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王朝与明王朝，相隔不过一百年，却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完全相反的气质与风格。
01官员地位
宋王朝待士大夫极宽厚，进退以礼，明言“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明王朝却视士大夫为奴仆，动辄就当庭打屁屁。
宋朝给予官员的俸禄也很优厚，用赵翼《廿二史札记》的话来说，宋朝“待士大夫可谓厚矣！惟其给赐优裕，故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各自勉其治行，观于真、仁、英诸朝，名臣辈出，吏治循良，及有事之秋，犹多慷慨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德之毕命疆场，历代以来，捐躯徇国者，惟宋末独多，虽无救于败亡，要不可谓非养士之报也”。
明朝呢，官员俸禄非常低，可能是历朝最低的，明朝人自己发牢骚说：“国朝制禄之典，视前代为薄。今京官及方面官稍增俸禄，其余大小官员自折钞外，月不过米二石，不足食数人，仰事俯首之资，以道路往来，费安所取资。贪者放利行私，廉者终萎莫诉。”
02社会风貌
从社会面貌来看，宋朝与明初简直就是两个相反的世界：宋朝商品经济发达，明初却商业凋零；宋朝夜市繁华，明初却恢复了严厉的夜禁；宋朝城市到处都是茶坊、酒肆、瓦舍勾栏，但明初，我们在城市找不到一所舍瓦，在农村看不见一间酒肆，人们几乎没有什么声色犬马的娱乐活动。
03原因探究
为什么会这样？与立国者对待工商业的态度有很大关系。
朱元璋就如一名保守的乡村地主，以农为本，不鼓励商业，政府更不应该热切言利。洪武年间，近臣提议“理财”，即想办法增加财政收入，但朱元璋告诫他们：“国家的财产，应该藏富于民，政府怎么可以像老百姓那样求利？昔日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结果小人竟进，天下骚然。”
宋朝则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得像一个贪婪的大商人，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就经济变法的部分而言，就是试图将政府改造成为一个超级公司，与民间商人竞逐于市场，如设立市易务，推行市易法，即是以政府充任投资公司，向城市商民放货、批发商品；各州县施行的青苗法，则相当于成立无数个面向农村的小额贷款国营银行。
从下面几个例子，也可以看出宋明二朝对待财货的态度有着很大的差异。
采矿
宋朝积极开矿，因为开采出来的金银铜铁，全都是财富啊。所以宋政府不但设立勘探矿产的专业技术人员，也鼓励民间积极探矿、报矿，对发现矿藏的人给予丰厚奖赏。
朱元璋则推行矿禁。有官员提议开采铁矿，元璋说：“现在冶铁的矿场已经很多了，国家并不缺乏铁产品，为什么还要开矿，将老百姓从农田驱赶到矿场中？”将提议开矿的官员打了一顿，然后流放海外。
《明史·食货志》记载，“坑冶之课，金银、铜铁、铅汞、朱砂、青绿，而金银矿最为民害。徐达下山东，近臣请开银场。太祖谓银场之弊，利于官者少，损于民者多，不可开。”
铸币
宋朝铸造铜钱也非常积极，一年的铸钱量，最高峰时为600万贯。明朝呢？常年不铸币，整个明朝近300年的铸币总量，居然不及宋神宗元丰年间一年所铸的货币量。
以致明前期，全国有接近一半的地区成为“不行钱之地”，即不使用法定货币的区域，民间交易只好采用实物货币，“云南专用海贝，四川贵州用茴香花银及盐布，江西湖广用米谷银布，山西陕西间用皮毛，自来钱法不通”。
商税
宋朝对商税非常重视，来自工商业的税收与专卖收入，占了财政收入的大头，据研究者的统计，宋朝“太宗至道末年赋税总入为3559万贯。
其中农业二税为2321万贯，约占百分之六十五，茶，盐、酒、商等税入为1238万贯，约占百分之三十五，二税收入占国家财政赋税收入的主要部分。真宗天禧末年赋税总入为5723万贯，二税为2762万贯，约占百分之四十八，其他税入为2936万贯，占百分之五十二，开始超过二税的收入。
在仁宗时期陕西用兵，财政开支增多。庆历时商税收入已达1975万贯，酒税已达1710万贯，盐税715万贯。这三项收入共计4400万贯，已经大大超过了农业二税的收入了。神宗熙丰年间赋税总入为7070万贯，二税为2162万贯，占百分之三十，其他税入为4911万贯，占百分之七十。即国家财政三分之二以上来自农业二税以外的赋税收入”。（参见贾大泉《宋代赋税结构初探》）
明朝的财税收入呢，据黄仁宇的统计，1502年（弘治十五年），田赋正额为16799341石粮；1570—1590年期间（隆庆—万历年间），钞关税、商税、蕃船抽分、房地契税、竹木抽分、矿银、渔课等收入，合计943000两银；役与土贡折色1687000两银。
明代米价较低，弘治—隆庆年间，一石米约0.6两银，16799341石粮可折银1000万两左右，加上工商税、役与土贡折色，共计1300万两，工商税在国家税收中的比重，只有7%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