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处于一个激烈变革的时代，单从物质的角度，或者说，单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说，过去一百年间中国所创造的事物比过去几千年所创造的还要多的多，在生产力的基础上，中国的社会并不是变得更多，而是变得太少。
中国的有钱人太多，钱来的过于容易，他们有时间，有资本去世界各地去旅游，去购物，去享受他们自己的人生；而剩下的大多数人挣钱太难，夫妻俩拼了命的工作，却连养孩子都难，有时候甚至还有依靠孩子爷爷奶奶的接济。而与物质差距更大的则是观念的差距。
一部分人已经走到了欧美同样的水平线上，他们关心环保，关注动保，关注空气质量。而大部分人仍然生活在农业和工业时代初期，需要用健康去交换每天生活的必须，一个北京的小男孩狮子大开口说，他想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而一个西北的小女孩却羞怯着说她只想要一双白球鞋，我们只用四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四百年的道路，用40年时间经历了欧洲400年的动荡，可当我们回过头来却发现我们社会中的差距依然有四百年，而现实的差距又将同时代的中国人，分裂到了不同的时代当中。
在前疫情时代，高速的发展掩盖了矛盾，增长结束，社会发展带来的矛盾就会浮上水面。很多人现在觉得，到处都是反贼，这个也是50万，那个也是带节奏，说明根本就不理解现代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 缺乏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的常识。
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我们在为这个事实感到自豪的同时，也必须承认，在过去几十年间，天翻地覆塑造的现代生活极端复杂，与几千几百年来的传统相互杂糅彼此冲击碰撞，这塑造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也恰恰，是每一个人都要出来代表自己利益诉求的时代了。我们要把自己的社会舆论夺回来，因为很多人根本无法代表我们。也无法代表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
有人声称，“这个社会的决策由海量专家精确计算，得出决策。比我更懂，也比你更懂。”可就眼下部分“专家”的表现来看，指望这样的“专家”所组成的“专家委员会”来指导我们的现实生活。还不如我们普通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发表自己的意见。就现实反映来看，这些决策显然并不比普通人组成的舆论更高明到哪里去。这样的决策流程显然不足以保卫我们的社会生活，更不要提发展我们的现代生活。当年的解放区，从来没有什么海量专家精确计算，靠人民群众用黄豆投票解放了全中国，说现在的中国人没有参与政治的能力，中国人不能参与批评政治，第一是不相信中国人的水平，第二是不相信党和政府的宗旨。
过去的一年里面还有一个说法，叫14亿总保守，批判中国社会越来越保守化，年轻人忙着考公考编，社会舆论忙着批判美国。但是过去的封建社会被批倒批臭了，西方社会也没有更多值得现代中国学习的地方，我们中国人必须找到自己的道路。
中国古代的典籍《易经》上说，“大人虎变，其文炳也；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表示变革时期，君子会像老虎、豹子一样闻风而动，顺从王命，响应改革。小人（指平民百姓）虽难改旧习，但是也要开始顺应改革而进行改变。改革要争取民心，不可过于激进，只有固守正道，才会吉祥。如果我们不去催促社会变革，而是被动地被推动向前，到最后被革掉的只会是我们。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领舰队驶入江户湾，在物理角度上打开了日本德川幕府的国门，从而推动了明治维新的发生。同一时间段，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黑船事件也好，鸦片战争也罢，他们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殖民侵略亚洲国家的行动，但最后得到的结果却天差地别：大清被动接受甚至拒绝变革直到帝国分崩离析，爱新觉罗家丢掉皇位；明治政府主动拥抱变革一跃成为帝国主义俱乐部的一员，反过来从曾经的老师大清身上敲骨吸髓，汲取营养。
新的历史阶段将要开始了，我们已经打破了一个旧世界，打碎了一种旧秩序。毛主席说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我们要去建设一个新世界，这个工作单靠一人之力不足为之，需要更多的人来群策群力，需要广大的人民群众团结起来，一同任事。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