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吃饱”问题以及其他拓展（补档）

到底是谁让中国人吃饱了肚子

这个问题最准确最无疑义的答案是：中国人民。但是，这个回答又等于没有回答。因为就这个回答完全可以再接着问：那为什么在这之前的几千年里，“中国人民”一直不能让中国人吃饱肚子呢?这显然是毫无意义的话。

任何伟大的事业都必然有一个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领袖，这并不是英雄史观，所谓“英雄”，本就应该是人民的一部分。那么，这个伟大事业的“关键先生”是谁呢?

其实，现在的中国教科书上有现成的答案：改革开放，小岗村，邓小平。他们的说法是，改革开放后，小岗村人按了红手印搞了大包干使粮食产量大幅提高，中国人民才终于吃饱了肚子。粮食产量为什么能大幅度提高呢?据说是提高了生产积极性。

当然，有些人说还有袁隆平。

但，真的如此吗?

我们先看几个数字：1976年，中国人均粮食产量610斤；已在全国分田到户的1982年是696斤。提高了一点，但绝没有“大幅”提高，这6年的提高幅度,与1950 (476斤)至1954(562斤)这4年的,基本持平。(新中国历年粮食产量。网上一搜即可看到。)

仅这几个数字，就足以让人怀疑教科书上的说法。

攻击集体的无非是说集体效率低。可是，任何事都是立体的多维的，仅仅从一个角度出发去考察，肯定不可能看到全貌

看到真相得出真理性的结论。这是略有理性的人都知道的方法论方面的常识。只有把相关的角度全都考察完才有可能看到全貌看到真相得出真理性的结论。

再略微深入探讨一下，就会发现，这个结论，真是大谬不然!

这个问题，其实可以换个方式

问一下：应该怎样提高粮食产量?恐怕许多人都会答上几条。但我们的教科书上，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一条：分田单干，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这个结论，其实很“务虚”啊，没有一点实在的东西。如果沿着这个结论再追问一下：中国农民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不一直都是单干的小农经济吗?难道那时候他们没有积极性?怎么就一直吃不饱肚子呢?持此论者恐怕就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了。

这个结论，绝对是似是而非，因为它没有涉及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其实，关于如何提高粮食产量，毛泽东早就有了科学的答案: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农业八字宪法；更系统更全面探讨这一问题的是《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因为有四十条内容，所以又称为《农业四十条》) 。我把其中谈提高粮食产量的部分摘录如下：

(四)推行增产措施和推广先进经验，是增加农作物产量的两个基本条件

增产措施的项目，主要是：⑴兴修水利。⑵增加肥料。⑶改良旧式农具和推广新式农具。⑷推广优良品种。⑸扩大复种面积。(6)多种高产作物。(7)实行精耕细作，改进耕作方法。(8)改良土壤。(9)保持水土。(10)保护和繁殖耕畜。(11)消灭虫害和病害。(12)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

推广先进经验的方法，主要是：⑴由各省、市、自治区收集当地的丰产经验，编印成书，传播推广。⑵举办农业展览会。⑶各级政府定期召开农业劳动模范会议，奖励丰产模范。⑷组织合作社之间的参观和评比，交流增产经验。⑸在总结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组织技术传授，发动农民和干部学习外社外乡外县外省(自治区)的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知识。

看，多么系统！多么全面！又是多么在理！真正的行家啊！绝对的“务实”！没有一个字是“虚”的!

其实简单点说主要就是八字宪法的前四个字。毛泽东年代在这四个字上下了大力气，才使中国农业的发展走上了正轨，使中国的粮食产量逐年稳步提高，使中国人民的人均粮食产量逐年提高，(这两点看似简单，实则极了不起！与印度等国家比较一下就能明白这个道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根本做不到这一点。中国的历朝历代也根本做不到这一点。毛泽东时代27年，中国的粮食产量从1.13亿吨提高到2.86亿吨，翻了一番还多！这是极了不起的成就！)最终使中国人吃饱了肚子。

下面，我们一个字一个字地详细解说一下。

先说“土”。

这个“土”又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土地面积，土壤质量。在这两个方面，毛泽东都下了大气力。

先说土地面积。1952年大陆大部分地区土地改革结束，3亿农民分得7亿亩土地。再加上没有搞土改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当时，全国共有耕地14亿亩。(尽管少数民族的人口当时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七，但他们拥有的土地却占全国的百分之五十六！)但这14亿亩中，优质耕地实在是太少。当时的亩产量实在是太低：1950年中国粮食产量1.32亿吨，亩均不到0.1吨即200斤。在还没有别的方法能快速提高粮食产量的时候，唯一能多打粮食的方法就是：开垦荒地，增加土地面积。所以，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的土地面积每年都在增加。1976年,达到16亿亩。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的土地面积达到峰值：18.6亿亩。后来，因为有别的方法可以提高粮食产量，所以，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政府就致力于“退耕还林”和“退田还湖”，把许多山地和圩田都废了，不再用作耕地。现在，中国每年的耕种面积一直维持在近16亿亩。

也就是说，解放后，中国增加了几亿亩耕地。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尽管开荒围田的过程中，有一些负面的地方，主要是导致水土流失，但是，与当时亟不可待的粮食问题相比，这个，显然是次要的。(尽管毛泽东多次说要“保持水土”:“垦荒，有条件的地方都可以这样做。但是必须注意水土保持工作，决不可以因为开荒造成下游地区的水灾。”《毛泽东年谱》下卷二p497(以下简称《年谱》)“在垦荒的时候，必须同保持水土的规划相结合，避免水土流失的危险。”《年谱》P507但是,就当时的技术条件和实际情况，许多地方都难以做到。)而且现在，这个问题已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另外，最重要的是，这几十年的开荒，产生了不少优质耕地，产生了不少商品粮基地，著名的如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同时国家兴建了许多国营农场，这些，是现在中国粮食的重要供给地。换句话说，新中国几十年，把中国大地上适宜耕作的土地全都开垦出来了，而且，优质耕地越来越多！这，显然是极其重要的！——这一点,早在1950年,毛泽东从苏联回来经过东北的时候就已有规划：“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东北地域辽阔，将来我们在这里好好开发，搞几个基地，再开发新疆，中国的粮食问题就能解决了。”( 《毛泽东离京巡视纪实》上卷p6)

再说土壤质量。前面说过，当时中国的劣质耕地非常多，优质耕地极少，主要是东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珠江平原。盐碱地、沙化土地面积极大。毛泽东在全国视察时，到了这些地方，他总是要耐心地询问土壤改良的问题。《毛泽东离京巡视纪实》上卷P31：当时毛泽东在兰封车站边的一个村子里。“毛泽东从缸里抓出一把黄豆，豆子既小又干瘪。‘像辣椒籽啊！’毛泽东说。这时赶集的老汉回来了。毛泽东问：‘这里的盐碱地有没有办法治?’老人说：‘有办法，利用黄河水吗。”后来，毛泽东不管到什么地方，总是要问一下当地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好经验，然后就叫政府部门加以推广。后来在搞“农业四十条”时就专门有一条“推广先进经验的方法”。焦裕禄当县委书记的兰考，毛泽东也去过(1952年，当时焦裕禄还没到兰考，自然还没有出名。他是十年后才到兰考的)。兰考的盐碱地也是让焦裕禄操碎了心。毛泽东也特别关注。为了改良土壤，这位一辈子读圣贤书拿笔杆子写下无数雄文的政治领袖又半辈子指挥千军万马打下万里江山的军事统帅，竟在六十多岁的高龄学起了《土壤学》！“毛泽东跟大家讨论有关农业科学的知识，问大家：‘有没有看过土壤学方面的书籍?’还向大家介绍中外土壤学的各种版本。他说，他最近一直在读有关土壤学方面的书籍。他赞成一位土壤学专家的观点：‘没有瘠薄的土地，只有拙劣的耕作技术。’地薄不打粮，人可以改良土壤吗，人定胜天嘛！”(《纪实》上卷p347)拳拳之心，可昭日月！

经过十几年的治理，中国的许多土地都从劣质耕地变成了优质耕地，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国营农场、商品粮基地越建越多。

再说“肥”。

肥料对于庄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老人们经常说一句话：“庄稼没有它，全靠肥当家。”但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人一直都只有用有机肥。尽管现在大家都知道，有机肥才是更合理的，但是，在一直只用有机肥的地方，粮食产量基本就固定了，很难再提高。这时如果再用一点化学肥料，产量就会大幅提高！有一个老人家原来就经常与我们谈这个事。他读过几年私塾，1950年后又在部队里待了3年，所以对新东西很容易接受。他是我们这地方第一个用化肥的人。当时许多人都觉得奇怪：“那东西又不黑又不臭，管用?”但是，后来的长势就明显地比别人的好。收割以后发现，一亩多打了二百多斤！这可太了不起了！要知道，那会儿我们这儿好田在风调雨顺的年头一亩也只能收四百斤！这事老人家一直津津乐道。可是，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化肥”两个字绝大多数中国人听都没听过！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陈云力主建小化肥厂。当时，中国已有了一点工业基础，建小化肥厂所需的钢材和能源已都能提供。开始，陈云主张全国每个县都建一个小化肥厂，产量在七八百吨到两千吨。当然，也不是全国二千二百多个县同时搞，而是分期分批地做。但是，几年以后，人们发现，已建成的这些小化肥厂技术根本达不到要求。所生产的氮肥，氮含量只有百分之十几。陈云后来也只好改变了看法，认识到中国当时的小化肥厂不济事。但中国当时还不具备建大化肥厂大量生产化肥的条件。

主要是技术不行，没有设备。

后来，毛泽东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后，许多西方大国开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其中就包括西德。1974年，中国终于从西德进口了十三套完整的大化肥生产线。然后经过几年的仿制扩建，终于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化肥生产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可以向全国敞开供应了！而且都是高品质的化肥(像尿素的氮含量是46%)！大量化肥的使用，又使中国的粮食产量有了很大的提高。

再说“水”。

毛泽东对水利的重视尽人皆知，毛泽东时代的水利成就也是有目共睹。《农业四十条》中就有一条专门谈水利：

(五)兴修水利，发展灌溉，防治水旱灾害

从1956年起,在12年内,全国水利事业的发展，应当以修建中小型水利工程为主，同时修建必要的可能的大型水利工程。

小型水利工程(打井、挖塘、筑堤、打旱井、开渠、筑圩、修水库、兴修蓄水排水的沟洫畦田台田系统等)，小河的治理，都由地方和农业合作社负责，有计划地尽可能大量地进行。通过这些工作，结合国家大中型水利工程的建设和大、中河流的治理，要求在12年内，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和旱灾。

内涝灾害严重的地区，应该大力进行除涝排水、改造洼地的工程建设。

要求在12年内，把水田和水浇地的面积，由1955年的3亿9千多万亩扩大到9亿亩左右。灌溉设施的抗旱能力，按各地不同情况，分别提高到30天到50天；适宜发展双季稻的地方，要提高到50天到70天，以保证收成。为了充分利用一切水源，有关部门应当积极进行对地下水的勘察工作，保证水利部门所需要的必要资料。

就说一个老群众提供的地方例子：除了各个队都修了几口“当家塘”，还修了座水库。这座水库本来是计划分两期建成，一期建成后，水库即可灌溉几千亩稻田。二期如果按计划建成，库容是一期的100倍，管一个公社绰绰有余！从水库出发的抗旱沟修到了每个生产队。可是，单干后，水库就没人管了，二期自然再无从谈起。更让人摇头的是，现在水库已完全成了私人发财的工具。叹！叹！

毛泽东时代兴建的这些水利设施，到现在都还是中国人的命根子。

现在，许多人回忆起那个火红的年代就还激动不已。“战天斗地”、“改造山河”，中国人民焕发了从未有过的激情！释放了从未有过的斗志！在农村，主要就是指兴修水利和改良土壤。

再说“种”。

《农业四十条》中，对于良种的推广也有明确的规定：

(八)积极繁育和推广适合当地条件的农作物优良品种。

要求在1962年以前，经过地区适应性的典型试验，普及各种农作物现有的优良品种。对于良种已经基本上普及的作物(例如棉花)，应当加强种子复壮和品种更换的工作。大力培育新的良种，并且注意试种外地和外国的良种。

农业合作社应当建立自己的种子地，加强群众的选种工作，建立农作物良种繁育更换制度。在丰欠经常不定的地区，要注意储备优良品种的种子。中央和地方的国营农场应当成为繁育农作物良种的基地，积极繁殖和推广适合当地的农作物良种。各省(市、自治区)、专区(自治州)、县(自治县)都应当建立种子管理机构。

我们这儿就深得良种之利。听老年人说，我们这儿过去一直种的是一种叫“小红稻”的稻子，而且只种一季，风调雨顺的年头，好田一亩只能收四百斤。后来国家一方面推广良种，我们这儿换了产量高不少的“二九青”“先锋”等良种，一亩田就多收了不少稻子，“先锋”亩产就达到了八百斤。又从单季改成了双季，粮食产量比土改的时候翻了一番还多！

七十年代，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才逐渐试验成功。但是，要想大面积推广实际应用，还得过些年头，直到八十年代中期，这些种子才在全国许多合适的地方推广使用。

这四条是最重要的！因为有了这四条，中国的粮食产量才能逐年稳步增长。

当然，还有别的一些。还是《四十条》里说的：扩大复种面积，多种高产作物，因地制宜改进耕作方法，改良旧式农具推广新式农具等等。这些，都是真正的科学的提高粮食产量的方法！是真正的智慧！

可以说，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业四十条》，就是中国农业的宪法！中国农业就是在它的指导下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到底是谁让中国人吃饱了肚子?毛泽东！唯有毛泽东！

还有另一个原因，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中国工业化的基本完成。

这一点看起来好像与粮食风马牛不相及，但是，细细想想还真是密切相关！

我结合别人的经历谈谈这个话题。

其实那个时候，“饿肚子”是确实的，但是，并不是“吃不饱”。这两个概念还真不是一回事。那个时候，一年到头几乎都有山芋吃，而且，山芋特多！每餐都是烀一大锅。除非你讨厌山芋，否则，不可能吃不饱肚子。但是，那时候又确实容易“饿”。道理很简单：所有的植物性食物在胃里停留的时间都不长，一般都不超过两三小时。胃一旦空了，人就觉得饿了。我们那时候一年到头，很少有吃荤食的时候。偶尔吃点鱼啊肉的就高兴得不得了！我相信这绝不是我一个人特有的经历。其实那时候农村里家家户户都养猪，许多生产队也养猪，为什么没有猪肉吃呢?当时只是知道肉要钱买，而一般的家庭是没有那么多钱的。但是，如果你想一下就会发现一个问题：那么多猪哪儿去了?当然，有一部分是卖到城里去了。可是，当时城里人吃的肉也不多啊！后来我们才知道了一个事实：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都是用生猪等农产品换外汇交换工业设备的！

大家都知道，新中国刚成立时，工业基本是零。为了完成中国的工业化，中国必须从外国进口大量的设备。但解放的时候，蒋介石把中国所有的黄金所有的美元大量的银元都运到台湾去了，共产党手里没有一毛钱外汇。那么，怎么把这些工业设备搞到中国来呢?办法有两个，一是毛泽东开国后就去了苏联与斯大林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中就包括贷款一亿卢布。中国在苏联买的许多设备就是用这笔贷款买的。第二个办法就是，以货易货！就是用中国的农产品与东德波兰等国家换工业设备。其中很大的一宗就是生猪。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相当长时间。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已可以出口相当多的工业品了，这时，中国才大量减少了生猪等农产品的出口。也就是说，这时中国的肉类鱼类的供应量才突然猛增。再加上这时中国老百姓手里的货币开始逐渐增多，所以，从那时起，中国人的饮食结构才逐渐有了大的变化。荤食多了，人的饱腹感就强了，因为鱼肉这些东西都是大分子结构，不容易消化，在胃里停留的时间长，于是人就不感到饿了。——这个问题，我们这地方老年人有一个很普遍的说法非常有意思：“原来肚子里没油水呢！一餐管吃几碗都不经饿！现在肚子里都是油水，就一天到晚都不晓得饿了！”所以，中国人吃饱肚子与中国的工业化密切相关！而中国工业化的完成，正是毛泽东那一代人的功劳！

所以，到底是谁让中国人吃饱了肚子?

毛泽东！唯有毛泽东！

再谈一下“吃饱”与“饿肚子”的话题。前面也说过，我们记事起，吃是吃得饱的，就是容易饿。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因为荤食多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才终于不感到“饿”了。但这是水到渠成的事，与分田单干与小岗半毛钱关系也没有！

还有一个与吃相关的话题。过去，确实不能每天都吃上一顿干饭，能每天都吃上一顿干饭，也是从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为什么呢?一则就是前面说过的，化肥的大量使用、杂交水稻的推广，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取消了“公粮”！那时公粮每个人口每年是二百斤左右。如果没有取消公粮，还是难以天天吃干饭。那公粮为什么能取消呢?就是因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兴建了许多商品粮基地。正是这些商品粮基地，撑起了中国粮食的天空！为所有不生产粮食的人提供了足够的粮食！可是，这个，还是与分田单干与小岗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再看一下“分田单干”的弊端。

先不谈其与小农经济有何区别，单干既不利于机械化也不利于现代化，更没办法产业化。这几点注定了它没有前途没有未来。它显然是逆历史潮流的。现在中华大地上又兴起的无数的合作社就确凿无误地说明了这一点。它自利和闭塞的特性与需要“大公无私”的公益性的事业是天然的“对头”。

再说说袁隆平。

老先生对中国对世界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有些人说他“以一己之力养活了14亿中国人”，这话就太没分寸了！

我们简单地分析一下。

2021年中国粮食产量是6.8亿吨，13600亿斤。其中稻谷产量4200亿斤。杂交水稻占比百分之六十多一些，按2700亿斤算。但是，杂交水稻不只有袁隆平系列；事实上，谢华安的“汕优”系列一直是种植面积更大的杂交水稻。不过，这两者的比例查不到(知道的请告诉我)，袁隆平系列就按1300亿斤算吧。但这还不能算是老爷子的贡献，因为这些稻田如果不种老爷子的杂交稻而是种别的水稻哪怕就是我前面说的“先锋”之类的，它也还有产量啊。从整体上看，杂交水稻产量大概高出30%左右。也就是说，简单点算，把这1300亿斤乘以30%即390亿斤，这才是袁隆平团队的贡献。再取个整，算400亿斤，人均不到30斤。这400亿斤就“养活了14亿中国人”?30斤就养活了一个中国人?显然太没有分寸了。

再说两个小笑话式的说法。

一是一个朋友那儿广为流传的。说是媳妇烧锅烧了九十九把火锅还没开，婆见了一方面大骂“你咋这么ha①呢?到这会连个锅都还烧不开！”一方面自己往锅洞里塞了一把火。锅开了。婆又大骂：“你看你好ha！烧到现在都烧不开！我咋一把火就烧开了呢?!”

二、一个人吃了N个馒头都还没吃饱，到第N+1个的时候终于饱了。于是他说：“早知道这个馒头才能吃饱，先就不吃那些馒头了！”

我再打个比方。当然，所有的比喻都是跛脚的，这个比喻更是跛得厉害。但是，它还是能说明一定的道理的。一个人，栽了许多果树。他每年都辛辛苦苦地浇水、除虫、整枝、嫁接。可是，就在果树挂果的头一年他去世了。第二年，所有的果树都结满了果子。这人的儿子说：“老头子真可怜！辛辛苦苦那么多年，一个果子都没吃着！你看我！才刚刚当家，头一年，就吃了这许多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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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会宣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生产积极性，他们不会告诉你同时期他们大幅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粮食问题作出决定：提高政府的粮食收购价格，其中计划内收购的部分提价20%，超计划收购的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其他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也相应提高。

他们同样不会告诉你，他们后来又下调了粮食收购价格，并造成了粮食减产。1985年，国家取消计划收购（统购），实行合同收购。对合同内的收购价格，取消了超购加价50%的政策。实行这一政策后，农民积极性大幅下降，粮食增产受到影响。1985年到1988 年间粮食的年度产量始终未能超过1984年的水平。

1978年11月24日，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十几户农民在全国率先推行“大包干”，从而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时代巨幕。

2003年，小岗村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000多元，低于全县平均水平，村集体欠债3万元。

依托村集体经济，到2018年12月小岗村的贫困人口已全部脱贫。

一些人怀疑这里的小岗村是不是跟别的同名同姓的小岗村搞混了，我要强调一点，我说的就是率先大包干的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这个村还累死过一个叫沈浩的干部，有兴趣的可以百度小岗村沈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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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30年的中国人错误的认为粮食增产需要从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入手实现增产，也就是土壤改良、合理施肥、兴修水利、培育良种、合理密植、病虫害防治、田间管理、工具机械化。

前30年的中国人以及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国都错误的认为要搞土地集中管理。

只有邓公不一样，一招家庭联产分田制度直接解决几千年以来中国的温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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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刘燕舞所在的研究团队在湖北省京山县进行田野调查。当问到村庄里有没有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时，得到最多的回答竟然是：“我们这里就没有老年人正常死亡的。”他用驻村400多天的调查数据，画出了一条“农村老年人自杀率”的曲线：从1990年开始，中国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大幅上升，并保持在高位。

据刘燕舞统计，农村老人自杀最主要的原因是生存困难，其次是摆脱疾病的痛苦，两者合计占直接死因的60%，之后是情感问题。

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相当于城镇居民的3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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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乡，1982年国家要取消人民公社，在全公社3055户社员的投票表决下，保留了人民公社制度。周家庄实行土地集体统一经营耕种，社员统一劳动，按劳记酬，记工分，统一分粮，年终核算，统一分红。

2013年，周家庄人均纯收入14104元，较全国农村居民平均水平，高出5208元。

2015年，周家庄人均纯收入18048元，较全国农村居民平均水平，高出6626元。

周家庄发展的产业包括占地1584亩的人民公社文旅度假区。（景区内有马术俱乐部、观光小火车、可供住宿的丛林小木屋）

1200多头奶牛饲养场。(石家庄市附近最大的奶牛饲养场)。

4000亩红地球葡萄种植基地。

1000亩高档苗圃种植基地。(专供省市林业部门)

3000亩鸭梨种植基地。(产品通过了“无公害产品认证”获“河北省名牌产品称号”

2000多亩大棚蔬菜种植基地。(和香港欧泰记公司合作，专门生产绿色无公害有机蔬菜，销往香港)

10000亩优质小麦繁育种植基地。

拥有阀门厂、彩色胶印厂、建筑公司、纸箱厂等集体企业10多家。其中阀门厂成为长江以北大型阀门生产企业之一。

全乡6个自然村的住房，由全乡统一标准，统一规划，统一设计。民办公助，由村建筑队统一无偿施工建成，社员统一住上独门独院的二层小楼。

周家庄对全社社员实行了12项福利事业，包括免费供水、免费上学、电费补贴、合作医疗、生活补贴、困难补贴、老人补贴、残疾人补贴、住房补贴、免费安保服务等等。从而保障了老有所养，残有所安，鳏寡孤独，皆有所助。

2017年12月17日，周家庄乡获评2017中国最美村镇50强。

2020年11月20日，被授予“第六届全国文明村镇”荣誉称号。

获得的其他荣耀还包括，荣获“国务院嘉奖”、“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村镇”、“中国乡镇之星”等荣誉称号70多项（次），自1985年至今连续被河北省委命名为“文明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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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那曲市双湖县嘎措乡，1982年国家要取消人民公社，在社员们的投票表决下，保留了人民公社制度。（强调一点，噶措原本是个生存环境恶劣的无人区）

2016年，嘎措人均现金收入18494元，远高于那曲本地区的人均8638元，也高于同年西藏各地区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6年嘎措人均集体分红就与西藏人均收入最高的林芝地区（含政策性收入）几乎齐平。

嘎措乡设立了自己的医疗救助基金，主要用于填补政策优惠之外、需牧民自行承担的医疗服务与救助费用，包括不予报销的医药费、路费、住宿费等等。

嘎措乡还首创牧民退休制度。牧民55岁以后会成为退休牧民，获得实物现金补助，在身体条件允许与自愿接受任务的前提下，还可以继续参加适当的劳动，获得工分。

嘎措乡还建了专门的养老安置中心，来安置孤寡或失能老人无家庭照料的老人，并有专门的看护人员轮流看护，由集体给看护工分。

对于因突发情况、有额外现金需求的牧户，如孩子上学，治病等，集体还提供免息借贷作为一种临时救助。村集体不要求当年一次还清，而是每年分红的时候，从分红现金中扣除贷款的20% 或30%。

嘎措乡还摸索出“各生产组长监督组员，村干部监督生产组长，再群众监督干部”的循环监督模式。在这一监督制度中，村干部将基本工资全部上交给集体（其他的绩效考核、奖励补贴等可自己留用），年终再由全民投票，决定干部的工分等级，干部根据评议的工分等级获得他/她当年的收入。

嘎措乡2014年注册了“普若岗日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值得注意的是，牧业公司销售畜产品时，并没有把“市场”凌驾于内需之上。牧业公司出售的牛羊肉是三等肉，而一等肉则留给辛苦的社员们自己消费。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嘎措人民公社从来没有任何纠纷，社会稳定性极高，村里也没有任何的闲散青年，与同时期的严打形成鲜明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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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6月26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全国现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毛泽东听完后，十分震怒：“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当天，毛泽东针对这一问题，作出指示。9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卫生部党委《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到年底，全国城乡医疗卫生网基本形成，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实行合作医疗制度。

1976年9月，覃祥官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了在菲律宾召开的“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27届会议”“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向各国代表介绍了中国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实施状况。世界卫生组织赞誉其为“第三世界国家最佳的医疗制度”。

1978年，农村合作医疗被全面否定，合作医疗开始大面积解体。

到2002年，我国农村有79.1%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险。

2002年10月，中央重新提出各级政府要积极引导农民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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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会宣传恢复了高考，他们不会告诉你没有高考的时代依然有大学教育，是的，中国曾经有另一套不同于现在的教育体系。

他们会宣传高考的公平性，但是他们不会告诉你高考的公平性是建立在教育资源公平分布的前提下。（给农村孩子少量的教育资源，甚至不让他们接受教育，然后跟农村孩子说，跟大城市孩子同台竞技高考比分数是最公平的。）

1968年到1977年，国家采取工农兵大学推荐制，教员是看到当时农村文盲多，教育资源不足的现状，高考条件下农村学生根本无法跟城市学生竞争，于是采取推荐农村学子上学的方式。（强调一点，总有人喜欢把支持农村发展的教育政策和农村本地的官僚主义腐败混为一谈）

工农兵大学非常注重理论与实际结合，毛认为教育是为了培养人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解决生产生活中的问题。而现行的教育更偏向于社会阶级分层。这是两者理念的最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