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有绝对的公有，相对的公有从绝对的私有中孕育而来，即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条件，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原始社会的氏族公有是氏族间的绝对私有中孕育而来的相对公有。人类社会只有在绝对的集中的私有中才能实现相对的全面的公有，即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之上建立（建设）社会主义。
广义而言，权力（经济权力）这一概念产生并广泛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即有权决定某人生产什么，同时有权决定某人被分配多少，分配关系录属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随着生产力不断提高以及相应进一步明确的社会分工，录属于生产关系的分配关系被分工（并非分离独立）出来，出现了狭义而言的权力（政治权力）并集中体现在上层建筑之中，即有权决定不同阶级被分配多少，通过决定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分配环节进而影响交换与消费环节并反作用于生产环节，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分配关系在分配享有的基础之上衍生出惩戒剥夺，其目的在于强迫接受该分配关系所隶属的生产关系，尤其是人类私有化历史中不公平不正义的生产关系；分配享有与惩戒剥夺是分配关系中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即不存在没有分配享有只有惩戒剥夺的权力，缺乏分配享有的权力必定会被惩戒剥夺。权力这一概念无法与劳动结合，不属于生产资料；其无权决定自身的属性以及是否产生掠夺，同时被生产关系否定时就会轰然崩塌。原始氏族社会中权力（政治权力，下同）就已然出现，围绕着分配集体狩猎采集的劳动成果而产生的分配方式及决定分配方式的权力在氏族社会集体劳动中逐渐形成，该权力具有公有属性，不产生掠夺也少有惩戒剥夺。
但生产要素可以被私有，由此生产关系决定的分配关系，即权力也会被私有，继承乃至分享。官僚群体由国王、皇帝开始在私人关系中层层分包从而获得私有属性的权力，通过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影响生产关系乃至破坏生产关系，参与对公有劳动成果的掠夺，为个人及私人关系谋取利益提供“忠诚”，这一群体由此形成了依附于集中土地私有者的旧的封建官僚阶级。需要明确的是这样的权力分包并不具备公有属性，仅有的公有属性是无地农民不断批判争取获得的，且私有属性恒强于公有属性；权力的大小取决于私人关系的亲疏远近，同时维系私人关系成为封建政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首辅张居正威权震主才险招鞭尸；这一阶级还包括与官僚有利益输送的私人关系，诸如亲属、师徒、朋友等外部人员，封建官僚尤其是高层级官僚必定会被私人关系束缚驱使，成为私有制社会中欲望具象的集合体，高薪养廉只是笑话。在此之前的官僚个人本就掌握生产关系而后才被授予官职，或者被敕封官职的同时被掌握了相应的生产关系，此类官僚群体属于奴隶主阶级或封建地主阶级而非官僚阶级。
各朝皆承秦制，后又通过察举，科举等方式一面为无地的寒士提供改变阶级的途径，一面为巩固土地的集中私有而寻找“忠臣”。各朝通过任用依附并“忠诚”于皇帝这一集中土地私有者的儒生、士大夫等封建官僚阶级用以斗争并取代诸如学阀世家、军事贵族等封建地主阶级，以及应对中间阶级缺失带来的社会不稳定，至宋已形成了“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的局面。旧中国复杂多样的地理社会形态等客观因素要求统治集团更专业的治理能力，不得不通过权力分包取代了土地分封，以封建官僚阶级取代了封建地主阶级，与欧洲封建社会相比表现形式虽有不同而无生产关系上的本质区别。而宋神宗出于维护自身权力的需求说出了“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土地集中私有者们一面要求封建官僚阶级保卫自身不公平的私有利益，一面又希望它们使用私有属性的权力“为生民立命”，彰显该权力具有“上天”赋予的公有属性。在土地绝对集中的王朝前期，为了维持王朝长治久安，皇室能长期占有不公平的私有利益反而使权力表现出更强的公有属性，即所谓的“盛世”，当然依旧仅是少数人的盛世；而掌握并集中权力是“变法”成功的必要条件。
因果本末倒置，没有解释为何分封制会受到破坏出现土地买卖。近代西欧各国君主如路易十四等主动任用官僚加强集权，修建凡尔赛宫控制贵族地主
由于这一阶级本身不掌握生产关系，一旦土地集中私有者的生产关系被动摇，它们必然会为了维持自身在分配关系中的存在而寻找新的依附对象，即新的土地集中私有者。这一阶级必须依附于生产关系才能维持自身存在注定了其必然的软弱性。朱元璋分封诸王就是深刻地意识到在缺乏封建地主的封建社会，当皇帝的力量遭到动摇时，封建官僚就会立即寻找新的军阀、皇帝作为依附对象，为自身的权力行使寻找新的来源。可惜朱家藩王在封建官僚打击下无法给力，毕竟朱棣也是朱家子孙，毕竟闯王才是民心所向，毕竟八旗屠刀真剃头。无论正统与否还是对立阶级，它们都能欣然接受自圆其说；看似强大的帝国却因为软弱的社会中间阶级而注定脆弱不堪。
随着王冠被打落在地无人俯拾，官僚群体也在逐渐转型。它们主动或被动地参与革命抛弃了土地集中私有者，从而形成了新的官僚资产阶级；根据其是否掌握生产关系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未能掌握生产关系，一类则主动掌握生产关系。第一类官僚资产阶级不得不依附于资产阶级而存在，将权力作为它们的“生产要素”为自己和“金主”堂而皇之地牟利，例如美国官僚群体。在独立战争胜利后美国资产阶级逐步退出政坛并让位于能代表它们利益的政客，仅有的部分生产关系也被政客为了个人利益抛弃在新自由主义的浪潮中；同时随着资产阶级分化为金融资产阶级和实业资产阶级，美国政客也分化为“阉驴”和“笨象”两党（先有两党而后才逐步明确各自的依附对象）。如果官僚资产阶级依附于外国资产阶级则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买办”，例如日韩英等世界岛边缘国家的官僚群体，还包括欧盟等部分非国家组织官僚。第二类官僚资产阶级直接控制诸如能源、矿产、军工等重要生产部门，集合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于一体成为了可以独立存在的统治集团，例如德法俄等世界岛中央国家，是国际金融资产阶级最痛恨最欲颠覆的群体；这类官僚资产阶级资产集体所有，并非资产阶级，它们也并非克服了自身的软弱性，它们虽然可以独立存在，但有一朝其生产关系被动摇或被生产关系否定就会迅速转变为“买办”，而“买办”欲独立则不得不付出沉重代价，连猫狗也会被“制裁”。有意思的是，第一类国家中普遍孤悬海外或地形破碎而生产关系分散，无产阶级力量分散且资产阶级力量强大，社会变革主要由资产阶级领导，权力私有属性更强，仅相对资产阶级而言具有公有属性；第二类国家则多是革命老区，核心平原与生产关系集中，无产阶级力量集中且强大，社会变革主要由无产阶级推动，权力公有属性更强，但是革命成果往往被无耻篡夺，退化成仅相对官僚群体具有公有属性。
正如“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一般，所有官僚阶级的“忠诚”都是相对的，它们主要对向其分包权力的来源负责，形成了利益不同党同伐异的朋党和层层包庇瞒上欺下的团伙。正是如此才能在一些国家看到一群蛀虫在马戏团上演全武行，不像某些国家背后撕演讲稿、背后开枪自杀或者不停Order～！！那般“上流绅士”。同时就社会治理职责而言，原则上的群体责任造成事实上的个人责任匮乏，在不断地轮换与选秀中无人对社会负责，而群体责任也仅是维护其依附对象或官僚阶级自身不公平的私有利益。也就是说所有官僚阶级都必须依靠最高执政权力维持表面团结，并让其背负社会和历史责任，否则就会分崩离析统治混乱乃至被推翻。
各类官僚阶级的软弱性是它们的本质特征，其对执政权力的依靠正是无产阶级可以驾驭利用官僚群体建设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在无产阶级专政政权中，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执政权力绝对集中高于一切，各类事务权力不断细分相互独立，军事权力牢牢保卫革命成果并不断提升军事实力。通过将反作用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分配环节的权力分置于行政权力之外，形成中央经济委员会领导的以国有金融资产管理为核心，以国土资源管理，国有企业管理，货币外汇管理等为辅的绝对集中的经济权力并逐步提高国有金融垄断程度形成绝对集中的生产关系，并通过无偿发放公民股与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紧密联系，实现低水平的覆盖全体公民的公有制经济基础再渐进温和地提高公有化水平形成相对全面的分配关系，否定一切仅限部分人的公有。将生产环节中的生产安全与质量安全管理保留在行政权力之中，保留税收的再分配功能作为分配环节补充。所有公益性设施均由行政机构分管部门建设维护，所有经营性设施提交国有企业建设经营，在不断减少税种、降低税率的同时加强转移支付补充行政开支，最终实现彻底消除税收，以转移支付为行政机构最终唯一收入。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将经济权力分置，彻底阻断行政权力对生产关系的反作用，使官僚群体彻底依附于无产阶级公有制生产关系，成为行使公有属性权力的为全体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官僚群体。通过无偿发放公民股紧密联系最广大的无产阶级，使各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自发拥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确保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被动摇，不被否定。
行政机构尤其是缺乏专业经济知识的地方行政机构长期影响着当地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交换、消费环节，不科学的政策对生产关系的负面反作用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波及国家经济基础。在人类私有化历史中生产要素不可避免地垄断和集中的趋势与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是相违背的，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行政机构往往不得不在分配环节中作出取舍。同时地方行政机构以行政手段推动经济发展也仅是一时的过渡方法，随着商品经济对市场愈加开放的需求，各自为政的半封闭市场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腐败的根源在于不公平不正义的私有利益合法合理使得各类官僚阶级有动力腐败，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使得它们有能力腐败；在实现共产主义之前腐败不可能根除，只能剥夺其能力阻断其途径。
成立国有金融投资控股集团代表人民行使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权，不设地方分支机构以确保国有金融资本的绝对集中，同时设立国有金融资本保护法，在合营企业以具体实物作为国有资产标的，不断排除国有金融资本的风险推动各类企业不断提高生产无人化，自动化水平，降低生产力中人为因素的不稳定性。鼓励各类资本，商品，劳动力在全国市场内自由流通，鼓励合营企业竞争兼并，同时让国有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支持优质企业拓展规模与市场，不断提高国有金融垄断程度，增加公民股基数夯实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经济基础。渐进温和地提高社会公有化水平使公民股逐步覆盖公民基本生存开支，最终将人从生存驱动劳动中解放，以实现人生价值驱动劳动，以创新劳动取代重复劳动产出更多价值。
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意味着社会治理责任与经济风险管理的高度集中，意味着中央经济委员会成员必须以对社会和历史负责的态度不断研究学习，依据客观事实审慎地作出决策。圣人不存在，完美的制度亦不存在，但人类社会的进步只能由具体的人来推动，只有不断革命自身私利的制度才是最好的制度。古代农民阶级在不断地批判斗争中总结出了“均田免赋”的目标，当代全世界无产阶级也需要有明确的斗争目标，即“无产垄断金融，公民渐进平股”。
