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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脱不下“长衫”,只是想举起“高脚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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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世豪 (湖南工业大学)

近期,据媒体报道,在一篇名为《山花寻海树,不如就春风》的网络公开文章里,武汉大学研究生顾某对选调分配的地点——甘肃嘉峪关不满意。文章中有对嘉峪关的恶语相向,对自己文人风骨的傲娇,有对繁华世界的向往,但却没有只字半句提及:如何做好一名选调生?顾某称自己脱不下“孔乙己的长衫”,她心向自由,更爱繁华迷人眼,她不能对不起自己。其实,在笔者看来她不是脱不下“孔乙己的长衫”,只是放不下“小布尔乔亚的高脚杯”。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小布尔乔亚,一般指小资产阶级,他们追求物质享受,注重社会地位和名誉,他们追求虚荣和表面的东西,他们追求的是一种虚幻的优越感。

“大学学历是我身上孔乙己的长衫,如果没有这个,我早就心安理得去工厂打螺丝了。”我们现在还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论调,但其内在话语首先把人分成两种,有大学学历的和没有大学学历的,它又把工作分成两种,优雅体面的,预设这适合高学历者和去工厂打螺丝预设这适合低学历者,这显然是对他人的学历歧视,它本质上是一种欺凌弱小式的自我保护机制。他们认为学习是高人一等的行为,他们只是想成为高人一等的“剥削者”,而非对自己自我实现有着清晰的认识。

顾某在文章中提到孔乙己文学,她希望获得更体面舒适的工作,这当然没有什么问题,我不会说这是错的,但我们至少应该明白,这跟孔乙己是完全不一样的。 孔乙己可是完全拒绝工作的,甚至连非体力劳动的给人抄书的所谓“体面工作”都懒得去干,孔乙己只爱喝酒和看书,文中孔乙己两次被打,都是他自己为了看更多的书,他是真正为自己而活的。

学历成了社会评判个人价值的重要标准,也同时成了青年群体的自缚牢笼。这个社会不只需要律师,公务员,记者,工程师这类大众狭隘认识中的“体面职业”。没有糕点师我们怎么吃到好吃的面包呢?没有维修师傅空调坏了又有谁去修理呢?没有建筑工人高楼大厦又怎会凭空而起呢?没有基层干部的默默奉献人民又怎会收获幸福呢?他们呼喊着职业没有高低贵贱,骨子里却隐藏着道貌岸然的傲气。学历只是给了我们更多的选择,而并非为我们划定了牢笼。

本质上,选调生(公务员)是一种职业,只要是职业,每个人都有权利不满,牢骚甚至离职。但顾某此文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小布尔乔亚气质,让人深深的厌恶。文中顾某导师说,不愿自己的学生去嘉峪关当“野妇”。觉得自己像“黑奴”“妓女”。都深深伤害着嘉峪关。顾某渴望大城市,渴望迷人繁华,渴望自由自在,这是个人选择谈不上对错。但顾某大谈特谈自己的得失利益,后悔不甘,却无一句谈及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无一句谈起如何做好一名选调生,无一句谈起为国家和人民奉献,她只是想举起“小布尔乔亚的高脚杯。”

顾某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类”人。他们将学历当作“权力”,他们高呼着:我已经快变成孔乙己啦,请给我更体面的工作吧!他们不去正视孔乙己话语与行动的反抗性内在,拒绝思考孔乙己的生命如何在权力之外得以展开,把“孔乙己的长衫”当作精致利己主义的“挡箭牌”,不谈责任,不谈奉献,把一切罪责归于制度和体系。他们对孔乙己说,你穷困潦倒是因为脸皮薄脱不下来长衫,没有去努力工作。他们转过头又对骆驼祥子说,你穷困潦倒是因为年轻时候没有多读书。这多少有些可笑了。

最后,笔者从本次事件中也看到了选调生制度的优越性,不仅考察“才”,也考察“德”。让顾某在考验中望而却步,主动自己放弃。选调生制度优中选优的同时,也需不断优化,通过科学选拔和系统培养,让“选调生”新时代背景下继续发挥其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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