬吃，道德绑架。但它也反射出令人心酸的现实，就像一个网友所说，如果电影里沈腾马丽演的夫妻真的是富人，那么这个电影一切的折腾都是不必要的，当下只有穷人才会把高考作为翻身的手段，有钱人从一开始就不玩这个游戏了。
是的，因为富人天生具有不公平的优势。
《不公平优势》一书的作者，是两位出身中东并在西方获得成功的创业家，他们认为，“成功的秘诀并非玩命工作，而是玩转制度的游戏。” 而那些鼓吹只要足够自律、足够勤奋、足够勇敢、足够建议，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向亿万富翁一样成功的理论，都是胡说八道。
在深入观察和研究了很多成功人士特别创业者，并结合自身的经验，他们确定了五种不公平优势，即金钱、智力和洞察力、位置和运气、教育和专长、地位。
显然，富二代天生就具有多种不公平优势，而对绝大多数普通子弟来说，他们唯一能够通过努力而获得的优势就是教育和专长。就在这一点上，他们也面临着巨大的不公平。
根据2015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我国贫困县学生上大学的可能性比城市同龄人低7倍，进名校的可能性更是低11倍。而据专家估计，名校毕业生首份工作的收入比二流大学高出约三成。
理论上，人人都有通过高考进名校的机会。但实际上，富家子弟往往就读于最好的高中，还能接受额外辅导，优势明显。
名校竞争日趋激烈，有钱的家长们想方设法为子女谋求优势。许多人聘请私教，到2021年，中国补习产业年收入达1000亿美元。有的家庭，在一个暑假给孩子补习的费用，就相当于一个农民工一年的收入。
不公平是普遍的，也是由来已久的。不过，在我们当前这个时代，一个新的现象和挑战是，高等教育提升和改变个体命运的生活叙事已经式微。
文凭作为“位置性商品”，拥有者越多，其价值越低。接受高等教育已经从一种积极投资，转变为防御性消费。
也就是说，读书识字考上211甚至985，已经不是能够增值的进攻型文化资产，不再保证能获得竞争优势，而主要是防止个体在社会中的相对位置不会进一步下滑。
高等教育以及传统的文化资本，就像曾经的房地产一样，面临着泡沫破裂和价值重估。
布尔迪厄认为，所有人都拥有三类资本：经济资本（金钱）、社会资本（我们的朋友和盟友形成的关系网络）和文化资本，而其中最隐秘却又至关重要的就是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基本上包含能够让我们获得尊重和声望的一切，如知识、资质、头衔、职业、言谈举止、口音、衣着品味、肢体语言、爱好等。
事实上，布尔迪厄是在更深或者更高的层面谈论文化资本，它隐喻的是那些在所有社会中都可以与当权者建立起友好、深刻关系的切入点。
我们平时所说的，接受高等教育、有文化，只是最基本的基本。这也是为什么，在全世界各种社会中，上层阶级都要将自己的子女送进昂贵的私立学校，接受注重传统的博雅教育。
因为，正如布尔迪厄所指出，资本超越经济的范畴，还包括资历、技能和品位。经济资本可以转化，拥有它就可以通过教育增加文化资本。反过来，如果你拥有文化资本，也可以通过合适的社会关系，将其转化为更多的经济资本。
显然，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后天努力，去获得文化资本。但它同样具有阶级性，一个人所处的社会位置，主宰了他所处的文化空间，影响了他所能进入的文化空间。
一位韩国建筑学教授提出一个观点，他认为最值钱的商品是空间。他说富人的生活空间很大，穷人的生活空间很小，所以穷人会花更多的时间在网上。
空间之所以值钱，因为“空间是伸张和运用权势的场域之一”（布尔迪厄）。没有资本的人，不得不跟最稀缺的社会资产保持物理的或象征的距离，被迫与最不受欢迎和最不稀缺的人物和资产为伍。
所以，许立志把出租屋比喻为棺材，而考公女孩又死在出租屋，都显得特别刺眼和触动人心。
而另一方面，不在同一文化空间的人，他们之间的区隔，比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差距，更加隐蔽，也更被看重。
这也是为什么，穷人写的爽文会被人嘲笑；富二代可以在大一就开着保时捷去投行实习，捅了篓子也无关紧要；而权二代则在抱团“守江山”，并且排斥富二代进入他们的圈子。
对于普通子弟来说，今天的生存困境，不仅来自全面的不平等，更在于文化资本之类的无形障碍，以及旧式文化资本的过时与贬值。
今年我国大学毕业生达到1200万，就业形势大家都心知肚明。在此基础上，很多大学开始扩招研究生，并延长研究生的学制，目的很明显，就是延缓大学生进入社会，避免就业雪上加霜。
其实，文凭的贬值和人们对高等教育的幻灭，不是我国独有的现象，它更像是一种时代发展的必然。在发达资本主义的美国，这种情况也非常明显。
2014年，美国总统奥马巴说，“（现在）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大学学位是通往稳定中产阶级生活的最可靠途径。”
政治的说教总是令人怀疑的。
去年，著名的调研机构盖洛普调查发现，只有19%的共和党人对高等教育“相当”有信心，民主党人也降到了59%。就连许多富裕的自由派人士，如今也不认为大学教育值得投资。
而在上世纪80年代，不到两代人之前，西方思想界和学术界还普遍认为，大学在劳动力生产、阶级结构复制和主导社会秩序价值观延续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布尔迪厄也认为，随着统治阶级逐渐远离"粗暴无情"的权力行使方式，教育系统执行的“合法化功能”——“将社会等级转化为学术等级”——将“越来越有必要”。
而在更早的时期，社会精英沿袭传统的贵族教育，确立了至今为中产阶级所羡慕的教育样板：先上私立寄宿学校，然后进入精英大学，最好是耶鲁、普林斯顿或哈佛。在此过程中，学习博雅教育：希腊和罗马经典、哲学、文学、数学、自然历史和天文学等学科。
这些课程和教育的目的，是让精英阶层最年轻的成员“在开始他们的事业时，拥有共同的传统、品味和联系”，还通过培养纪律和品格，来为年轻的美国贵族统治做准备。
时代变化得很快。正如《主权个人》中所说，农业革命进行了几千年，工业革命进行了几百年，而信息革命只需要几十年。
有学者指出，大学在如今社会等级再生产中的功能，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它可能不再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必需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精英，并不总是依赖大学来培养继承人。可能也没有理由认为，他们在未来会这样做。
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正在经历重大演变。显而易见，技术创新是增长的主要来源，不是人文，不是博雅。如果许立志能够写代码，像他写的诗歌那么好，那他肯定不会自杀。
美帝1%的有钱人的财富已超过中产阶级之和
如今，富家子弟依然会选择上大学，但主要不是为了获得知识，他们要么是出于兴趣，要么是为了人脉，要么是父母所迫。
曾经有哈佛的学生说，“哈佛越来越像是聪明学生在剑桥聚会的场所，顺便提供些讲座。”越来越多的学生将大学教育视为交易：用时间和学费换取文凭和人脉，而非获取有价值的知识。
精英名校成为年轻创业者和独角兽公司的摇篮。根据调查，斯坦福大学培养的独角兽公司数量最多，紧随其后的分别是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麻省理工学院。
此前，我分享过一篇文章，硅谷创投教父保罗·格雷厄姆，在给一群高中生的演讲中，对他们提出的人生建议就是，把书读好，进名校，发展人脉，创立公司，而不是找个工作。
但是，这一系列的知识和策略，对普通底层的子弟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甚至不可想像，无从认识。很多人所能认知到的，就是内卷，考公考编，然后上岸。
殊不知，他们要上的岸早就千疮百孔了。
这几年，每个人身边可能都有中产破产、中产返贫的例子。而体制内缩编、降薪以及拖欠工资，也早已不是新闻。
前不久，山东10部门印发《关于省属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约10万名曾经拥有事业编制的员工将正式成为企业合同工，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被普遍认为，曾经的铁饭碗似乎已经不够“铁”了。
在时代的大潮面前，即使今天在岸上的人，也难言笑到最后。人随境转，只有适者生存。
正如布尔迪尔所言，资本的价值，取决于某种游戏和场域的存在，使得某种技能能够在其中发挥作用。
场域会变，时空条件会变，游戏也会变，在游戏中能够发挥作用的技能当然也要变，不然就会失去价值。
任何人想要在人生中获得成功，不外乎两种途径或策略，一是培养自己的技能专长，然后到能够发挥这种技能作用的游戏中去；二是认知自己生存的文化空间和场域，把握其中的关键技能。
显然，今天的游戏是科技的游戏。科技不仅是第一生产力，它俨然已经成为了最强的统治力，当然也是最具价值的一种资本。
在今天的科技游戏中，人工智能是其中的主角。而在ai面前，所有人的技能和文化资产，都面临重估。某种意义上，穷人、富人，在岸上的和在水里的，是平等的。
在本号最近的文章中，分享了多个大佬的前瞻性观点。
《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认为，由人类主导的历史部分可能会终结，因为人工智能会迅速“吞噬整个人类文化——我们数千年来创造的一切——消化它们，然后开始喷涌出大量新的文化产物。”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今天掌握了文化资本的人，将是最大的输家。而在文化中出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反而可以轻装上阵。
而亿万富翁、数据分析公司帕兰提尔的创始人亚历克斯·卡普则认为，人工智能及相关的生产资料，将会变成只有1%的人真正知道如何驾驭的手段。
从这个角度来看，99%的人机会是均等的。而能够掌握ai的人，在游戏中获胜的机会显然要大得多。
问题再次回到了文化资本，即厘清复杂社会体系的运作所必需的知识，掌握能够在游戏中发挥作用的杠杆技能。
还有关键的一点， 玩那些自己能够掌握定价权的游戏。比如，做自己的项目，开发自己的产品，打造自己的IP和品牌。
大多数人，从小到大都认为，大学是通往理想工作、中产生活和幸福人生的唯一途径。但这已不再是现实，更不是未来的趋势。
面对新的冲击，当前的家庭没有准备好，教育体系没有准备好，企业和社会没有准备。你只能自己准备好自己。
科技是硬实力，文化是软实力。在科技和AI面前，文化资本只有招架之功。好消息是，对于那些在当前文化中处于弱势的个体来说，抓住新一波的科技浪潮，依然可以弯道超车。
总之，每个人都能看到时代在发生巨变，但不是每个人都能认知到这种变化的影响，并识别出新的方向。
今天，每个人都要把握自己的命运，打造自己的护城河，创造自己有定价权的文化资本。
考公女生之死，是认知不足和认知失调的一个极端表现，也反映了现有教育的严重弊端和失败。
这种悲剧，本不应该发生，更不应该再次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