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全面弱智的时代”是如何炼成的？
力瑾
郑永年，知名学者，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曾任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共同主编。他早在2017年就发表了《互联网时代知识分子的名利场》一文，其首发于《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7期。在文中，郑永年发出预警：中国可能将面临一个全面弱智的时代！非常悲催，如今郑永年的预警不幸成真了。“一个全面弱智的时代”，已经来临！在此，我要与大家回顾一下：“一个全面弱智的时代”是如何炼成的？
【1】知识创造者本身的堕落。
任何堡垒都是易于从内部打破，而不是从外部攻入。“一个全面弱智的时代”的炼成，亦是如此。其始作俑者当然是知识创造者本身，其本身的堕落和弱智化，无疑是“一个全面弱智的时代”炼成的最大助推手。
“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实践，需要人们来解释，来提升，概念化和理论化，从而创建出基于中国经验之上的中国社会科学体系。很显然，这是中国知识界的责任。这个责任本也可以促成中国知识界的伟大时代，但现实无比残酷，当中国成为世界社会科学界最大实验场的时候，中国的知识界则进入一个“悲歌时代”。
说是知识的悲歌时代，倒不仅仅是因为权力、金钱和大众对知识史无前例的鄙视，也不是因为知识常常被用来点缀、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知识从来就是卑微的，也应当是卑微的。今天知识悲歌的根本原因，在于知识创造者本身对知识失去了认同，知识创造者失去了自身的主体地位，而心甘情愿地成为了其他事物的附庸。”（郑永年：《互联网时代知识分子的名利场》）
知识创造者本身的堕落和弱智化，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郑永年指出的“知识创造者本身对知识失去了认同，知识创造者失去了自身的主体地位，而心甘情愿地成为了其他事物的附庸”。对此，郑永年给我们举了一个现实中的例子：“中国大学众多，每年都有很多校庆，不过一次次校庆就是对知识的一次次羞辱。每次校庆，大家无一不是以培养了多少政治人物、多少富豪而感到自豪，唯独说不出来的就是，没有一个大学已经培养出一位钱学森生前所的说“大师”。实际上，今天大学或者研究机构所举办的各种公共论坛乃至学术研讨会，人们都已以邀请到大官大富为目的，而知识本身则是及其次要的、可有可无的陪衬物。”（同上）
校庆、各种公共论坛乃至学术研讨会，“以培养了多少政治人物、多少富豪而感到自豪”、“以邀请到大官大富为目的”，这应该不是始于今日，只是今日更甚罢了。官本位是我国的一大优良传统，早在过去许多年以前，校庆“以培养了多少政治人物而感到自豪”、“以邀请到大官为目的”就流行了，只是“富豪”、“大富”好像是在最近才添进去的，在我国古代，商人地位并不高，按照“士农工商”的排列，商人已经是第四等的存在了。
当我们的知识创造者本身的堕落和弱智化，当我们的“知识创造者本身对知识失去了认同”“心甘情愿地成为了其他事物的附庸”“失去了自身的主体地位”之后，其对整个社会的加速弱智化，无疑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加速升级成更加速了。
【2】知识分子被圈养。
一开始，知识分子被圈养，是当做一种社会管理的成功经验加以推广的，而不是后来的“知识创造者本身的堕落”被诟病。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被圈养，一开始还是有其进步意义在的，如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经济待遇等等。可事物是发展变化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分子被圈养，不知不觉中慢慢地就变成了知识分子本身的堕落！
知识分子被圈养后带来的堕落，郑永年也给我们举了一个现实的例子：“传统上，从理论上说，知识分子和商业是远离的。从认同上说，知识分子显得清高，不能轻易谈钱的问题；从制度层面来说，“士、农、工、商”的社会安排把知识分子和商隔离开来。当然，在实际层面，两者也经常走在一起的。不过，现在情形则不同了。知识分子其利益为本、以钱为本，公然地和企业走在一起，各个产业都“圈养”着一批为自己说话、做广告的知识分子。
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房地产业。中国的房地产能够走到今天那么荒唐的地步，不仅仅关乎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而且也关乎于这个产业“圈养”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因为这些人在每一步论证着政府房地产市场政策的正确性，推波助澜，而非纠正错误。”（同上）
知识分子被圈养后带来的堕落，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房地产业”，“这个产业“圈养”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因为这些人在每一步论证着政府房地产市场政策的正确性，推波助澜，而非纠正错误”。
要我来说，知识分子被圈养后带来的堕落，最典型的莫过于我们的各级各类的作家协会。虽然名义上，单纯地加入作协，是没有工资的——“如果是单纯作家协会的会员，是没有工资的。因为中国作家协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各民族作家自愿结合的专业性人民团体，不是营利性组织。但如果该协会投入相关资金，聘请的相关工作人员，签订了劳动合同的，是有工资的。以及作家协会中被列入事业单位编制的专职工作人员有工资，其他兼职人员，如副主席、副秘书长等没有工资。”——但其中利益，却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加入作协，就是被圈养的开始，这是毋庸置疑的。
“余秀华的诗歌《任何小地方的作协主席都是伟大的》，血淋淋地揭开了众多小地方作协主席的伤疤。她说“任何……都……”，证明她不仅仅看穿了家乡的作协，也看穿了相邻的，以及更多小地方作协普遍存在的畸形怪状。
余诗中的小地方，在行政级别上指的地市级。这一级作协一般没有编制，不发工资，是文联管辖的十几个协会之一，根据当地经济状况由财政划拨一定的经费。
这些地方的作协主席并不是当地写得最好的作家，只是一种官方认可的“官帽”。相关部门为了便于管理，要从体制内的官员中找一个人来牵头开展工作。这个官员但凡还有更“吃香”的位置，就不会当这个作协主席，往往是看见了仕途的终点，退而求其次地戴上“作协主席”的帽子，捞个名分，附庸风雅，虽然清贫，多多少少也有一个小金库，还有一群点头哈腰的跟班。上级部门的出发点，是指望这个主席牵头，当好润滑剂，和好稀泥。如果这个主席的品行与能力太差，反而可能成为搅屎棍子，把一个地方的文学圈子搅得鸡犬不宁、丑闻不断。
千万别把小地方的作协主席不当干部。
因为作协主席手里有权。一个作者由他同意盖章推荐，才可以加入省级、国家级作协。他可以决定谁在内刊上发表作品，可以拍板谁参加作协会议，可以内定谁获得作品奖励，等等。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被人吹捧，被人抬举，能享受唯我独尊的感觉，甚至可以在当地文学圈做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熊万里：《真正的文学不是圈养出来的》）
加入了作协，就有了“在内刊上发表作品”的机会，就有了“获得作品奖励”的机会，这就是圈养的开始啊！而在这样的长期圈养下，其作品的内容越来越脱离大众的生活实际，其作品的创造性档次越来越低越来越弱智化，就是一个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
【3】资本的推波助澜。
不久前我指出：“网络，本来作为人类资源平等、自由、共享的典范之地，对人类的自由、健康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可惜的是，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时间的推移，网络的发展不但没有继续发挥人类进步的良好作用，反而越来越走向了反面。如今的网络世界，俨然成了谎言、谣言随处堆积的垃圾场。
微信公众号等网络文章的报纸副刊化，就是网络世界日益垃圾化的具体体现，其危害不容小觑。”（参见拙作《由“微信公众号”的随意封禁来看资本的疯狂》）
而微信公众号等网络文章之所以会报纸副刊化，日益垃圾化，其最只要的原因就在于资本的疯狂僭越——“对用户发文进行审查，将屏蔽删帖乃至封禁成为常态”！
“这不是很疯狂么？“微信公众号”，只不过是一家资本网络企业，其对用户发文进行审查，将屏蔽删帖乃至封禁成为常态，已经是违法之举（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皆有言论自由权），而如今将我“微信公众号”——速朽斋笔记，彻底永久封禁，不让我再用“微信公众号”，这不是对公民言论自由权的无情剥夺么？谁给它这样大权力的？”（同上）
“有人告诫国人“不要读尚在世的中国人写的书”，也有人提倡“不要读近现代的中国文学作品”。我特意搜索了一下，究竟是谁说过那样的话，结果没有找到答案，只搜索到了①鲁迅在1925年1月应《京报副刊》邀请发表的《青年必读书》里的一句：“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②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为我们开了一个“不必读”书单。1. 绝大多数的中国古典小说；2. 绝大多数的从“五四”到1949年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3. 绝大多数从1949年到1976年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4. 绝大多数的当代中国人写的历史小说；5. 绝大多数的西方通俗小说；6. 所有名著的续书；7. 很多经典的哲学著作；8. 所有的成功学、心灵学、鸡汤类书；9. 所有的阴谋论类书。
虽然我没有片面到发出“不要读尚在世的中国人写的书”、“不要读近现代的中国文学作品”的呼吁，但我在这里确实要大声疾呼：不要读报纸副刊化了的微信公众号等网络文章！这样的文章，你读得越多，你的智商会降得越低。
余杰在《火与冰》开始便开门见山写到，“世界上最不能容忍的垃圾是文字垃圾。所以，每次提笔时总是心惊胆战。”副刊化了的微信公众号等网络文章，充斥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那样的文字垃圾啊。这样的文字垃圾吃多了，个人的智商怎么会不降低呢。”（参见拙作《微信公众号等网络文章的报纸副刊化危害有多大？》）
正是资本的疯狂僭越——“对用户发文进行审查，将屏蔽删帖乃至封禁成为常态”，导致了微信公众号等网络文章的报纸副刊化，日益垃圾化。正是资本的这种推波助澜，导致了读网络文章的国人，日益弱智严重，以吃喝文字垃圾为满足为荣！
“一个全面弱智的时代”就是这样一步步地炼成的，这实在是全体中国人的大悲哀。可惜的是，这样的大悲哀，已经没有几个中国人能够真正体会到了。以吃喝文字垃圾为满足为荣的国人，弱智得已经到了感觉麻木的地步了。
2024、07、13
于笑笑居速朽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