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不可信
如果提到张居正,我很大程度上赞成毛佩琦老师的观点,张居正不是一个孤立的人。
中国现在的改革以前,“文ge”时期以及1949年以后一直在讲“改革”,但那时候讲的“改革”和1978年讲的“改革”方向相反,那时候都把强化国家、扼杀社会的行为叫做改革,从商鞅变法开始到桑弘羊、王安石、张居正都把这个叫做改革,而把主张宽松的叫做保守,比如司马光。
这会造成非常大的问题,因为后面本身就有价值判断,那时候总是认为中央集权是对的,总是认为把螺丝拧得更紧是改革,如果放松是不行的。
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时期的历史观念发生了一些变化,反映在明清史上也很明显,包括刚才讲的南倭北虏,北虏不说了,南倭在80年代曾经有过非常令人瞩目的争论——倭寇并不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而是中国人反抗海禁的一种行为。后来又说,反抗海禁的那些人也是海盗,也烧杀抢掠。
其实我觉得这两者并不矛盾,李自成、张献忠也在焚烧抢掠,那个时代就是这个样子,你说那些造反人烧杀抢掠和反抗朝廷的管制,说反抗朝廷的管制好像是正确的,烧杀抢掠是不对的,但那时候这两种行为搞在一块,不能对倭寇强调烧杀抢掠,李自成、张献忠是造反。到了那时候,人们有了一些比较新的看法。
但我不赞成对历史持一种翻烧饼的办法,比如原来把王安石捧得很高,王安石非常强调中央集权,这些所谓的名臣经常谈到的口号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实际上民都加了赋,比如王安石变法,好像钱粮并没有增加,但通过市易法搞国家垄断,国家垄断的利润到头来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包括汉武帝搞的盐铁专营,不是加税,但是老百姓必须买更贵的盐或者必须承受国家比原来更严重的其他剥削,都一样。我们不能无条件说只要国库增加了收入就是好的。
前面两位老师争论GDP的问题,税收增加不是GDP增加,问题在于税收增加本身是不是好事。
当然我们现在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争论。比如就当前政治而言,有人提出两个比重增加是中国的方向,一个是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一个是中央财政占总政府财政的比重。
我记得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个呼声很强,跟90年代以前的改革方向比如放权让利是完全相反的。这个说法不是没有一定根据,但老实说,如果这种东西算是改革的方向,即使一直到现在,我们的改革难道超过了秦始皇以来到明清的水平吗?
不说中国传统时代赋税的总量,黄仁宇就说中国中央集权王朝征税很少,尤其和西欧领主相比真的是很少的。
这个问题非常大,假如就正贡田粮而言的确很少,但加上杂七杂八的东西就很多,领主征收的东西不只是赋税还有土地权益,不能以领主的东西和中国征税加以比较,我觉得可以跟苏松二府田赋之重来加以比较,因为苏松二府当时的田赋重是因为种的是官田,官田才可以与土司或者和西方领主能够加以比较。
如果就这一点而言,就不能说中国仁慈。税收总量如何我们姑且不讲,但有一点没有争议,如果中国税收占GDP多少有争议的话,那么中央财政占政府财政的总收入的比重而言,中国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如果现在的改革是追求这个目标,还达不到明清时代的水平。
我们现在讲的分税制,以前就有,征收的田粮分成两块:存留若干、起运若干。一个普遍的趋势是起运比重非常之大,尤其越到王朝末年越厉害,明清两代都是到了后期在征收田赋中起运的比重达到百之八九十,基本上没有存留。
没有存量,地方政府靠什么运作?靠加派、靠各种各样的法外来谋取。所以你就会知道现在为什么有卖地财政,中央把所有钱都收光,不搞卖地财政地方官怎么活?这些事情一直都有。
这么一来,就造成中国不断有所谓的改革,名义上可以讲改革初衷是民不加赋,实际上是尽可能多的收归中央,通常采取的办法是简化手续,原来税费头绪繁多,教育附加费、屠宰税等很多,搞得老百姓搞不清楚,上面很难查,现在根据某一年,一般来讲往往都是根据立柱最高的一年总额简化税则。
我就按照这个标准,你给我交,我承诺其他乱七八糟的收费就不收了,我就到此为止了。这有一个好处,头绪简单后,地方官上下级就变来变去就少了。可老实说,张居正的做法没有多久就出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后来黄宗羲讲了很多,而且这个事情到了明代末年倪元璐又搞一次,再搞一次“一条鞭”,把“三饷”也加进去。
讲得简单点,杂税纳入正税。这个事情从短期来讲有一定效果,但从长期来讲都是加快社会危机爆炸,不管是宋代的王安石变法和北宋末年崩溃与张居正变法和明代后期加快灭亡都有直接关系。
黄宗羲当然是反对这个做法的,黄宗羲的观念认为所有改革包括前面提到的王安石变法都是“积累莫返之害”。
如果反过来,如果按照司马光的做法,不搞这样一套会如何?一个王朝由于体制所限,最后形成的危机已经不是收紧而是放松的危机了。
按照这种体制运作的机制,就造成如果你放松,实际上别不能放松到老百姓身上,只是放松了一帮贪官污吏。
如果你要收紧,很多人说收紧是收紧贪官污吏,不是收紧老百姓,其实一收紧紧的就是老百姓,贪官污吏倒是紧不了。
王安石讲得很清楚,中国真正的问题不是收税太多,也不是官僚如何,而是“大农、富工、豪贾”,如果把“大农、富工、豪贾”给遏制住了,朝廷就有钱了。
盐铁会议,桑弘羊主张横征暴敛,主张强化国家搜刮;贤良文学反对桑弘羊,说中央不要把什么都收上来,下面应该有些自主权。可贤良文学讲的自主权不是给老百姓,而是要严格户口管理,“工之子恒为工,农之子恒为农”,他讲的放松是放松给下面的那些权贵。
这么一来就造成很大问题,这个王朝一到那时候收也不是,放也不是,一放放不出民营经济来,只能放出一大堆的权贵和腐败。但你要真正的收,老实说,腐败收不住,但把老百姓腿脚都收住了。
张居正搞丈田,理论上中国每一次丈田,王安石也有“方田均税法”,到张居正,每次丈田的时候都说是丈权贵隐匿的田。可实际丈的都是老百姓,为了规避重税。
不说那个时候,中国人民gongshe时代,我在农村插队九年,生产队耕种面积也是瞒报的,中国以前说中国有18亿亩耕地,90年代有了遥感技术,根据遥感技术对中国的耕地进行测算,一下变成22亿亩。
我们插队时明明白白知道,耕作的一亩根本就不是一亩,清丈,如果真的有包庇你清丈并不是很锐意,真正清丈都是清丈到没有权势的老百姓头上,这一点统治者也知道。
所以康熙时代专门下了诏书,从此要宽大,对老百姓要有温和,“朕若征有量田加赋之意,以致民变,天必罪之”。而如果不丈田,那些权贵会更厉害。所以这些问题在体制没有改变之前没有办法跳出怪圈。
比如讨论18亿亩红线要不要,有些人主张不要,可以扩张非农土地资源的开发;有的说要,可以保证粮食安全。其实像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如何表态,这样的问题不管是要还是不要,最后都会到老百姓头上。
如果说是红线,老百姓更难处置自己的土地,权贵圈地你拦不拦住;如果你不要,那权贵圈地更没有限制了,老百姓还是不能自由处置自己的土地,一放松就放松了权贵,一收紧首先就收紧了老百姓,这样一来一回,其实我们国家需一个王朝到后期到是在这摆来摆去,王安石那套就行了,司马光那套就行了?
司马光说“天下财富仅有此数,不在官则在民”,如果国家不搞得那么集中就到民那里去。陆游马上顶了一句,“自古财货不在民又不在官者,何可胜数。或在权臣,或在贵戚近习,或在强藩大将,或在兼并,或在老释。”如果体制真的松懈下来,真正占到好处的也不是老百姓。
所以这个问题在当时是个无解的问题,就这个无解的问题而言,我觉得不管是司马光式的还是张居正式的,形成一种循环很难避免。
当然我们也不能用现在的眼光说,如果像司马光那样的主张就可以解救这个危机。
就张居正本身而言当然是一个悲剧性人物,评价张居正还有一个维度是所谓相权和君权的维度,中国总的来讲宰相越来越弱,明代严格讲没有真正的宰相,后来也偶尔出现了首辅中权力很大的,最有名的是两大臣:严嵩、张居正,评价完全相反,严嵩是大坏蛋,张居正是改革家。
这点上我赞成毛佩琦先生的看法,这两个人很多方面差不多,张居正后来证明其实也是相当贪的,如果真的要讲贪的话。而且这两个人下场也差不多,被皇帝整得非常之惨,这是中国帝制后期造成的非常严重的问题。通过张居正例子可以澄清一种认识,以前说传统时代专制很宽松,皇权不下县,怎么能要求每一户人交税?难道那些人都是主动捐献吗?
所谓的皇权不下县完全是胡说,但是有一条:皇折不下县倒是真的,不给你提供公共服务,横征暴敛照样要。
现在讲的所谓大国家指的是公共服务,比如办不办义务教育,提不提供全民健保,这些东西从秦始皇开始闻所未闻,但宰你没商量,抢个精光。
如韩非讲的“家不积粟上藏也”,老百姓家里不应该有余粮,粮食只要够吃就行了,其余所有粮食都收走。这个说法令我想起列宁搞的“余粮收集制”,所有余粮都收走。有些人说天朝田亩制度是农民起义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就是这个逻辑,两司马25户,每年满足吃的以外,其他的都收归国库。
这种思想商鞅也有,商鞅难道也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吗?这个事情这样来看有反思的必要,张居正是要反思的重要案例。
制度不变,思想难有作为
张居正的重要性也可以反映在他跟当代政治的关系密切性,张居正一直是受到关注的人,尤其到现代,在韦庆远先生之前关于张居正的传,朱东润先生也写过《张居正大传》,不断有人写,不管是朱东润还是谁,他们讲的张居正都有现实关怀,韦庆远先生也在内。
我们看这段历史,对我们的现在提供了一面镜子。
在韦庆远先生的书里提到,张居正主要还是法家,口里念的是儒家东西,但实施的行为都是法家的,张居正禁书院,禁止那些人讲阳明心学,都是儒家的东西,他作为法家非常厌恶,所以有了当时的钳制言论。
如果从同情角度讲,宋元以后儒学是两个方向,以前用意识形态语言说,程朱是所谓的客观唯心主义,假设有一个道,说现在这里的人不遵守道,用“道”约束这些人。
陆王以前我们扣了一顶帽子是主观唯心主义,王阳明总的来讲不太强调经典的作用和圣人作用,而是强调每个人都可以致良知。但到后来的王学后学,用现在的说法是人要多一点自由或者多一点主观能动性。如果仔细看,会发现都是针对真问题。
程颐、朱熹这些人讲的要坚持道统,要受道的约束,不能乱来,你会发现谴责对象很明显,谴责的还是皇上不守道,把叔孙通大骂一通,说秦以来尊君卑臣到现在都没有改变,搞得“尧舜禹汤周公文武之道未尝今日德行,育天地之间”。
说秦的那一套东西,经过叔孙通这样的伪儒搞得不能改变,不能改变的原因就是有利于,就是有利于皇上。他讲的这个东西,如果是针对自由,是想要让皇上有自由,或者说嫌皇上太不守道统。
反过来讲,陆王这些人,尤其到王学后学更明显,他们认为中国人太不自由,实际上指的是老百姓太不自由,“百姓日用皆是礼”就是这个意思,不要把人扼杀得太厉害,人家可以为舜尧。
但可以看到他们指出的问题都存在,其实这个体制最根本的弊病是皇上太自由,老百姓太不自由。这两者推行的结果呢?你要推行礼教、推行道统,约束不了皇帝,只能约束老百姓。
王学主张的放任,也落实不到老百姓身上,王学真正泛滥结果是大家不负责任。
后来到黄宗羲都把明朝灭亡归罪于王学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王学的确给统治阶层解脱了责任感,使他们越来越乱来。
你会发现,他们所提的问题,从同情理解角度来讲,所提的问题是对的,针对的也是现实,对现实很不满。虽然我们知道朱熹《四书集注》成为科举制度的范本和题库,所有出题都从那里提。
但无论是朱熹还是程颐对科举制度骂得要死,他们要恢复的是“乡举里选”,按照他们的说法这是周制。结果由皇帝统一,用人之权由皇帝对天下搞智力测验来选官,他们认为那是非常有利于皇帝而严重败坏道德的行为。
正因为这点,他们生前倒过很多霉。
后来皇上要推广这个东西,结果与他们的想法背道而驰,你要讲自由,结果是那些当官的乱来,老百姓照样没有自由;讲道统,老百姓饿死事小,失节之大,统治者照样不管道统。
这个事情,老实说,无论是统治者过于为所欲为,还是老百姓手脚被束缚得过于死,严格说都不是思想史能解决的问题,都涉及到一些制度安排,如果这些制度安排没有,老是在这两者之间转来转去,从程颐直到清代的乾嘉,这个问题上,用我们现在的话讲是一左一右,纠缠了很多年。
这些人看到的的确是当时的现实问题,为此做出的努力我们也得尊重,如果从同情角度理解,无论是程朱还是陆王试图都要解决问题,而且要解决的问题确实存在。
至于最后结果都走向了反面,这个也是他们没有办法改变的,用一句套话说是“时代的局限性”,与其说是时代局限性,不如说是制度的局限性。

卧槽,读完秦晖这篇我脑子里嗡嗡的。先说一句,他讲“张居正不是孤立的人”这个我服,确实,整个中国历史就是这个路子,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但你越读越觉得不对劲儿,他把王安石、张居正、桑弘羊全他妈打包扔进一个筐里,说他们都是“把螺丝拧得更紧”的人,这事儿我怎么想怎么别扭。 我读书的时候青苗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这些可都是背过的,当时政治老师可劲儿夸王安石是伟大改革家,说他“富国强兵”、“抑制兼并”。现在秦晖一句话就给人家定性了——搞国家垄断的、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喏,你听着好像有道理,但细想又不对味儿。王安石那会儿图啥?他图的是国库有钱吗?是,宋朝内忧外患,军费一塌糊涂,他得想法子搞钱。可他不光搞钱,他搞那些东西,初衷就是打压豪强、让底层少被盘剥一点。青苗法让老百姓春天借钱种地,秋天还本还息,利息比高利贷低太多了吧?这能跟汉武帝盐铁专营完全一样?盐铁专营可没有让老百姓少受一层剥削,那是直接换个方式抢你。所以我觉得秦晖这人有意思,他为了证明自己那套“中央集权都是坏”的理论,把历史上不同背景不同做法的改革一把全捏成一个形状,这还不算翻烧饼?他自己刚说完不赞成翻烧饼,转头就给人整了个标准姿势。 还有那句“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秦晖拿这个来打王安石,说民都加了赋。好好好,我先不说加没加,我就问你秦晖,你拿汉武帝跟王安石比就已经很牵强了,你拿市易法的利润跟盐铁专营比,也牵强。市易法是政府跟商人抢生意,让中小商户少被大商户盘剥,算是一个中间商角色。你要说最后羊毛出在羊身上,行啊,可你总得具体算算到底加了多少负担吧?他一句“民都加了赋”,口气跟拍板似的,证据呢?数据呢?我翻来翻去也没看见。 还有,他拿“起运比重”来说事儿,说古代中央政府把钱全收走,地方只能靠加派、靠法外收入来活,然后一拍大腿说“这就是为什么有卖地财政”!我当时看见这句直接笑出声。绝了,这都能类比。你卖地财政跟古代的存留起运是一回事吗?古代地方没有财政权,中央把钱调走,地方官靠横征暴敛来填窟窿。现在卖地财政是地方自己的收入,中央转移支付也给了不少,土地财政是分税制跟土地制度搅合在一起搞出来的怪物,它的根子是土地升值产生的利润分配问题,跟古代那种直接收银子哪能同日而语。秦晖这波属于是拿“从来如此”给“今日如此”找合法性,顺手就把论证给糊弄过去了。 再看他讲倭寇那段,他说80年代争论倭寇是反抗海禁还是烧杀抢掠,然后他自己表态说两不矛盾。这个说得还算中肯。可后面他又说“不能对倭寇强调烧杀抢掠,李自成、张献忠是造反”,这话我有点看不懂了。你是想说造反就是合理的?那抗倭那些人在海上抢商船杀平民也是造反?他们可没想过推翻明朝,他们就是想走私赚钱,跟海盗没什么两样。秦晖话里话外有种“只要对抗朝廷的管制就值得同情”的味道,这跟翻烧饼有什么区别?当年王直,就是他带着一帮人搞私贩,你说他是反抗海禁的先锋?他屠过城好吗!他自己就是最大的海盗头子。你不能因为朝廷禁海政策蠢,就把所有跟政府对着干的混混都塑造成好汉吧。说到底,秦晖这文章我看不是分析历史,他是借历史来骂现实。他骂得爽,但你认真推敲每一步,到处是口子。 中央财政占比那段,他说我们现在讲的分税制,说中央把大钱全拿走了,地方穷得叮当响。事实是什么?分税制之前地方也没富到哪去。而且分税制之后的转移支付制度,你说它没解决地方财政问题,这个有争议,但说秦晖的意思是中央收太多导致地方只能乱搞,这就把复杂问题简化成一句话了。地方债务问题,那是投资冲动、政绩考核、土地制度、金融体制共同作用的结果,你光骂“中央收钱”这个体制,等于说屎是米做的,不能全拉在一个坑里。 我再说句大实话。秦晖这文章有个很鸡贼的地方,他一直在说“改革”这个词被别人定义了。80年代以前,把专制叫改革;80年代以后,把放宽叫改革。他说这是个巨大的问题。可以,这确实是个话题。但他自己的立场呢?他其实也是在用一套“好的改革=放权让利、坏的改革=中央集权”的二元论来评判历史。你表面上在批判翻烧饼,你实际上不也在翻吗?你只是翻到另一面,说你更喜欢的那面朝上。司马光是不是“宽松”?在秦晖嘴里好像是。可司马光是啥人?司马光反对王安石那些法,他要恢复的不是啥自由主义,是旧门阀那种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秩序。你说他是保守的,是放松的,那是对,但那种“放松”也是地方豪门自己爽,底层老百姓该咋样还咋样。你咋能说司马光就是好人呢?秦晖你把司马光抬出来当对照面,顺便把王安石踩下去,这选择本身就很价值观先行。历史不是真人CS,你选个阵营就开枪,那当然痛快,可那还是他妈历史吗? 再说一遍,“民不加赋而国用足”这话本来是秦晖拿来讽刺的。可我就想问,这话在中国政治语境里真的就是纯谎言?我觉得不对。你就看汉初文景,把税收压得低低的,国家确实有钱了,那是因为休养生息、人口增长、生产恢复,税收基数大了。这算不算“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秦晖可能会说那也不叫改革,那是恢复。行,又绕着走。那咱说张居正,一条鞭法,把徭役乱七八糟的摊派全折入田亩,征收役钱。老百姓要交的钱总数其实是少的,至少比之前被吏胥层层盘剥是要好,要不怎么那么多地方志夸他?在张居正那会儿,“不加赋而国用足”是大体上成立的,因为之前那些杂税、摊派、巧取豪夺本来就搜刮得狠。你不是说后期起运比重太大、地方被迫加派吗——一条鞭法整的恰恰是把这个制度稍微理顺一点。我承认他给官员发了工资、削减了驿站,也承认他最终的理想还是强化中央。可你不能说他的改革就是“加重剥削”的代名词吧?你把历史里那些正儿八经想要变法自救的人全说成骗子,那你对改革的定义也太严格了,严格到剩下只有“减税去政府化”才叫改革。这不就是你自己的政治纲领吗?还批判什么叫“价值判断”,你自己的价值判断早就从字缝里冒出来了。 秦晖还提到苏松二府田赋重,拿官田跟西方领主比。这倒是有点意思。但他很快就跳过去了,不去展开。为啥呢?因为如果展开的话,就很尴尬——江南田赋重那是因为官田是国有地,种官田的老百姓本质上是国家的佃户,他们交的“赋”其实带有租的性质。可明朝后来不是官田私有化了吗?这个变化说明什么?说明制度并不全是铁的板一块,国家也在不断调整。你要真拿秦晖那套“中央集权始终如一无变化”的框架来讲,你压根解释不了为什么官田制度后来整个垮了。可秦晖不关心这个,他关心的只是证明“中央集权到明清达到了顶峰,所以今天的改革如果也这么搞,就是开倒车”。这个论点有问题吗?也有问题。今天中国政府的收入结构、财税制度、央地关系,虽然带着旧制度的影子,但主导逻辑是工业时代的,是市场经济的,是拿来搞基建、搞社保、搞转移支付维持一个统一大市场运转的——你拿它去比“秦始皇以来到明清的水平”,听着吓人,其实驴唇不对马嘴。 还有一个让我不爽的地方。他说“如果中央财政占政府财政收入比重的增加算是改革的方向,那还不一定比得上明清”——这个话我感觉是在偷换概念。明清的起运比重高,可那时代政府总共就收那点农业税,地方官靠火耗和摊派去捞,中央对那笔钱其实是失控的。现在的财政集中,是中央通过税务系统、人民银行、国库集中支付这套现代工具来做的,钱收上来之后,财政转移支付一个萝卜一个坑地拨下去。地方没钱?是没钱,可地方不是没权,地方可以搞专项债、城投、土地变现,这乱了套是乱套,但你把这跟古代地方官“靠加派活命”对等,实在太看得起古代了。古代那叫没制度、没办法、没规矩——现在是制度太多、规矩太细、地方在夹缝里想办法。性质根本不同。 我说这些,并不是要为张居正或王安石翻案,也不是说秦晖全文都错。他也是有自己的洞见,比如“改革这个词被谁定义”确实是问题,比如“民不加赋”很多时候是扯淡,比如税收增加不一定就好,这些我都认。但他这个写法,就是典型的先有结论再把史料拼一个证据链,反正气势够了节奏够爽,网上的读者看了一圈直呼过瘾,至于逻辑上有没有洞,那不重要。这篇文章整个读下来,给我最大的感觉还不是“秦晖说得对”或者“秦晖说得错”,而是他太聪明了,他知道怎么把历史讲得像段子一样让你听完就信。我这人脾气犟,越顺溜的话我越要多磨两下。你想想,他连王莽都没提!王莽也搞国家垄断、财政集权啊,照他那套说法改革怪圈王莽才是祖宗。可他偏不提,因为王莽故事太砸他脚,提了就得解释王莽改革跟王安石张居正有啥不同。他回避这个,就是不想把水搅浑,想保持自己那套“所有朝代所有改革都是一个鬼样子”的结论干净统一。这你受得了?这不就跟我前女友小时候写日记把一个月的日记全写成一件事“今天好难过”一样,全是模板化叙事吗。 还有,他说“中国中央集权王朝征税很少,加杂七杂八就很多”,你看他这个逻辑,先承认总量不大,然后又否定说这是假象。你这不是两头堵吗?说来说去,你根本没法用一句话说清古代老百姓真实负担。因为那种负担很多不是“税”,是徭役,是差派,是基层官吏的灰色勒索,甚至是你种田必须有里长点头这种强权关系。你要把这种盘根错节的关系全塞进“税收占GDP”这个现代框框里,本来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可秦晖偏要拿出来讲,讲一半又自己绕开,因为他知道这话题水越趟越深,索性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种吓人句式把场子镇住。得,我承认我被镇住了,然后看完一想——我靠,他这等于啥也没论证,就扔了几个词,“集权”“加赋”“怪圈”,读者自己脑补就完了。 要不咱说点具体的感受吧。我有一段时间看秦晖那些视频看得很上头,觉得哎呀总算有人把中国的老毛病说透了。后来因为工作要写材料,翻了翻《清代赋税制度》这些书,慢慢觉得他那套话术太省事了。历史里那些朝廷不是铁板一块,管财政的跟管吏治的整天互相咬,地方官也有一套讨好中央糊弄百姓的办法。改革从来不是“中央集权加大”一句话就能概括的,中间有税收结构变化、有土地制度变化、有财政与金融的关系,甚至还有人口流动导致的管理失灵。你要真想研究这个怪圈怎么转,你得钻到具体制度里去看,像秦晖那样飞在天上指指点点,当然潇洒,可落地就没东西了。 我写这么多,其实不是想跟他抬杠。我是觉得,像秦晖这么聪明的人,讲“中央集权”讲“税收”讲“改革”讲得这么溜,最后落到现实里,他也没给出个所以然。他说“如果改革的方向是增加中央占比,那就没超过明清”,然后呢?那改革应该往哪走?把中央的钱分下去?地方多留点就解决问题了?真这么简单,那我明天就上台做财政部长去。这就像你骂美团太黑,出租车不打表,超市价格太高——骂了半天,你也知道不对劲儿,但你说不出哪儿不对劲儿。秦晖是说出了一点儿,但他那点跟没说似的。他知道病根子在哪,但他说出来的时候已经用那种“我一直都知道”的语气把病根子消解成段子了,观众爽完了,问题还在那儿。 反正我这人嘴笨,写这么长也不知道有没有讲清楚。就是觉得,秦晖这一套看起来很有学问,其实是在用历史做文章,准确说是在用历史发泄情绪。你要把他当个聊天对象,他真是能聊,一晚上都不带停的,而且你永远插不上嘴,因为他每一句都像结论。可真要落到“张居正这次改革到底对老百姓造成了多大负担,跟之前比是多了还是少了”,他未必比一个专门做明史的讲师强。他这是思想家的路子,文史大家的路子,不是史学家的路。 回到标题那句,“制度不变革,王朝的改革陷入怪圈”——这句话我倒是信的。可什么叫制度变革?是倒向地方自治?是重新设计中央地方关系?还是改土地制度?秦晖没说。他就丢给你一个巨大的悬念。让你觉得“卧槽制度不变革确实什么都白搭”。可问题是,所有那些他拿来当反派的改革派,可不也是想通过制度变革来改掉怪圈吗?结果他说人家那也叫怪圈的一部分。好嘛,世界上压根没有出路了是吧。那就喝酒吧。 说到喝酒,我高中那会儿历史老师爱喝酒,他讲课总说一句话:“你们以后别把历史当寓言书看,寓言书有个道理在这等着,历史是一团浆糊,谁都想从里面抓出个规律来,可浆糊就是浆糊。”我那时候觉得他这话扯淡,历史不总结规律那还学它干嘛。现在看秦晖这篇文章,我居然想起我那老师了。秦晖是把历史抓得太顺了,每个事件都服服帖帖往他的观点上跑,没有挣扎,没有反例,没有黏糊糊的拉锯。你读着痛快,可那不是浆糊,那是他打好的糊。我反正不太相信这种干净的东西。历史哪能这么干净,人哪能这么分类——改革的全是集权狂,保守的全是心善的。我靠,司马光要是听到你给我安这个名号,他能从墓里跳出来跟你急。 算了,越写越跑题。最后说个生活里的例子吧。前几天我楼下的社区搞了个物业费改革,公示上说改革后费用透明、公共收益归业主。结果半年过去,物业费也没降,公共收益也没见着,反而是账目上多了好几个名目。你说我生气不生气?生气。你说物业这算不算“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太算了。可你要是因为这事直接把整个城市管理骂成“大秦帝国2000年不进油盐”,那我就觉得,你有气可以撒,但也得讲点起码的常识对吧。秦晖的问题就是这个——他老让读者觉得自己那点憋屈忽然从历史里全找着根了,结果呢,什么也没找着,只找到了一句话反复变着花样说:“中央集权这个模式不改,干啥都白搭。” 行了,就写这么多。我这个水平也就只能瞎扯到这儿了,有说错的地方,那也很正常。反正秦晖自己估计也懒得看我这种没啥名头的质疑,就跟他懒得看那些夸他的人一样。他说他只是把历史说出来。可真服了,历史要是能这么简单说出来,还要那些一辈子抠原始材料的学者干嘛呢。
黄仁宇那套比较就别当真了,跟西方领主比税负?扯呢。现在地方财政跟明清的起运存留简直一模一个样,上头把钱抽干,底下只能瞎折腾。卖地财政不是地方想搞,是被逼的。
“民不加赋”那话骗鬼呢,加你麻痹的,秦晖这回倒说了句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